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哈佛大學教授、《紐約客》特約撰稿人Jill Lepore在她的新書《人造國家的興衰》中，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判斷：我們建立系統的方式，本質上是在進行一種去人性化的操作。
這個判斷的起點，是對“量化”本身的追溯。從數千年前最早的人口普查嘗試，到20世紀30年代現代政治民調的發明，Lepore觀察到的是一種持續的趨勢——將人類的復雜性壓扁，轉化為可計算的數據。而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那時個人電腦開始普及，計算機輔助的目標定位與微目標鎖定技術，在廣告和政治競選領域同時變得可行且理所當然。
這種“將一切計量化”的邏輯，最終催生了Lepore口中的“人造國家”。在她看來，問題的核心不在于APP或人工智能這些顯而易見的應用，而在于這套思維已向上滲透，觸及了政治與治理本身。科技巨頭及其背后形形色色的億萬富翁們，成功動搖了“國家”這一概念的根基。
Lepore對互聯網的態度交織著審慎的悲觀。盡管她承認，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的那波上網潮，曾帶來了真實可見的民主化進程，催生了像The Verge這樣的媒體和Decoder這樣的節目，但這并沒能完全說服她。她的關注點始終在于權力系統的適應能力：無論人們如何以新的方式使用技術，權力總會重新找到自我鞏固的路徑。
不過，這本被作者本人稱為“有點暴躁”的書，并非徹底放棄了希望。Lepore眼中未來的微光，恰恰來自那些在大學畢業生聽起來或許不那么悅耳的噓聲——學生們在畢業典禮上對AI公司CEO發出的公開反對。在她看來，這種反沖，或許正是未來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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