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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馬里遭遇自2012年以來烈度最高的武裝沖突,以圖阿雷格人為主體的分離主義武裝組織異軍突起,不僅試圖在馬里北部劃定勢力范圍,更頻頻與馬里政府軍及私營軍事承包商發生激烈交火。今年4月,馬里國防部長在激戰中陣亡,便是這場殘酷拉鋸戰中最刺眼的注腳。7月18日,馬里政府軍一支車隊在該國北部地區遭極端組織和分離主義武裝聯合襲擊,逾50人喪生。
7月20日,中國駐馬里大使館發布公告,提醒在馬中國公民加強安全防范。公告稱,當前,馬里安全形勢十分嚴峻,恐怖分子頻繁發動襲擊,持械搶劫顯著增多,肯涅巴、布谷尼、富魯等地區已發生多起外國公民被襲事件。
盡管馬里政府近日高調宣布在北部重鎮阿內菲斯擊退叛軍并造成對方重大傷亡,但據法新社等外媒從前方獲取的消息,戰火并未停歇,政府軍、叛軍與私營軍事承包商三方均付出了慘重代價。
馬里乃至整個西非的流血沖突,絕非單純的治安惡化,而是殖民主義、民族矛盾、資源掠奪與大國博弈交織而成的死結。從法國殖民時期的殘酷掠奪,到圖阿雷格人綿延百年的反叛,再到極端主義勢力的乘虛而入,沖突的性質不斷變異,安全局勢陷入無休止的拉鋸,甚至已呈現出向整個西非地區外溢的危險趨勢。
被掠奪的鈾礦與未愈合的傷口
要理清西非亂局的脈絡,繞不開一個在撒哈拉沙漠中悍勇善戰的游牧民族——圖阿雷格人。這支總人口約四五百萬的族群,廣泛散布于馬里、尼日爾、乍得、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等國。他們聚居的地區雖然人煙稀少、交通閉塞,卻蘊藏著豐富的鈾礦資源,是歐洲核能產業最重要的海外供應地之一。
然而,財富并未帶來繁榮,反而成了詛咒。在法國殖民時期,鈾礦被牢牢把持,利潤源源不斷地輸送回法國本土以支撐其工業發展,而世代生活于此的圖阿雷格人卻連殘羹冷炙都分不到。從20世紀初到二戰后,圖阿雷格人曾發動過兩次大規模起義,但均遭殖民當局殘酷鎮壓。
1960年馬里獨立后,法國的堅船利炮雖然撤走了,但經濟上的鎖鏈并未斬斷。法國通過長期貿易協議,繼續掌控著當地的鈾礦開采權。與此同時,由南部族群主導的馬里中央政府,對北部地區長期奉行“重管控、輕投入”的治理模式。南北之間巨大的發展鴻溝,讓圖阿雷格人的邊緣化感與日俱增,也為日后的動蕩埋下了深重的隱患。
歷史的暗流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終于迎來了決堤的時刻。利比亞卡扎菲政權的垮臺,宛如一場地緣政治的地震,大量武器和曾為卡扎菲效力的圖阿雷格雇傭兵如潮水般涌入馬里北部,為蟄伏多年的分離武裝注入了興奮劑。2012年,持世俗主義立場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MNLA)借機起事,迅速攻占馬里北部重鎮廷巴克圖,兵鋒一度逼近首都巴馬科。這場夾雜著民族分離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的動亂,最終演變為全國性內戰。直到法國發動“藪貓行動”強力介入,叛軍的攻勢才被暫時遏制,其活動被迫轉入地下。
伊亞德·阿格·加利:從搖滾樂手到薩赫勒“教父”
在馬里連綿不絕的戰火中,一個名字正逐漸成為巴馬科政府乃至法國情報部門最忌憚的夢魘——伊亞德·阿格·加利。這個帶有宗教極端主義色彩的叛軍首領,其人生卻充滿了極具戲劇性的反差。他曾是留著長發、抽著萬寶路香煙、流連于夜總會的搖滾樂手,也曾作為馬里政府的外交官被派駐中東。這段游走于世俗與宗教、國家與部落之間的經歷,不僅讓他對西非的地緣政治了如指掌,更在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和沙特編織了一張龐大而隱秘的人脈網。
2011年,利比亞的戰火點燃了西非的引信。加利撕下外交官的面具,搖身一變成為MNLA的主要指揮官之一。然而,他很快發現,自己無法掌控這支以世俗獨立為目標的武裝。意識形態的鴻溝與現實利益的傾軋,最終促使他另起爐灶,創立了“安薩爾丁”武裝,并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基地”組織在西非地區的代言人。當昔日盟友苦勸他切斷與極端組織的聯系時,他選擇了拒絕。MNLA隨即給他貼上了“罪犯”的標簽,宣告了叛軍內部路線的徹底撕裂。
世俗分離主義與極端神權主義的矛盾,注定無法在同一個戰壕里共存。MNLA渴望在馬里北部建立一個世俗、主權獨立國家,而加利等人則試圖建立神權統治。這種不可調和的分歧在2024年迎來了終局:隨著MNLA的壽終正寢,其殘部并入“阿扎瓦德解放陣線”,后者旋即宣布與加利結盟,叛軍的聲勢暴漲。
事實上,在促成這場“世紀大和解”之前,加利早已完成了對薩赫勒地區極端武裝的整合。作為“支持伊斯蘭和穆斯林組織”(JNIM)的核心人物,他像一個精明的政治掮客,將馬格里布與西非的各路武裝捏合成了一個龐大的統一聯盟。到了2025年,JNIM已成為薩赫勒地區最令人生畏的反政府力量。他們在控制區內建立起去中心化的準國家模式,影響力從馬里、尼日爾向南蔓延,直逼沿海的貝寧和多哥。
面對這股日益失控的狂潮,馬里政府在2026年開出了高達20億西非法郎(約合350萬美元)的天價懸賞,只為獲取抓捕或擊斃加利的線索。盡管馬里軍方近期高調宣布“擊斃多名叛軍領袖,打傷加利”,但這位深諳沙漠生存與權力游戲的“教父”目前依然逍遙法外。
“外包安全”的幻滅
從法國殖民時期的殘酷掠奪,到圖阿雷格人謀求獨立的百年抗爭,再到如今JNIM的強勢崛起,馬里及周邊地區沖突的性質正在不斷變異,將西非區域推向更加危險的境地。
過去10年,馬里叛軍之所以能迅速坐大,核心原因有二:其一,伊亞德·阿格·加利成功完成了勢力整合,將原本局限于分離主義的民族武裝,升級為一個跨區域的極端武裝聯盟,實質性掌控了馬里北部;其二,馬里政局的劇烈動蕩與戰略誤判,尤其是驅逐法軍、引入私營軍事承包商的決策,非但未能填補安全真空,反而撕開了更大的防線漏洞。
2020年與2021年的兩次軍事政變后,馬里政府選擇與法國決裂,并驅逐了聯合國維和部隊,轉而將國家防務“外包”給私營軍事承包商。然而,這支以盈利為目的、結構松散的雇傭兵武裝,與馬里政府軍的指揮體系存在嚴重割裂。這種協同作戰能力的先天不足,導致馬里整體防務能力不升反降,為叛軍的擴張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外部環境。
2024年7月,廷扎瓦滕村的慘烈交火成為了這一模式破產的標志性事件。在那場戰斗中,84名雇傭兵與47名馬里士兵陣亡,暴露了“外包安全”的脆弱底色。進入2026年,北部戰局進一步惡化,馬里政府軍與私營軍事承包商被迫放棄基達爾、阿蓋洛克和泰薩利特等重鎮,防線支離破碎,士氣遭受重創。
更令人擔憂的是,隨著戰場優勢的擴大,JNIM已不再滿足于偏安馬里北部,而是將矛頭直指整個西非。他們不僅突襲了馬里首都巴馬科近郊的監獄,試圖解救被俘人員,甚至將手伸向了鄰國尼日爾首都尼亞美附近的機場。這一系列越界行動表明,馬里政府單純依賴外援平叛的模式已經徹底失靈,不僅未能穩住前線,反而引發了連鎖性的地區安全危機。
馬里的血淚教訓證明,槍炮可以買來一時的平靜,卻買不來根植于人心的秩序。未來,馬里若欲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絕不能僅僅停留在穩定前線局勢的戰術層面。唯有直面歷史遺留的沉疴,彌合南北族群的巨大鴻溝,重構資源分配模式,并推動實質性的民族和解,逐步擺脫對外部干預的路徑依賴,這個飽受創傷的國家才有可能從根源上終結長達數十年的流血沖突。
(作者李珂、古力比是新疆社科院助理研究員,世界與中國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孫力舟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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