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野間，一堂沒有講稿的思政課——土坪村老黨員胡開秀的“紅歌課堂”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遵義職業(yè)技術學院官微）

七月，黔北群山深處的土坪村，遵義職業(yè)技術學院現(xiàn)代農業(yè)系暑期“三下鄉(xiāng)”社會實踐隊如約而至。村黨支部遞來一份走訪名單，其中一行寫著：胡開秀，八十四歲，一九六三年入黨，退伍軍人、退休獄警。簡短的履歷背后，是一個黨員六十三年未曾褪色的信仰。當我們走進那座農家小院，在門口的矮凳上坐下來時，老人端端正正地對著我們，開口說了第一句話：“我給你們唱幾首歌吧。”

那天烈日當頭，蟬鳴陣陣。一位八十四歲的老人，就這樣對著十幾張年輕的面孔，開了一場一個人的紅歌會。沒有話筒，沒有伴奏，他坐在那里，一首接著一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唱支山歌給黨聽》《東方紅》《我們走在大路上》《歌唱祖國》《我是一個兵》《社會主義好》。七八首歌，一氣呵成，中間幾乎沒有停頓。他的嗓音沙啞，每一句歌詞都咬得極準，滾燙而清晰，一字一句落在安靜的院子里，圍坐的大學生們漸漸沉醉在了歌聲里，天地之間，只剩這個老人的歌聲。沒有講稿，沒有PPT，沒有事先準備的長篇大論，他用七八首唱了半輩子的歌，給在場的“00后”們上完了一堂最樸素的思政課。

在唱《唱支山歌給黨聽》的時候，他特地停下來解釋：“這首歌是一九六三年出來的，那一年我入黨。詞是雷鋒從報紙上抄的，后來被譜成了曲。雷鋒是榜樣，我也是那一年入的黨，所以這首歌我唱了六十三年。”唱到“我把黨來比母親”時，那個“親”字被他拖得格外長，顫顫的，像是這位老人真的在呼喚至親。唱到《我們走在大路上》時，他的腰挺得更直了，手臂微微抬起，像在指揮一支看不見的樂隊，“意氣風發(fā)，斗志昂揚”這八個字唱得格外用力，眼睛亮得像兩盞明燈。六十三年的光陰從他身上流過，從青絲到白發(fā)，從軍營到高墻再到山野，當初許下的誓言，依然滾燙如初。唱完最后一首，他停下來輕輕喘了口氣，笑了：“我平時不怎么說話，但這些歌，每一首都是我想說的話。”那一刻讓人恍然——不會說的大道理，歌替他說了；不會講的心里話，歌替他唱了。六十三年里所有說不出口的忠誠與執(zhí)著，都被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嵌進了那些旋律里。

有隊員問：“胡爺爺，您在監(jiān)獄工作時也唱這些歌嗎？”他點點頭，眼神里泛起回憶的光：“唱，怎么不唱。那時候下了班，幾個同事聚在宿舍里，我起個頭，大家就跟著唱起來。紅歌這個東西啊，一個人唱是寂寞，一群人唱就有了力量。”他說，那時候工作辛苦，精神壓力也大，可只要大家圍在一起唱上幾首，渾身的疲憊就散了，心也齊了，第二天上崗，個個都像換了個人似的。歌聲把一群人聚在一起，也把那股昂揚的精氣神種進了每個人心里。又有人問：“您對我們年輕人有什么想說的？”他想了很久，緩緩地說：“你們比我那時候幸運。現(xiàn)在國家富強了，日子幸福了，更要懂得珍惜。要聽黨的話，跟黨走。這些話我可能說不好，但歌里都有。”他沒有講任何大道理，只是用最樸素的歌詞把話遞過來。

那個下午的最后一段時光，老人坐在院門口的老槐樹下，一群大學生圍著他，有人輕聲哼起了《歌唱祖國》的調子，他聽見了便接上去，聲音越來越大，漸漸地所有人都跟著唱了起來。沒有指揮，沒有伴奏，十幾個人圍成一圈，歌聲穿過枝葉的縫隙慢慢升上天空。紅歌的意義，正在于此，它不是博物館的陳列品，不是節(jié)慶日的裝飾音，而是一種活著的聲音，一代人唱給另一代人，像火種遞過火種。當這些誕生于烽火與建設年代的旋律，從一個有著六十三年黨齡的老人口中唱出，它們便不再是泛黃的歌詞與簡譜，而是一個人用全部生命驗證過的信仰，每一個音符里都住著一段真實的歲月，每一句歌詞都曾照亮過他的人生。更重要的是，紅歌從來不是獨唱——它在宿舍里聚起過一群疲憊卻從未低頭的獄警，在山野間攏起過一代人的精神共識，如今又在這個尋常的午后，把一群“00后”大學生拉進了同一段旋律里。這種力量，是任何言語都無法替代的。對這群走出校園走進山野的大學生而言，這堂沒有黑板沒有講義的課，比任何一間教室里的講授都更深刻。

車開出村口很遠了，回頭望去，還能看見那棵老槐樹的輪廓和樹下那個小小的、佇立不動的身影。車廂里安靜了很久，忽然有人說了一句：“回去以后，我也想學唱這些紅歌。”沒有人應聲，可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點了點頭。土坪村的那場一個人的紅歌會沒有結束，它會跟著這群年輕人走出大山，在更年輕的喉嚨里繼續(xù)響亮地唱下去。而這，恰恰是這次暑期“三下鄉(xiāng)”社會實踐賦予新時代青年最珍貴的禮物——它讓我們走出校園，走進中國鄉(xiāng)土的深處，在田間地頭遇見最真實的中國，在最樸素的歌聲里聽見最滾燙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