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時代立傳 為山河代言

來源:“我的宜昌”客戶端

《三峽日報》(2026年07月17日 第A8版)

徐劍資料圖

徐劍作品《閱山河》《東方哈達》《天曉1921》《大國長劍》

三峽日報記者 阮仲謀

人物名片

徐劍，云南省昆明市人，1958年出生，1974年入伍，火箭軍政治工作部文藝創作室原主任，中國作家協會第八屆、九屆、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文學創作一級，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中宣部全國宣傳文化系統“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出版“導彈系列”“西藏系列”“紅色系列”“大江南系列”文學作品30多部800多萬字。曾獲魯迅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中國圖書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中國好書等，被中國文聯評為“德藝雙馨”文藝家。

“《運河謠》里，我寫了三條河流，一條是隋煬帝的物理運河，一條是文天祥的精神運河，一條是當下的眾生運河。三條河流在大運河波瀾不驚的河面上，續寫著昨天、今天和未來的故事，讓我有一種如魚得水之感?！睂π靹L的專訪，是從他剛剛在《芙蓉》雜志刊發的長篇報告文學《運河謠》開始的。這部書寫河流的作品，將宏大歷史敘事與個體生命體驗深度融合，成為展現大運河文化內涵的生動名片。

徐劍的人生與軍營有著深厚的淵源。他是云南昆明大板橋人，1974年高中畢業后，到鎮派出所臨時協助做資料登記工作，被接兵的排長王愛東看中，從此走進軍營，成為一名導彈工程兵。一次偶然的機會，基地新聞干事范金剛與他聊天，發現他讀過《紅樓夢》，認為他有才氣，就鼓勵他寫文章。徐劍寫了一篇紀實散文《紅山茶》，經范金剛推薦到《邊疆文藝》發表，從此走上文學之路。

44年的軍旅生涯，不僅給了他文學的根基，也給了他精神的歸宿。他特別感恩兩位精神導師：一位是李旭閣司令員，徐劍在他身邊當了5年秘書，被他帶進導彈陣營；另一位是陰法唐副政委，帶他第一次走進西藏，從此與雪域高原結下不解之緣。

徐劍最初寫散文，后來專注報告文學創作，長期聚焦重大題材的書寫，成為中國當代“大國敘事”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創作以“長劍”“西藏”為兩翼，構成了他文學之旅的多重敘事。他用34年時間創作了《大國長劍》《鳥瞰地球》《大國重器》“導彈三部曲”。1994年，36歲的他創作首部長篇報告文學《大國長劍》。這部作品出版后獲得了首屆魯迅文學獎、解放軍文藝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他行走山川江河，創作了《東方哈達》《金青稞》《西藏媽媽》等“西藏系列”作品。此外，還創作了“紅色系列”《天曉1921》、“大江南系列”《運河謠》等重要作品。

“我一生都在行走，每次上青藏高原，都像打了雞血，樂此不疲?！?3次進入西藏，那片廣袤的高天厚土，不僅是他文學創作的不竭源泉，更是構成了他情感、精神與靈魂的海拔高度。

作為一位行走于野的作家，他對報告文學創作有獨特的思考和見解，提出的報告文學“三不寫”原則，將“行走”確立為報告文學的基本創作方法；歸納的優秀報告文學“六個標準”，是他對這一文體鮮明的藝術美學追求；總結出的“三化”法，為報告文學的人物書寫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徑。他的這些創作理念及實踐，成為報告文學文體的重要理論成果。

2026年6月26日，徐劍受邀專程從北京來到宜昌，為宜昌的作者們傳授創作經驗，分享行走的感悟與文學的思考。談到正在宜昌建設的國家重大標志性工程三峽水運新通道，這位以宏大敘事著稱的作家難掩興奮：“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也只有在三峽，在湖北這片大地上才會演繹出這樣的神話和傳說?！彼顝V大作家，用報告文學為時代立傳，為山河代言。

名家訪談

《閱山河》是對我“童子功”的回報

記者：2026年1月，您的散文集《閱山河》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您曾多次提到，《閱山河》讓您找回了散文寫作的初心。為什么《閱山河》會讓您有“回到了十六七歲的青少年心態”的感慨？為什么說散文是您的“童子功”？

徐劍： 我的文學之路是從寫散文起步的。1975年，我的第一篇散文投給《邊疆文藝》后，又在《散文》頭條位置連續刊發了《劍光，在古烽火臺上閃爍》等7篇作品。1987年，原二炮政治部宣傳部和百花文藝出版社《散文》雜志，專門為我召開了作品研討會，劉白羽先生也出席了這次研討會。1991年，我的第一部散文集《歲月之河》出版，劉白羽先生為該書作序，序言以《散文，一個清澈的小湖》為題，隨后在《人民日報》上發表。1993年，我從散文轉向報告文學創作。而10年散文寫作的積累與沉淀，成了我駕馭報告文學的底氣。所以我說，我的“童子功”是散文。

《閱山河》是我幾十年行走山河的見證和感悟，從唐蕃古道到秦長城，從西藏的高山峽谷到江南的古鎮水鄉，每一篇都是我用腳步丈量出來的，每一篇都是蘸著精血寫就的。我67歲時這本書面世，讓我回到了十六七歲青少年的寫作心態：沒有功利，沒有世俗，有童真、浪漫和詩意，同時也有成熟思想的表達?？梢哉f，《閱山河》就是對我“童子功”的回報。

記者：幾十年的行走與抒寫，您如何看待散文在自己整個創作生涯中的位置？散文的寫作，對您的報告文學創作提供了哪些方面的滋養？

徐劍：報告文學是在宏大格局下，以真實為前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的一種寫作，是“他敘事”的寫作。它寫的是時代、是歷史、是群體的命運，寫作者是一個在場者、記錄者、文史考據者、文學敘事者，要對事實負責，對筆下的人物負責。散文是一種內心的寫作，是“我敘事”的寫作，是寫自己的情感、經歷、人生、內心、靈魂以及精神世界。

《閱山河》是我的第九本散文集，散文寫作在我的創作生涯中，占據著根基性的位置。劉白羽先生在《散文，一個清澈的小湖》中說，一定要把散文寫成一個清澈的小湖，湖水清澈見底，鵝卵石、小魚、小蝦都清清楚楚地游在那里。這個理念讓我始終保持文字的干凈與克制，也讓我的報告文學多了一些人文溫度與文學質感。

記者：《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輯李舫評價時稱，“《閱山河》是一部行走出來的散文集，也是一部沉淀出來的心靈史?！边@個評價道出了兩個關鍵詞：即“行走”與“沉淀”。其實，“行走”與“寫作”之間，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從地理上的抵達，到文字上的抒寫，就《閱山河》來說，這些文字是如何在心中慢慢“發酵”、最終成為一部心靈史的？

徐劍：這些年，我的腳步幾乎走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每一次行走，都會有一種陌生感、傳奇感、特殊感，甚至頓生一種文化落差。而行走只是第一步，真正讓這些沉淀下來，需要很長時間的消化。每次從高原歸來，我的靈魂就仿佛被羽化了，少一些獵奇、窺探，多一些敬畏與理解，擁有一種高度，那是情感的、精神的、靈魂的海拔高度。

中國文人的成長過程中，除了讀四書五經，很重要的就是成名之前的壯游，司馬遷、杜甫、蘇軾皆是如此。在壯游大好河山的過程中，增加閱歷，豐富內心，讓大好河山歸化自己的心意。有了這種境界的書寫，精神就不會再漂泊，就會擁有一處故園。歸化心野，方得山河真意，這就是從行走，到沉淀，再到寫作的過程。

《大國長劍》是人生經歷的一次文學洗禮

記者：您的第一部長篇報告文學《大國長劍》，從1984年開始構思到1994年創作完成，用了整整10年時間。是什么力量支撐您寫下這本書的？在采訪和寫作過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難？

徐劍：《大國長劍》記錄了中國戰略導彈部隊從初創到壯大的發展歷程。1974年，我從老家來到位于南方的一座深山老林里，成為一名為導彈筑巢的工程兵。那時候，施工技術比較落后，我親眼看到過在施工中受傷、甚至犧牲的戰友從山洞里抬出來，其中就有和我同坐一節悶罐車來的戰友。他們走得無聲無息，連鞭炮都沒有。老團長說：“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他們的犧牲，讓我震撼，那些情景刀刻一樣留在我的記憶深處。我當時就有一個念頭，把戰友們的故事寫下來，讓歷史不要忘記他們。

我是工程兵，有在原第二炮兵工程部隊生活和工作的經歷，創作之前，我還采訪了全國所有的二炮基地，我的“素材庫”豐富而且多樣。《大國長劍》是我厚積薄發的收獲，在創作中并沒有遇到多大的挑戰，也不覺得有什么困難。

在創作前，四川作家鄧賢創作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知青夢》《大國之魂》，均在《當代》上刊發，我在心中立誓，也要創作一部能在《當代》上刊發的作品。鄧賢作品對我的影響，就是確立了“寫人的命運和故事”的文學標準。這部歷時10年準備的作品，如愿得到了《當代》雜志頭題首發，一下發了9萬字，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所以，我對《當代》一直心存感激。

記者：《大國長劍》出版后，獲得了首屆魯迅文學獎、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被譽為“一劍挑三獎”。首部長篇報告文學就獲得如此高的文學獎項，您當時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對您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徐劍：《大國長劍》是我人生經歷的一次文學洗禮。一個文學新人的作品能獲得全國性的三個大獎，對我來說，非常意外，非常開心，非常幸運?！耙粍μ羧劇币沧屛以趧撟魃嫌辛烁蟮淖孕?，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創作的沖勁，我覺得要給16歲開始的工程兵歲月寫一部書，寫給那些十六七歲就犧牲在大山里的戰友，寫給身為導彈工程兵，卻從來沒有見過導彈的英雄們。這個工程，是我的老首長李旭閣司令任上完成的一項國防工程，它的建成，標志著中國的戰略導彈可以鳥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所以，我把這部書定名為《鳥瞰地球》。1997年該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再次獲得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

記者：2018年，您又推出了長篇報告文學《大國重器》，從《大國長劍》到《鳥瞰地球》再到《大國重器》，您用34年時間完成了“導彈三部曲”的創作。創作“導彈三部曲”的想法是從創作《大國長劍》就有的，還是在后來的創作中萌生的？創作中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徐劍：《大國重器》描寫了我國導彈事業60年的崢嶸歷程。“導彈三部曲”并不是一開始創作就有規劃的，而是我的創作不斷成熟的過程，在完成《大國長劍》《鳥瞰地球》后，創作“三部曲”的思路才逐漸清晰，隨后，我投入到了《大國重器》的創作之中。2018年7月，《大國重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導彈三部曲”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這是我軍旅題材的收官之作，2019年1月28日，我退休了，告別了44年零一個月的軍旅生涯。

“導彈三部曲”的創作，最大的挑戰不是寫作本身，而是如何讓重大主題走出宏大敘事的慣性，落到具體的生活細節和普通人的命運中，讓真實的故事說話，寫出那些普通人的真實日常、真實情感、真實悲歡。其實，真正的“大國重器”是人，那些老紅軍、老八路出身的高級將領與普通士兵，他們的忠誠、風骨、奉獻，才是托起大國的脊梁。

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長之地

記者：您的報告文學題材主要有兩大系列，即“長劍”系列和 “西藏”系列。2005年12月出版的《東方哈達》是您的首部西藏題材作品。作為軍旅作家，是什么契機讓您有機會創作這部反映青藏鐵路重點工程建設作品的？在創作中，您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徐劍：寫《東方哈達》這部書，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事。1985年，西藏自治區黨委原第一書記陰法唐調任第二炮兵副政委，我當時是黨委秘書。他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聽他講了很多關于西藏的歷史、風情、人文等奇聞軼事，讓我對這片神秘之地充滿了向往。1990年7月，陰法唐副政委帶著我第一次進西藏，走的是柴達木、格爾木、昆侖山、可可西里這條線，這也正是后來青藏鐵路的走向。而在創作《東方哈達》前，我已經去了8趟西藏。

2002年春天，中國作家協會將“國字第一號”工程青藏鐵路建設的采訪寫作任務交給我，這是中國作協的重點扶持項目。接到任務時，我突然就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好像過去我對西藏的了解和所有的知識貯備，都是在為寫這本書做準備。

我在青藏鐵路修筑現場來回走了4年，先后采訪了近300人，從指揮長到普通民工，積累了5大本采訪筆記。最讓我欣喜的，是這部書結構的創新。有一次，我在高原采訪途中，看到兩列火車在鹽湖交錯駛過，突然靈感閃現：采用“上行列車”寫筑路的現實，用“下行列車”寫歷史的縱深，將青藏鐵路的世紀大夢與千年唐蕃古道交織在一起。這種敘事結構得到了業界的高度認可，評論家稱是為國家重大工程的寫作探出了新路，是“中國國家重大工程書寫的一個坐標”。

記者：繼《東方哈達》后，您又相繼創作了《金青稞》《西藏媽媽》《雪域飛虹》《經幡》等西藏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從青藏鐵路的建設者，到脫貧攻堅路上的貧困群眾，再到福利院里守護孤兒的愛心媽媽，您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西藏這片土地，只是關注的對象在不斷變化和下沉。這種從“宏大敘事”到“個體命運”的轉向，是您有意識的選擇，還是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入而自然發生的？

徐劍：這種變化是在行走與思考中自然發生的?！稏|方哈達》關注的是決策者、指揮長、建設者，是宏大敘事。但走的多了，見的多了，想法自然就會發生變化。當你在海拔5100米的藏北雙湖縣住下，采訪一天回來不想說話就想睡覺，當你在當惹雍措邊淚流滿面，你會發現，這片土地最打動你的，不是工程的宏大，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命運。

所以我寫《金青稞》時，用了一個“他”貫穿全篇，那個“他”其實就是我自己，以行走者的身份，和建檔立卡貧困戶、牧羊人、藏醫、單親媽媽站在一起，用一個記錄者的姿態，和他們共同演繹西藏精準扶貧這場時代大劇。到了《西藏媽媽》，我的視角更下沉了。我努力突破理性表達，用共情的方式去寫，把對“西藏媽媽”的敘述和我的西藏情結貫通起來。

記者：您先后進藏23次，對于一個作家而言，這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采風”或“體驗生活”，西藏到底是什么吸引著您？

徐劍：我第一次進西藏時，經歷了一場生死考驗。我們從山南到羊卓雍措，車里開了暖風，有些悶熱，抵達海拔5000多米的山巔后，車停了下來，下車后，我站在雪山之巔，解開上衣拉鏈，吹了一下風，誰知寒風侵入我的骨髓，當晚就高反發作。三天后到達日喀則，被診斷為腦水腫。在那里，我昏迷了三天。這次經歷，如鳳凰涅槃。當時，我剛經歷了一場磨難，處于命運的低潮。但當我從西藏回來后，人生從此順風順水，可謂否極泰來。后來去西藏，再也沒有過任何不適的反應。

我有兩個精神原鄉，云貴高原是我的出生之地，青藏高原是我的精神成長之地。我幾乎走遍了所有的藏地，在那片土地上，可以尋找回我們已經丟失已久的一種精神、一種境界、一種價值、一種信念、一種執著、一種虔誠、一種真摯。所以說，尋找一個民族的精神海拔，青藏高原也許是最后的高地。

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核心是“人學”

記者：在報告文學創作中，您始終堅持“三不寫”原則，即“走不到的地方不寫、看不到的真相不寫、聽不到的故事不寫”?！靶凶摺睂蟾嫖膶W創作來說，是一種采訪方法，還是一種文學態度？從“走到了”到“看到了”再到“寫出來”，最關鍵的是什么？

徐劍：報告文學是行走的文學。“三不寫”原則不僅是一種創作方法，更是一種文學態度，一種文學立場。有了這個態度和立場，才會照此前行。好的報告文學作家，首先是一個旅行家；其次，是一個考據者，像考古學家一樣，用洛陽鏟從文化的夯土層里，挖掘出獨特的、精彩的、陌生的，具有文學分量的故事；最后，才是一個敘事者。

從“走到了”到“看到了”再到“寫出來”，最關鍵的在于作家的切入視角。怎么做到與眾不同，怎么寫出陌生感，這需要作家的敏銳度和辨識能力。

行走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是非常必要的，一個好作家，一定要是個旅行家，而且不是那種打卡式的、走馬觀花式的旅行。行走于我來說，就是要極力讓那些荒漠里的、雪峰冰川下的，乃至大森林里、高山河谷中的人文故事重新復活。如果只有地理學、只有植物學，而沒有人文，這塊大地永遠是寂靜的。只有寫出了人的溫度、人的悲歡和人的傳奇，才是一部有生命力的書。

一直以來，我對自己的最大要求是：這部作品一定要超越上一部作品，不能在一個漩渦里打轉，也不能重復自己。所以，我從來沒有停止過行走的腳步。

記者：報告文學最容易犯“大而空”的毛病。您是如何在宏大的國家敘事與細微的個體命運之間，找準落腳點的？您的秘訣是什么？

徐劍：其實也沒有什么秘訣可以分享，就是在采訪中，要善于發現美，善于發現文學性的故事，找到獨特、精彩的細節。這樣寫出來的作品，就會讓讀者覺得這才是和文學最接近的愛情故事、是和文學最接近的命運故事。同時，要把人作為最重要的寫作對象，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核心是“人學”，如果缺乏對人性的深度挖掘，作品就會空洞，就會失去靈魂。

報告文學的真實性是全方位的，但真實之上還有文學，只有從大量真實的事件和人物中發現那些獨特的、陌生的、有震撼性的細節，才能避免“有報告無文學”的弊病，生動的細節能營造出歷史的身臨其境。

記者：您曾提出好的報告文學的六個標準：行走于野、落筆于人、感動于心、思想于理、形式于表、記史于書。這六個維度是否就是您心中的報告文學藝術價值的核心所在？

徐劍：是的，這六個維度就是我心中好的報告文學的標準。

所謂行走于野，就是要到田野里面去，到民間去，到人間去，到煙火的生活里去，把人間最精彩、最傳奇、最打動人的故事挖掘出來；落筆于人，是圍繞大寫的人來寫，寫出人的苦難、掙扎、犧牲、奉獻，甚至卑微的尊嚴；感動于心，就是要讓作品真正打動人心，讓讀者產生共情；思想于理，思別人之未思，寫別人之未寫，以獨立深刻的思考，透過現象揭示歷史、國家與個人命運的內在邏輯；形式于表，追求語言美、結構美和文章美；記史于書，要承擔“國家史記”功能，為時代立傳。

記者：您特別強調報告文學要把人作為最重要的寫作對象，在幾十年的創作實踐中，您總結出了人物塑造的“三化”法。請您分享在創作中是如何讓這個“三化”落地的？

徐劍：文學是人學。如何寫好筆下的人物，在幾十年的報告文學創作中，我總結出的“三化”法確實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叭奔磦ト似矫窕?、名人傳奇化、平民偉人化。偉人平民化，就是把偉人當做鄰家大哥，鄰家大叔或者父輩來寫；名人傳奇化，就是把名人當作傳奇和神話來寫，挖掘他們身上那些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和細節，寫出他們之所以成為“這一個”的獨特性；平民偉人化，就把老百姓舉過你的頭頂，當作一個偉大的人物站在你面前，不是拔高他，而是從他微小的細節和故事里，看到他和偉人一樣閃光的東西和精神世界。

報告文學的藝術價值，最終要落在具體的人身上。對于人物的書寫，我一直堅持要對準小人物寫，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國故事，普通人的夢就是中國夢。

宜昌的作家應該有文學的野心

記者：評論界把您的《天曉1921》《金青稞》《西藏媽媽》稱為“壯年變法三部曲”。為什么您在達到如此高的文學成就后，還要進行自我突破？

徐劍：60歲是人生很重要的生命刻度，你對世界的認識、對自我的認知，一定更老到，更有情懷，更有境界。“通會之際，人書俱老”，這時候是變法的最佳時機。

說起來，我的“壯年變法”，和在魯迅文學院那段學習經歷有很大關系。2004年，我到魯迅文學院中青年作家第三期高研班學習，與邱華棟、雷平陽、劉亮程、祝勇等作家同班，他們都是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只有我是寫報告文學的。在他們的強大氣場中，我有了一種無形的壓力，有了壯年作家的寫作危機。當時，魯迅文學院組織全班同學到錫林郭勒草原采風，回來后，我寫了一篇歷史散文《城郭之輕》。正是這次經歷與寫作，讓我有了突破創作瓶頸的信心和勇氣，開啟了自己的“壯年變法”之旅。60歲前，我完成了“壯年變法”，退休后，又開始“衰年變法”?！堕喩胶印贰哆\河謠》這些作品，就是變法的成果。

記者：作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您覺得報告文學在“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書寫中，應發揮怎樣獨特而不可替代的時代作用？作家如何才能寫出既有生活厚度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品？

徐劍：報告文學是時代的備忘錄，在這場山鄉巨變的書寫中，扮演著一個不可替代的角色，就是要為時代的變革留下真實的檔案，為這片熱土和奮斗的人們立傳。我們要直面報告文學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引領這支隊伍，深入基層、扎根生活，抓住這個時代的本質，書寫出無愧于時代的好作品。要貼著人物，寫出他們的責任與擔當、命運與情感、奮斗與犧牲、掙扎與尊嚴，讓作品有溫度、有力量，讓思想的光芒照亮人心。

記者：宜昌是三峽大壩所在地，2026年6月8日，“十五五”時期國家重大標志性工程——三峽水運新通道正式開工。作為長期書寫重大題材的著名作家，您認為這樣的重大工程對報告文學作家來說意味著什么？

徐劍：三峽水運新通道這樣的國家重大工程，對于三峽的作家、宜昌的作家、湖北的作家來說，是一個得天獨厚的敘事主題，大家可以守著三峽大壩來寫，守著這個工程來寫，守著這個大云夢澤來寫，寫出新時代的屈原《橘頌》，寫出新時代的長江之歌，寫出我們這個民族新時代的母親河。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優勢，就是我們始終站在長江文明這個重要的關鍵點上，這個關鍵點在于它不單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不單是歷史的，也是這個時代的。歷朝歷代，從來沒有出現過像今天這樣的國家工程的建設和寫作，唯有這個時代才有這種實力，唯有這個民族才有這種氣魄。宜昌的作家應該有文學的野心、文學的雄心和擔當，寫出新時代的大禹治水和新時代的愚公移山，寫出新時代的壯美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