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下西爾斯基，換不掉烏克蘭年輕人不愿赴死的困境

文 | 丁毅超

2026年7月21日晚間，澤連斯基宣布解除西爾斯基的武裝部隊總司令職務，聯合部隊司令德拉帕季接任。這次換帥的導火索是國防部長費多羅夫被免職后在烏克蘭社會中引發的抗議，但真正改變抗議性質的是費多羅夫在隨后記者會上的發言。他說這場戰爭在西爾斯基的領導下打不贏，并首次公開指出旅級部隊的物資補給取決于指揮官是否效忠于總司令個人。

西爾斯基選擇了一種帶有既視感的應對方式。從海軍到領土防御部隊，各軍種指揮官紛紛在社交媒體發帖表達堅定支持，結果卻適得其反。而空中突擊部隊旗下沒有一支旅發布支持視頻，西爾斯基最看重的425突擊團和225突擊團同樣保持沉默。這也不奇怪，畢竟一個月前獨立媒體Babel剛曝光425團訓練基地至少25名新兵的非戰斗死亡，此時替西爾斯基背書，等于把自己和那些死亡綁在一起。

為了選出新司令，澤連斯基花了三天時間與各軍團指揮官逐一視頻通話。據《烏克蘭真理報》獲得的信息，進入最終考量的人選有四個。其中空中突擊部隊司令阿波斯托爾是西爾斯基培養的接班人，聯合部隊司令德拉帕季被視為軍方首選。

而名單上另外兩個名字透露出完全不同的信號。亞速運動創始人、第三軍團司令比列茨基，以及亞速營前指揮官、第一軍團司令普羅科彭科赫然在列。澤連斯基甚至單獨與比列茨基進行了面對面會談。

最終上任的是德拉帕季，但比誰當總司令更重要的是那張四人名單的構成本身。當一個國家的軍事領導層換血時，替代人選中有一半來自一個極端民族主義運動的譜系，這就已經不是人才短缺的問題了。

同樣的結構性張力在另一件事上也清晰可見。就在西爾斯基下臺兩個月前，澤連斯基簽署命令表彰了烏克蘭起義軍（UPA）。在波蘭，UPA的名字與沃倫大屠殺直接關聯，約10萬波蘭平民在其行動中喪生。此舉導致波蘭停止交付米格29戰斗機，超過44%的波蘭民眾轉而認為對烏克蘭的援助過多，波烏關系急轉直下。

425團的丑聞扳倒了總司令，亞速系的壯大迫使總統表彰納粹合作者的后繼組織，兩件事情都指向烏克蘭戰爭體制對民族主義準軍事力量的制度性依賴，以及這種依賴必然產生的后果。

亞速營和西爾斯基的對照實驗

2025年，澤連斯基在半年內簽了三道總統令。5月紀念烏克蘭起義軍；7月將亞速旅和第三突擊旅編入新組建的軍級作戰單位；10月將亞速運動創始人比列茨基擢升為準將。

澤連斯基和比列茨基

比列茨基遠不止是一位有爭議的軍官。他在2000年代共同創建了社會民族大會，信奉種族民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公開聲稱烏克蘭右翼的使命是對抗閃族領導的劣等人。這在現任猶太人總統的領導下顯得格外諷刺。

2014年他創建的亞速營使用帶有新納粹色彩的狼之鉤標志，美國國會專門立法禁止向該單位提供武器和訓練。六年前澤連斯基以和平候選人身份當選時，亞速系就是和他最不對付的政治對手之一。畢竟當時的澤連斯基更多是以民粹化的反腐敗形象登上政治舞臺，他的意識形態坐標比較溫和，被認為是典型的中間派領導人。

然而六年后，澤連斯基親手給比列茨基戴上了將星。原因很簡單，亞速系已經膨脹到必須被重視的地步。

很多人對亞速系的認識還停留在戰爭初期，當時它只是一支被收編為國民警衛隊的千人規模部隊。但據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的評估，亞速系領導層現在已掌控著包括第1軍團和第3軍團在內的數萬人，占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兵力的10%。

僅比列茨基直轄的第3軍團就包含五個旅，控制著超過百分之十的前線。在其他部隊減員嚴重、日益低迷的時候，這支部隊滿編運轉且仍在增長。僅第三突擊旅一個旅就有約一萬人，九成是志愿者。據《泰晤士報》報道，至少還有數萬人排隊報名想要加入亞速系的部隊。

亞速系如此吸引人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媒體經常提到的是他們更先進的征兵方式。亞速系擁有獨立的征兵體系。當其他烏克蘭軍隊在強征壯丁時，他們卻能推出一周的體驗營項目，不適應的人可以自主退出。

他們還建立了半獨立的后勤體系，資金直接來自網絡募捐，能夠繞過烏克蘭低效的官方后勤，直接采購所需物資。

但最根本的原因其實只有一個，亞速系真的很能打。在正規旅整建制潰退的戰區，亞速系部隊往往是最后一個走的。自從2025年下半年比列茨基接管120公里前線后，俄軍在紅利曼的推進幾乎大幅放緩，而此前烏克蘭在該方向每月丟失約60平方公里。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紅利曼本身。雖然俄軍滲透部隊現在能頻繁進入城區，但他們始終拿不下由第三軍團防守的北部關鍵陣地，如果沒有第三軍團的堅守，俄羅斯早在今年春天就該占領紅利曼了。

這種戰場上的強勢表現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亞速系戰績越好，就越能吸引募捐和優秀志愿兵的加入，而這些資源和人員又進一步提升了他們的作戰能力。

但僅僅打得好還不構成充分解釋，國家完全可以自己組建同樣精銳的部隊。西爾斯基就是這么嘗試的，他創建了425獨立突擊團作為烏克蘭最大的突擊團，擁有約一萬三千人，直接由他指揮調動。

這支部隊不缺資源，也從來不缺最艱苦的使命。更關鍵的是，它的創建者哈爾卡維是一名以無人機戰術起家的技術軍官，沒有任何極右翼背景。425團是對專業主義可以替代意識形態這個命題的最終檢驗，如果戰斗力僅僅來自資源和勇猛，它應該成功。

然而它沒有成功。2026年6月，烏克蘭獨立媒體Babel的調查報告揭露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該團訓練基地內至少25名新兵死于非戰斗原因，官方記錄的肺炎和心血管疾病診斷與法醫檢查發現的肋骨骨折和胸部鈍器傷明顯不符。報告還顯示基地實行嚴格的軍事管制，新兵被武裝押送，周圍還埋有地雷。

西爾斯基真的對自己的精銳部隊一無所知嗎？西方媒體曾試圖將他塑造成一位能夠快速適應西方軍事體系并具有改革意愿的指揮官，但在擔任總司令之前，他在西方媒體中的綽號是“屠夫”。一個多月后，425團的丑聞成了把他推下總司令位子的助力之一，他培養的接班人阿波斯托爾也沒能替他續命。

425團的這場危機表明，專業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替代品最終導向了什么樣的結果。亞速系和425團都需要解決同一個問題，怎樣讓一個人沖進炮火和無人機之中。比列茨基本人在接受采訪時坦言，“物質激勵沒有用，沒有人愿意為錢去死。在最困難的時刻，一個人必須認同戰士的身份、軍事兄弟會和一個比自己更大的使命。”他們最鄙視的正是西爾斯基那種依靠恐懼驅使炮灰的方式。

烏克蘭年輕人用腳投票的現實最能夠說明這一點。當利沃夫的年輕人掀翻征兵車的時候，另一個人卻可以自己主動走進亞速系的招募站。不是烏克蘭人不愿意打仗，是他們不愿意在某種體系下打仗。

啟蒙的奇點

425團的下場不只是一支部隊的管理失敗，它反映了現代政治制度在極限條件下的結構性崩潰，那就是無法產生赴死的意愿。要理解這種崩潰的必然性，需要追溯到這套體系最初的設計邏輯。

自霍布斯以來，現代國家的核心理念就是建立一臺中立化的機器。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讓歐洲的政治思想者得出了一個結論，如果國家試圖統一公民的內在信仰，只會帶來無止境的紛爭。

以將政治變為科學為名，霍布斯的解決方案是把內在信仰整個驅逐出世俗政治領域，劃歸私人空間。（或者用他的說法，內心是屬于神法的領域。）你的內心信仰無關緊要，只要在外在行為上服從主權者，就是合格的公民。國家因此從有機體轉變為中立的外在工具，任何政黨奪取政權后都能用這套機器推行自己的意圖，這正是整個啟蒙秩序的基礎。

專業化軍隊是這套邏輯在軍事領域的極致展開。士兵服務于國家這臺機器，個人的內在信念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獎懲和晉升渠道。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有限戰爭和治安戰來說，這套機制可能是有效的。因為個體存活的概率大于死亡，制度激勵指向的那個"活著的未來"仍然是可信的。上文所說的425團就是典型的例子。它擁有充足的資源和最高統帥的直接關照，指揮官是高度專業化的技術型軍官。

施米特對現代國家的診斷之所以尖銳，正在于他看到了個體內在與外在的這種分裂。人的內心世界和外在世界本身就是兩個相互影響的部分，這是每個人用自己的日常生活體驗就會發現的事實。強行割裂內外聯系必然導致利維坦的瓦解。

理性主義將國家降格為技術性管理工具的同時，實際上也抽掉了民眾對國家的內心認同。這臺行政裝置在日常生活中確實可以運行，但它喪失了無法在緊急狀態中動員人的關鍵能力，因為緊急狀態要求的正是那些被它驅逐的東西。而死亡，是這道裂縫最極端也最不可逆的表達。

所有制度激勵，無論是錢還是未來的地位，你必須先活下去才有意義。專業主義可以給一個士兵最好的裝備和最充足的口糧，但你沒法在后勤清單上找到一個愿意為之去死的理由。征兵階段的裂縫至少還可以用強制手段去彌合，畢竟被征召者尚未面對死亡，強制力與求生本能之間尚可維持一種脆弱的均衡。但當士兵被推到真正需要赴死的陣地上，這種均衡就徹底崩塌了。強制力可以阻止逃跑，卻無法驅動沖鋒。

425團訓練基地里被綁在全地形車后面拖拽的士兵，以及偽裝成肺炎的死亡，就是中立化國家機器運轉到極限時的真實面目。當所有內在意義被抽空，機器唯一的語言就是極端暴力，士兵淪為可消耗的結構性工具。

與425團相比，亞速系運行在一套比霍布斯更古老的邏輯之上。在這套邏輯里，內在信念與外在職能之間不存在分裂。士兵的政治身份和軍事角色是一體的，他來當兵，是因為他相信自己屬于一個有機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存亡比他的個體生命更重要。這種內在與外在的重新合一，讓亞速系的成員自愿走向死亡。

啟蒙理性在過去幾百年里不是沒想過解決這個問題。盧梭是最重要的一次嘗試，他的解決方案是公意。盧梭構造了一套極其精巧的論證，當你簽訂社會契約的那一刻，你就不再是自然狀態中的舊人，而是一個被共同體重新塑造的新人。作為新人，你的生命本身就是共同體的有條件贈品。因此當國家要求你去死的時候，你不是在犧牲個人權利，而是在償還你的存在本身所依賴的那個前提。

這個論證在啟蒙理性的框架內已經是最強的回答，但盧梭自己也明白它的局限。純粹的理性推演無法讓一個真實的人在炮火中放棄他唯一的生命。所以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愛彌兒》不是一部教育學著作，而是一份政治工程圖紙。通過從幼年開始系統性地塑造情感和認同，讓公民在面對死亡時無需理性計算就自然地選擇犧牲。

換言之，盧梭試圖用理性的手段制造非理性的效果，用教育人工合成那種原本只存在于有機共同體中的無條件歸屬感。

這暴露了啟蒙的自我矛盾。盧梭承認理性論證不夠，必須依靠非理性的情感紐帶，但又堅持這種紐帶可以通過理性設計的教育體系來制造。這是個自相矛盾的工程。

英國政治哲學家邁克爾·奧克肖特對此有一個更直觀的解釋。實踐知識和技術知識是兩種不同的知識，技術知識可以編纂成規則通過課堂批量傳授，但實踐知識只能在具體的傳統和共同生活中被浸潤式地習得。盧梭的教育方案恰恰是試圖把一種實踐知識轉化為技術知識，寫進一套可復制的教育課程中。問題是，歸屬感能讓人赴死，正是因為它不是被教出來的，而是在有血肉的共同體中生長出來的。

這種啟蒙的困境同樣也出現在第二國際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第二國際高呼全世界無產者共享的階級利益超越國界，帝國主義戰爭不值得為之流血。然而四天之內，這種聲音化為灰燼。德國社民黨投票贊成戰爭撥款，法國社會黨人集結在三色旗下。

原因很簡單。工人當然是工人，但工人也不止是工人。他同時也是法國人或德國人，一個家庭的父親；他身上沉淀著一種語言、一片土地和世代傳遞的記憶。當敵國軍隊攻入城市、殺害妻子兒女時，第二國際式的階級團結在這種古老的生存焦慮面前像薄紙一樣被撕碎了。

啟蒙運動兩百年后，哈貝馬斯將啟蒙推進到憲政愛國主義的最終形態，主張公民忠誠應指向憲法所體現的普遍理性原則而非民族文化。這實際上就是西方支持烏克蘭的理論根基，烏克蘭人在捍衛他們理性選擇的自由民主秩序。

但戰場用最直接的方式否證了這個理論。能讓人放棄生命的從來都是一種先于理性、扎根在血肉和記憶中的確信，我屬于這個共同體，它的存在比我的存在更真實。這種無條件的自我犧牲源于對共同體的原始確信，而這正是啟蒙理性花了三百年試圖從公共領域中驅逐的東西。盧梭和哈貝馬斯兩百年的理論大廈在真正需要士兵赴死的時刻就瓦解了，因為它們從一開始就在用理性推演來填補一個理性推演無法填補的空洞。

西爾斯基的下臺用最新的事實驗證了這個判斷。烏克蘭六天的街頭抗議就換掉了一位戰時總司令。用啟蒙那套來說，這是契約論邏輯在正常運轉，公眾發現了機器的故障，所以撤回了委托。但悖論在于，同一套邏輯賦予公民診斷失敗的權力，卻沒有賦予他們在同一框架內修復失敗的工具。

候選名單上最能打的兩個人來自亞速系，而他們之所以能打，正是因為亞速系運行在社會契約之外的邏輯上。澤連斯基本人同樣困在這個悖論里。他的合法性來自民主選舉，他的戰爭卻依賴選舉邏輯無法生產的力量。澤連斯每一次對民意的回應，都進一步加深了對那種力量的依賴。

自由主義秩序的坍塌

上一部分的論證指向一個抽象的結論。啟蒙理性在死亡面前必然失靈，它的每一次修補都在更大的圈子上回到同一個死胡同。這種抽象結論正在烏克蘭戰場上轉化為可觀測的、不可逆的政治后果。這些后果構成了一幅歐洲建制派不得不面對的結構性噩夢，一個系統按照自身邏輯正常運轉的產物。

我們先來看看前線士兵在極端壓力下到底選擇認同些什么。第422無人機系統團自稱Luftwaffe，使用的鷹徽與納粹空軍幾乎一模一樣，團里出售印有納粹鷹徽的衛衣和鑰匙扣來籌集軍費。第三突擊旅的一個下屬單位使用了二戰中黨衛軍迪列萬格旅的修改版徽章。帶有黨衛軍色彩的黑太陽和狼之鉤從亞速系內部擴散到了原本毫無極右翼背景的第156營和第110旅無人機營。

這些正規部隊的士兵佩戴納粹符號，大概率不是因為他們突然變成了法西斯主義者。在絞肉機般的戰場上，士兵崇拜的是能帶領他們活下來且能打勝仗的強者，而亞速系恰好就具備這種能力。這導致原本屬于極右翼的符號在崇拜強者的心理下發生了語義轉變，變成了精銳和勝利的代名詞。

關鍵是，這不是巧合。不是這些部隊碰巧既有納粹符號又能打仗，而是因為亞速系的意識形態體系能夠制造戰斗力，所以它的符號才被整支軍隊當作強者的圖騰來崇拜。在人真的會死的地方，盧梭的理性公民消失了，赫爾德的有機民族站了出來。

符號的泛濫只是對自由主義最表層的反動，更深層的表現是整個形式法律秩序的系統性癱瘓。烏克蘭2015年的法律明確禁止宣傳納粹符號，違者可判五年監禁，但這條法律在烏克蘭形同虛設。同樣的，澤連斯基在法律上是武裝部隊最高統帥，但他簽署的每一份涉及亞速系的總統令，更像是對現實的追認而非真正的命令。

形式法律秩序與實質權力秩序之間已經系統性脫節，反納粹法律也失去了約束力。征兵體系同樣空轉，它動員公民的唯一合法依據在死亡面前已被證明毫無效力。真正讓部隊運轉的權威來自兄弟會內部的信念紐帶，而不是總統令。

施米特在1922年就說過主權者是決定例外狀態的人，真正的主權在于誰的決斷在緊急狀態中能被實際執行。當一個國家的正式法律體系只能制造逃兵和暴動時，真正的權力已經轉移到了別處。澤連斯基給比列茨基戴上將星，不是在下達命令，是在為這一轉移補辦手續。七月的候選名單又一次確認了這件事。當比列茨基和普羅科彭科被視為總司令的現實替代選項，權力的轉移已走到什么地步，不需要更多論證了。

在正式法律的廢墟上，一種基于血誓和共同信念的非正式秩序比前者運轉得更有效。它決定著哪些陣地守得住，哪些城市暫時不會淪陷。

面對這幅圖景，或者說從2022年起，自由主義的標準反應是對軍事援助附加條件，要求亞速系去極端化，接受多元文化培訓，納入標準的北約指揮體系，這無異于癡人說夢。

如果亞速系的戰斗力確實根植于其極端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那么去極端化要求中的每一項就都在削弱這種戰斗力的真正來源。然后澤連斯基和歐盟得到的不再是亞速旅，而是另一個425團。

自由主義的自身邏輯使這個困境比看上去的更深。一個以個體權利為最高原則的秩序，在結構上就比任何其他政治形態更難培養出愿意赴死的士兵。要求個體為集體獻出生命，就是對個體權利的最高否定。事實上只要問一個問題就可以了。為什么沖突爆發后，烏克蘭留下來當兵的總是那些強硬的民族主義分子，更崇尚自由主義的青年卻紛紛逃往歐洲大陸？

自由主義對此心知肚明，它長期以來的應對策略是贖買這個矛盾。它用精確制導替代步兵沖鋒，用高薪福利替代信仰，以為只要保持壓倒性的技術和經濟優勢，這套贖買機制就可以勉強維持。

冷戰后的幾十年里這套辦法確實奏效了，但這種贖買本身存在著根本的局限。一旦戰爭的規模和烈度超過了技術可以替代人命的閾值，贖買機制就會崩潰，自由主義秩序就不得不轉向那些不需要被贖買的人。但這些人之所以不需要被贖買，是因為他們運行在自由主義之外的一套邏輯上。

這就是太阿倒持。伯克在《法國革命論》中早已發出過這個警告。當舊秩序的一切權威來源都被掏空之后，軍隊作為唯一剩余的有組織暴力，遲早會發現一個簡單的事實，掌握槍桿子的人沒有理由永遠聽從不掌握槍桿子的人。

亞速系從一個四百人的志愿營發展到實際掌控數萬兵力的軍級力量，走的就是這條軌跡。它既擁有真正的進攻能力，又展示過明確的政治意志，有能力顛覆任何未來與俄羅斯達成的和平協議。而戰爭每持續一天，它的兵員、經驗和政治資本就增長一分。

問題是，放棄改造在自由主義的框架下同樣不可行，這約等于放任一個自己無法控制的力量持續壯大。西方建制派對這場戰爭的核心敘事是民主對抗威權，烏克蘭是自由世界的前線。各國援助烏克蘭的武器和資金都是基于這個敘事流入的。

但真正在前線決定戰爭走向的力量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自由民主的衛士，他們只是學會了用布魯塞爾和華盛頓想聽的話來換取武器和戰斗機。他們為之戰斗的是烏克蘭民族的生存，而非西方的自由民主秩序，兩者只是在面對共同敵人時碰巧重合。

啟蒙理性在這里完成了一個自我否定的回路。它釋放了原子化的個體，以個人權利為最高原則建構了國家機器，卻在真正的生死關頭發現這臺機器無法運轉，最終不得不向它最初試圖驅逐的那種力量交出實質上的主權。

謝苗·伊萬諾維奇·澤連斯基，1924年生于克里沃羅格，1942年入伍，紅軍近衛軍中尉，在第57近衛步兵師指揮過迫擊炮排和步兵連，兩次獲得紅星勛章。他的父母在納粹占領期間遇害，三個兄弟全部戰死沙場。全家只有他一人從戰爭中活著回來，度過了戰后漫長的和平歲月，最終以警察上校銜退休。

他有一個孫子，叫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澤連斯基，現在是烏克蘭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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