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實踐樣本——新大眾文藝東莞素人寫作整體觀察|荷風蓮韻·新大眾文藝

第20期

編者按

東莞是全球知名的“世界工廠”，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視野下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精彩篇章。東莞的城市肌理和文化載體，既是城市文化轉型的注腳，更是億萬普通勞動者在現代化進程中精神覺醒與文化創造的生動縮影。東莞“素人寫作”蔚然成風，以“素人寫作”為代表的東莞文學現象是東莞文學內生力量的精神寫照，也是新大眾文藝的生動實踐與范式樣板。東莞本土作家群迅速崛起，“橋頭文學模式”“長安文學現象”“樟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等地域性創作集群在全國都有影響力。本期推出胡磊老師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實踐樣本——新大眾文藝東莞素人寫作整體觀察》，透過評論家冷峻的目光，讓我們繼續文本的“未完成性”，與中國式現代化“永遠在路上”的動態特征遙相呼應。歡迎關注！

【名家有約】·文學評論

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實踐樣本

——新大眾文藝東莞素人寫作整體觀察

胡磊

摘要：本文以東莞近三十年的文學發展實踐為研究對象，剖析其從全球知名的“世界工廠”向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文學重鎮”進行文化轉型的內在邏輯與核心動力，以及一座典型移民城市通過系統性文學組織化建設，特別是自覺推動以“素人寫作”為代表的“新大眾文藝”實踐所催生的文化生態質變，揭示在技術平權與移民文化交融的語境下，民間文學力量如何自下而上地生長并與頂層設計協同，共同塑造城市文化新身份。指呈東莞實踐不僅為當代城市的文學發展與文化轉型提供了一個先鋒性樣本，更從一個側面展現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普通人精神世界的豐富圖景，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文內涵提供了重要的微觀視角。

關鍵詞：素人寫作；新大眾文藝；東莞文學現象；中國式現代化；城市文化轉型

一、文化轉型：一種文學現象的生成

2024年末，中國作協原副主席、著名作家陳建功時隔三十年重訪東莞市文聯，在舊日“作家題名錄”上欣然題簽“暖心之家”。這一跨越三十年的文學情緣，象征性地勾勒出東莞與中國當代文壇之間深厚且持續的聯系脈絡。從1994年東莞市作協成立時名家云集的“文學啟航”，到打工文學、勞動者文學及新工業文明書寫的興起，再到今日以“素人寫作”現象震動全國文壇，東莞的文學發展軌跡，不僅為觀察經濟先發地區如何實現深層次文化轉型提供了極具研究價值的范本，更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普通人精神嬗變與文化自覺的生動縮影。

東莞的文學轉型首先始于自覺的、系統化的組織建設與高端文學資源的引入。1994年11月18日，東莞市作家協會在改革開放浪潮中成立，陳建功、馮牧、陳殘云、李國文、莫言等文壇大家蒞臨，標志著東莞文學發展進入了有組織、有規劃的新階段。此后三十年，東莞通過持續舉辦“中國文藝名家看東莞”等活動，吸引了王蒙、余華、賈平凹、蘇童、阿來、李敬澤等一代代名家頻繁到訪指導，形成了持久的高端文學滋養通道。與此同時，東莞“荷花文學獎”等本土文學品牌相繼設立，夯實了創作的評價與激勵機制。“中國作家第一村”2010年在樟木頭鎮落戶，王松、雪漠、陳啟文等作家以“候鳥”模式棲息于此，使東莞成為部分重要作家的生活與創作現場，極大提升了其在國家文學地理中的能見度。

在高端引領的同時，東莞文學的內生力量開始茁壯成長。一方面，以王十月、鄭小瓊、塞壬、柳冬嫵等為代表的本土打工作家群迅速崛起，其創作扎根于東莞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經驗，“橋頭文學模式”“長安文學現象”等地域性創作集群引起全國關注。另一方面，也是最具革命性的，是“素人寫作”的蔚然成風。那些身處工廠流水線、服務業一線的普通勞動者，以詩歌、散文、非虛構、小小說、民間筆記等形式，真摯記錄自身的生存體驗與精神世界。從鄭小瓊早期詩歌對工廠生活的銘寫，到王瑛《擦亮高樓——清潔女工筆記》入選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溫雄珍詩集《炭火上安居》入選“作家定點深入生活”項目，再到2025年36名東莞素人寫作者集體進入魯迅文學院深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中國作家》等主流媒體持續跟蹤關注，馬益林、熊鋒、薛依依、陳一默等素人作家先后參加全國青年文學人才研修班、國際青春詩會等系列重要活動，表明這一群體已從零散的個體表達匯聚成具有集體面貌的文學力量，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億萬普通勞動者從“物質生存”走向“精神自覺”的文化表征。

在互聯網技術平權和新媒體普及的背景下，文藝創作主體正在從傳統專業作者向廣大民眾拓展。據不完全統計，自改革開放以來，共有?超2億人次?在東莞工作或生活過。東莞因其龐大的、充滿表達欲的產業工人和新市民群體，恰好成為“新大眾文藝”最肥沃的試驗場。這些“素人”的寫作，以其原生態的質感、真摯的情感力量和獨特的底層視角，構成了東莞文學最鮮活、最富有沖擊力的部分，使其文學景觀呈現出既有高端引領、又有深厚大眾基礎的“頂天立地”格局。

東莞文學的卓越實踐獲得了國家層面的多重認可。東莞市作協于2022年獲評“全國基層組織先進集體”；“東莞作家寫中國”“重返文學現場：新大眾文藝東莞素人寫作基層培育計劃”等項目連續入選中國作協、廣東省作協重點文藝志愿扶持項目；《文藝報》《人民日報》等權威媒體專題調研“東莞文學現象”，將其與寧夏“西海固文學現象”湖南益陽“清溪村文學村莊”等并列，視作全國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實踐。2025年，《文藝報》、廣東省作協與東莞市文聯共建成立“新大眾文藝（東莞）創作與研究中心”，樟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長安文學現象、橋頭文學模式、石碣灣區文學港、石排“中國潮玩原創故事創作生產基地”等先后設立，形成多元文學陣列品牌。

探究東莞文學的轉型動因，可歸結為以下幾方面合力：一是政策與組織推力，“文化強市”戰略的持續支持以及市文聯、市作協高效創新的組織工作，為文學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資源鏈接；二是移民文化動力，超千萬的移民人口帶來了多元文化背景和旺盛的生命故事，構成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的素材寶庫，這正是中國大規模城鎮化進程中人口流動與文化融合的微觀寫照；三是技術平權賦能，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降低了創作與發表門檻，加速了民間文學力量的聚集與成長；四是時代精神共鳴，這些來自生活一線的素人寫作真實記錄了當代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的個體命運與情感結構，因而能夠超越地域，引發廣泛共鳴，成為中國故事最生動、最真切的組成部分。

二、溯源與流變：從“打工文學”到“素人寫作”的三十年譜系

東莞的文學景觀，若僅觀察其當下的繁盛葳蕤，難以洞見其深層的生成邏輯與歷史韌性。倘若將時間維度拉長至三十年，一條清晰的主脈赫然浮現：書寫主體從“打工詩人”“打工作家”擴展至涵蓋更廣泛職業背景的“素人”群體；書寫內容從聚焦流水線上的異化勞動與身份焦慮，拓展至描繪城市生活的煙火詩意與個體生命的復雜體驗。

（一）譜系之源：“打工文學”的先鋒標簽與時代胎記

理解東莞當下的“素人寫作”，必須將其置于“打工文學”三十余年的發展脈絡中考察。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東莞“世界工廠”地位的奠定，數百萬產業工人涌入。其中具備文學敏感與表達沖動的青年，開始用詩歌、小說記錄流水線上的汗水、鄉愁、疼痛與夢想。鄭小瓊的詩歌、王十月的小說、塞壬與阿微木依蘿的非虛構、柳冬嫵的評論，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打工文學”打破了文學書寫主體的傳統邊界，讓“沉默的大多數”發出聲音，以粗糲真摯的質感呈現了中國快速工業化進程中一線勞動者的生存圖景。它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具痛感與真實感的文化證詞，是數億農民向產業工人轉型過程中的精神檔案，成為當代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一脈。此時的寫作帶有鮮明的“吶喊”與“見證”色彩，是特定歷史條件下文學對時代巨變的直接回應，也是新大眾文藝與素人寫作的早期雛形。

（二）譜系之變：“素人寫作”的異軍突起與范式拓展

隨著時間推移與城市發展轉型，東莞的民間寫作生態發生了深刻變化。書寫者不再局限于制造業工人，而是擴散到環衛工、外賣員、社工、小店業主、流水線工人等城市生活的各個角落。其寫作雖同樣根植于個人真實經驗，但主題更為多元，視角從對“機器與廠房”的集中凝視轉向對“日常與內心”的廣泛勘探。其美學追求從早期的“問題意識”主導，轉向對生活本身豐富性、個體存在獨特性的詩意捕捉。從“打工文學”到“素人寫作”，實現了從“生存敘事”到“生活敘事”的范式拓展，標志著現代化進程中普通人的精神需求從“被看見”的渴望，走向“自我表達”的自覺。

（三）譜系之因：一以貫之的激勵機制與品牌化構建

譜系流變的背后，是東莞文學組織工作持續而有效的“守正創新”。東莞率先打破戶籍限制，出臺農民工作家入戶政策及“作品換社保”等創新舉措，設立專項扶持資金，簽約扶持50多名打工作家，成立打工文學創作培訓中心，形成了從發現到扶持的全鏈條支持體系。

在傳播推廣層面，東莞與《人民文學》《人民日報》《文藝報》《中國作家》及花城出版社、羊城晚報集團等深度合作，構建“紙媒+客戶端+短視頻”的全媒體矩陣。2025年5月，《人民日報》刊文肯定其“記錄城市躍遷，描摹煙火詩意”；《文藝報》先后推出8個版面專題報道，舉辦“新大眾文藝視野下的素人寫作”沙龍，將其定位為“新大眾文藝典型樣本”；《南方日報》《羊城晚報》等持續跟蹤關注。李敬澤、謝有順、賀仲明、晏杰雄、胡磊等評論家與文學組織者，通過理論總結、策劃高端學術研討會和多媒體傳播，不斷為這一現象賦予理論深度。

2023年以來，以“素人寫作”為鮮明特征的“東莞文學現象”與“西海固文學現象”“湖南益陽清溪文學村莊”并列為全國三大典型文學現象。東莞市委書記韋皓在《學習時報》刊發署名文章，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胡勁軍高度肯定東莞新大眾文藝素人寫作為廣東文學爭了光，從地方治理角度確認了這條文學路徑對于凝聚城市精神、賦能城市轉型的獨特作用。這一認可表明，素人寫作已從民間自發行為上升為國家文化治理層面的關注對象，是中國式現代化中文化建設路徑的重要探索。

三、文本與現場：素人寫作的美學嬗變及其生態構建

東莞素人寫作是全球化工業城市在特定歷史階段，由技術平權、移民文化聚合與有組織的文學培育共同催生的“新大眾文藝”典型樣本。其核心特征在于“文本”與“現場”（生活現場、職業現場、情感現場）的深度互嵌與即時轉化。在“新大眾文藝”理論框架中，其實質是“創作主體從專業作家向廣大民眾的拓展，是文藝創作權在新技術條件下的下沉與擴散”。因此，對素人寫作的考察必須超越單純的文本分析，深入其生成的現場：工廠車間、市井街巷、出租屋與網絡社群，探究文本如何從現場中孕育并最終獲得文藝美學形式。

（一）創作主體的多元構成與自覺意識

“素人寫作”特指未接受系統專業文學訓練、以非寫作為主要職業的普通市民，基于自身真實生活經驗進行的持續性文學創作活動，其核心在于以真實生活為底色，打破傳統文學精英化壁壘。這一創作主體呈現出高度的多元性。其一，行業覆蓋廣泛，涵蓋流水線工人、清潔工、燒烤攤主、石材廠工人、建筑設計師、技術能手等，幾乎貫穿城市運行的各條脈絡。其二，代際譜系連續，從“60后”到“00后”的寫作者共同參與，形成了貫穿改革開放全程的民間記憶書寫鏈。蘇燭、黃偉興、李奕橙等“漂二代”詩人的寫作較少帶有父輩強烈的城鄉二元撕裂感，而更多聚焦于自身在城市的成長與身份認同，這一代際轉換本身就是中國城鎮化從“量變”走向“質變”的文化表征。其三，在文學活動、培訓機制及同行交流的感召影響下，許多素人作者從“有感而發”走向“有意創作”，實現了從自發向自覺的提升和覺醒。

（二）文本生產的現場依附性

素人寫作的文本形態緊密貼合其生活現場與技術條件。首先是創作載體的革命。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創作得以從書齋解放，無縫嵌入勞作間隙、通勤途中與市井經營之時。溫雄珍用手機記錄燒烤攤旁的市井感悟，黃立明用手機存份菜市場遭遇的人與事，曾為民在手機里寫下數百首“石頭詩”，這種“指尖寫作”實現了創作與生活現場的高度重疊。其次是文體的適配性選擇。詩歌擅長凝結情感與意象，非虛構（如王瑛《清潔女工筆記》）直接為底層生活建檔，中短篇小說便于勾勒市井人物命運輪廓，這些文體共同指向“短、平、快”的特質，適配統籌碎片化的業余時間。再次是經驗的真實密度。作者即是所書生活的親歷者，王瑛筆下的保潔細節、溫雄珍詩中的燒烤煙火、曾為民“石頭詩”里的工業觸感，提供了職業作家難以虛構的第一手細節，構成了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最微觀、最真實的文學檔案。

（三）美學范式的轉型：從“苦難敘事”到“日常詩學”

東莞素人寫作的美學風格呈現出清晰的代際演進，核心是從早期“打工文學”的“苦難敘事”轉向更具包容性的“日常詩學”。這一轉型深刻折射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時代背景。

其一，“我在場”的經驗真實主義。素人寫作的美學合法性植根于“真實”，遵循“我在場”的最高準則，追求對生活現場的原生還原。這種真實經過情感浸潤與樸素思考的過濾，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將以往被忽略的勞作經驗與市井知識提升為文學表現的中心對象，完成了一次對平凡職業與日常生活的“文學賦權”，這也是對“勞動光榮”這一中國式現代化核心價值的藝術確證。

其二，自傳體敘事的情感嬗變。相較于早期打工文學中濃郁的悲情控訴與身份焦慮，當下素人寫作的情感基調被一種更為內斂從容的“溫情堅韌”所稀釋。王瑛的作品聚焦于“清潔工”作為“人”的尊嚴而非“外來者”的悲情，溫雄珍在煙火氣中提煉希望與真誠，曾為民在石頭的冰冷中窺見生命哲理，唐春元在煤氣與火的隱喻中照見自已寫作與文學的關系。苦難并未消失，但被更廣闊的生活所包裹和消化，從“傾訴苦難”轉向“建構意義”。

其三，“未完成”的美學形態。由于創作的非職業性，素人文本常呈現日記體、隨感錄及碎片化寫作，結構松散化即興化，這恰恰形成一種“未完成的美學”。它不追求經典敘事的圓滿閉合，而是以情感的充盈、細節的鮮活和形式的自由，保持向生活開放融合的姿態，這正如中國式現代化本身，永遠在路上，始終向未來敞開。

（四）可持續的文學生態：代際接力與“全鏈條”培育

素人寫作的繁榮并非純粹自發，其背后存在一個活躍的文學生態支持系統。一是“師徒制”的草根傳承。以王十月、鄭小瓊等早期成名的打工作家為代表，自覺承擔起“文學伯樂”角色，通過推薦、改稿、提攜等方式，將創作經驗與發表資源傳遞給新人，形成富有溫度的草根傳承網絡。二是“微生態”閉環的形成。點對點的幫助逐漸發展為作協、文學期刊、文化部門與社區等多方力量共同營造的“文學微生態”，通過培訓、評獎、出版、研討等系列化舉措，為素人作者提供全鏈條支持，使寫作擺脫個體化、偶然性的局限。三是組織化培育的系統工程。東莞市作協等機構通過文學創作“全鏈條”扶持培育、作家村“揭榜掛帥”“東莞文學論見”“素人寫作培育計劃”以及對接魯迅文學院等高端平臺，完成了從“自然生長”到“有序培育”的關鍵一躍。

東莞素人寫作以其鮮明的“現場—文本”深度互嵌、從苦難敘事到日常詩學的美學嬗變以及獨特的代際生態培育機制，生動詮釋了“新大眾文藝”的理論內涵。它不僅是文學創作隊伍的擴容，更是一場深刻的美學民主化實踐。通過多元主體的廣泛參與、技術媒介的賦能、美學范式的溫情轉型以及有機文學生態的支撐，成功將一座工業城市的日常經驗與生命律動，轉化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文學現象與文化品牌。

四、機制與張力：生態現象背后的推力與阻力

東莞“新大眾文藝”及素人寫作現象，已成為觀察當代中國基層文藝生產的典型樣本，其背后蘊含著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文化建設的深層邏輯。究竟是何種力量合力催生了這一獨特景觀？繁榮表象之下又潛藏著哪些制約其深度發展的矛盾？這些問題的解答，對于理解中國式現代化中文化建設的路徑與挑戰具有普遍意義。

（一）核心推力：多重力量的協同共振

一是城市文化轉型的內生驅動。東莞從“世界工廠”向“品質文化之都”轉型，產生了對“文化身份”的迫切需求。素人寫作以其原生性、人民性與在地性，為城市提供了“自下而上”生成的文化名片，有效縫合經濟成就與人文精神之間的斷裂。這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內在追求。

二是技術平權與媒介生態變革。智能手機與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極大降低了寫作、發表與傳播的門檻，使“隨時隨地創作與分享”成為可能。這是中國作為互聯網大國，技術發展紅利惠及基層民眾的真實寫照，也是“新大眾文藝”之“新”的物質技術前提。

三是移民社會的經驗富礦與情感動能。東莞常住人口超千萬，非戶籍人口占比七成，極度的“流動性”帶來了海量差異化的生命經驗。劇烈的社會流動與職業體驗積累了豐厚的情感能量，寫作成為個體進行自我認知、身份建構與社會連接的重要方式。溫雄珍稱詩歌為“心靈的救贖港灣”，章新宏通過寫作記錄城市變遷。這種源自生活深處的“表達剛需”，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普通人精神需求日益增長的時代縮影。

四是文學組織的系統化創新。東莞市文聯、市作協扮演了“催化劑”與“轉化器”角色，其推力不僅在于常規的培訓、交流、評獎，更在于“揭榜掛帥”引導主題創作、“重返文學現場”培育計劃、對接魯迅文學院等高端平臺、聯合花城出版社出版作品、設立文藝精品扶持獎勵專項資金等一系列創新機制，將“個體寫作”升級為“城市文化工程”。這種“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的組織模式，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中制度優勢在文化領域的創造性轉化。

五是時代精神的召喚與主流話語的契合。素人寫作強調“人民書寫”“生活史詩”，天然承載著普通奮斗者的夢想、尊嚴與韌性，與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導向高度契合，獲得了從地方到國家的政策支持與話語合法性。

（二）潛在阻力：繁榮背后的內在張力

一是結構性短板與落地梗阻。目前東莞本土缺乏公開發行的文學刊物，導致部分作者外流；多數作者缺乏系統訓練，作品同質化嚴重；專業評論缺位使得文本價值難以被提煉推廣；讀者圈層固化，作品難以“破圈”。這些問題折射出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缺陷與局限，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在文化領域的具體表現。

二是文學性“經典化”焦慮。素人寫作的核心價值在于“經驗真實性”與“情感原生性”，但當作品進入更嚴肅的文學評價體系時，難免面臨經典文學標準的審視。如何在不損害生活毛邊與真誠質感的前提下實現藝術性的錘煉提升，是其獲得長久文學史地位的關鍵挑戰，這也是新大眾文化時代，如何平衡“民主化”與“經典化”的普遍性命題。

三是創作主體的“可持續性”困境。大多數素人作者本職工作繁重，寫作依賴碎片化時間和極強的個人意志力，創作狀態易受生計波動影響。能否持續涌現具有突破性的新銳作者，是生態健康度的考驗。這一困境本質上反映了勞動者在追求精神發展時面臨的時間與精力制約，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需要逐步解決的深層矛盾。

四是“素人”標簽的雙刃劍效應。“素人”身份在帶來關注度的同時，也可能導致讀者和評論界以“獵奇”或“社會學標本”的視角看待其作品，削弱對其文本文學價值的獨立評判，形成隱性的文化區隔。

五是組織化培育與個體自發性的張力。系統性組織培育在提升整體水平的同時，可能帶來潛在的“規訓”風險。如何在“賦能”的同時保護個體表達的自主性與差異性，避免走向新的“同質化”，是組織工作需要把握的微妙平衡。這一張力觸及中國式現代化中文化治理的核心命題：如何實現“引導”與“放手”的辯證統一。

（三）辯證自覺：在推力與阻力的平衡中尋找未來

東莞素人寫作現象的興起，是時代機遇、地方需求、技術條件與有效組織共同造就的文化成果。其強大的“推力”系統，為當代中國如何激活基層文藝創造力提供了寶貴經驗；其面臨的“阻力”，同樣真實且深刻，折射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文化建設的普遍性課題。未來的發展，關鍵在于形成一種“辯證的自覺”：既珍視其源自生活的根本動力，又引導其在藝術上精益求精；既充分發揮組織體系的支撐作用，又警惕其對個體創造性的可能抑制；既善用“素人”的傳播優勢，又努力超越標簽，使作品以普遍的文學力量獲得認可。唯有在推力與阻力的動態平衡中不斷調適，這一文化實踐才能從“現象”走向“傳統”、走向未來，為中國式現代化貢獻獨特的人文力量。

五、破局與展望：可持續基層文學生態的構建路徑

東莞素人寫作現象的持續生命力，有賴于超越短期項目扶持、具備內生性動力的基層文學生態構建。其構建需遵循“賦能”而非“替代”、“培育”而非“拔苗”、“開放”而非“封閉”的核心原則，推動該現象從依賴外部資源的“文化盆景”，成長為根系深扎于城市社會肌理的“文化森林”。

（一）破局：從“現象培育”到“生態構建”必要性轉向

當前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強有力的外部組織推動、媒體聚焦與政策扶持。若要避免“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風險，必須將工作重心從“打造現象”轉向“構建生態”，即便外部關注度波動，其內部的創作生產、交流評價、代際傳承與價值轉化仍能有機運轉。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從“外源推動”走向“內生增長”邏輯在文化領域的延伸。下來，東莞將聚焦新大眾文藝（東莞）創作與研究中心、樟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石碣灣區文學港、“文學橋頭堡”等建設，推動新大眾文藝實踐從“現象級熱潮”向“高質量生態”系統化邁進。

（二）核心原則：可持續生態構建的三大基石

一是賦能而非替代。為創作者提供工具、知識、平臺和機會，激發其內生創造力，而非以專業意志“替代”其原生表達，保護素人寫作真實、質樸的源頭活水。這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尊重人民首創精神”的根本立場。

二是培育而非拔苗。注重基礎性的文學普及、審美啟蒙和長期陪伴式輔導，營造讓文學種子自然萌發的豐厚土壤，避免追求短期轟動效應導致作者創造力透支。這是對文化發展規律的尊重，也是“久久為功”的中國智慧的體現。

三是開放而非封閉。對內鼓勵不同風格、代際、行業的作者交流碰撞，對外積極與學術界、出版界、影視戲劇界等其他文化領域對接，實現能量交換與價值增值。開放包容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質，也應是基層文學生態的內在品質。

（三）構建路徑：多層次系統化的機制設計

一是制度創新層，建立分層多元的支持體系。基礎普及方面，依托社區、圖書館、企業職工之家建立常態化的“文學工作坊”“閱讀沙龍”，降低參與門檻。骨干提升方面，優化“改稿班”“名家工作室導師制”，與高校合作開設定制化寫作課程。精品孵化方面，設立“素人寫作創作資助計劃”，為致力于長篇非虛構等項目作者提供津貼、創作假期及專家支持。同時推進四大破局策略：設立專項創作經費，建立專業文學館，創辦本土刊物《新大眾》，打造作家書屋散布的莞樟路、莞長路文創文旅線路。這套分層體系，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循序漸進、精準施策”的方法論。

二是評價激勵層，構建超越“素人”標簽的多元評價標準。設立“雙軌”評價機制：一是珍視“社會記錄價值”與“情感真誠度”，一是對接“文學藝術標準”。可嘗試聯合國內有關部門發布《素人寫作評價指引》，設置“真實性”“共情值”“行業細節”等獨立指標，由評論家、編輯、大眾讀者代表共同打分，為“新大眾文藝”確立獨立的美學坐標系。

三是權益保障層，關注創作主體的可持續發展。繼續推動文藝專業職稱評審改革，與省作協、工會、人社部門探討將職工文學創作成果納入技能評定、精神獎勵等范疇。為確有卓越才華和持續創作力的作者，提供向專業作家、編劇轉型的輔助路徑，緩解生存與創作的根本矛盾。

四是數字化與共同體層，打造虛實結合的文學生活共同體。建設新大眾文藝“東莞素人寫作數字檔案庫”，系統保存多媒介資料，運營高質量的線上發表與評論社區。定期舉辦“長安文學之夜”“美塑工廠詩會”等文學主題活動，強化作者之間的情感聯結與身份認同，使文學社群成為其精神家園。

（四）邁向良性循環的生態愿景

構建可持續基層文學生態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生活”與“創作”之間更高層次的良性循環。生態不僅能不斷從沸騰的生活中汲取題材，更能通過其文學作品深度參與城市精神塑造與社區情感凝聚，從而反哺社會文化土壤。這一生態的成熟，將標志著東莞的新大眾文藝實踐從一種成功的“文化管理案例”，升華為具有示范意義的“文化生成模式”，讓文學的根系深植于人民的日常生活，讓“人民的文藝”真正由人民創造、為人民享有，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深沉而活潑的文化內驅力。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在文化領域從“有沒有”走向“好不好”的生動實踐，也是東莞經驗對全國最寶貴的啟示。

結語：文學實踐與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文圖景

東莞的“新大眾文藝”與素人寫作現象，其意義遠不止于文學領域的擴容。將其置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視野下審視，這一現象不僅是城市文化轉型的注腳，更是億萬普通勞動者在現代化進程中精神覺醒與文化創造的生動縮影。其文本的“未完成性”與東莞作為移民城市、轉型城市的“未完成性”形成深刻同構，也與中國式現代化“永遠在路上”的動態特征遙相呼應。這種寫作不僅是城市生活的記錄，更是對美好生活可能性的文學預演與協商。

（一）“中國故事”的微觀書寫與互文互構

東莞這座城市作為全球產業鏈的關鍵節點、海量移民的匯聚地、處于劇烈轉型中的社會空間，本身就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濃縮“文本”。素人寫作正是無數“匿名作者”對這個龐大文本進行的即時注解、局部書寫與情感投射。“寫作”與“城市”構成互文互構的循環，而東莞的個案又與整個中國的現代化敘事構成更大范圍的互文，即一座城市的文化轉型，映照著整個國家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精神歷程。這些素人筆下的文字，是“中國故事”最細微、最真切的投射細胞，以其不可替代的經驗密度與情感溫度，豐富著中國式現代化宏大敘事的肌理。

（二）“未完的寫作”與現代化進程的同構

素人寫作的核心美學特質“未完成性”，不僅精準對應了東莞的城市氣質，也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形成深層共鳴。其一，文本的“進行時”與現代化的“持續性”形成共振，素人文本多呈現為日記、隨感、短詩等片段敘事，拒絕封閉的結局，始終向生活敞開，正如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不斷推進、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其二，主體的“匿名性”與現代化的“人民性”彼此表征，素人作者首先是勞動者、市民，其次才是寫作者，其敘事構成城市意識的“合唱”而非“獨白”，這正是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本質的文學映現。其三，經驗的“毛邊感”與現代化的“復雜性”構成美學對應，素人寫作保留著生活的原始質感，不過度打磨，忠實于中國現代化進程本身那種混雜、蓬勃、充滿矛盾與希望的真實面貌。

（三）未來素人寫作的前景與挑戰

素人寫作不僅記錄現狀，更以其敘事實踐參與了對中國式現代化未來圖景的建構與想象。早期打工文學多表達“他鄉”的疏離與苦難，而當下許多素人寫作開始探討“在此生活”的具體細節與情感聯結，將東莞從“謀生之地”建構為“生活之鄉”。這一轉變折射了中國城鎮化從“人的流動”走向“人的扎根”的深層變革。不同職業的寫作者帶來截然不同的城市視角，其多元敘事本身就是對社會包容性的拓展。素人寫作構建的“日常詩學”，為宏大的現代化敘事提供了更具人文溫度的價值維度。同時提醒我們，中國式現代化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當然，挑戰同樣存在：碎片化敘事如何匯聚成對現代化的整體性想象，需要更高層面的理論提煉；若長期被置于“素人”框架下審視，其作品可能難以進入關于國家發展未來的嚴肅思想對話；當城市產業轉型、社會結構變遷時，素人寫作能否敏銳捕捉嶄新議題并實現代際間的創造性傳承，將決定其參與建構未來的深度與持續性。這些挑戰，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在文化建設領域必須面對和破解的普遍性課題。

（四）寫作即是一種建造

東莞的素人寫作，以其“未完”的特質，生動隱喻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開放性與可能性。它告訴我們，現代化的未來并非全然由藍圖和規劃預先決定，也在無數普通人的日常實踐、情感體驗和敘事創造中被持續地書寫和修改。這些來自基層的、帶著體溫的文字，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精神地質樣本”，保存著其最真實的情感層理與記憶斷層。

培育和支持新大眾文藝，遠非一項簡單的文化惠民工程，而是一項關乎中國式現代化文化主體性的深層戰略，認可并賦能最廣大的勞動者成為國家故事的共同作者，相信他們對日常經驗的文學轉化本身就是一種寶貴的國家文化資本。這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區別于西方現代化的本質特征：不是少數人的現代化，而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不是物質單向度的現代化，而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

《人民日報》刊文指出，“新大眾文藝‘潮涌’東莞，不僅是文藝服務與文藝創造的現實樣本，也為中國式現代化城市的轉型升級提供解題思路。”東莞從“世界工廠”到“文學重鎮”的轉型，其核心密碼在于成功將經濟發展史轉化為普通勞動者的精神成長史和文學表達史。通過制度設計將高端文學資源“引進來”，更通過培育“新大眾文藝”生態讓草根文學力量“長出來”。這一過程證明了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經濟活力與人文精神可以同頻共振、相互成就，全體人民可以在共享發展成果的同時共同創造精神財富。

“東莞文學現象”表明，一座城市的文學高度，不僅在于吸引了多少名家，更在于它能否孕育和接納來自生活深處、帶著生命溫度的真實聲音。這種以“素人寫作”為顯著特征的、組織化與群眾性緊密結合的文學發展路徑，為其他尋求文化轉型與特色塑造的城市提供了具有可參考性的“東莞方法”，也為觀察和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文內涵提供了重要窗口。從“東莞故事”到“中國故事”，素人寫作正在將流動的個體記憶沉淀為民族的國家文本，見證并記錄著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完整而深沉的情感軌跡。

東莞的實踐啟示我們，中國式現代化的壯闊圖景，既寫在經濟發展的數據中，也寫在普通人的詩行里。衡量這一歷史進程的成就，不僅要看其樓宇的高度與GDP的增速，也要看它能否孕育出屬于普通人的、生生不息的“寫作的春天”，那是億萬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最美寫照。這“未完的寫作”，正是通向中國式現代化美好未來最動人的序章。

（原載《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6 年第4期（總第36期，（雙月刊））

作者簡介

胡磊，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南大學）研究員，東莞市文聯副主席兼秘書長，東莞市作家協會主席。東莞理工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特聘教授，上饒師范學院客座教授。多年來致力于文藝批評與理論和地域文化研究，迄今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中國作家》《當代文壇》《南方文壇》《民族文學研究》等國內核心刊物發表理論、批評、學術隨筆文章等一百多萬字，部分作品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轉載。文藝理論專著有《南方鄉鎮的敘事視野》《城鄉中國的文學想象》《叢生的文本：地域文學的文化闡釋》《東莞文學四十年》《嶺南書畫藝術論稿：以東莞為考察中心》《東莞近現代書畫名家評傳》等。《東莞文藝》《南飛燕》主編。編著有《東莞文學年度發展報告： 2011》《東莞藝術年鑒2013》《東莞原創音樂劇十周年紀念文叢》《城里的陽光—東莞勞動者文學優秀作品選》《何以為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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