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千年古廟挖出梁山伯墓葬，墓志銘清晰可見，揭開梁祝化蝶真相

“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梁祝》唱詞

《梁山伯與祝英臺》與《白蛇傳》、《孟姜女傳說》、《牛郎織女》并稱為中國四大愛情故事，更是被譽為東方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從產生至今的一千六百多年以來，以其獨特的魅力在全世界廣為流傳，被譽為愛情絕唱。

梁祝的傳說與其他眾多民間傳說構成了中國民間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民間文學的重要載體，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審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相傳西晉時期，青年學子梁山伯外出求學，途遇女扮男裝的祝英臺，兩人一見如故，遂于草橋結拜為兄弟，同到紅羅山書院就讀。在書院兩人朝夕相處，感情日深。

三年后，英臺返家，山伯十八里相送，二人依依惜別。山伯經師母指點，帶上英臺留下的蝴蝶玉扇墜到祝家求婚，卻因祝父已將英臺許配給馬文才而遭祝家拒絕。山伯回家后悲憤交加，不治身亡，英臺聞之悲痛欲絕。

不久，馬家前來迎娶，英臺被迫含憤上轎。行至山伯墓前，英臺執意下轎，哭拜亡靈。

在祝英臺哀慟感應下，風雨雷電大作，墳墓爆裂，英臺翩然躍入墳中，墓復合攏，風停雨霽，彩虹高懸，一對有情人終化蝶去，從此相互翩躚飛舞，再也不分開。

梁祝傳說產生于東晉時期，關于梁祝傳說最早的文字記載出自唐代梁載言的《十道四蕃志》和張讀的《宣室志》。

《十道四蕃志》是這樣記載梁祝的故事的："義婦冢，即梁山伯、祝英臺同葬之地也。

在(鄞)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廟存焉。舊記謂二人少嘗同學，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臺之為女也。其樸質如此。”

在稍晚一點的《宣室志》中，梁祝傳說中的祝英臺女扮男裝求學、梁祝同窗三載、合葬這幾個主要故事情節已經清晰，梁山伯樸實憨厚、祝英臺機敏聰慧的人物形象也隱約可見：“英臺，上虞祝氏女，偽為男裝游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

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為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后為鄭令，病死，葬鄭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晉丞相謝安表其墓曰‘義婦冢'。”

這個記載明確指出了祝英臺是浙江上虞人，梁山伯是浙江會稽人，梁祝墓位于“鄖城西”（今浙江寧波）。

由此可見，梁祝傳說最早應發源于浙江一帶。《宣世志》中還記載了“祝莊訪友”、"求婚遇阻”、梁山伯為縣令、祝馬兩家婚約等故事情節，可以說，此時的梁祝傳說已經基本成型。

梁祝的故事雖然有這些史料記載，但對于梁山伯和祝英臺到底是確有其人，還是傳說中的人物，史學界至今尚無定論。

即使國內和梁祝故事相關古跡已達17處，其中有讀書處6個、墳墓10處以及廟1座，但是專家們對這些遺址都抱著保守態度，認為梁祝讀書處實則是在梁祝傳說盛行后才被人修建的，其歷史的真實性還有待考察。

不管專家怎么說，在梁祝故事發源地的浙江東部地區，千百年來，老百姓都相信梁山伯和祝英臺是確有其人的，而且梁山伯在死后就葬在寧波鄞州的高橋鎮。

老百姓的看法也不是沒有道理。從寧波地方志《四明圖經》到《宣世志》中，都明確記載了祝英臺與梁山伯的籍貫是上虞和會稽兩地，基本可以認定梁祝傳說的發源地就在浙江地區，而且以寧波的可能性為最大。

寧波在古代叫做鄖城，而東晉時期有一位鄞縣縣令的名字恰好就叫梁山伯。因此以錢南揚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認為，位于鄞州高橋的“梁祝墓”，很可能就是梁山伯的墓葬。

1997 年，浙江對寧波鄞州的高橋鎮的那座梁祝合葬墓進行了考古發掘，終于揭開了事實真相。考古人員打開墓室后，發現這是一座單穴拱券頂磚室墓。

以該墓的位置、規格和隨葬器物可以判斷出墓主人是位身出寒門的下等官吏，這與歷史文獻志書記載的梁山伯縣令的身份相吻合。

根據墓志銘記載，此墓主人的確名叫梁山伯，是晉代鄞州縣縣令。他出身會稽，為官期間清正廉明，受到當地百姓愛戴，后因治下的鄞縣水患頻發，勞累過度而亡。

然而看了墓志銘后，專家卻大失所望。因為根據墓志銘的記載，這位梁山伯和傳說中的梁山伯并非同一人。墓志銘記載這位縣令梁山伯的妻子并不姓祝，而且死的時候已經是位中年婦女，與傳說中的祝英臺的形象八桿子也挨不上邊。

而且這位梁縣令的妻子死在前面，更是與傳說中的梁山伯死后，祝英臺哭墳華蝶的故事相差了十萬八千里。

墓志銘上還記載了這位梁縣令在治理鄞縣期間，為當地百姓勞心勞力，做了不少好事，因此在他去世后，當地百姓為他修建了一座廟宇，祖祖輩輩祭拜。但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這位梁山伯并非我們所熟悉的擁有轟轟烈烈愛情故事的梁山伯。

就在人們失望的時候，2003年10月27日，山東濟寧有關部門在微山縣馬坡鎮進行施工的時候，竟然又挖到了一塊名為“梁山伯祝英臺墓記碑”的墓碑。此碑高1.84米、寬0.82米，刻有碑文833字。

經過文物工作者對墓碑的清洗和研讀，碑文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前半部分記錄了梁祝的愛情故事，并詳細記載了祝英臺外出求學“以謝親憂，篤信好學”，“三年衣不解”等具體情節；碑文的后半部分則備述立碑的盛況，同時還刻有立碑人對二人“天理人情之正”的評價。

此碑立于明朝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是由當時的工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崔文奎主持而立。當時崔文奎奉命總督糧儲經過微山縣，聽說當地有一座梁祝墓后，決定募集資金修繕，并立碑以記之。

碑文的撰寫者是當地的舉人趙廷麟，他在碑文中寫道：“傳聞在昔濟寧九曲村祝君者，其家巨富，鄉人呼為員外，見世之有子讀書者，往往至貴，顯要門閭，獨予無子，膝下有女名英臺者，冒為子弟……鄉黨大夫，謂其令節，從葬山伯之墓，以遂平生之愿。”

這塊墓碑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塊記載梁山伯和祝英臺生平事跡的碑記文物，證實了梁祝二人的愛情故事的來龍去脈，但和傳說相比仍有很大不同。

按這個碑文記載，梁山伯不是浙江人，而是山東鄒城人，是當地嶧山書院的學生，而祝英臺則來自今天的山東濟寧城南九曲村，父親祝員外為村里首富，祝家也只有祝英臺這一個女兒。

受到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祝員外為無子感到嘆息，因此他從小將祝英臺當做兒子撫養，并允許祝英臺女扮男裝前往書院念書。

在祝英臺從九曲村出發，前往嶧山書院上學的途中，于柳蔭鄉初見梁山伯。然而這塊墓記碑只說兩人相遇時，僅僅“駐足休息，道遇初識”，并沒有一見鐘情。

不過在嶧山書院求學期間，梁山伯的才華漸漸吸引了祝英臺，兩人的關系也越來越親密，甚至以兄弟相稱。由于祝英臺措施得當，在長達三年的時間里，梁山伯并未察覺出祝英臺為女性。

故事接下來的走向與大家熟知的梁祝傳說略有不同。三年學業已滿之后，祝英臺向梁山伯表露了女兒身，梁山伯也向祝英臺進行了表白，并赴祝家求婚，得到了祝員外的允許。

只不過還未等到正式成婚之時，梁山伯卻因病去世，祝英臺后來又被祝員外許配給了當地另一大戶馬家。

雖然祝員外看中的馬文才也是一位青年才俊，但祝英臺心中卻始終忘不掉梁山伯。嫁到馬家不久，祝英臺也因思念梁山伯而染上疾病，不久便離開了人世。

祝英臺死后，當地官府得知此事，于是將其上報朝廷。當時的西晉王朝正為自己得位不正，無法用“忠”來教化臣民發愁，因此從上到下都大力提倡孝悌之義和妻子對丈夫的貞潔。

梁山伯和祝英臺的經歷上報給朝廷后，西晉王朝感覺這是一個宣揚孝悌之義和妻子對丈夫的貞潔的大好素材，于是下令梁家按照禮制將祝英臺靈柩葬進梁家祖墳，“從葬山伯之墓”，并修建祠堂供奉，由專人負責守墓。

西晉滅亡后，不少士大夫與朝廷一起“衣冠南渡”，定居在了江南。他們不僅帶來了北方的農耕技術，還帶來了北方歷史民俗，包括梁山伯和祝英臺的故事。

因此江浙一帶漸漸出現了梁祝的傳說，甚至還有人建了梁祝的衣冠冢。梁祝的故事也在人們口口相傳中越來越凄美，直至出現“化蝶”這種神化的劇情。

唐朝張讀編寫《宣室志》時，也聽到了這個故事，于是對故事進行加工改編，并將梁山伯寫成會稽人，祝英臺寫為上虞人，又加入了祝員外拒絕梁山伯，將祝英臺許配給馬文才，以及祝英臺哭墳終化蝶的情節，漸漸形成了今天我們聽到的梁山伯和祝英臺的故事。

有趣的是，如今山東濟寧任城區垞河村仍然居住著一群姓祝的群眾，他們至今仍然有個習慣：祝姓和馬姓不通婚，同時也不允許村里演梁祝戲。而馬家后人一直在濟寧周圍居住，同樣有不與梁姓和祝姓通婚的習俗，這就是濟寧舊風俗三姓不通婚的由來。

上世紀五十年代時，郭沫若曾準備前往山東考察梁山伯和祝英臺墓，遺憾的是，因為種種原因一直沒有成行。

上世紀七十年代為修整河道，梁山伯和祝英臺墓一度被平，直到2003年“梁山伯祝英臺墓記碑”出土后，梁祝墓才得以重建，并成為濟寧的一處文化地標。

在中國，梁祝傳說流傳十分廣泛，其傳播的載體亦形式多樣，透露出各種有價值的信息。

雖然2003年山東發現了這塊“梁山伯祝英臺墓記碑”，但除此碑之外，并無其他實物或者史料佐證，即使認同這塊“墓記碑”刻于明代，但仍認為當時的刻碑人也只是將民間的傳說刻在了上面，對其上面內容的歷史真實性持懷疑態度。

歷史學者王寧邦通過對梁山伯各種信息的解讀與分析，以為梁山伯的身份歷來說法不同，綜合來看，主要有流傳最廣的白面書生、曾率陰兵助康王趙構平安渡江的神仙、天上下凡的“金童”、平定叛亂的武將等等，是一個集文人、武將、 神靈為一體的綜合體。

結合當時的歷史，如果要為梁山伯找一個原型的話，極有可能是南朝的梁武帝蕭衍。

梁祝故事中，梁山伯是會稽人，而歷史上的梁武帝出生于秣陵，從當時的行政區劃看，也屬會稽郡。另外梁山伯在死前曾囑托自己的母親，自己死后，要將自己葬在胡橋鎮。

大家耳熟能詳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中，便有“在那胡橋鎮上立墳碑”這樣的唱詞。而歷史上的梁武帝，恰恰也是死后葬于江蘇丹陽市一個名叫胡橋鎮的地方。

據王寧邦考證，胡橋鎮建鎮于北宋建隆元年( 960)，而梁祝傳說宋代已現雛形，在梁祝傳說形成的過程中，梁武帝的葬所胡橋鎮極有可能被傳成梁山伯葬所。

寧波有座梁圣君廟，廟內有宋徽宗時期雕刻的《義忠王廟記》碑刻。按碑刻記載，這座廟供奉的梁山伯并不是一名書生，而是一位能征慣戰的將領，與傳說中的梁山伯書生的形象相去甚遠。

根據《義忠王廟記》碑刻的記載，南朝時，一伙叛軍在孫恩的帶領下，竄到會稽一帶，四處騷擾百姓。宋武帝劉裕親自率兵征討，但一直無法取勝。某天夜里，劉裕夢見一位神仙自稱名叫梁山伯，叫他凌晨出兵征討孫恩，自己會暗中相助。

劉裕于是率軍夜襲孫恩部，果然大獲全勝。劉裕于是封梁山伯為“義忠神圣王”，后又封其為“梁王”，命人建廟祭祀。

湊巧的是，蕭衍在稱帝前曾被封梁王。且蕭衍也曾率兵親自征討過盤踞在浙東一帶的流寇，立下赫赫戰功，當時的齊和帝還曾下令為其在浙東地區修建生祠。因此王寧邦認為，這座“義忠王廟”，最初很可能就是為蕭衍修建的那座生祠。

今天的寧波等地還流傳著梁山伯有主宰降雨的傳說，而梁武帝登基后，曾多次率人設壇祈雨，在民間也有他能主宰降雨的傳說。

明代陳仁錫所著的《潛確居類書》中便記載過梁武帝求雨的故事： “武帝夢神告曰，陽羨九斗山中有神，號張水曹，能興云雨，帝如其言，遣使筑壇致祭，果應。”

這類梁武帝求雨的傳說，也佐證了寧波民間流傳求雨靈驗的梁山伯與義忠王廟中供奉的梁圣君很有可能是同一個人：梁武帝。

清代的時候，梁圣君廟供奉的除了梁山伯之外，還供奉一個“云霄檢察護國佑民沙老元帥”。據王寧邦考證，這個“沙老元帥”的原型，就是梁武帝手下的大將陳慶之。

陳慶之原為梁武帝蕭衍隨從，曾以七千將士破魏軍三十萬，為梁朝立下大功，是歷史上有極富傳奇色彩的一名武將。至于陳慶之為何被稱為沙老元帥，與他在北伐失利后，“落須發為沙門”，歷經磨難逃回梁朝，回朝后自嘲自己是“沙老元帥”有關。

王寧邦還認為，梁山伯本來不是人名，而是受祭的山神之名。因為古人將，掌管水的神稱河伯，掌管山的神曰山伯，而梁武帝篤信佛教，幾次舍身捐款于佛寺，人稱之為“神僧”。

因“山伯”在古時有“山神”或“得道高人”的意思，因此”梁山伯“很有可能就是對梁武帝的一種稱呼。經歷了千百年的變遷后，“梁山伯”漸漸脫離了梁武帝這個原型，成了傳說中的樣子。

王寧邦還考證出，梁武帝最喜愛的妃子阮修容是浙江上虞人，與傳說中的祝英臺剛好來自一個地方。阮修容原名石令嬴，深受梁武帝的寵愛，她和梁武帝所生的兒子蕭繹，便是后來的梁元帝。

既然梁武帝是梁山伯的原型，那么祝英臺的出現，與這位阮修容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就很正常了。

與王寧邦持有相似看法的，在史學界不乏其人。有學者甚至考證出，“祝英臺”不是人名，而只是一個地名，指的是“墳臺”。當然這種考證并沒有直接的證據支持，因此也沒有得到史學界的認同。

梁祝畢竟是文學故事，其中同窗三年而不知性別的事情，在現實中發生的可能其實微乎其微，但是這并不影響我們對這個故事中愛情精神的領悟和感動。

1959年5月27日，由何占豪、陳鋼作曲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在上海蘭心大戲院首次公演后，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廣為傳播，甚至成了中華文化的鮮明標志之一。

梁祝故事作為這首協奏曲的文化內核，也被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所知曉，并得到了他們的喜愛。

一位學者曾經說過：梁祝故事是否真實發生過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千百年后，梁祝的凄美愛情，在今天依然鮮活瑰麗，依然感動著無數人，這遠比爭論這個故事的真假有意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