膽大包天！為了除掉袁文才王佐，連毛澤東的左膀右臂都敢殺？

引言：

個人的私仇，包裝成組織的決定；門戶的算計，包裹上革命的外衣！

1930年2月的湘贛邊，朱昌偕、王懷一心要殺袁文才，王佐，表面上都是“組織紀律”“中央精神”“革命純潔性”等冠冕堂皇的話語，但真實目的還是為了他們那點“門戶私計”。

要殺袁王，毛澤東留下的"定海神針"宛希先，就成了最大的障礙。

那就把宛希先一并除掉！

連毛的左膀右臂都敢動，這伙人

（一）殺人的理由

1930年1月21日，雩田會議結束的那個深夜，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失眠了。

他躺在遂川雩田圩一間祠堂偏廂的木板床上，眼睛睜著，盯著屋頂黑乎乎的椽子。窗外是贛西一月深處的風，貼著地面刮過來，把門縫里的稻草吹得簌簌響。

永新縣委書記王懷睡在隔壁，翻身的聲音透過薄薄的板壁傳過來，顯然也沒有睡著。

朱昌偕翻了個身，把那張折疊過多次的紙從懷里掏出來，就著窗縫漏進來的月光又看了一遍。紙上是黃公略簽過字的決議，墨跡已經干了，但“相機處置”四個字燙得他指腹發麻。

相機處置。機在誰手里，誰說了算。

天蒙蒙亮的時候，王懷推門進來，頭發亂著，眼下青黑一片，顯然也沒睡好。他蹲在門檻上，從懷里摸出根煙卷，點著了，吸了一口，就要開腔：“這次回去，怎么解決袁王？”。

朱昌偕坐起來，制止了王懷，把那張紙重新折好，塞進懷里：“回去再說。”

從遂川回永新的路，兩人騎在馬上，一前一后。山路兩旁的松樹被風吹得嗚嗚響，王懷的馬走在前頭，朱昌偕落在后面。快到永新縣城的時候，王懷勒住馬，等朱昌偕跟上來，壓著嗓子說了一句：“袁文才王佐問題，不能再拖了，現在有中央巡視員發話，黃公略也簽了字，你打算什么時候動手？”

朱昌偕沒有接話。他腦子里一直轉著一件事——黃公略簽了字不假，但簽字歸簽字，殺人不是簽個字就完了。

他需要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需要能讓彭清泉點頭、讓黃公略不反悔、讓彭德懷出得動兵的理由。那些理由必須放在臺面上，誰看了都挑不出毛病。

真正的理由，他不敢說出口。

井岡山的土客矛盾，幾百年了，土籍人占著好田好地，客籍人只能往山旮旯里鉆。土籍的秀才當官、土籍的族老說話算數、土籍的租子收到客籍人頭上來——這是幾百年傳下來的規矩，天經地義。

可毛澤東來了之后，天變了。他偏偏重用客籍人。袁文才、王佐手里的幾百條槍，本來是綠林的自保工具，被毛澤東一收編，變成了紅軍的正規武裝。槍還是那些槍，可槍桿子后面站著的，是“革命”兩個字。

“土籍的黨，客籍的槍”，深層矛盾無法調和，遲早會出大事。

客籍人有了槍、有了“革命”的招牌，腰桿一下子就硬了。以前見著土籍族老低頭走路的客籍后生，現在敢在分田會上拍桌子。以前不敢跟土籍大戶爭水圳的客籍村子，現在敢拿著梭鏢去量地界。

朱昌偕看得清清楚楚——這是客籍人借著“階級覺醒”名義，翻幾百年的舊賬。袁文才是客籍人的頭，王佐是客籍人的膽，他們手里那幾百條槍是客籍人的底氣。只要袁王還在，只要那幾百條槍還在客籍人手里，土籍人就永遠睡不踏實。你今天讓一畝田，明天他就敢要一頃地；你今天讓一條圳，明天他就敢拆一座祠堂。

袁王不除，井岡山地界的土籍人，永遠寢食難安！

可這話他不能對任何人說。連對王懷都不能明說，只能心照不宣，一切盡在不言中。

因為說出來，就不是“革命”了，是宗族械斗，是毛澤東反復批評過的“封建殘余”。毛澤東走之前專門講過，土客對立是舊社會的遺毒，共產黨員要站在階級立場上，不能站在土客立場上。朱昌偕要是說“我殺袁王是因為他們是客籍人”，那他跟那些在祠堂里密謀械斗的族老有什么兩樣？

所以，真正的理由，必須藏在另一層皮下面。那層皮要足夠厚、足夠硬、足夠冠冕堂皇，讓誰都挑不出毛病。

（二）殺人的理由

回到永新之后的那幾天，朱昌偕把自己關在屋里，反復琢磨那層皮怎么縫。

第一個借口，六大決議。

1928年冬天，六大決議的文件送到井岡山，白紙黑字寫著“土匪首領應完全殲除”。柏路會議上，毛澤東把那段跳了過去，朱昌偕當時就坐在角落里，看得清清楚楚。在井岡山上，毛澤東黨內職務最高，威望也無人能及，因此他要壓下來，朱昌偕也無計可施，但他一直把這事牢牢記在心里。

他在等，等一個能翻出六大決議的機會。現在，中央巡視員彭清泉來了，他代表中央的意志，毛澤東也不能跟中央硬剛。六大決議就是一把刀，刀柄握在彭清泉手里。只要把那幾個字往桌上一擺，殺袁王就有足夠的理由背書，誰都沒法說這是宗族私仇。

但光憑這一點還不夠，畢竟已經壓下來一年多，這時候要翻出六大決議，必須還得有過硬的理由才行。

第二個借口，袁文才私自歸隊。

朱昌偕把那份材料翻出來，紙邊已經卷了，上面記著袁文才回來的經過——1929年5月，化裝成小商人，晝伏夜行二十多天，從贛南跑回井岡山。回來后主動到寧岡縣委報到，向何長工認錯，背了一個黨內警告處分，從紅四軍參謀長的位子上降下來，當了寧岡赤衛大隊的大隊長。

按說這些記錄，應該讓人放心。一個人犯了錯，認了錯，受了處分，降了職，老老實實干起基層工作——放在誰眼里，這都是“改過自新”。

可朱昌偕就是要借題發揮，雞蛋里挑骨頭，把這個當成袁文才的重要罪證。但這事怎么編呢？

他在心里翻來覆去地琢磨：

第一，袁文才是在東固看到的六大決議，他怎么看到的？肯定是不是毛澤東主動給他看的，那就是他自己違反紀律，私自翻閱黨的重要文件，這就是一宗罪。

第二，看到之后，他沒有進行正常的組織匯報，私自離開隊伍，這就是目無組織紀律，這是二宗罪。

第三，一個信不過組織，信不過黨的人，怎么可能說認錯就認錯，降職也毫無怨言，這背后會不會有這么可怕的圖謀？這是三宗罪。

有了這三宗罪的認定之后，朱昌偕再看袁文才和王佐近來的舉動，處處都是疑點。

袁文才從紅四軍參謀長降職成為赤衛隊長，天天跟底下的人泡在一起，練兵、巡查、訪貧問苦，比誰都勤快。朱昌偕曾做過調查，下面反映說，袁文才最近帶著赤衛隊在山里轉，把附近幾個村子都跑遍了，群眾反映很好。

這里面有問題嗎？問題大了！

降職之后滿腹怨言，才是人之常情，袁文才降職之后，反而更賣力了，這事太反常了。他圖什么？無非是為了攏住那幫客籍兵，讓他們覺得“跟著袁隊長有出路”。今天他在赤衛隊里籠絡人心，明天他就敢帶著那幫人拉出去另立門戶。

更可疑的是，袁王最近抓住了茶陵挨戶團團總羅克紹，沒有殺他，反而好吃好喝供著，他們在密謀什么？會不會就是謀劃反水的事情？

朱昌偕在那份材料旁邊批了一行字：“認錯太順，反常；降職不爭，反常；勤勉過甚，反常；與羅克紹密謀，更是反常中的反常。四反常者，必有陰謀。”

他把三個借口在腦子里反復過了好幾遍，越看越覺得嚴絲合縫。六大決議是“依據”，私自歸隊是“前科”，籠絡人心是“反跡”。這些借口摞在一起，任誰也挑不出毛病。

朱昌偕的這一番推理，秦檜看見都得甘拜下風。

秦檜還說“莫須有”，朱昌偕則直接把沒影的事說成鐵證。

關鍵是還真有人信了。

（三）最大的障礙

王懷推門進來的時候，朱昌偕正對著桌上那張紙出神。王懷在他對面坐下，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口：“袁王的事，定下來了？”

朱昌偕點了點頭。

王懷把旱煙袋點上，吸了一口：“那宛希先呢？”

這個名字一出來，朱昌偕的眉頭就皺了一下。

宛希先是特委的組織部長，湖北黃梅人，外省來的，跟土籍客籍都沒關系。正因為這樣，他才有資格說公道話。

宛希先革命資歷很老，出自毛澤東秋收起義的隊伍，三灣改編中第一個站出來堅決支持毛澤東，后來又多次立下大功，極得毛澤東的信任。

更關鍵的是，宛希先留在井岡山，是毛澤東特意留下的“定海神針”。

柏路會議后，毛澤東專門囑咐過他“保護好王佐”。只要宛希先在，特委的任何動作他都會擋住，他會說“要講團結”，會說“等毛委員回來再說”。

最讓朱昌偕憂心的是，宛希先雖然是外籍人，卻在這些年里不知不覺成了袁王的“保護傘”。他在特委會議上替袁王說話，私下里給他們通風報信。朱昌偕心里清楚，宛希先不是糊涂——他是有意這么做。毛澤東走之前讓他“平衡關系”，但在朱昌偕這些土籍干部看來，宛希先完全是向著客籍說話。

朱昌偕甚至惡意揣測：宛希先一個外籍人，在湘贛邊界沒有根基，他為什么偏袒袁王？無非是覺得客籍武裝槍多勢大，靠得住。這跟那些投靠大戶的“師爺”，有什么兩樣？

看到朱昌偕面露難色，王懷低聲試探道：“要不……連宛希先一起？”

他邊說，邊作了一個殺頭的手勢。他聲音打著顫，他自己也知道，誅殺袁王，還可以說是六大決議，如果連宛希先也一起殺，性質已經完全變了——這就是為了門戶私計，誅殺革命同志！

朱昌偕沒有立刻回答。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戶。永新的夜空壓得很低，沒有星星，只有一層厚厚的云，像一塊灰布蒙在天上。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他的腦海里，出現了一個與他年齡相仿的女子的身影。

想起這個女子，朱昌偕感到一陣哀傷，之后胸中涌起無邊的恨意。

“那就一起干掉！”

他說，不自覺地捏緊了拳頭，像是在給自己打氣。

（四）龍家衡劉真事件

朱倡偕、王懷想殺宛希先，也不完全是為了誅殺袁王，膽大包天對革命同志下手，他們對宛希先早就有深深的恨意。

這源于一個叫做龍家衡的女人的死。

龍家衡，永新西鄉大土豪龍慶樓的親妹妹。龍慶樓在永新有數萬頃田地和山林，是當地數一數二的豪紳。可龍家衡偏偏跟哥哥走了完全相反的路。1924年，她在江西第七師范讀書時認識了劉真。1926年，兩人一起受黨的派遣回到永新鬧革命。后來他們一起參加了毛澤東在塘邊的土地革命試點，龍家衡成了永新縣委婦女部長，與賀子珍齊名。1928年6月，她嫁給了時任永新縣委書記的劉真。

劉真也是朱昌偕和王懷從小一起長大的兄弟。在朱昌偕和王懷眼里，龍家衡從來不是“龍慶樓的妹妹”。她是好朋友劉真的妻子，是跟大家一起在戰壕里摸爬滾打過來的同志。朱昌偕和王懷很有可能也對龍家衡懷有愛慕之情，只不過她已經跟好兄弟劉真結婚了，他倆只好把愛慕之情埋在心底。

龍家衡的出身是沒法選的事情，她選了革命，選了跟著共產黨走，這就夠了。可別人會怎么看？縣委書記娶了當地最大土豪的妹妹，你還是向著窮人的革命政府嗎？

倆人結婚的時候，根據地一切欣欣向榮，這一切都不是問題。但是，當省委特派員杜修經帶著中央的教條的到來，引發了“八月失敗”，一切都變了。

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后，永新被贛敵占了，宛希先帶著縣委機關退到西鄉小西江的麻洲村。那是一個只有五十多戶人家的小村子，縣委機關加一個排的赤衛隊，七十多個人擠在祠堂里。龍家衡是縣委婦女部長，也跟著撤到了麻洲。

前面兩天平安無事。第三天半夜，保安隊摸上來了。他們刺死了哨兵，一百多人從三面向祠堂圍過來。

猝不及防之下，赤衛隊犧牲慘重，剩下的人躲在木頭堆下面還擊。

婦女部的七個同志，住在旁邊一戶農民的樓上，被槍聲驚醒，龍家衡帶著她們從后門跑出來，往田里跑。跑到一條小圳旁邊，子彈從她們頭上飛過，身后有人喊“等著”，龍家衡回頭壓低聲音說：“不要叫喊，一個個跟上來。”她帶著人沖過那條圳溝，隱入夜色里的稻田。

在這個血腥的夜晚，三十多個赤衛隊員犧牲了。

天亮之后，幸存的人回村，看見滿地的尸體，有人放聲大哭，有人切齒怒罵。然后不知道是誰喊了一聲：“我們這里有奸細！”

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了龍家衡。

她是龍慶樓的妹妹，保安隊是龍慶樓派出來的，偏偏在她駐的那個村子夜襲，她突圍的時候，偏偏喊了一嗓子，她喊完之后，保安隊偏偏停了火。

幾個“巧合”疊在一起，就成了“證據”。

這里面有多少確實是巧合，很難說清楚。龍慶樓也許就是寵妹狂魔，特意叮囑過保安隊長，要留意他妹妹的安全，因此對方在聽出龍家衡的聲音之后，就停止了追擊。但如果從一開始就是龍家衡布的局，也能勉強說通。

但死了這么多戰友，又處于如此危急關頭，確實也很難讓幸存者保持足夠的清醒和冷靜。

湯排長帶著幾個赤衛隊員去找賀敏學（賀子珍的大哥），要求把龍家衡抓起來。賀敏學不同意，說沒有證據不能亂抓。他們轉頭就去了宛希先那里，讓他來主持公道。

宛希先也很難處理。真要殺了龍家衡，并沒有過硬的鐵證，有可能白白犧牲一個革命同志；但如果放了她，三十多條人命擺在那里，赤衛隊的人一個個赤紅著眼，喊著“血債血償”，也沒法讓他們滿意。他權衡再三，把龍家衡隔離了，派三十一團二連連長韓偉把她關在連部，說等調查清楚了再處理。

開國中將韓偉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把一切都推向了不可挽回的方向。

宛希先收到一封信，落款是龍慶樓，托人輾轉送到他手上。信上說：只要放了龍家衡，他就保證說服國軍退兵。宛希先把信當著幾個人的面給龍家衡看了，問她：“這字是你哥哥寫的嗎？”龍家衡仔細辨認了很久，說：“不是。他的字不是這樣。”

兩天之后，部隊要回井岡山，宛希先對韓偉說：“把人交給賀敏學。”韓偉急著出發，沒找到賀敏學，正遇到湯排長，就把人交給湯排長，說了一句：“你們把龍家衡交到賀敏學大隊長那兒，千萬不可亂來！”韓偉這一疏忽，釀成了大禍。

湯排長嘴上答應了，可押著龍家衡走到半路，幾個人就在路邊審了起來。龍家衡當然不承認。湯排長他們越問越激動，一個赤衛隊員舉起槍——槍響了。子彈正中龍家衡右胸。人當場就沒了。

那幾個赤衛隊員嚇傻了，商量了半天，最后對好口供：“就說她逃跑，我們才開的槍”。然后找了張竹床，抬著尸體走了。

劉真從前線回來的時候，是在兩天之后。他聽說妻子龍家衡被殺，整個人像被抽走了骨頭，坐在那里一動不動，坐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去找宛希先，要討個說法。

宛希先把經過講了——隔離、審查、龍慶樓的信、龍家衡說字不是她哥寫的、他下令把人交給賀敏學，結果在押送的路上被殺。他講得很清楚。劉真聽完，沉默了很久，只說了一句話：“我老婆不是叛徒。”

朱昌偕后來聽人轉述過那天的情況。說劉真說那句話的時候，聲音很平，沒有任何起伏，但所有人都聽出那平底下有一種東西——不是憤怒，不是悲傷，是一種心如死灰的平靜。從那之后劉真變了。以前開會他話最多，后來他坐在那里，整場會議一句話不說。他從來不提龍家衡，從來不提宛希先。他把這件事埋在了心底。

1929年秋天，劉真奉命去南昌向省委匯報工作。他坐船沿贛江北上，在船上遇到了龍慶樓。龍慶樓那時候已經是國民黨鄧英師部的人。

他認出劉真，自己那個叛逆妹妹的丈夫。他讓人把劉真綁起來，押到師部，坐在劉真對面說了一句話：“共產黨連你老婆都殺掉，革命還有什么意思？”劉真沒有說話。

龍慶樓又說：“你老婆是我妹妹，被共產黨殺了。我要替她報仇。你跟著我干，我能讓你活。”劉真抬頭看了他一眼：“有多遠滾多遠！”龍慶樓沒有再勸。他讓人把劉真帶下去，用酷刑折磨后，用一口大甑，底下架火，活活把人給蒸死。

劉真慘死的消息傳回永新，朱昌偕正在開會。他手里的筆掉在地上，墨水濺了一地。他站起來的時候腿是軟的。王懷后來告訴他，他當時把桌子掀了。

劉真死前的慘狀，讓所有人心痛不已，但是朱昌偕和王懷卻將仇恨，都記在了宛希先頭上。

如果不是宛希先，龍家衡不會死。

如果龍家衡不死，劉真就不會被龍慶樓抓。

如果劉真不被抓，他就不會死。

這個鏈條的每一環，都經不起推敲。龍家衡是被湯排長誤殺的，不是宛希先下令殺的；劉真是在南昌被龍慶樓抓的，這個任務甚至跟宛希先毫無關系。但他們就是把仇恨，歸在宛希先身上。

更深一層的東西，朱昌偕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

他心里其實知道，劉真也有問題。1928年那個節骨眼上，外有白軍壓境，內有土客矛盾，斗爭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你一個縣委書記，全縣的人都在看著你，你偏偏娶了雙手沾滿革命者鮮血的本地大惡霸龍慶樓的親妹妹。別人會怎么想？龍家衡就算真革命，可外人眼里看到的不是“龍家衡”，看到的是“龍慶樓的妹妹嫁給了共產黨的縣委書記”。這根刺扎在所有人心里，誰都沒法拔。

如果不出事還好，一旦出事，特別是死了人，受害者的親朋好友自然而然地會歸罪于龍家衡，這比朱昌偕他們把鍋扣到宛希先頭上，要順理成章多了。

可朱昌偕不會去怪劉真。因為劉真是“自己人”。自己人犯了錯，自己人替他把錯兜著。那個錯兜不住的時候，就要有人替它負責。在朱昌偕和王懷心里，那個人就是宛希先，因為他是“外人”。

所以，歸根結底，還是宗族親疏關系，左右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

自己人犯了錯，罰酒三杯，下不為例；

一旦出了任何問題，那肯定是外人的鍋。

（五）陰謀設局

陂頭二七會議散了之后，朱昌偕沒有在贛西南多留一天。

2月10日，還沒等會議決議正式公布，朱昌偕一大早就騎上馬往回趕。贛西二月的風刮在臉上像刀子，他心里揣著兩樣東西：一樣是那份《陂頭會議決議案》油印本，毛澤東親手簽的字；另一樣是他親眼看見的——毛澤東親自下令，殺了四個“黨官”！

朱昌偕按捺不住心頭的狂喜，一口氣縱馬狂奔幾十里，到寧岡地界才勒住馬慢下來。王懷早就在特委等著他了。兩個人關起門來，朱昌偕把陂頭會議從頭到尾講了一遍——毛澤東怎么殺了四個黨官，怎么處理了江漢波，怎么定了“堅決清洗”的調子。王懷聽完沒說話，把那份決議案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然后抬頭看了朱昌偕一眼。

那一眼里，兩個人都明白對方在想什么

——毛澤東已經動了純潔隊伍的刀！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以“純潔隊伍”為名動手了？

但朱昌偕比王懷多想了一層。現在他們不止要殺袁文才王佐，還要一并除掉宛希先，因此，光有毛澤東的先例還不夠，還得有人頂著。

如果把這件事變成特委集體的決定，如果日后此事翻案，那也是特委對中央的決議精神理解有偏差，而不是他朱昌偕個人的獨斷專行。

他當即對王懷說：“去請彭清泉同志過來。再叫上楊克敏、鄧乾元——開個會，把這件事變成特委的決議。”

王懷立即心領神會，點了一下頭，轉身出去了。

接下來的幾天，朱昌偕開始做局。他和王懷分頭聯絡，以“邊界局勢緊急、亟須特委集體商議”的名義，把特委委員都請來永新縣城開會。

這其中最關鍵的，當然是中央巡視員彭清泉。

朱昌偕在雩田會議上就認識了彭清泉。朱昌偕當時就看出來了——這個人對“地富出身”“土匪殘余”這些東西，有一種近乎偏執的警惕。在他的世界里，出身地富的人，比明處的敵人更危險，因為他們隨時可能“反水”。現在朱昌偕要請他到湘贛邊來坐鎮，有中央巡視員親自下達誅殺令，一切處置都是“按中央精神辦的”，將來不管誰問起來，都有個金字招牌頂著。

除了彭清泉，還有兩個人也必須到場。一個是楊克敏——1928年6月他接替毛澤東成為湘贛邊界特委書記，1929年初去上海匯報過工作，對上面的情況熟。有他在，組織程序上就多了一層保障。另一個是鄧乾元，他接替楊克敏當了特委書記，在邊界有威望。一個中央巡視員，兩個前任特委書記，這三個人的名字往決議上一簽，就沒人能說這是幾個人私下搞的“門戶私計”——這是邊界特委的集體決定！

彭清泉來得比預想的快。他是在一個雨天的傍晚騎馬進城的，身上穿那件深灰色中山裝，風塵仆仆。朱昌偕和王懷在一個小院里向他做了詳細匯報——袁文才私自歸隊的“前科”，羅克紹事件的“反跡”，宛希先包庇袁王的“失職”，六大決議的白紙黑字。

彭清泉一直聽著，中間插了一句話：“袁文才抓了羅克紹，為什么不殺？”朱昌偕早有準備：“他說是要用羅克紹換兵工廠的設備。可在我們看來，這不過是個幌子。他們是臭味相投，一丘之貉。甚至很有可能，他們借著羅克紹穿針引線，陰謀叛變。”彭清泉點了點頭。

接下來朱昌偕安排了特委的正式會議。楊克敏、鄧乾元都到了，加上朱昌偕和王懷，幾個人坐下來，把事情攤在桌面上。彭清泉坐在上首，先表了態：“六大決議的精神，要在湘贛邊界徹底貫徹。凡是與決議精神相違背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背景，都要堅決處理。”他的話就是一把刀，刀柄握在特委手里。朱昌偕知道，有這句話墊底，將來誰想翻案都翻不動了。

幾個人順著這條線往下議。鄧乾元問了一句：“袁王手里有幾百條槍，動起來動靜不會小，需要外部力量配合。”朱昌偕說：“紅五軍就在安福一帶，只要特委出面請兵，彭德懷那邊應該不會拒絕。”楊克敏補充了一句：“請兵的理由要說得過去——就說袁王有反跡，邊區黨有被一網打盡的危險。”

這話一出，幾個人互相看了一眼，眼神里帶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沒有人反對。

彭清泉最后拍板，把這件事變成了湘贛邊特委的正式決議：用軍事手段解決袁王問題。

整個過程中，沒有一個人提“土客”兩個字。所有人用的都是“組織紀律”“中央精神”“革命純潔性”這些冠冕堂皇的詞語。有的人是揣著明白裝糊涂，有的人可能是真不明白，被明白的人牽著鼻子走。

這就是一定要把它包裝成特委集體決議的“意義”：

個人的私仇，包裝成組織的決定；

門戶的算計，包裹上革命的外衣！

將來毛澤東興師問罪，朱昌偕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主意，是特委集體討論、彭清泉同志點頭、楊克敏和鄧乾元都在場的組織決定。

毛澤東晚年（1975年，生命中最后一年），當他看到南宋詩人陳亮的詩句“六朝何事，只為門戶私計”，在病床上哭得稀里嘩啦，他一定想到他第一次聽到宛袁王被殺時內心的痛苦，想到自己跟“門戶私計”斗了一輩子，最終還是功敗垂成的蝕骨痛楚！

至于怎么調動袁王的部隊，還不引起懷疑，既然軍事解決這個大原則已經定了，“兵不厭詐”，那么上點非常手段也是完全"合理”了。又經過一番討論，在朱昌偕王懷的刻意引導下，彭清泉同意了偽造毛澤東親筆信，以共同攻打吉安為名，騙倆人帶隊來永新的計劃。理由是袁王警惕性很高，他們只相信毛澤東一人，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至于宛希先那邊，則給他發調令讓他前來永新待命，然后以“貽誤戰機”為名扣押他。在會議上，朱昌偕并沒有說要一并除掉宛希先，只是以怕宛希先向袁王通風報信為名，借機扣押。

不過他已經盤算好了，一定要讓宛希先永遠閉嘴。

毛澤東對宛希先的信任非同小可，一旦讓宛希先有機會向毛澤東告狀，誰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只有死人，才不會亂講話！

但是朱昌偕不會想到，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他怎么挖坑對付宛希先，短短一年后，他自己也會掉到同樣的坑里！

系列文章《血色征途——通向遵義之路》，或許可以幫助你真正讀懂四渡赤水背后，那些偉大的人和事。無數人用血與火、背叛與犧牲，回答一個至今仍在追問的問題：毛澤東的道路，為什么是對的？

它講了一個什么樣的故事？

一個被打擊被邊緣化的職場中層，背著上級強加下來的KPI壓力，發動一場他自己也不看好的起義，遭受失敗后不得不躲進山里，如何一步步走出扭轉中國命運的生死之路。毛澤東思想如何在血與火的反復試錯中，一步步被逼出來、磨出來、打出來、選出來。

它有什么不同？

它不回避內部的矛盾、分歧、錯誤和背叛。它把革命者當“活生生的人”來寫——寫他們的熱血，也寫他們的局限；寫他們的勝利，也寫他們的教訓。它追問的不是“誰是英雄”，而是“正確的路為什么那么難走，又必須這么走”。

為什么適合當下閱讀？

任何個體、組織、國家、民族，在走向強大的路上都會遇到同樣的拷問：什么是實事求是？什么是獨立自主？如何識別真正正確的方向，如何在絕境中不崩潰？這些問題，九十年前有人用生命回答過了。

讀懂了這段路，就讀懂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