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校史不能只有“老北大”

只有老北大，構不成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北大校史。

北大校史館

先從一件趣事說起——二十多年前，若干有志于學的年輕人，編寫了一本記錄各自在北大旁聽或偷聽經歷的圖書，邀我作序，這讓我喜憂參半：“喜的是書中所體現的頑強意志與旺盛的生命力，也包括其中折射出來的很有‘親和感’的北大形象。憂的是，此書的出版，以及此前此后報刊對此問題的炒作，很可能導致加強課堂教學管理的要求。如何既保留北大相對開闊的胸襟，讓更多有興致的朋友到未名湖畔走走；而又不影響正常的教學秩序，我以為是一個棘手而又必須直面的難題。”最后，因各種主客觀因素，此書胎死腹中，只留下我的序言，那便是初刊《中華讀書報》2001年9月19日、后收入我的《大學何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的《北大邊緣人》。

《老北大的故事》

為何人家要堅邀我寫序而我又無法拒絕，那是因為此前我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其中談到“幾乎所有回憶老北大教學特征的文章，都會提及聲名顯赫的‘偷聽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態度”。具體的例證可以變換乃至省略，但以下這段話，在我看來，至今依然有效：“偷聽生對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遠在正科生之上。盡管歷年北大紀念冊上，沒有他們的名字，但他們在傳播北大精神、擴展紅樓聲譽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印象中，北大歷史上“旁聽生”及“偷聽生”最活躍的，除了二三十年代，就是八九十年代。

我在文章中提及，北大原本對“旁聽生”是有嚴格規定的；但這些規定從來沒被認真執行過，這才有了那么多有趣且多情的傳說與故事。當初我只是一筆帶過，如今閱讀林齊模君的《北大故實》書稿，其中《老北大“旁聽生”規則之演變》，讓我大開眼界。作者梳理了1918年至1922年間國立北京大學關于旁聽生的各種規章制度，包括入學考試、資格審查、學費繳納、學籍管理等。可見，曾在北大“旁聽”某些課程，與北大正式的“旁聽生”，二者不能同日而語。那些見諸檔案的有名有姓的“旁聽生”，與我在各種回憶錄里讀到的曾在北大“旁聽”的精彩故事，都是真實的歷史存在。學者若想復原“完整的北大”，必須兼及神采飛揚的傳說，以及可供鉤稽實證的檔案。

北大校史館林齊模君，長年接觸北大檔案及相關報刊資料，2019年起在《北京大學校報》開設“校史探微”專欄，先后撰寫了36篇考證文章，構成了《北大故實》的基礎。因是報紙文章，書中各文力求短小、通俗且可讀，“給讀者呈現有意思且真實可信的北大‘故實’”。

一般讀者可能喜歡那些講述人物故事的趣味短文，比如《陳獨秀離開北大風波》《梁漱溟進北大》《辜鴻銘與北京大學》《毛澤東入職北大圖書館》等；我則更欣賞表面上行文瑣碎，實則拾遺補闕的考證文章，比如《北大醫學教育的起源——京師大學堂醫學實業館、京師專門醫學堂、大學堂醫科大學》，以及《一段湮滅的歷史——民國時期北大遷址北京西郊的努力》。后兩文鋪排的眾多史料，即便像我這樣較為熟悉老北大歷史的，也都覺得很新鮮。

《大學何為》

有一篇網上廣泛傳播的光緒皇帝在京師大學堂的講話，專家一眼看過去就知道是假的；每當被人問及，我都是三言兩語就打發了。林齊模的《歷史上那些耐人尋味的北大校長致辭》，就從這個虛擬的情節說起，指出其源自網絡小說《一個人的甲午》，那部小說杜撰了一位《紐約時報》駐遠東記者懷特，通過他記錄了所謂光緒皇帝出席京師大學堂開學典禮，面對近千名大學堂學生慷慨陳詞。后人不察，竟有不少將此“小說家言”當真的。先辨偽，再存真，接著推薦幾篇值得今人欣賞的“北大校長致辭”，如此主動與當下讀者對話，不失為一種巧妙的講述策略。精細的史實考證，不等于筆墨就一定干枯與拘謹，此文便是很好的嘗試。

讀《北大第一位黨員副校長江隆基》，我感慨唏噓，具體原因就不多說了。轉念一想，以作者的身份，既然查閱北大檔案較為方便，應該撰寫更多談論新北大的文章才是。二十多年前，《老北大的故事》出版后不久，我發表《辭“校史專家”說》（《新民晚報》1998年5月10日），一來闡明自家旨趣：“討論北大，很大程度是為了了解百年中國的思想、學術、政治、文化”；二來解釋為何很少涉及“新北大”，主要原因是查閱檔案的權限，使得我無法深入下去。

當初我說：“我何嘗不明白，只有老北大，構不成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北大校史。北大百年，有光榮，也有失落；只講光榮而不講失落，不是真正的‘北大之精神’。可真要認真討論百年北大的得失成敗，其實很不容易——這也是我辭謝‘校史專家’稱號的原因。”對于真正負責任的校史專家來說，在職期間，盡最大權限調閱、挖掘、研讀、使用新北大的檔案資料，更值得提倡與表彰——即便一時發表有困難，也都值得堅持。

（本文為《北大故實》序，標題為編者所加）

編輯：沈琦華

約稿編輯：吳南瑤

責任編輯：史佳林

圖片：網絡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