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薪谷到典當：一個蘇北市鎮的興衰史

在蘇北的大片湖蕩與沼澤中，有一個小小的縣城，叫興化。因其交通的閉塞，贏得了“自古昭陽好避兵”的名聲。說是一個縣城，其實不見得比很多江南市鎮大，商業發展更因交通不便而比江南稍顯遲滯，而米業獨盛。這里有很多故事可講，但大多以名人為箭垛，如鄭板橋之類。筆者無意重復那些正統化的故事。本文故事的主角是這個縣城北門外一條長度不過百米的小巷，小巷早先叫薪谷巷，后因其巷口有一典當，改稱當典巷。筆者在這條小巷中長大，眼見巷中從人來人往轉作路燈空照。

史家下筆，需少身世之感，故陳寅恪先生曾諱言戊戌年間事。本也無心寫下這些文字，直至近期在檔案館中閱檔，看到興化姚源昌香號的名片，其地址在“北門外當典巷內六號”。即使在父母輩的記憶中，巷內也并無店鋪，直到祖輩緩緩講來，才知始末。只言片語中，一條小巷乃至一個市鎮的興衰史，躍然紙上。于是有不得不寫之感，雖不能至寒柳堂記夢之境界，或可為大歷史補充些鮮活的碎片。

興化姚源昌香號名片

南北塘與興化所

今日興化城中依然流傳著“金東門，銀北門，鬼西門，失火朝南門”的俗諺。這一俗諺文本的定型時間大約是民國，反映的是明清以來特別是清中葉以后的興化城市樣貌，即東、北門盛而西、南門衰。揆諸千年之前，此地的面貌則全然不同。

直至五代楊吳建縣之前，興化只是黃海之濱的一個榷鹽之所，名為“招遠場”，相關記載更是寥寥。據南宋《輿地紀勝》轉引的隋唐時期《南兗州記》記載，興化南有白沙湖（今興化市竹泓鎮白沙村），因“湖岸有白沙”而得名。白沙即貝殼堆積物，是該區域海洋歷史的證明。

隨著唐宋以降的海岸東遷與國家經濟重心南移，這一區域的開發重點轉向農業。因為“土沃而多曠”，以致“人且耕且種，不待耘耔而其收十倍”，甚至江南民眾每至秋收便移舟淮上，幫助田主收割，能得到半數收成的酬勞。（李心傳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8《陳子長筑紹熙堰》，徐規整理，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133頁）在此基礎上，欲求進一步的精細化開發，必先修水利。南宋紹熙五年（1194），淮東提舉陳損之上奏，在蘇北一帶修筑紹熙堰。

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創立堤堰，以為潴泄，庶幾水不至于泛溢，旱不至于干涸。乞興筑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其堤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余萬株，數年后堤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墟鎮舊有堤閘，乃泰州泄水之處，其閘壞久，亦于此創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眾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于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于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為石?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為名，鑱諸堅石。（《全宋文》卷5804《乞于高郵楚州間創立堤堰奏》）

紹熙堰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從揚州到淮安，這也是后來明清里運河的主體部分；第二部分從高郵到興化再到鹽城海邊，這部分與興化有關；第三部分從揚州到泰州再到泰興江邊，也是后世通揚運河與南官河的一部分。

紹熙堰的修筑大獲成功，朝廷認為該堰“灌溉為千萬頃之利，農商俱濟，旱澇無虞，使客漕運之往來，咸有賴焉”，陳損之因此“除直祕閣”。（樓鑰著：《樓鑰集》卷35《淮東提舉陳損之創立紹熙堰除直祕閣》，顧大朋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57頁）后人在紹熙堰的基礎上不斷修補完善，如明成化間知縣劉瓚基于紹熙堰修筑劉堤，又如明嘉靖間西鮑鮑氏修復土橋，“在上為南北陸走之會，下為灌溝以東諸水之所趨。旱則塞其下流，以妨走泄，以資灌溉。水則決而瀉之，以殺奔潰之勢。舟楫之東、西行，又多問津于是。一舉而三利具”，（嘉靖《興化縣志》卷4《詞翰·文·修復土橋記》）使得此堤維系著水利樞機與交通要道的地位。

紹熙堰的修筑，不僅保障了興化一帶的農業生產，更是改變了興化城市的格局。興化本是古射陽湖畔的沙嘴，城東與城北均為大湖，因此市鎮龜縮在西南一隅。紹熙堰的修筑，重塑了市鎮的骨架。紹熙堰沿高郵北澄子河往東，至陵亭與鹵汀河、蚌蜒河交匯，沿鹵汀河西往北至興化。此時的興化尚無城墻，市鎮的主街當是日后的城內南大街、城內西大街與城內東大街的一部分，為丁字形，紹熙堰沿城內南大街至城內東大街折向北，一路向東北方向至鹽城。主街的格局轉變為Z字形，日后繁盛的北門一帶開始有所開發。

南宋寶慶元年（1225），知縣陳垓筑土城，開辟四門，北門一帶部分被納入城內。自此，南門外的紹熙堰被稱為南塘，北門外的紹熙堰被稱為北塘。時至元末，淮張政權與朱元璋政權在蘇北反復交戰，興化城未受波及，卻也城墻圮廢。明初全國推行衛所制度，揚州衛興化所駐興化城。千戶郭德、蔡德、劉人杰重建城垣，并給土城包磚。千戶所在城內設置三營，分別是西營、中營和東營。東營街在北市河東側，與市河西側的北大街基本平行，今尚存部分。考察現存的東營街，可見其巷道平直，極少東西支巷，依稀舊時衛所面貌。東營的設置，意味著城內北大街的街區開發幾近飽和。嘉靖年間，為防城內水患，知縣傅珮希圖在北門內修筑溝通城西北的海子池與北塘外官河的玉帶河，士紳耆老勸阻的理由是“軍民參錯廬其上，弗可以輕徙”，可見一斑。相形之下，軍營圈地以外，城外北大街尚少開發。

從薪谷到典當

如果一個明萬歷時代的人出興化城往北，數百米后他將看到北塘上的北閘，那是一座減水閘，用來調控內外河的水位。復行數十步，洪武初年設置的邑厲壇赫然眼前。厲壇北側是北郭軍舍的隙地，嘉靖年間被設置為義葬園。明后七子之一宗臣之父宗周曾有《義葬園記》記錄相關事宜。

嘉靖戊戌，侍御楊公奉命按揚，時水旱相仍，流離殍饉相望。公行部，見槁骨蔽野，心甚惻惻，乃檄各屬，于境郭外隙處用罰鍰置義葬園，咸收葬之，仍給工值，斯即我圣祖設厲壇意也。吾邑地鄰海，恒水，貧民往往甕于溝壑，緣堤為隴，一遇歲歉，橫尸枕藉。何辜斯民，臻斯極也。河南裕州馬侯新任予邑，愛惜元元，移檄適至，即詣北郭軍舍左，得隙地東西二十一丈五尺，南北二十一丈五尺，圍墻置門，豎石以志。且與厲壇甚邇，不特道路死者得所，而歲時厲祭，旅魂相依來享，可不為厲矣。昔周文王葬枯骨，謂寡人固其主也。我圣祖厲壇之設，其符文王之心于千古乎！（嘉靖《興化縣志》卷4《詞翰》）

清代此地變為普濟堂，近代公產興學中改普濟堂為學校，今為興化圖書館。館內花圃中有一百年女貞，前些年臺風過境，吹倒樹木，工人們深挖樹坑時見累累白骨，恰與義葬園記載對應。厲壇今為行宮巷。所謂行宮，即城隍行宮，厲壇每年需要祭祀三次，分別在清明、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城隍祭祀參與其中。厲壇祭祀時，城隍牌位要被安放在祭壇中間。（劉永華：《帝國縮影：明清時期的里社壇與鄉厲壇》，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民眾往來活動于城隍廟與厲壇之間的賽會，北城外不再僅是北塘行旅所及之地。

義葬園北數百米即是北窯。窯口不知設于何時，明初即被稱為“古窯”。明永樂間，邑庠生陳本筑園于窯南，其園占地八十余畝，“溪水環綠，松檜結陰”。這片區域直至21世紀初開發時仍是一派田園風光，間有工廠點綴其中。窯北則是茫茫烏巾蕩，該蕩本在“縣西半里”，“接海陵溪”，然而迭經隆慶、萬歷年間的黃淮洪水，北塘已然圮壞，烏巾蕩串聯起縣西的海陵溪與縣東的官河。行人至此，被迫去陸登舟，沿北塘延展的城外北大街/北窯街也在此收束。

顯然，在北城外這片區域中，最可開發之地為北城門至北閘橋一段。隨著明清時期下河農業的發展與區域市場的形成，兼得官河與北塘之利的興化城外北大街逐步形成街區。街區形成的直接動力或許是明代設置的倉儲。明洪武年間，官府在北門外利民坊設置預備倉，以備災荒，很快廢棄。明代漕運運法屢變，宣德以后，運法逐步從兌運、支運混合轉向改兌為主，州縣水次倉興起。（吳滔、張春芳：《明代漕運“運法三變”新探》，《史學集刊》2023年第4期）興化縣在南、北門外分別設置便民倉一所，以便四鄉民眾貢賦。一鄉米糧，至少有一半匯聚于北便民倉。圍繞交糧產生的種種貿易行為，推動了市鎮街區的發育。萬歷以后，縣官裁廢南北便民倉，大修西門的永興倉，以其作為縣內唯一的水次倉。建成后的永興倉“凡為厫十二楹，可受歲漕十余萬斛，建廳事中央，以司出納，左右為預備倉二，當甬為永興坊一，周遭為高垣，可八十丈”，容納一鄉漕糧。（歐陽東鳳：《重修永興倉碑記》，咸豐《重修興化縣志》卷3《食貨志·倉儲》）北倉遺跡在民國地圖中被標記為“古北倉巷”，今為古倉巷。

不過，北倉的裁廢并未影響北門外的持續繁盛。或許是出于慣習，或許是水路影響，東鄉和北鄉乃至里下河周邊州縣的民眾依然會在北門外的碼頭登陸，進行貿易。1876年，日本人曾根俊虎記下了興化縣城外的水路交通：

前行數里，從北方用望遠鏡可以看見興化縣的高塔和旗桿。兩點后抵達縣城之南，前面望見的高塔在船的左邊，船沿著東面城墻前進。河寬七十余米，河深六七尺，水色稍渾，泊舟如織。左邊家屋宏壯，行人雜沓，可見殷富繁榮之景象。右邊為耕地，遠近有村落。既而繞到城的背后，朝西北方向前行，有一片周圍數百米（筆者按：此處記錄有誤，烏巾蕩闊三里有余）的湖水，平波渺漫，帆舟點點，白鷗雙雙。回首望去，臨水樓閣，涵城碧水，其景色雖不及西湖、黃鶴、蓬萊之佳趣，而足慰吟懷。四點后，穿過此湖，進入（紗）[沙]溝河。（《北中國紀行》）

曾根俊虎自泰州沿南官河至興化后，往沙溝的最快水路是翻過南門老壩，沿城西直插烏巾蕩至下官河（即日人所謂沙溝河）。然而曾根俊虎的小船選擇了沿城墻折向東北，沿著東側城墻至北城外。在曾氏眼中，北城外“家屋宏壯，行人雜沓”，“殷富繁榮”。繞過北窯尾的大王廟或是穿過北閘橋后，船依然貼著城廂前行，直至拱極臺城墻附近，從此橫渡烏巾蕩。從地圖上看，這條費時兩小時有余的水路極盡迂曲。固然曾根俊虎的考察含有軍事偵探的性質，但曾氏身份并未公開，且行船者為其在南通雇傭的船民，不太可能在他鄉故意繞遠，因此這條水路很可能是北去的常見水路。

清代以降，興化北泄水道主要為上官河和下官河，前者通海，后者入射陽湖。二者自城北烏巾蕩開始分岔，以是烏巾蕩水量極大，“風浪極險，夜行船，莫知所向”。往沙溝一帶的船只至拱極臺再橫穿烏巾蕩，沿蕩西岸一路航至下官河中，比自西城外橫穿烏巾蕩，或能減少航行風險。而往鹽城方向的船只本就要過北門沿下官河航行。由是可見，舊時途經興化、南來北往的船只，均要經過北門一帶。據筆者外公回憶，1930年代以降，北鄉一帶的船只會在北閘橋碼頭上岸，而東鄉的船只則沿白涂河橫跨上官河后，從城外北大街當典巷東的碼頭上岸。無數過路的行旅與進城的農民，推動了“銀北門”的形成。

21世紀初，在鄉土中國逐漸退場的大背景下，城外北大街上還有皮匠店、篾匠店、香燭店、茶食店、醬園等店面。倒溯至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中葉以降，行業種類更加多元，市面熙熙攘攘。街區隨著商業擴展，人們先是沿著北塘堤沿造房，隨后逐步往官河邊拓展。數百年的填地后，北大街東側岔出了多于西側的小巷，這些小巷又通往河沿的另一條新街。該街以北閘橋為界，北稱北上河邊，南稱南上河邊。南上河邊以外，便少成片的民房，除了客運碼頭外，多是豎條狀的倉庫和貨運碼頭，這些倉庫和碼頭彼此的邊界自街西民房界延伸出來。

隨著街區的擴大，不同巷弄之間出現了功能的分化。一般來說，大街多鋪面，小巷多住家。就興化北城外而言，當典巷南的灣巷就是純粹的居住區，當典巷則不同。它與北大街的交接處有一個三路三進的典當行“萬興大典”，巷中還有莫家蘇貨店、楊家豆腐店、姚源昌香號等商鋪，熱鬧非凡。巷弄的商業化，與巷口的典當關系緊密。該典當行不知起于何時（地方學者樂稱的清廣西蒼梧道守王志廣開設萬興大典一說缺少實質證據），在晚清民國的地域社會內影響較大，東鄉民眾自巷東的碼頭上岸，往往是為了來典當物品，以換取活錢。不知何時，巷名也從原先的“薪谷”改為“當典”。這是一個關于市鎮的絕妙隱喻，薪谷入，典當出，出入之間，明清中國地方市場的財貨流動就此完成。

典當舊照

巷中舊家

商業社會，人來人往，巷中人家也變動無常。1931年，正對典當東路的當典巷七號宅迎來了新的主人——米業商人徐誠之（1885-1969）。后來迭經世變，縣委黨校入駐典當，黨校搬離后烈屬進入，巷中多了新來的工人，也有原先南上河邊的住戶。截至目下，徐家成為僅存的兩戶民國舊家之一，另一家是原先在巷北側開蘇貨店的莫家。徐家與當典巷的因緣，要從一個特殊的儀式開始說起。

徐誠之

筆者幼時常疑惑，每逢春節前夕，家中均于臘月二十三祭灶，與巷中別家臘月二十四祭灶不同。外公對此的說法是“軍三民四”。按此說始于清初，曾參與下河治水的孔尚任稱祭灶有“軍祭三，民祭四”之別，儀征（清代揚州府屬縣之一）人厲秀芳有《真州竹枝詞引》，內記“衛籍與民籍分兩日，俗所謂軍三民四也”。（徐曉青、劉德增：《祀灶時間：“北三南四”“軍三民四”與“官三民四”及其他》，《節日研究》2023年第1輯，第62-64頁）也就是說徐家祖上可能是軍籍。

另外，外公這一輩老人均說老祖先是徐達，又說祖先是徐達的部將，戰死時無頭。而至少從徐誠之開始，徐家還稱自己為石麟堂徐氏后裔，外公曾隨祖父徐誠之去過一次東門小尖上的徐氏宗祠。然而，石麟堂徐氏先祖并非徐達，持此說法恐怕依然和祖先的軍戶記憶相關。也就是說，徐誠之的祖先很有可能是明初軍戶，在清初的衛所裁撤中，因為漕運的關系，興化所得以保留，衛所兵丁轉為運軍，徐家開始在運河上奔走，直至清末河運被取消。當然，也有可能是徐氏的先祖攀附軍戶家族，參與到清代的漕糧運輸中，從而有了祖先是徐達、“軍三民四”等家族記憶。

無論如何，到了清季，河運解體，運軍失卻了生計，徐誠之開始從事與祖先生計相關的米業生意。他最早在別人的米店中做伙計，后來在北城門口與趙家合伙開了一家米店，再后則在城外北大街獨自經營。店面位于當典巷口北不遠處，店面正門朝東，南側為清廣西蒼梧道守王志廣的舊宅“王府”，西通王家碼頭巷。店面分作兩個功能區，前面是米店，后面是礱坊。

當他小有資本后，希望與本地有聲勢的徐氏聯宗。彼時的興化徐氏中，慶云堂徐氏最為顯赫，是該地明清八大家之一，明初以軍戶出身，明代出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徐謐，清代出廣東巡撫徐炟，譜系傳承有序。稍有貨貲的徐誠之未能與之聯宗。興化最發達的米市在東門外龍津河至米市河一帶，石麟堂徐氏的宗祠恰在龍津河畔的小尖上。或許是做米業生意多次路過宗祠，或許是早已相識石麟堂徐家人，總之徐誠之最終與石麟堂徐氏聯宗通譜，他的子孫也采用石麟堂的字輩取名。彼時興化石麟堂徐氏的字輩是“黻冕通宸極，文章教尓超”。徐誠之的父親名為徐香伯，生有三子，徐誠之為第三子，其余二子的情況不詳。徐誠之在通譜后有了譜名“徐明冕”。徐誠之有五子一女，子女命名使用了“通典”“通訓”這類較為雅馴但尚少文氣的詞語。

1931年長江、黃河、淮河等多流域暴發特大洪水，里運河先開三壩，繼而決堤，里下河地區一片汪洋，地勢低下的興化受災尤其嚴重。時人有記：

八月二十六日，颶風暴雨，運堤崩決，萬丈洪濤，奔騰下注，吾興首當其沖。災民初或架木以居、以舟作室者，至是扶老攜幼，倉皇逃避，均失棲止，惟聞風聲、雨聲、波浪聲、呼號聲、屋宇沖毀聲、城垣倒塌聲，相互嘈雜，徹夜不休。其有泅登屋頂、攀援樹杪以求救者，率被風雨傾折，汨沒波濤之中。人畜房屋損失不計其數。全境淪陷，僅一角孤城，半浮水面而已。（《興化縣臨時救濟災荒賑務分會賑務紀要》）

水災中的人間慘狀，幾乎無法用文字容納。在這一角孤城中，東門外興盛的米市盡數下水，水退后一片凋零。徐誠之開設的米店位于作為北塘堤身的城外北大街上，地勢高亢，幸免于難。時值秋收，東門下水的木礱無法參與稻谷脫殼，大量稻谷涌入徐家礱坊進行加工。加之水災發生后糧食緊缺，不管是售賣存糧還是從外運糧存放，徐家米店均沾先利，徐誠之由此發家。

此前徐誠之已有兩處宅院，在發家后又以數百擔稻的價格購入當典巷七號的宅第。該宅共兩進，前窄后寬，形似棺材。因此，彼時不明就里的市面傳說是，徐誠之的發家正與此宅風水相關，又言宅中地下有一對玉兔恰為徐誠之所得，其變賣后發家。宅院在巷南，大門朝北，入門后為一長過道，至小天井，東側是廚房（分煮飯間與燒菜間）與柴草間。西行過二道門頭，東西并排六開間，共兩正屋，正屋各有一堂屋與兩側屋。二房住在東正屋西廂，三房住在東正屋東廂，西正屋西廂歸徐誠之住，西正屋東廂歸大房住。

此后，徐誠之生意繼續擴大，又在北鄉蛤蟆舍、南鄉郭家舍購入田產，在當典巷東首的官河邊開設了徐家米廠。徐家米廠北側有一官河邊的夾港，外為荒垛，正利于農戶小船駛入賣米，比之北大街上的店面，省卻了轉運的環節。舊日的木礱也被新式機器替換，處理稻米的效率大幅提升。徐家米廠規模不大，徐家需與工人們共同做事，吃飯時工人會到主家挑飯菜。在這段時間內，孫輩們也陸續出生，他們被冠以“選宸”“覲宸”“茂宸”的名字。

1931年興化東門米市水災景象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大量江南難民逃難至蘇北。1939年，隨著蘇北日占區的擴大，國民政府江蘇省政府被迫遷入水網深處的興化。大批外來人口的到來，給這座市鎮帶來了短暫的戰時繁榮。時人有記：

談到避難最安全的區域，……假如以江蘇省來做單位的話，我要推崇江北的興化。……這里不是什么兵家必爭之地，既沒有鐵路及公路，也不依傍長江，更不接近海岸。

……那里的人口是突增了七八萬，城廂里簡直容納不下，街上是肩摩踵接，擠得水泄不通市面也特別的繁榮，沒有一件行業不是利市三倍。

那里的生活程度在江北可算是達到最高點了，無論什么，都高抬其價。豬肉在別處只有一角錢一斤，在興化卻是四五百。菜館里三角錢的客飯，現在是四角。總之，那里已經成為天之驕子，絕不是什么窮措大所能問津的。（劫余：《江北興化的畸形》）

養和園等今日“老字號”飯館正是在此時大顯身手，想來徐誠之的米店也能有一定收益。日軍頻繁空襲，省政府的工作人員散入城外各地，其中部分財政人員借宿徐誠之當典巷的宅第，在堂屋中搭通鋪，空襲緊張時，徐誠之家也會離宅下鄉躲避。等到日軍第二次攻占興化后，米業生意不復從前。加之抗戰結束后徐誠之全家曾在泰州寄居一年，花費至少一壇錢財，回鄉時已無力維系多達五房的大家族，于是父子分家，各房自謀生計。

1947年的國統區已經財政崩潰，物價飛漲，徐誠之的三子徐通訓（1913-1954）獨立后，與人合伙經營將米販運至江南的生意。不意合伙人至江南后流連市井，耽擱一日，再去市場時已然無力回本，未曾遠出的徐通訓經此一遭，宣告破產。更兼社會秩序紊亂，強盜上房揭瓦后入室搶劫，已然心力交瘁的徐通訓受驚后臥床不起，無力養活妻子與四子一女。因為已然分家，又或是亂世自顧不暇，各房并未對三房伸出援手。三房長子徐覲宸（1933- ）也即筆者外公必須要擔負起家庭重任。于是，1948年，16虛歲的他，便成為一家布店的學徒，學做生意。其中艱難，不言而喻。1948年12月，國民黨100軍不戰而撤，解放軍入駐興化縣城，蘇北市鎮中的人們翻開了命運新篇章。

徐通訓

1950年代后，當典巷七號的房屋一分為二，里面一進仍歸徐誠之自住，外一進租給兩戶人家，以補貼家用。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動，房屋產權歸公，徐誠之住在里進東廂房。徐誠之去世后，所有房屋均被公家租出。改革開放后政策落實，里一進被發還徐家。1985年，隨著城內妻家房屋的拆遷，徐覲宸一家搬至此處，居住至今。這棟建筑在2020年被興化市政府列入興化市歷史建筑。舊家的米業故事，隨著遠去的洪水，一同被淡忘。唯有日漸殘損的花墻與地磚，曾見證過米業市鎮的興衰榮辱。

余音

明清兩代，興化縣的漕糧正額一直都是五萬余石，比之江南各縣，自不為多。不過考慮到明中葉以降頻仍的黃淮洪災，則不為少。明萬歷十七年（1589）以后的漕糧永折給了此縣民眾一定的喘息空間，也推動了作為米業市鎮的興化縣城的發展。市鎮中太多像徐家這樣依靠米業生意過活的普通人家。相比災年流離失所的農戶，他們或許尚能保障衣食；但比之蔭貴數百年的縣城“八大家”士紳，他們則可謂夾縫求生。

可惜的是，在以往的地方文史書寫中，他們的身影被隱去。自然，“八大家”留存的文獻更多，可解讀的歷史信息更豐富。可是，唯有通過一個個徐家的故事，我們才能窺見一條小巷、一片街區乃至一個市鎮的血肉肌理。這些血肉肌理，承托起十六世紀以降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劇烈變動，孕育出今人熟知的傳統中國的基本面貌。從薪谷到典當，正是一個蘇北市鎮的興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