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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下城的萬豪酒店,我開始寫這篇文章。我到紐約來看世界杯。
最早對世界杯有印象,是1978年,我還在讀小學,阿根廷決賽3:1勝荷蘭,阿根廷的英雄是肯佩斯。
1986年世界杯,正值高考前的沖刺,我還是看了阿根廷對西德的決賽直播,3:2,阿根廷的英雄是馬拉多納。
40年后,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的英雄變成了梅西。
一周多前我從上海飛馬德里開會,到的時候是早晨,導游說他頭天晚上看球,西班牙戰勝葡萄牙,街上到處是球迷狂歡。第二天他帶我去了皇家馬德里隊主場伯納烏參觀,姆巴佩2024年從巴黎圣日耳曼轉會到此。
這幾年,我還去過巴塞羅那俱樂部、AC米蘭俱樂部參觀,特別是在花了18億歐元更新的伯納烏球場,身臨其境,突然想到,上海要成為“遠者來、近者悅”的全球城市,方方面面可能都不怎么缺了,但還缺一個巴薩、皇馬這樣的俱樂部。
巴薩成立于1899年,皇馬成立于1902年,都是所在城市的重要符號和向世界張開的璀璨表情。
從經濟總量、城市功能和基礎設施條件看,上海已經站在了世界一線。但從精神體驗的維度,上海還缺乏那種能夠經常性地引發全城激動、全民歡娛的“超級發動機”,以及由它們制造的歡娛時刻,這就是頂級體育俱樂部的作用。
今年,主場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的尼克斯隊,時隔53年后再奪NBA總冠軍,為紐約帶來了極其強烈的激情歡娛。
當地時間6月18日上午10點,尼克斯隊在曼哈頓舉辦了隊史上首次“彩紙游行”。球員們乘坐雙層敞篷觀光巴士,作為巡游花車,車身上印著“NEW YORK FOREVER”(永遠是紐約)和總冠軍獎杯圖案,從炮臺公園出發,沿百老匯大道一路向北,穿過“英雄峽谷”,最終抵達市政廳。
道路臨時更名為“冠軍大道”,路旁觀禮的有200萬球迷和市民。他們舉著藍色和橙色的旗幟,集體呼喊“Let’s go Knicks”,并高唱紐約市歌《Empire State of Mind》。沿途的高樓大廈,從窗戶里不停地向下拋灑藍橙配色的紙屑、傳統證券的窄紙帶,覆蓋了整條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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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刻,城市的集體榮耀仿佛從天而降,所有矛盾、分化、對抗統統消失,代之以“偉大的紐約共同體”的情緒升騰。
麥迪遜廣場花園有19812個座位,從NBA到拳擊賽和格萊美頒獎,都在這里舉行。今年NBA總決賽第三場開始前,最低票價飆升到1.1萬多美元,第四場比賽前更一度突破1.3萬美元。相較而言,今年奪得CBA總冠軍的上海久事大鯊魚隊,總決賽主場的單場門票收入,只是紐約尼克斯隊的幾十分之一。
街頭籃球發源于紐約,天然有著草根、自由、熱血、韌性、“不問你從哪里來,只看你能不能打”的氣質。這種氣質也沉淀到“一切皆有可能”的紐約文化底蘊之中。
紐約不只有尼克斯隊,還有職業棒球大聯盟洋基隊,紐約馬拉松等頂級IP。紐約巨大的商業力量和傳播能量也賦予了體育作為經濟引擎的效應。美加墨世界杯決賽在紐約大都會人壽體育場舉行,按國際足聯官方原價,遠端高層看臺的最低價也要4185美元,這已高于上屆卡塔爾世界杯決賽的最貴一檔(1607美元),而二手市場的價格早已不止。
在紐約,我感到,尼克斯隊、洋基隊這樣的球隊,就像社交貨幣和情緒入口,助力這座城市打造出充滿無限激情的moment,讓紐約成為激情之城、歡娛之城。
和上海比,紐約的基礎設施顯得老化,不少地方顯得臟亂,治安、種族、貧富差距、無家可歸等問題也很凸顯,但紐約的激情、野性、多元、活力,讓人置身其中,不由自主就有激動、魔幻感和跳動感。
曼哈頓燈紅酒綠的霓虹燈,很多都是大塊的,顏色夸張的;夜晚,餐廳酒吧,人聲鼎沸,無處不熱鬧;各色人等出出進進,也是五顏六色,很多人還帶著點原始的野性。紐約是真正的不夜城。
紐約是高差異的,曼哈頓、布魯克林、皇后區、法拉盛、布朗克斯;華爾街,百老匯,中央公園,懸浮島,“大松果”,高線公園,各有各的樣貌。這里有最現代的藝術展、爵士樂、嘻哈、脫口秀,也有不少流浪漢的帳篷和街頭藝人。好像世界有多少形態,人性有多少層面,就會復制一份在紐約,匯聚,結合,自由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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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37%的人口出生在美國之外,說200多種語言——這還不包括非法居留者和每年6500萬游客所說的語言。正是這個雜雜的,亂亂的,高密度的地方,成了全世界的情緒匯聚地。這種奇妙的包容混合,讓一切冷門都不是意外,也讓一切nobody都有機會變成somebody。
1949年,年輕設計師安迪·沃霍爾帶著200美元從匹茲堡來到紐約,在曼哈頓東77街一間地下室住下,為維持生計,他一開始是在廉價咖啡店里畫插畫。但幾十年后,他的名字代表了波普藝術,他在1962年創作的《金寶湯罐頭》成了20世紀最有辨識度的藝術符號之一。這樣的例子,在別處可能寥若晨星,在紐約則是層出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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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30日,《奔流:從上海出發——全球城市人文對話》第三季啟動儀式暨紐約論壇在彭博總部舉行。上海和紐約,這兩座有很多共性的河海城市,也是中美地方合作的標桿。
關于上海,我從全球領導力的角度寫過不少文章。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在哪里?2005年5月22日,《紐約時報》刊登的專欄文章《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云煙》認為,公元1年是羅馬,公元500年也許是中國的長安,公元1000年是中國的開封,公元1500年可能是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公元2000年是紐約,公元2500年,上面列出的可能一個也不是。
我出生在1000年前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清明上河圖》畫下了她當時的繁華和濃厚的市井煙火氣。上海,則是我迄今生活時間最長的一座城市。
今天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應該還是紐約。紐約的背后是美國。19世紀末,美國經濟總量超過英國登頂世界第一,20世紀20年代初紐約超越倫敦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當時紐約也是北美非洲裔居民最多的集聚地。20世紀30年代,紐約城市圈人口超過1000萬。
“二戰”后,伴隨美國成為全球金融秩序的主導者,紐約也成為最重要的金融城市。1949年到1950年,聯合國總部在紐約建設,紐約具備了世界性的政治影響力。而在紐約畫派引領下,肇始于20世紀40年代中期、蓬勃于20世紀50年代的抽象表現主義風潮,又使西方現代藝術的中心從巴黎轉到了紐約。
那么,到公元2500年,或者先展望到2050年、2100年,全世界最重要的城市,還是紐約嗎?上海有沒有希望?
2024年紐約市GDP為1.378萬美元,紐約有接近860萬人口和778平方公里的面積。2025年,按美元折算,上海的GDP為8140億美元,相當于紐約的60%。上海的人口接近2500萬,面積為6340平方公里。從經濟總量和人均看,上海和紐約還有相當差距。
但我認為,在未來二三十年,上海和紐約并駕齊驅是有希望的。
希望,首先在于國家發展的大邏輯。
中國的復興,必然會造就一批有世界影響力的城市。在很多方面這已是現實。
去年9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了《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GII)》,通過《專利合作條約》國際專利申請量、科學論文發表量、風險資本交易量三項核心指標,評出了全球前十名創新集群,中國占了三個,深圳-香港-廣州居全球第一,北京第四,上海-蘇州第六,紐約排名第七。在各種國際排名中,中國城市占據優先位置,是大概率事件。
其次,希望在于國家賦予上海的定位。
國際經濟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這是國家給上海的定位。經國務院正式批復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提出,展望2035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創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態之城,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到2050年,全面建成。這些定位勾勒出了國家所需要、所希望的上海的未來。
最后,希望在于上海自身的創造性努力。
回顧上海的歷史,1843年開埠時人口規模排在全國城市的第12位。從一個海邊縣城躍居遠東第一大都市不過數十年,1900年上海的人口就突破了100萬,居全國第一。這并非偶然。
上海有通江達海的貿易口岸地位,萬商云集、華洋共處的商業環境,遵守契約的精神,相對優渥的物質消費,多元化的文化生活,專業化的公共服務,形態豐富的社會交往……所有這些所折射的,是現代工商文明在一個古老農耕文明國度的扎根與成長。
也是從那時起,“愛城主義”(civicism)在上海自自然然生長起來。在這里的人,來這里的人,大都覺得這里比別的地方有更多機會,更開放,更安全,更文明,更有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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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上海,可能是國際大都會中,服務業與制造業發展最為對稱的一座。
她生產的東西,大到汽車、衛星、火箭、飛機、人形機器人、航空發動機、驅逐艦、燃氣輪機、核電發電機、正壓通風防爆電機,小到芯片、創新藥制劑、AI大模型、動漫IP,幾乎什么都能。
她提供的服務,除了金融、貿易、航運、消費、旅游、醫療、教育,還有東方明珠、迪士尼樂園、樂高樂園這樣的地標,“金字塔之巔:古埃及文明大展”這樣的展覽,F1中國大獎賽上海站這樣的賽事,“路易號”這樣的品牌展覽裝置,南外灘定制中心這樣面向全世界的個性化服裝交付平臺。上海有近百家美術館,171座博物館,以及一年近千場的各類展會活動,已經是國際會展之都。
就在這幾天,上海一邊在舉行第九屆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一邊開啟了“世界樹之巔: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最前沿的科技,最古老的文明,而且都是世界級的水平。
上海,國際米其林餐廳薈萃,大餅、油條、粢飯團、豆漿“四大金剛”也滲透在街巷里弄。在全球知名生活方式媒體《Time Out》發布的“2026年全球最佳城市榜單”中,上海從2021年的第17、2025年的第9,一路躍升至第2。在“整體可負擔性”這個指標上,上海拿下了全球最高分。上海88%的受訪者認為外出就餐價格實惠,90%覺得喝咖啡、看電影等文化消費毫無壓力,78%稱贊城市騎行便利性。
同濟大學教授諸大建比較了上海和紐約、倫敦、東京、巴黎的都會生活,提出上海有十大方便——無現金消費;外賣即叫即到;地鐵和共享單車讓出行無縫銜接;高鐵旅行,去蘇州、杭州、南京日益公交化;不用擔心菜籃子供應;用電無憂;上網方便又便宜;國內外美食多;晚上出門安全;國內無戰事無罷工。
在21世紀的今天,城市的吸引力越來越和能滿足情緒價值、精神需求的體驗相關。文、商、旅、體、展,正成為決定快樂、幸福、歡娛的關鍵因素。
對一座國際大都市來說,這些因素既是每一天人民能享受的和煦春風,也是撬動創意、快樂、資本、人才的超能杠桿。
為了更好地從情緒價值看紐約和上海,我在紐約和ChatGPT做了一些對話。以下是我和它的共創,主要是它的洞察,對我也很有啟發。
關于紐約的情緒價值,我先給出了幾個關鍵詞——快樂、幸福、歡娛,讓它評價。它認為,紐約是世界第一梯隊的“歡娛城市”,是一座典型的“高喚醒型快樂城市”,但只能算一座“有條件的幸福城市”。紐約特別擅長制造興奮、驚喜、選擇、相遇和實現抱負的機會,卻不一定能普遍提供安定、從容、低成本和低壓力的生活。
ChatGPT認為,快樂至少有兩種:一種是興奮、驚喜、成就、社交和新鮮感;另一種是平靜、松弛、安全、閑暇和生活可控感。紐約非常擅長提供前一種快樂,卻未必擅長提供后一種。對收入較高、職業選擇較多、喜歡文化和高密度交往的人,紐約可能極其快樂;而對于承受房租、通勤、照護壓力或工作不穩定的人,紐約的豐富性也可能變成壓力。
而從歡娛這個角度看,紐約則當之無愧。其歡娛優勢不只是娛樂場所多,而是高度密集的人、知識、亞文化和商業活動不斷重組,新餐廳、新展覽、新演出、新潮流和新社群持續出現,使城市具有很強的意外性和新奇感。紐約的歡娛并不完全依賴高價商業消費,還有相當豐富的公共性和街頭性。
ChatGPT的結論是:紐約是一臺極其強大的“快樂與可能性生產機器”,它讓許多人感到興奮、自由和充滿可能,也讓另一些人感到昂貴、疲憊和不安。它的歡娛性是世界級的,快樂感是真實但高度分化的,幸福則取決于一個人能否獲得住房、時間、健康、安全和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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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列出了四個概念——快樂,歡娛,繁榮,幸福,讓ChatGPT對上海和紐約進行比較。
它先對概念進行了細分:快樂是日常生活中的愉悅感,歡娛是城市提供娛樂和文化體驗的能力,繁榮是創造財富、機會和創新的能力,幸福是居民對整個生活狀態的長期評價。
依此區分,上海和紐約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世界城市模式:紐約更擅長制造興奮、機會和意外,上海更擅長制造便利、秩序和可負擔的日常生活。
從快樂維度看,上海的長處在于日常生活摩擦較小,交通、餐飲、購物和數字服務便利,快樂偏向舒適、安穩、可預期;短處在于工作、住房、育兒和教育競爭壓力較大。紐約的長處在于新鮮感、多樣性和偶遇性強,容易產生興奮和自我實現感,短處在于高成本、高競爭和高不確定性也容易造成疲憊。
從繁榮維度看,上海的長處在于金融、貿易、港口、制造業和供應鏈相互支撐,實體經濟厚度突出,短處在于全球資本配置、原創文化影響和頂尖專業服務仍弱于紐約。紐約的長處在于她是全球金融、傳媒、文化、大學、科技和專業服務中心,機會密度極高,短處在于財富分配不均,繁榮未必能轉化為普通人的生活改善。
從幸福角度看,上海的長處在于公共交通、城市秩序、生活便利和消費性價比較好,短處在于高房價、長工時、教育內卷和外來人口融入會損害長期幸福。紐約的長處在于多元包容、自我選擇空間和社區文化,短處在于住房危機、貧富分化、通勤和公共服務的不穩定,構成了明顯負擔。
從歡娛角度看,上海的長處在于餐飲、咖啡、購物、展覽、電競、演出和濱水休閑豐富,而且價格相對親民,短處在于獨立文化、深夜文化和全球性原創文化生態還不夠厚實。紐約的長處在于百老匯、博物館、音樂、體育、喜劇、酒吧和社區文化幾乎無所不包,具有強烈的全天候感,短處在于昂貴、擁擠,文化資源的實際享有也受到收入的限制。
總結一下:
快樂——上海偏“低喚醒快樂”(更接近“日常小確幸”),紐約偏“高喚醒快樂”;
繁榮——紐約是“機會型繁榮”,上海是“生產型繁榮”。紐約繁榮的底層結構更在于“資本—創意—品牌—全球市場”的循環,上海繁榮的底層結構更在于“研發—工程—制造—供應鏈—市場”的循環;
幸福——上海的優勢是城市運行的可預期性。上海有可能做到“城市運行非常高效”,卻讓一部分居民覺得自己一直在趕路。紐約的優勢是多樣性和自我選擇,但紐約的住房危機嚴重削弱了這種優勢;
歡娛——紐約勝在厚度和原創性,上海勝在效率與性價比。
在我看來,幸福城市需要更多的快樂與閑暇,激情城市需要更多的歡娛時刻。上海在兩方面都有很好基礎,但都要繼續努力,特別是后者。如果上海有巴薩、皇馬和紐約尼克斯隊這樣的發動機,上海一定能平添更多激情。
當然,這太難了。老天已經夠厚愛上海,不太可能讓她把所有的力與美都集齊。
最后,我讓ChatGPT從歡娛城市的角度給上海一些建議。
它認為,上海的歡娛具有三個突出特點:密度高,更新快,性價比高。目前較大的差距不是娛樂設施數量不足,而是具有全球原創影響力的文化內容、能夠自發生長的獨立文化空間,以及跨越幾十年持續積累的文化傳統還不夠豐富。上海的歡娛更擅長迅速吸收、重新組合和商業化,紐約則更容易產生具有全球擴散能力的新文化。
它把紐約定義成“高機會、高刺激、高成本、高波動”的城市,把上海定義成“高效率、高便利、較高秩序,但也有高工作和住房壓力”的城市。紐約讓人感到“世界充滿可能”,上海讓人感到“龐大城市也可以被高效組織”。紐約的魅力在不可預料,上海的魅力在一切都能順暢運行。
ChatGPT的這些總結,和我前面寫到的感受,似乎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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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生活的上海,正在全球化變局和中國復興的背景下,在中西薈萃、博采眾長的文明交匯點上,朝著一座具有世界意義的現代化大都市邁進。
我是這個充滿想象的文化命運共同體的一員。在紐約,我寫下這篇文章,算是“跳出上海看上海”,以供所有關心上海命運的朋友參考。
關于上海的任何想象,取決于我們每個人今天的努力,涓涓細流,匯成江河,流入大海。
于我而言,愛上海,越來越不是因為她物質化的面貌,而是因為她的精神、體驗、文化,以及如何對待世界文明、如何創造自身新文明的態度與實踐。
No.6996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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