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設教育強國,基點在基礎教育。基礎教育搞得越扎實,教育強國步伐就越穩、后勁就越足。”[1] 基礎教育決定人才培養的源頭質量,辦強辦優基礎教育,必須緊扣教育強國建設目標,以釘釘子精神深化綜合改革。為落實《加快建設教育強國三年行動計劃(2025—2027年)》,教育部圍繞“五大重點任務”,聚焦解決教育強國建設最迫切、質量提升最關鍵、人民群眾最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提出了基礎教育4大類13項綜合改革試點項目,并在2025年4月召開的全國基礎教育綜合改革試點暨優化資源配置現場推進會上作了全面部署。[2] 一年來,教育系統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以試點為抓手、以改革促發展,加強部門協同、央地聯動,大膽創新、主動探索,涌現出一批亮點做法,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效。
從“施工”到“實景”,基礎教育綜合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效
回望改革一年來的探索實踐,基礎教育綜合改革在立德樹人、資源優化、隊伍建設、數字賦能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階段性成效,標志著基礎教育綜合改革從藍圖設計逐步轉化為可感可見的“實景圖”。
(一)立德樹人機制不斷完善,育人方式變革有新成效
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其機制建設也是基礎教育綜合改革的首要目標。一年來,立德樹人機制建設取得重要進展。改革試點工作著力構建覆蓋全員、全過程、全方位、全領域的“四全”育人體系,在思政課一體化建設、“五育并舉”推進等方面取得扎實成效。如北京統籌推進體制創新、機制優化、資源聯動、力量集成,全力打造“一體四融五同頻”立德樹人工作體系,推動思政教育貫穿學科體系、教學體系、管理體系,形成強大的思政引領力,推動教育強國首善之區建設;上海探索在中小學開設導學、導讀和主題活動課程,構建“概論課+專論課+個論課”上海模式;福建推進全省全域“大思政課”研學實踐布局。截至2025年底,全國已建立12600多個中小學思政課實踐教學基地,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融入教育教學和校園文化。
五育融合持續深化,育人方式變革取得新成效。學生身心健康保障進一步強化,中小學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成為校園常態。寧夏發布保障中小學生綜合體育活動時間的通知,加快實施學生體質強健計劃。四川成都組織4所高校聯合共建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對口指導23個區縣及學校。科技教育進一步加強,教育部等七部門印發《關于加強中小學科技教育的意見》。陜西建成省市縣三級科技教育協同創新中心78個,培育科技實驗學校630所,推動形成以城市輻射鄉村、以示范校帶動普通校的支持體系。北京懷柔區依托科學城引入頂尖科研人才進中小學,構建“科學家+教育家”雙輪驅動的育人模式。
(二)適應學齡人口變化,教育資源優化配置取得有效進展
面對學齡人口“排浪變動、梯次達峰”的基本態勢,各地積極探索構建與人口變化相適應的資源統籌調配機制。四川依托大數據平臺整合公安、衛健、教育、住建、統計等部門數據,繪制基礎教育學齡人口地圖,開發預測預警與AI輔助分析功能,綜合考量城鎮化率、凈遷移率、學齡人口比例等關鍵變量,采用隊列要素法和同期趨勢預測法進行動態演算,精準預測全省學齡人口變化趨勢,并建立提級督辦機制,對全省學位、師資配備不足的學校實行省、市兩級預警督辦。河北則在規劃層面明確提出,健全與人口變化相適應的教育資源配置機制,加強基礎教育資源跨學段動態調整和余缺調配,擴大學齡人口凈流入城鎮的教育資源供給,落實國家穩步擴大免費教育范圍政策。在閑置資源再利用方面,遼寧沈陽針對于洪區涉農地區閑置教育資源,以“盤活資源、拓展功能、創新供給”為思路,通過改造閑置校舍,聯合高校、企業搭建資源共享平臺,構建“15分鐘鄉村教育服務圈”,使農村學校學位閑置率從2021年的20%降至2025年的8.7%。在教育公共服務體系方面,適應學齡人口變化優化基礎教育資源配置成為改革的一大亮點。2025年,免費學前教育惠及約1400萬人,有效減輕了家庭學前教育負擔。這些舉措切實回應了人民群眾對公平優質教育的期盼,在兜牢民生底線的同時不斷提升公共教育服務的質量。
(三)立足人口結構性變化,小班化教學與STEM教育雙軌推進
有序推進小班化教學是基礎教育綜合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黑龍江將學齡人口下降轉化為教育提質增效的有利契機,立足人口結構性變化趨勢,在全省960所小規模學校系統性實施小班化教學改革,構建了“行政推動與教研支撐‘雙輪驅動’模式”。課堂形態上,推廣“U型島式”或“圓桌會議”等學習空間形態,嚴格實施“15+15”課堂時間分配標準,創新復式教學、混齡互助、項目化學習等模式。在資源配置方面,黑龍江創新師資配置機制,實施“生師比+班師比”雙軌配置機制,部分試點校生師比優化至8∶1,對不足100人的小規模學校按照200人的標準撥付公用經費。[3]
各地積極推動科技教育落地實施。重慶以科技教育為突破口,系統推動中小學育人方式變革,明確課時結構和課時要求,成立“一院兩中心”,形成教研、科研和學生活動管理良性互動,研發特色課程585門,全市所有區縣教研機構STEM教研員實現全覆蓋。
(四)綜合高中與縣中振興雙輪驅動,職普融通格局加速形成
縣中振興是基礎教育擴優提質的關鍵樞紐。浙江自2022年啟動“縣中崛起”行動以來,在學校治理、教師發展和學生成長等方面取得豐碩成果,明確推動幫扶體系從“單點幫扶”轉向“全域統籌”,加快職普融通的綜合高中建設,培育科技高中、綜合高中以及人文、體育、藝術等特色高中,打破同質化競爭。
廣西作為全國適應人口變化的基礎教育資源調配機制改革試點,以“村小筑基、鎮中賦能、縣中振興”為抓手實施學校治理改革。綜合高中建設方面,福建泉州通過構建普職“1+1”協作辦學模式,建立學籍互轉機制,構建“基礎+專業+拓展”融合課程體系,為學生提供了多元選擇渠道。
(五)中考改革破局,評價指揮棒效應漸顯
中考改革是化解教育焦慮、改善育人生態的關鍵抓手。山東作為全國中考改革試點省份,率先推行“分數+等級”的中考成績呈現與錄取模式,各市將不低于60%的優質普通高中指標分配到初中學校,2025年全省359所高中學校通過“一校一案”機制自主招生3.3萬人。在考試組織上,16個市全部按照“學完即考”原則安排考試,建成覆蓋全省中小學生的綜合素質評價平臺。
(六)家校社協同育人,“教聯體”建設在全國鋪開
家校社協同育人是破解學生成長困境的重要路徑。2025年12月,全國家校社協同育人“教聯體”建設現場推進會在山東濟南召開,強調聚焦學生健康,明確“教聯體”建設重點任務。江蘇揚州積極開展校家社“同向發力”六大行動,構建協同育人新生態、新格局,形成多個協同育人品牌。天津全市16個區已全部成立了涵蓋多個部門的家校社協同育人“教聯體”。廣東珠海直面校家社協同相對碎片化、家庭教育專業化不足等問題,構建“1+1+2+N”協同育人機制。目前,全國共有97個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實驗區、15個綜合改革試點省。
(七)推進教育數字化轉型升級,智慧教育賦能教改縱深落地
教育數字化是基礎教育綜合改革的重要支撐,也是推動教育優質均衡、育人模式改革的新動能。國家層面持續夯實數字教育公共服務底座,完成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的迭代升級,精準對接基礎教育教學重難點與數字化教學資源缺口,重點增補人工智能教育等優質緊缺教學資源,全面豐富平臺資源供給體系。
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教育規范化、體系化發展格局加速形成。國家出臺兩項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專項指南,明確全學段人工智能教育的教學標準、實施路徑與應用規范,為智能育人落地提供制度支撐。目前全國已建成509所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校,組建全國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聯盟,構建起示范引領、全域聯動的人工智能教育發展體系。
堅持問題導向,系統研判基礎教育改革發展的深層問題與時代挑戰
基礎教育作為教育強國建設的奠基工程,在試點推進、提質擴容的進程中,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與技術、人口、社會轉型衍生的新型挑戰疊加交織,呈現出傳統治理難題與現代發展考驗并存的特征。立足教育高質量發展全局,結合宏觀政策落地實效與基層辦學實際,需要精準辨析、系統把握當前基礎教育面臨的突出問題與時代考驗。
(一)教育功利化與內卷化的深層治理困境
基礎教育功利化、內卷化傾向尚未實現根本性扭轉,背后是地方教育治理政績觀、學校辦學質量觀、家庭子女成才觀的認知偏差,折射出教育理念頂層導向與基層實踐落地的差距。部分地區教育行政部門仍以升學數據、成績排名作為辦學考核的核心標尺,學校應試化教學導向難以徹底糾偏,科學的教育質量評價體系流于形式;教考脫節問題持續凸顯,考試內容難度、考核導向與日常教學目標、育人要求匹配度不足,引發校外超前學習、超時長補習等一系列連鎖反應。在政策高壓下,校外學科類培訓雖得到初步規制,但隱形變異、轉入地下的反彈風險持續存在,違規補課、暗箱培訓等問題屢禁不止,家庭教育焦慮尚未得到根本緩解,育人生態內卷化、應試化的頑疾未能徹底破除。
(二)學生全面發展的育人體系短板
五育并舉、全面育人的方針政策存在落地溫差,德智體美勞育人體系發展不均衡。從身心健康看,長時間伏案學習、戶外活動時長不足,導致學生近視、肥胖、脊柱側彎等軀體問題高發,學業壓力、人際環境變化引發的心理健康問題愈發突出;從能力培育看,課程體系偏重知識傳授、應試訓練,對人工智能、科技創新等前沿發展元素融入不夠,學生批判性思維、實踐能力、創新素養培育不足,難以適配未來社會創新型人才的核心要求。育人課程供給、教學模式設計與全面發展的育人目標存在一定脫節,素質教育表層化、形式化的短板較為凸顯。
(三)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的發展瓶頸
教師隊伍作為教育教學的核心支撐,建設質量與基礎教育優質發展需求存在明顯差距,多重結構性、機制性瓶頸持續制約師資隊伍素質提升。一是師資配置結構性失衡,教師總量整體富余與音體美、科學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學科教師短缺并存,城鄉、學段、學科之間師資統籌配置不足,基層農村、偏遠山區學校師資缺口尤為突出;二是教師專業發展機制不完善,部分地區教師培訓內容與一線教學實際、數字化教學應用需求脫節,教研、培訓、教學應用一體化程度不高,教師數字化教學素養、智能工具使用能力有待提升;三是教師職業生態存在堵點,職稱評定、職業發展通道存在機制性壁壘,非教學類工作任務過重,職業倦怠、教學積極性弱化等問題普遍存在;四是師德師風常態化建設仍有短板,師資隊伍綜合建設水平亟待全方位提高。
(四)學齡人口變化下的資源配置難題
根據測算,2026—2035年是基礎教育學齡人口高峰,各學段學齡人口呈“排浪變動、梯次達峰”的非線性態勢,給教育資源配置的精準性、靈活性、前瞻性帶來嚴峻考驗,資源時空錯配、供需脫節的結構性矛盾持續凸顯。分學段看,學前教育學齡人口進入低位運行期,小學學齡人口呈快速下降趨勢,初中人口先緩增后急降,普通高中將在2029年迎來入學峰值,屆時全國學位缺口近800萬,29個省份存在不同程度的學位供給短板;從區域分布看,城鎮化、人口流動加劇學齡人口空間分布不均,城市新建城區學位供給緊張、農村偏遠地區校舍資源閑置的雙向浪費并存,跨學段、跨區域的資源動態調配機制尚未健全,存量資源盤活、增量資源布局缺乏統籌規劃,難以適配學齡人口動態變化的剛性需求。
(五)家長多元教育訴求與同質化公共供給的結構性矛盾
當前中小學生家長以80后、90后群體為主體,普遍具備較高受教育水平,教育需求從過去單純的“有學上”轉向“上好學”,既對優質公共教育資源抱有強烈期盼,又基于子女個性特征、發展規劃、成才路徑對教育多元化、個性化、可選擇性提出更高要求。但現階段公共教育供給側受辦學標準、資源投入、師資配置等因素制約,仍以標準化、同質化、大一統的辦學模式為主,難以匹配家長差異化、多元化、個性化的教育選擇需求;與此同時,家長對教育公平、辦學規范、校園安全的社會關注度持續提升,部分地區校園餐、教輔材料、校服等校園管理領域的細微問題都可能引發社會廣泛輿情,進一步放大了公共教育供給與家長多元化訴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六)人工智能技術重構教育形態的轉型挑戰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正在對傳統教育形態、教學模式、學習方式及教育評價帶來顛覆性沖擊,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面臨技術適配、資源鴻溝的雙重考驗。從教學邏輯看,傳統灌輸式、標準化的課堂教學模式難以適配智能時代的學習需求,人工智能工具重構了教師“教”、學生“學”、效果“考”與質量“評”的全流程邏輯,但現行課程設計、教學實施、評價體系尚未完成系統性適配,學生個性化學習路徑、多元化評價機制亟待建立。從轉型基礎看,教育數字化轉型存在城鄉雙重鴻溝:一方面是硬件資源鴻溝,農村地區數字教學設施、智能設備配置滯后;另一方面是應用能力鴻溝,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學生智能工具使用素養存在顯著差距,技術賦能與實際教學的融合深度不足,難以支撐基礎教育數字化向優質高效的縱深方向轉型。
以從“試”到“立”的系統架構,持續深化基礎教育綜合改革
上述問題與挑戰,是基礎教育綜合改革進入深水區后,深層結構性矛盾、時代發展變化與社會環境變遷交織作用的集中體現,具有全國普遍性、區域差異性、發展動態性特征。面向三年行動計劃余下的兩年攻堅期,基礎教育綜合改革需要從“探索試錯”走向“常態建制”,堅持系統性思維與問題導向的統一,著力在以下六個方面實現突破。
(一)統籌高位設計與自主實踐協同發力
基礎教育綜合改革的深入推進,迫切需要高位統籌與基層活力之間的動態平衡,加快推進高位均衡。[4] 一方面,要在政策引領上堅持中央層面的頂層設計與省級層面的統籌協調,將縣中振興、教師交流輪崗、評價改革、“教聯體”建設等系統任務通過制度性框架逐級傳導,確保改革方向不偏離、責任不懸空。另一方面,要更大力度賦能地方實踐。綜合改革蘊含在“放得來”中尋求“管到位”,需要賦予地方教育部門和學校更大的改革發展權。下一階段應推廣從實驗區到推廣區再到常態區的三階段制度框架,使行之有效的舉措通過政策保障轉化為常規性制度安排。
(二)從學位靜態保障走向資源高適配施策
當前基礎教育面臨的最關鍵資源矛盾莫過于學齡人口變化的剛性需求與存量教育設施的空間配置之間的矛盾。破解這一矛盾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力:一是強化學齡人口精準預測的“數據大腦”功能,推動省、市、縣三級層進式分析,打破教育、統計、公安、衛健等部門的“數據孤島”,將預測、預警、預案全周期融入資源管理邏輯。二是補齊跨學段調配的制度短板,推動初高中共建、職普融通與師資跨段流動,提振有限資源服務的最大承載效能。三是注重從宏大補短板轉向差異化精準施策,對絕對短板地區實施補償、對過渡危機地區做彈性匹配、對資源富余地區防過度投資,堅持教育公平原則,實現“一品一策”高質量適配,推動實現“適合的教育”的公平目標。[5]
(三)推動評價導向轉型與育人深度破壁
教育評價是基礎教育的基礎變量,要扭轉目前考招分離、指標倒掛的困境,從教學與評價聯動上追求“從育分到育人”的全流程貫通。穩步推動過程評價在升學體系中的實質性融入,構建德智體美勞“五育一體”的質量體系,賦予綜合素質測評以應有權重。進一步推進中考從依靠分數選拔向核心素養培育過渡,審思知識與素養的關系,[6] 創新考試命題的開放性與開卷型空間,降低死記硬背成分,提高跨學科閱讀、思維建模、論證辨析能力的考查準度;完善基于綜評的校際均衡分配政策,在深化屬地招生改革上下沉改革力度,撬動縣中競爭力的基礎性提升。
(四)重塑教師專業發展的內生驅動機制
在智能賦能與素質育人的疊加轉折期,教師必須從被動接受培訓走向主動建構專業自決權。一是健全研、訓、用一體化效能,依據學科人才跟蹤制定個性化提升圖譜,破解培訓與需求脫節問題。二是完善綜合激勵體系,破解教師職業倦怠的底層邏輯。建立包含精神榮譽、專業進階、績效支持、心理保健在內的多維補償機制,提高鄉村教師崗位實際獲得感,進一步優化高級職稱評審機制,開辟關鍵崗位競聘、跨校兼任、名師工作室等體系化通道。三是大力提升數字勝任力特別是人工智能教學交融適應性,以提升因材施教的育人效能。
(五)筑牢制度建設與督評執行監督閉環
為保障改革從宏觀部署走向底層落地,要加速構建基礎教育綜合改革試點的完整閉環。進一步加大各級教育督導體制的約束力度,全面檢驗綜合改革任務在縣區層面的推動實效,同步將績效關聯與問責制度緊密結合,避免改革壓力消弭在部門推拉中。在各縣區層面主動建立改革數字監督清單,以扁平化、可視化的方式持續追蹤重點項目中的人員配置、資金流動、任務進度等訊息。同時,通過組建專業化督評專家庫擴展第三方評估力量,提高評價的有效度,倒逼縣區、學校形成可循環改進的監測鏈條。
(六)凝練中國經驗與增強國際輻射協同效應
習近平總書記立足中國國情,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體系是好的,我國的基礎教育在世界上是有優勢的”重要論述。在當前基礎教育綜合改革的進程中,我國教育不只滿足于對國外經驗“拿來主義”的借鑒,更應反哺世界教育理論體系與教育知識體系。通過系統梳理“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運維機制、“教聯體”的模式建構、小班化教學改革等,將其提煉成具有理論面向與操作面向的改革樣本,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彰顯教育影響力的學術話語與制度品牌。大力拓展國際STEM教育的協同發展,通過聯合實驗室、教學研共同體和海內外數字化供給互助,向世界貢獻中國基礎教育的最新成果。借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相關項目平臺,提升我國基礎教育的國際敘事能力,增強對外吸引和服務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能力。
教育強國建設三年行動計劃綜合改革試點啟動一周年之際,改革已經完成了從“藍圖規劃”到“一線鋪展”的初步奠基。然而,改革不止于一年的“熱身”,真正的硬仗還在未來兩年。深化基礎教育綜合改革,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歷史耐心,也要有“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改革決心。唯有堅持高處定位、實處發力,主動回應學齡人口變化之問、育人質量躍升之問、區域均衡協調發展之問,才可在強國建設的歷史時空中形成系統最優的綜合改革路徑,為如期建成教育強國提供堅實的基礎支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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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紅恩 作者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教育戰略與宏觀政策研究所所長、教育公平研究中心副主任)
《人民教育》2026年第12期
作者:李紅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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