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生：甘肅河沿村族群雜居村落空間格局解析

建筑文化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內容導讀：族群雜居村落作為各民族共同生活的空間載體，其研究對促進民族團結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甘肅省河沿村為例，運用田野調查、空間測繪和深度訪談等方法，分析村落漢族、東鄉族、回族3個民族雜居的空間格局。研究梳理其從單一聚居到多族群共居的演變，揭示宗教信仰與居住分布的分異特征，解析自然、人工、文化空間中的多元共生格局，闡明 “自然分序—人工協同—文化分異”的空間邏輯，為民族走廊地區相關研究及族群雜居村落建設提供實證參考。

文/崔文河 王 鑫 張睿鈺

（一）前 言

族群雜居村落是一個地理空間、社會文化互動，以及族群認同與歸屬感相互交融的復雜社會單元，其內部多元族群之間的關系與互動模式構成了村落獨特的社會文化景觀。東鄉族自治縣地處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過渡帶，歷來是多民族交融的活躍區域。唐汪鎮河沿村作為該地區典型的族群雜居村落，形成了漢族、東鄉族、回族3個民族共居的分布格局。本文基于2021年至2023年的3次田野調查，綜合考察村落格局、空間形態、宗教文化及居住習慣，運用田野調查、空間測繪和深度訪談等方法，從自然、人工、文化三個維度解構其空間特征，揭示地理環境對村落空間基底塑造的內在邏輯、族群通過空間布局實現文化共存的路徑，以及宗教差異對空間分異與互動的影響。本研究旨在豐富多民族村落多元共生的實證案例，為民族地區和諧人居環境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理論與實踐參考。

（二）河沿村族群雜居空間環境概況

河沿村位于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族自治縣，距縣城50千米，距唐汪鎮政府2.5千米。河沿村地處唐汪鎮中部，村落依山傍水，村前有著名的紅塔寺，村后有世代流淌的洮河，屬于甘青民族走廊洮岷山區的典型村落。河沿村的人口構成較為復雜，除了世居于此的楊姓和趙姓，因1967年劉家峽水庫建設，部分受波及的當地群眾被安置到河沿村中。由于移民至此的居民在姓氏上并不統一，故而當地人亦稱河沿為 “移民村”或 “雜姓村”。

河沿行政村下轄楊趙家、河沿移民村兩個自然村。楊趙家為漢族村落，依紅塔山麓平坦地而建，紅塔寺、菩薩廟、楊氏宗祠等宗教建筑建于地勢較高處，形成 “上寺下村”格局，其中紅塔寺踞陡崖制高點，與民居保持距離。河沿移民村雜居東鄉族、回族，清真寺位于村中心主路旁，邦克樓為村內最高建筑，村落形成以清真寺為中心的 “圍寺而居”空間結構，體現宗教文化對空間形態的影響（圖1）。

圖1 河沿村現狀平面圖

（來源：作者自繪）

1.歷史人文環境

據史書記載，唐汪鎮得名于元代，四川柳家莊的唐姓參將遷居至此。此地歷來是連接蘭州與河州的重要渡口。在族群人居環境歷程方面，自秦漢時期起，唐汪地區便是羌人的活動區域。漢代，朝廷組織民眾移民至隴西屯墾戍邊，不少內地漢人因此遷入此地。西晉時，該地區被吐谷渾占據。北魏則成為鮮卑拓跋族的領地。唐代寶應元年 （762年）后，吐蕃勢力占領了這一地區。至明代，吐蕃人的后裔蕃族 （今藏族）在河州境內各地繁衍生息。13世紀20年代，成吉思汗在征服中亞的過程中，強制征調大量的撒爾塔人屯駐唐汪。此后，元朝、明朝至清朝的這段時期，陸續有伊斯蘭傳教者來唐汪地區傳教，并定居于此。清代中期，政府對該地實施 “分割管理”，即 “以回治回”政策，旨在促進族群整合，其實質為分隔回族與漢族于洮河兩岸，東鄉族則居山區。近代，此局面漸被打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該地區的分割管理終結，東鄉、回、漢3個民族共同繁榮、團結互助，形成村落共生雜居的現狀。

2.族群人口構成

唐汪鎮居民中，唐、汪、張三姓占全鎮總人口的90%，是當地族群的代表性姓氏，這三姓居民中均包含漢族、回族和東鄉族。唐汪鎮的工作人員在訪談時表示：“唐汪鎮的居民擁有相同的族源漢族，且各姓回、漢、東鄉族皆同宗同祖，同姓間無論漢、回、東鄉族皆互稱 ‘本家’，相互將對方視作家族或宗族的成員。”其中唐姓據傳來自四川；汪姓遠祖據傳在山西陽府，后來汪姓遠祖遷居甘肅隴西，其部分后裔又從隴西遷居東鄉唐汪鎮；張姓為當地原住族群，為漢族。如今的唐汪鎮，同姓漢、回、東鄉族和睦相處、族群關系融洽，而且同姓的漢、回、東鄉族之間，“本家”觀念比“民族”認同更牢固。同姓的人見面，即使民族不同，也視同宗親，關系遠比不同姓氏的同民族成員之間更為親近。族群交往模式呈現出“重家族、輕民族”的特征。

河沿村作為族群雜居村落，全村居住著漢族、東鄉族和回族3個民族。全村共6個社、362戶、1653人，其中東鄉族867人，占總人口的52.5%；漢族577人，占總人口的34.9%；回族209人，占總人口的12.6%。漢族與東鄉族、回族日常互動頻繁；東鄉族、回族群體內部社交活動更為密集，族群內部身份認同突出，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跨族群日常自發交往。但村內學校打破該交往分異特征，各民族學生共同就學、長期共處，持續深化跨族群交流。可見，學校作為公共教育空間，是推動多民族交往交融的重要載體。

根據現場調研，發現河沿村東鄉族、回族多居于村落北側，漢族則分布在村落南側，村落整體呈現出 “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特征。漢族村民在接受訪談時表示：“我們一般居住在村南的楊趙家，不與村北的回族、東鄉族村民混合建房，整個村落的布局劃分清晰，這樣的居住方式讓我們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時，也能與其他民族的鄰居和睦相處。”三個族群雖分居南北，但在選址邏輯和生計方式上高度一致：均依山而建、面向洮河，聚居于山坡之下，以玉米、油菜、向日葵、土豆等經濟作物為主業。然而，信仰空間的分立塑造了清晰的聚居邊界——北側回、東鄉族穆斯林圍繞河沿清真寺與河沿北莊寺組織宗教活動，南側漢族信仰藏傳佛教、道教與民間信仰，其活動場所多為楊氏宗祠、菩薩廟與紅塔寺。不同的宗教信仰無形中給兩個自然村劃分了一條界線，村落內部呈現“南北分居”的空間格局（圖2）。

圖2 河沿村族群分布示意

（來源：作者自繪）

3.宗教文化信仰

唐汪鎮因各族群宗教信仰差異而獨具特色，雖文化傳承不同，但長期共居使各族群在祖先崇拜和民間信仰等方面有所互動，逐漸形成共通習慣。兩個自然村的民族屬性不同，楊趙家為漢族村落，村民信仰藏傳佛教與道教，紅塔寺和菩薩廟是其族群內的宗教活動場所，其信眾104戶，共488人。楊氏宗祠也是當地楊氏村民常去的活動場所，代表著唐汪川當地常見的民間信仰——祖先崇拜。而信仰伊斯蘭教的村民主要在清真寺內進行宗教活動，相關研究表明，在河沿移民村的兩座清真寺中，河沿清真寺規模較大，其信眾98戶，共797人；河沿北莊寺規模較小，其信眾8戶，共43人，為伊赫瓦尼教派（表1）。

表1 河沿村宗教信仰情況（來源：參考文獻[5]繪制）

（三）族群雜居村落空間格局分析

對河沿村多元共生的空間格局分析，主要從自然環境、人工環境與文化環境3個方面展開，從而歸納與概括整個村落的空間格局特征。

1.自然環境的空間格局

唐汪地區地形切割較深的溝壑中保存著大量地質第三紀時期形成的丹霞地貌，其分布十分狹長，河沿村西側基本被丹霞山地包圍。整個村落依山而建，東臨洮河，石拉泉溝從北嶺宋家村向東北至河沿村與洮河相接長約13千米。河沿村依據自然地形而建，逐水而居，依山勢布局。村落被周圍的山脈所環抱，為其提供了天然的屏障，能有效遮擋西北寒風，并且村落與周邊環境相互融合、彼此協調，形成了獨特的景觀格局。總體來看，河沿村身處河谷地帶，地勢平坦，各族群利用所處的地理環境營建村落，與周邊自然山水景觀形成 “西傍紅塔山，東臨洮河水”的空間關系。

河沿村自然景觀格局的形成與其地理位置密切相關。洮河河谷沿岸的山水環境限定了河沿村當地各族群營建村落的基本條件，形成河沿村村落的基本骨架，展現出其依山傍水的空間選址特色，多族群共飲一江水，在此開展生產和生活。在田野調查中，根據河沿村總體西高東低的地勢和空間分布的情況，對村落橫向、縱向兩個方向進行剖析，以此研究河沿村自然景觀格局，解讀其空間特征。

（1）村落橫向空間格局

河沿村位于唐汪川塬臺地，被山體與河道環繞。分析村落與山水環境的位置關系，可見在橫向空間上，村落自然景觀由丹霞山地與河流水系構成，兩者在地理空間上限制了河沿村的范圍，各族群在此空間內生產生活。村落由西向東依次呈現出 “丹霞山地—村落宅院—河流水系” 的自然環境空間格局。河沿村西為丹霞地貌，土壤貧瘠植被少。洮河形成下游河谷沖積地，地形平緩，石拉泉溝及歷史上的唐汪皇渠，表明河沿村依山傍水，適宜建村。

（2）村落縱向空間格局

從村落縱向空間來看河沿村的自然景觀，依據其村落海拔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層。第一層為丹霞山地（海拔1770米以上），不適合居住耕種，西側紅塔山可防寒。第二層為村落宅院（海拔約1760米），地勢平緩，各族群建居，宗教建筑高度決定民居體量。第三層為河流水系區域（海拔1745米以下至石拉泉溝），各族群共享水系，呈現 “上寺下居、上居下耕”布局（圖3）。

圖3 河沿村縱向自然格局分析（來源：作者自繪）

雖然各民族的文化背景各異，但漢族、東鄉族、回族村民在選址和營建村落時，都充分考慮了村落與山水之間的相互影響，選擇在地勢平坦的河谷區域聚居，形成如今多族群共生共存的村落空間格局。

2.人工環境的空間格局

河沿村各民族與環境互動，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建設起來的農田、民居、街巷、廣場、學校、村委會等人工空間環境，都處在村內適宜的地理區位上，共同構成了河沿村人工環境的空間格局。從整體來看，河沿村的人工環境空間布局緊湊，呈團狀分布，集中分布在村內重要區域，這些人居要素承擔著不同類型的空間功能，保障各族群眾日常生產和生活所需。

河沿村的地勢整體呈西高東低，村落靠山面水，各民族順應地勢，在山腳下建村，民居宅院依山而建，布局緊湊，從而節約耕地資源。農田的分布臨近石拉泉溝，作為村落與河流之間的緩沖地帶，除了滿足村民日常生計功能，也起到防洪的作用。南北走向的X361縣道穿村而過，將河沿村與唐汪川其他村落聯系起來，村落空間布局十分緊湊，其他內部街巷則呈網格狀穿插聯系不同的空間場所。

但在村落道路的實際使用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唐汪鎮政府工作人員指出：“河沿村的街巷交通現狀較為擁擠，街道兩側缺乏綠化，且街巷道路功能單一，這些問題對村落的未來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因此，必須重視這些問題，并在未來的規劃中重點關注并加強相關建設。”同時，另一位工作人員表示：“村內道路串聯的公共空間數量有限，未來需要配合道路整治工作，共同維護村落的整體環境。”在河沿村的紅塔寺腳下，兩處廣場規則分布，為村內各族群提供了休閑娛樂與健身鍛煉的場所。然而，具有伊斯蘭教信仰的回族村民反映：“我們平時在河沿清真寺做禮拜或者進行其他活動的時候，寺前的廣場總是不夠我們使用，而且沒有我們自身的民族特色。除此之外，村落的公共空間也很少，很多時候大家需要站在道路上進行交談，比較危險。”

這一反饋揭示了河沿村現狀廣場在滿足多元族群需求方面存在的不足，為村落未來的規劃與發展提供了參考意見和改進方向。河沿小學位于村內的中間區域，處于楊趙家與河沿移民村的分界線上，方便村內不同族群的兒童前來就讀。河沿村各族群眾共同適應當地環境而營建村落，共生共存，創造出對 “本地人”來說承載著其共同記憶的公共空間景觀，形成不同民族雜居村落和諧共處、相互交融的局面。

3.文化環境的空間格局

河沿村的族群分布與宗教建筑景觀格局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由于族群的不同，產生了宗教文化背景的差異。伊斯蘭教建筑河沿清真寺建置在村落中心，靠近主干道，是河沿移民村穆斯林進行禮拜和舉辦宗教活動的重要場所，影響著村內東鄉族、回族的生活。河沿村的穆斯林近寺而居，體現清真寺在其心中的重要地位。漢族的藏傳佛教與民間信仰活動場所則盡可能地遠離世俗，與村落保持一定的距離。例如楊氏宗祠、菩薩廟和藏傳寺廟紅塔寺都偏居河沿村周邊，不建于村內。菩薩廟和藏傳寺廟遠離村落中心的布局，符合道教與佛教所蘊含的出世和避世的宗教教義。而楊氏宗祠遠離村落中心位置，則是受漢族風水觀念的影響，建在了地勢較高且視野開闊的紅塔山腳下，具有良好的氣場和運勢，以祈福祖先更好地庇佑家族（圖4）。

圖4 河沿村文化景觀格局分析（來源：作者自攝、自繪）

（四）結 語

本研究基于田野調查的一手數據，系統解析河沿村“一個村落、兩種宗教、三個族群”的多元共生空間格局。研究從“自然分序—人工協同—文化分異”3個維度揭示村落多元共生的空間格局特征及其形成機理，發現河沿村空間格局呈現三重特征：在自然環境空間層面，依托“丹霞山地—村落宅院—河流水系”的橫向序列與“上寺下居、上居下耕”的縱向分層結構，形成“山—水—居—耕”的遞進式共生框架，體現族群對地形地貌的適應性利用；在人工環境空間層面，農田、街巷與建筑于村中心形成緊湊團狀布局，各族群通過學校、縣道等共享空間及“本家”宗族觀念構建彈性邊界，展現動態調適的居住智慧；在文化環境空間層面，清真寺位居村落核心，藏傳佛教與民間信仰場所依山而建，呈現“圍寺而居”與“上寺下村”的宗教空間分異，凸顯文化傳統對居住格局的深層影響。

本研究表明，地理環境約束性與族群文化能動性共同塑造了河沿村的多元共生模式。本研究不僅構建了適用于甘青民族走廊地區族群雜居村落的空間分析框架，更提煉出 “功能共享空間”與 “文化彈性邊界”兩大要素。這些發現為多民族地區村落建設提供了“尊重文化差異—激活空間共性”的實踐路徑：通過強化公共服務空間促進日常交往，依托傳統文化空間維系身份認同，最終在物質空間層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空間治理范式對民族地區鄉村振興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本文作者：崔文河，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教授；王鑫，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張睿鈺，寶雞市園林綠化建設服務中心工程師。本研究源自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甘青民族走廊族群雜居村落空間格局與共生機制研究”（編號：19XMZ052）。本文已入編《中國民族建筑學術論文特輯2025》】

參考文獻

[1]崔文河.甘青民族走廊族群雜居村落空間格局與共生機制研究[R].國家社科基金:19XMZ052.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學,2024.

[2]姚智赟.共同世系與族群性表述——以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族自治縣唐汪川唐姓宗族為例[J].美與時代(城市版),201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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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趙國強.東鄉族自治縣唐汪鎮民族關系研究[D].蘭州:西北民族大學,2014.

[5]崔明.歷史記憶與族群重構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17.

[6]張睿鈺.景觀人類學視角下族群雜居村落公共空間景觀營造研究:以甘肅河沿村為例[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學,2023.

（中國民族建筑研究會信息宣傳部整理、編輯，更多精彩內容敬請期待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