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20年前居高臨下的質問，終究被人民路線所汰換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匪諜”“叛國者”“在地協力者”的文明反照

如果說，鄭麗文在體制內“為民族復興開辟宏偉前程”，是戴著腳鐐跳舞的人；那么，另一群根本否定代理型過渡體制的人，就是在歷史和文明意義上轉型正義的代價承擔者。

只不過，從蔣介石到沈伯洋，從“匪諜”“叛國者”到“在地協力者”，映照出民國遺留體制對于自身不確定性的恐慌投射。當一個體制大肆制造“匪諜”“叛國者”“境外敵對勢力”時，它真正暴露的不是什么敵人滲透，而是自身對歷史方向的極度不安。

“臺獨”頑固分子沈伯洋

唯有通過指控、檢肅、關押轉向者與先行者，包括鎮壓申領大陸身份證與定居證的民眾，才能恐嚇觀望者，并達到維持現狀或延命過渡狀態的目的，這是任何過渡體制面對文明終局的本能性反應。

80年來，從國軍高階參謀吳石、臺籍留日精英林麗韞、飛官黃植誠、經濟學家林毅夫、半導體科技精英張汝京、臺籍黨代表盧麗安、乃至赴陸社群媒體創作者，這些跨世代、跨背景、跨族群、跨領域代表人群的轉向意義，早已超出失去歷史方向感的過渡體制及其所啟動的系統性污名化機制。

在智德雙萎的依附型封閉社會，很難理解所謂“匪諜”“叛國者”，是在舊體制無法完成歷史任務后，轉而承擔文明重建責任的行動者。換句話說，那些人是中國現代文明重建的轉向承擔者。“忠于體制”不等于“忠于國家”，“離開體制”也不構成“背叛文明”，他們為這種認識的實踐承擔代價。

他們的選擇不必被浪漫化，但應該被理解；不必被神圣化，但也不該被污名化。真正需要被反思的，從來不是那些離開失效體制的人，而是仍試圖用過渡體制或歷史遺骸指控文明轉向者為“叛國”的話語本身。

更何況，一個以“地位未定”自居的所謂“國家主權”承載體，僅靠著“臨時條款”“增修條文”來自洽正當性與合法性，根本無法給人民提供實現未來的制度能力與歷史整合能力的政客代理型過渡體制，除了把歷史方向感改寫為道德忠誠度測驗，把“轉向”定義為“背叛”之外，有什么資格在文明終局的立場上否定那些中國現代文明統一進程中的方向確認者？

“反共”在臺灣地區的體制內還有市場，不是因為中共的失敗或歷史上的片段災難，而是因為中共完成了過渡體制在兩岸無法做到的歷史任務。正如“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臺灣地區的體制內沒有市場，不是因為中共做不到，而是因為過渡體制做不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因此，轉向中共領導的責任型體制的那群人，既是用自己的生命軌跡先行展示了文明歸屬的終局，也是在文明層級上否定過渡體制維持現狀的正當性。

只不過基于政治防衛反射，過渡體制除了啟動對歷史轉向者的污名化機制，還把中華民族復興工程壓縮成片段式的災難剪影，用片段來取代對文明完成度的整體評價。

這種操弄在智德雙萎的封閉社會誠然見效，畢竟承認中共是基建、脫貧、強軍、教育、新科技和共同富裕等民族復興現代文明的完成者，無異于體制自殺。只有無法完成文明整合的過渡體制，才需要讓歷史永久停滯在創傷敘事中；而能完成現代化強國戰略目標的文明主體，必然經歷試錯，卻不被試錯所否定。

民進黨以各種方式威嚇、阻擋兩岸民間交流

為什么過渡體制內的人，終局命運不同？

從歷史動態看，任何政治恩怨必然讓位于文明邏輯。只有在這樣的層面上，才能對歷史規律的冰冷與宏大保持通透。

基于同樣的文明敘事，國民黨人與民進黨人的命運落差將更加懸殊。盡管包括鄭麗文在內，曾經參與兩黨合意“變憲”改造臺灣“非中國化”的歷史；但由于民進黨人的“互不隸屬論”與“境外敵對勢力論”，自動區別出藍營是歷史錯位而綠營是歷史對抗的不同角色。

既然鄭麗文已經高舉中國人身份與“九二共識”，在性質上，藍營就仍算是人民內部矛盾，而綠營則走向不可逆的敵我矛盾。這就決定藍營可能遭遇文明體制的收編或改造，綠營則將面臨文明體制的清算與掃除。

可說來吊詭，在歷史上，國共內戰結下血仇，民進黨人倒是與中共沒有瓜葛，只想依附外力獨占臺灣。這就是必須以文明視野才能明白的──政治恩怨與歷史規律的背離。

國共內戰雖然血流成河，但在文明層級上，兩黨畢竟都在同一個中國文明框架內運作。當內戰結果已確立文明主體的負責人后，為了文明整體命運的發展，昔日鬩墻之爭將轉化為帶有溫情與敬意的歷史記憶，這是集體主義演化論、責任型文明體制所決定的共同體型態。

何況國民黨在臺灣推行說寫中文、實施大學聯考等相對公平的選才制度，既有利于文明治理，也有利于民族邊界的確立。從文明演進的結構性需求來看，國民黨在臺灣實現了“秩序的穩定”，有利于中國大一統文明的歷史連貫性，這個價值就超越了意識形態與政治恩怨。

隨著時間流逝和新時代的任務需要，近80年前的內戰血債已進入歷史教科書，逐漸成為符號化的歷史。眼下的國民黨至多是倚賴別有算計的“和平”與“中國人”稱號來茍延私利而已，卻早已沒有“反攻大陸”或“割據稱王”的能耐，那么過去的血債就會被責任體制視為文明演進過程中的必要代價。

相比民族復興大業，國民黨那點蠅營狗茍，倒是反證代理型過渡體制沒出息的存在而已。可民進黨就不是這樣定性了。

雖然民進黨與中共沒有血仇，但他們在華夏文明的版圖上實施教育、文化與身份認同上的切割，還配合美國對臺實施去人化的“豪豬”配置，這是對中華民族的精神屠戮與人格羞辱。在重視歷史傳承的文明體制看來，精神摧殘要比肉體殺戮更不可饒恕。【1】

換句話說，國民黨人即便身負血債原罪，只要他們最終回到文明體制的同心圓內，歷史便會給予他們從容轉身的空間；而民進黨人即便是沒有血仇，只要他們站在文明和民族的對立面，歷史終局便會展現最無情的一面。

這就是文明存續高于私人恩怨的歷史律令──即便沒有聯大2758號決議，被加工改造成非中國的“中華民國”，也必然因為“臺獨”政治掩體的性質而遭歷史功能性淘汰，這遠不是被誰消滅的問題。所謂“消滅中華民國主權”，只是一個早在上世紀就已解決，卻被藍綠政學媒合意復辟來恐嚇民眾與動員選舉的假命題。

只有從這樣的視野才能明白，那些被過渡體制政學媒指斥為“匪諜”“叛國者”“第五縱隊”“在地協力者”的人，其實是在歷史關鍵節點上，選擇一條能承擔中國文明可持續發展的路線。

至于跟風指斥的過渡體制信徒，其性質或是依附統治敘事獲得安全感的話語寄生者，或是無力處理復雜的文明問題，只能依賴標簽與污名化產生優越感的智德雙萎患者。從文明層級來看，這些跟風者既是替過渡體制遮掩方向迷失的消耗品，也是被責任體制視為文明演進過程中的扶智成本。

回應20年前的質問

20年前，在美國主導世界秩序兜底的背景下，臺灣作家龍應臺公開要求中國大陸用“文明”來說服她。她宣稱“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用這些話描述當今美國政府，堪稱絕配。連牢A的美國斬殺線敘事，也不如她直戳人心。

只是龍應臺說，臺海兩岸都要符合她的價值認同，才能開始討論統一，這就是典型的文明錯位。龍應臺問的是：“你為什么不尊重我？”中國文明則用行動回答：“我忙著讓14億人不被歷史淘汰。”20年來，中國大陸以責任體制大規模脫貧、基建和科技突破，完成先存續、后論述的文明邏輯。

不同于歐美政客代理體制先契約、后執行、責任轉嫁選民的程序邏輯，中國文明的運行邏輯是先完成國力、科技、民生和民主的存續，再來談文明。

龍應臺所謂“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哪邊就是我的家國”，呈現了英美個體主義契約論在中文世界里的完整人格：“家國”是一個接受她價值審核后，才值得她認同的對象；而不是她必須承擔、即使不滿意也不能拋棄的歷史共同體。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其譯文就是拿契約、釋法條、講權利，憑什么說“我”是中國人？那是在文明施工現場外，一句清晰有力卻永不進場的聲音。

可當歷史開始封場、清點責任時，文明從不問哪個外部旁觀者被說服，只問誰是在場內泥濘中一寸寸推進的承擔者。于是問題在于：誰擁有文明的最終解釋權？是質問與批判文明進度的人？還是負重完成文明的人？

對于生在責任型體制的中國大陸民眾來說，文明不是以民主自由對價的選票換來美國萊豬肉與日本核食品；而是將官員考核與肉、蛋、奶、魚、菜的供應與價格穩定綁在一起，涵蓋生產基地建設、物流冷鏈傳輸、批發市場布局以及零售終端的控價機制，并升級為數字化監控和應急儲備的智能型“菜籃子工程”。

開在武漢地鐵洪山廣場站的菜市場 資料圖：新華社

早在龍應臺要求“中國文明說服她”之前，“中央一號文件”至今已連續23年針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展開糧食安全與社會基層穩定的建設，以抵御外部風險和外力威脅。相較于臺灣政客搞所謂“護國神山”以結好外力，中國大陸體現責任型體制與政客代理型體制的根本區別：前者以民生為本，后者以外援為恃。

當地方首長必須為菜價負責，當中央政府每年為農業發出第一號指令，這就從制度上排除了責任外包的可能。也就是說，文明并不需要說服任何個體的價值認同，而是先完成生存的實事。何況，并不是每個臺灣人都認同美國萊豬肉與日本核食品的價值，也不是每個臺灣人都認同對美軍購與對美投資頭期款總計17兆臺幣（5400億美元）的價值。

相較于臺灣體制把人民稅金釘在美國的土地上與軍火商的銀行戶頭里，成為“文明的租金”；大陸體制將人民稅金釘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文明的地基”：南水北調工程、特高壓輸電工程、西電東輸工程、八縱八橫高鐵網、東數西算工程、高標準農田建設工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這些戰略級別的一號工程，至少支出16兆人民幣（72兆臺幣），其投資規模之大、回報周期之長，首要確保14億人在極端情況下也能有水喝、有飯吃、有路走、有電用的治理邏輯，是任何政客代理型體制出身、被置換個體契約論與西方價值的頭腦所無法負擔的思考。

一號工程不是政黨輪替和選舉周期的即興支票，而是基于對后代生存與文明連續性的責任，進行超大時空規模的代際資產配置，是以責任型文明體制兜底的物質證明。

反觀臺灣地區，眼前巨額對美投入不但加速自身體制的資本透支，也進一步證明這種過渡體制面臨高風險時，首要解決的是代理型政客內心的恐懼，而不是對島內民生承擔終局責任。或許就在今年，一旦美國因國債、內亂和軍力不足而失去挺臺能力時，這17兆臺幣的支票將被證明是史上最昂貴的廢紙契約。

當大陸具備全國一體化的糧、水、電供應能力時，其對臺灣的責任回收就具備了無可置疑的物理優勢。也就是說，大陸責任制之下的這些重大工程，其實是為直接治理前置化鋪設好物理基礎。而臺灣政客代理制，卻因為對夕陽霸權出賣主體性，反而變相消除了抵抗回歸的條件。

終局文明裁決：我在故我思的辯證統一

中國文明從不搞價值說服，因為促和不求同，因為務實不弄虛，因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因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美國優先，一帶一路和新門羅主義：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歷史的尺度，自有文明裁決。

民國是中國人的民國，是中華民族因應“三千年來一大變局”的被動防御。在歷史的尺度上，民國是中國人走向民族復興、主動重塑民族生存發展環境和秩序前的過渡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民國完成抗日戰爭的軍事勝利與臺灣光復，并成就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與國家意識的凝聚。而聯合國的成立，更是民國時期以三千多萬中國人性命換來的文明成果。

因此，基于客觀的文明裁決，當下任何否認中國人身份的所謂“中華民國國民”，才是反智、反動、反文明的虛無主義叛國者；任何否認聯合國大會決議，僭稱“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學媒，才是反智、反動、反民國的詐騙集團竊國者──何況是加工改造民國遺留，再借以分裂中國的竊國者？

陳映真（1937-2016）

臺灣作家陳映真說：“分裂民族的統一，至少對我而言，是一個知識分子為了堅持其出生的尊嚴、知識的尊嚴和人格的尊嚴的原點，不能議價，不可買賣、不許交換的。”【2】很明白，陳映真與龍應臺的文明論分歧不在價值，而在責任是否可退場。一個承擔文明成本，一個閃避文明代價，如是而已。

“臺灣是中國的固有領土”，這是我在承擔；“臺灣人不是中國人”，這是我思閃避。如是而已。

當責任型文明體制承擔起歷史裁決，以“云端公民權”實施降維包容，讓臺灣民眾在數位空間里共享追劇、過節、團圓、消費、投資、醫保、教育、執業、海外救援……，實現全國數字生活圈的治理前置化時，臺海統一已不再是舊時的受領或硬著陸，而是中國文明演進過程中的汰換與合流。

當政客代理型過渡體制忙于一手掏空資產輸往美國，卻無力維持勞保、健保、社保、年金，無力更新老舊落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無法保證物價、水電和能源供應時，另一手要如何封禁臺灣民眾在社會學意義上的數字回歸？如何阻止以功能性身份取代政治性身份的文明翻墻？

“消滅中華民國主權”只是藍綠政學媒合意的政治詐騙，歷史與法理真相是：中華民國光復臺灣并恢復臺灣人對中國歷史、領土、文化和主權的繼承。如今阻斷臺海兩岸往來、剝奪臺人中國繼承權與中國身份認同權的政客代理型過渡體制，將無可逭逃地直面臺灣光復第二階段的文明裁決──試看去年的愚人節焦慮：龍應臺在《紐約時報》的刊文“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2025年4月1日，龍應臺在《紐約時報》刊文。

在這個文明等級汰換的歷史變局中，責任型文明體制既把控物理現實對意識形態的全面勝利，又將意識形態升級為捍衛民族整體利益和生存保障的思想干城，這就是“愛國者治臺”的必然要求。

于是，過渡體制政學媒高層面臨責任體制“一鍵文明”的治理代差優勢，只能隨著戰略資產輸出而外移或潛逃，但他們只是帶走“過去的存量”。“未來的增量”則隨著文明升級的落地而實現，這是第二階段臺灣光復的必然結果。

如此一來，那些沒條件外移卻長期擔任政客代理價值翻譯官的滯臺知識人，將是這場文明等級汰換變局中最痛苦的人。他們既無法阻擋歷史裁決、責任體制的責任回收，也無法說服獲得兜底保障的基層民眾跟隨他們。他們在龍應臺的公開信里找到“文明底氣”，卻沒在祖先耕耘的土地上尋找文明地基。他們發現自己已無處站立。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精英思維，終究讓位于“請用文明來承載我”的人民路線。當歷史的車輪穿過臺海通道時，不保證有沒有幸存的螳螂，但保證準點、舒適與安全的質量，以及團圓的溫暖。

注釋：

1.島上傾藍媒體的開年新希望是“紅藍綠和解”，看似人畜無害的心靈雞湯，其實是混淆政治交換與文明存續的生意人迷湯，見〈期待鄭習會開啟紅藍綠和解〉，《中國時報》社論，2026年1月1日，A2版。又見〈國共為和平鋪路 更為民共搭橋〉，《中國時報》社論，2026年1月29日，A2版。

2.2006年1月，龍應臺在《中國時報》發表〈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同年2月，陳映真在《聯合報》發表〈文明與野蠻的辯證〉，以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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