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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科學家團隊花了近十年研究的問題,AI 智能體只用了兩天,就給出了相同的答案。
帝國理工學院微生物學家 José Penadés 和他的團隊長期研究一個問題:某些“超級細菌”究竟如何傳播抗生素耐藥性?經過多年研究,他們逐漸確認,一些細菌會獲得來自病毒的尾部結構,并把它們當作“鑰匙”,借此進入不同的宿主物種。
這項研究當時尚未發表。2024 年,Penadés 將一個簡化后的研究問題交給谷歌 DeepMind 開發的 AI 智能體 Co-Scientist。48 小時內,Co-Scientist 給出了五種可能的解釋,并按照優先級排序。排名第一的假設,正是團隊多年實驗得出的結論。
Penadés 的第一反應不是興奮,而是懷疑自己的電腦遭到入侵。他隨即聯系谷歌,確認系統是否讀取了實驗室的未公開數據。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AI 沒有偷看答案。
更出人意料的是,Co-Scientist 提出的四個額外假設中,其中一個是研究團隊此前沒有考慮過的方向,目前正在被進一步研究。
Penadés 承認,如果在研究開始時就擁有這樣的工具,團隊確實可以少走很多年的彎路。但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即使 Co-Scientist 可以在兩天內提出正確假設,卻不能獨立證明這個假設。真正讓答案成為科學知識的,仍然是研究團隊多年積累的實驗數據。
近日,谷歌 DeepMind 發布了一篇報告《Conjecture Machines: AI agents and the new validation bottleneck in science》,討論了 AI 智能體如何改變科學研究。報告通過采訪多位內部研究人員和工程師,并結合 Co-Scientist、AlphaEvolve 等案例提出,智能體正在加速假設生成和候選方案搜索,但實驗、評審和結果理解的速度并未同步提高,“驗證”因而可能成為科學研究新的瓶頸。
為什么 AI 智能體變好用了?
在進一步討論這一瓶頸之前,這份報告先解釋了一個現狀:早期的 AI 智能體表現并不穩定,而科學研究恰恰對嚴密性和可靠性要求極高。那么,是什么讓智能體在近一年內突然具備了參與真實科研工作的能力?
報告將答案歸結為三項因素:基礎模型變得更強,模型外部的“腳手架”逐漸成熟,智能體也更容易根據具體科研需求進行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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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DeepMind)
首先,基礎模型的推理能力變強了。報告稱,當前領先模型在 Humanity’s Last Exam、FrontierMath 等科學測試中的表現已經超過人類專家。相比測試成績,更重要的變化是,模型不再急于給出答案,而是能夠進行多步推理,在不同方案之間探索、比較和修正。
這使智能體可以處理更復雜的問題,從大量論文中尋找容易被忽視的信息,建立跨學科聯系,并判斷何時需要搜索文獻、運行代碼或調用其他工具。
其次,智能體有了更成熟的“腳手架”。它可以理解為包裹在基礎模型之外的一套工作系統,為模型增加規劃、記憶和使用工具的能力。借助這套系統,智能體可以檢索論文、執行代碼、使用科學軟件,也可以與其他智能體協作。
早期腳手架往往只適用于特定模型或任務,模型升級后可能需要重新設計,也很難遷移到別的智能體系統上。隨著智能體之間通信、調用工具的標準逐漸形成,這類系統有望更容易復用,減少對定制化腳手架的依賴。
第三,智能體變得更容易定制。基礎模型掌握了論文和教科書中的大量知識,卻缺少科學家在長期實踐中積累的經驗,例如如何培養特定細胞、處理實驗異常,或者讓復雜模擬順利運行。
現在,研究人員可以把部分工作方法整理成“智能體技能”,用一組指令告訴智能體如何執行任務、調用哪些工具、產生什么結果。這些技能可以在團隊內部共享和積累,實驗室也可以在安全條件下,讓智能體使用歷史實驗記錄等內部資料。
在這一模式下,智能體并不是獨立完成科學研究,而是承擔文獻整理、代碼運行、數據分析和候選方案生成等工作。科學家則負責設定目標、檢查結果并作出判斷。
計算生物學家 Natasha Latysheva 已經把自己研究流程中的部分方法整理成了智能體技能。她認為,盡管目前的 AI 智能體還不完全可靠,科研人員的工作方式仍可能逐漸從親自執行轉向更高層次的調度。“我們每天會先檢查智能體在夜間完成的實驗和分析,再調整研究方向,安排下一輪任務。”
AI 智能體正在怎樣改變科學研究?
AI 智能體帶來的直接變化,是成為科學家的數字助手。文獻篩選、數據庫查詢、數據整理和代碼編寫等任務,都可以部分交給智能體處理。谷歌 DeepMind 高級研究科學家 Matej Balog 認為,這能讓研究人員能夠完成一些過去受編程能力限制、難以獨立完成的工作。
但報告更關注智能體對科研核心流程的影響,即從構思、尋找最優解到驗證等階段,AI 正在不同程度上參與科學發現。
構思階段,科學家通常并不缺少想法,真正困難的是判斷哪些方向值得投入時間和實驗資源。智能體可以閱讀大量公開文獻,尋找分散在不同學科中的線索,再讓多個子智能體分別提出假設、相互批評和排序。
斯坦福大學研究人員 Gary Peltz 曾使用 Co-Scientist 尋找可以被重新用于治療肝纖維化的現有藥物。根據文獻和多年經驗,Peltz 選出兩個候選藥物,Co-Scientist 則推薦了三個。
在人體肝細胞實驗中,Peltz 選擇的兩個藥物均未表現出效果。AI 推薦的三個候選中,有兩個不僅抑制了纖維化,還促進了肝細胞再生。
這無疑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不過,智能體提出的假設并不一定可靠。Co-Scientist 負責人 Vivek Natarajan 提到,一份長篇分析中,即使只有一項關鍵內容由模型虛構,也可能使整個結論失效。他認為,科研智能體需要具備“認識論上的謙遜”,即能夠判斷自己何時缺少信息,并明確表達不確定性,而不是只給出一個看似完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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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DeepMind)
構思之后,智能體還可以在大量候選方案中尋找更優解。AlphaEvolve 的方法是先生成多種候選算法,再按照預先設定的標準評分,保留表現較好的結果,并以此為基礎繼續迭代。據報告介紹,它已被用于輔助設計谷歌下一代 TPU 芯片、處理數學中的 Erd?s 問題,以及改進基因組數據分析。
“算法幾乎可以描述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科學和自然過程,”Balog 表示。正因如此,當一個問題能夠用代碼表達、候選方案又可以被快速評分時,智能體就能在較少人工干預的情況下持續搜索。
但在材料、化學和生命科學中,計算得分較高的方案通常只是一條線索。一個由智能體設計的催化劑仍需要被合成和測量,一種可能有效的藥物也需要經過細胞、動物和臨床實驗。AI 可以加快候選方案的生成,卻不能跳過現實驗證。
數學和計算機科學在一定程度上是例外,因為部分驗證可以在計算機中完成。DeepMind 開發的 Aletheia 將證明生成器與自然語言驗證器結合起來:一個系統提出證明,另一個檢查問題并將錯誤返回修改。在今年 2 月的首屆 First Proof 挑戰中,Aletheia 在一周內解決了十道未公開研究問題中的六道,是所有參賽系統中成績最好的。
但自動驗證也帶來新的問題。Aletheia 項目負責人 Thang Luong 將其稱為“證明消化不良”:AI 產生數學結果的速度,可能超過人類專家閱讀和審查的速度。
同樣從事數學 AI 研究的 Alex Davies 也在思考這場變革將把數學家推向何方。他說:“我可以想象這樣一個世界:機器負責發現,而數學家要做的,是理解這些發現,并判斷接下來哪些問題真正值得追問。”
從構思、搜索到驗證,AI 智能體的作用逐步深入,但不同環節的進展并不一致。機器可以迅速增加假設和候選方案的數量,實驗設施、專家審查和自然過程卻無法以相同的速度擴張。
科研體系如何應對驗證瓶頸?
隨著 AI 智能體能夠快速生成假設和候選方案,科研體系也需要擴大篩選、驗證和理解這些結果的能力。報告認為,政策制定者和科研資助機構需要重點處理四個問題:智能體的可及性、科研數據、實驗設施,以及同行評審。
第一,讓更多科學家能夠使用先進智能體。報告將其類比為過去的超級計算機的訪問權,一個國家除了要考慮能否訓練出自己的前沿模型,還需要考慮能否把智能體真正部署進大學和科研機構,以及實驗室該如何承擔相應費用。
雖然單位 AI 能力的成本可能持續下降,但隨著科研人員把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的任務交給智能體,實驗室在模型調用上的總支出恐怕不會同步減少。報告因此建議,科研資助機構需要盡快判斷:是在現有資助項目中增加預算,還是設立專門針對智能體使用的新資助渠道。同時,報告也建議簡化采購流程,讓研究人員可以按實際需要自主選擇工具,而不必經過繁瑣審批。
第二,智能體需要能讀取真正適合機器使用的科研數據。目前,不少科研資料以網頁、PDF 或下載文件的形式存在,雖然可以供人閱讀,卻缺少統一格式、清晰的元數據和穩定接口,難以被智能體持續調用。
報告建議,將開放或風險較低的公共數據整理為“智能體就緒”的數據資源,并加強質量控制、長期維護和跨平臺兼容。對于醫療、基因組和病毒學等敏感數據,則需要設置權限管理、隱私保護和操作審計機制。報告以英國 OpenSAFELY 項目為例:研究人員可以在受控環境中分析醫療數據,而無需直接接觸原始數據,未來類似的機制也可以延伸到智能體的數據訪問上。
第三,擴大實驗驗證能力。許多研究人員目前已經在為儀器和實驗設施的排期發愁,而當智能體持續產出新的候選假設,需要被驗證的項目只會越積越多。
報告提出了兩條路徑:一是加大對現有公共實驗設施的投入,把更多實驗臺位和儀器運行時間開放給外部研究團隊;二是推動自動化實驗室建設,用機器人和自動化儀器全天候運行標準化實驗。
谷歌 DeepMind 已經在英國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建立了一間濕實驗室,并為部分使用 Co-Scientist 的獨立研究人員提供實驗經費;美國的 Genesis Mission 計劃則試圖打通能源部下屬國家實驗室、高校和 AI 企業之間的資源。由于自動化實驗室的建設成本高昂,報告建議采用公共投資和共享設施的模式,降低單個團隊使用這些資源的門檻。
第四,調整同行評審機制。AI 已經大幅降低了撰寫論文和基金申請書的成本,這意味著投稿和申請數量還會繼續攀升,而文字表達本身也越來越難以直接反映研究質量。學者 James Wilsdon 和 Geraint Rees 就指出,問題不只是供給量的增加,寫作質量本身已經不再是一個可靠的篩選標準。如果申請人普遍借助智能體準備材料,而評審者仍完全依靠人工逐一審閱,現有的評審壓力只會進一步加劇。
報告建議,評審者同樣可以借助智能體檢查引用是否準確、數據是否存在錯誤、證據鏈是否完整,從而把更多精力留給對研究價值本身的判斷。不過,由于評審材料通常尚未公開,相關工具的使用也需要滿足嚴格的保密和數據安全要求。
此外,研究人員還需要更清楚地說明 AI 在研究中的作用。報告提到了“人機交互卡”(Human-AI Interaction Cards)這一設想:記錄下產生關鍵研究思路時所使用的提示詞、模型輸出和后續的人工修改,讓評審者能夠追溯一項成果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顯然,智能體的普及會影響下一代科研人才的培養。但如果年輕研究人員在真正掌握基礎方法之前,就已經習慣把大量工作外包給 AI,未來可能難以形成審視和質疑機器輸出所需的專業判斷力。報告因此建議,科研訓練體系可以保留一定的無智能體階段,讓學生先扎實掌握基本方法,再逐步把智能體當作協作伙伴使用。
1.https://datumo.com/blog/insight/co-scientist-google-ai-en/
2.https://deepmind.google/public-policy/conjecture-machines-ai-agents-and-the-new-validation-bottleneck-in-science/
運營/排版:何晨龍
注:封面由 AI 輔助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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