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詩詞翻譯萬葉集》重構中日文化交流新圖景

《格律詩詞翻譯萬葉集》重構中日文化交流新圖景

文作者：國分 大

日本東京，2024年深秋。一本裝幀素雅的譯著悄然面世，旋即在在日華人社會激起漣漪，繼而跨越東海，引起中日兩國學界與讀者的廣泛關注。這部名為《格律詩詞翻譯萬葉集》的作品，由旅日學者、中日翻譯家協會會長金曉明先生歷時十年完成，東京書房出版。它是在《萬葉集》全二十卷4516首譯稿中精選的中國格律詩詞形的1330首。

這不僅僅是一部翻譯作品。它是一位中國學者在和平年代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對日本文學瑰寶的深情致敬，也是中日關系從戰爭陰影走向和平交流這一歷史巨變在文化層面的生動映照。正如四十年前，日本歌手佐田雅志以個人背包客身份拍攝的紀錄電影《長江》，意外成為央視《話說長江》熱播作品的素材基礎——個人的小眾出發點，一旦契合時代需求，便被歷史提煉為文化現象。金曉明的翻譯實踐，同樣印證了這一深刻邏輯。

一、一個人的執念與一個時代的相遇

1977年，金曉明畢業于大連外國語大學日語專業。他是中國培養的高層次日語人才，畢業后就職于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曾擔任國家領導人的日語翻譯，參加了第一次日本政府對華貸款談判、慶祝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十周年大會等重要會議。這段經歷使他親歷了中日關系正常化前后最具標志性的歷史時刻。

更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擁有建筑學專業背景，曾參與日本京王廣場酒店、多摩新城、青函隧道等建設工程影片的翻譯和制作，在北京國際貿易中心和京廣中心的建設中，成功談判促成了三十名在日本接受培訓的中國技術人員以負責人身份投入施工現場。這種跨學科學養——語言能力與專業知識的結合——使他對日本文化的理解超越了單純的語言層面，融入了更為深厚的人文視野。 1986年，金曉明赴日，先后擔任東京文學院教師，1994年畢業于拓殖大學商學部經營學科。2016年，他創建了中日翻譯家協會，現任會長，同時擔任日本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四十年的翻譯生涯，他筆耕不輟，發表論文、翻譯作品、日本世界文化遺產等作品500余篇。曾擔任NHK記者招待會現場轉播翻譯。

然而，真正讓他嘔心瀝血的，是十年前那個看似“不合時宜”的決定——翻譯日本古典文學的巔峰之作《萬葉集》全集。

《萬葉集》是日本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成書于八世紀奈良時代，收錄了四世紀初至八世紀約450年間共4516首和歌。作者上至天皇、貴族，下至軍人、農民、市井，涵蓋日本所有階層。它在日本的地位，正如《詩經》之于中國，被譽為日本民族情感與審美意識的源泉。

要翻譯這樣一部用“萬葉假名”（以漢字表音的復雜系統）寫成的千年古籍，對日本學者而言已非易事，對外國人而言更是難如登天。然而金曉明決定做的，還不止于此——他要以中國格律詩詞的形式來翻譯。這意味著，他不僅要讀懂生澀難懂的萬葉和歌，還要用最凝練的格律詩或中華古詞，在嚴守平水韻或中華通韻、新韻的前提下，將原作的意境、情感與畫面完整再現。五言絕句是近體詩中最難寫的體裁，區區二十字，不許一字廢言，對譯者語言功底、文學修養和創造力的要求都達到了極致。

十年間，為了翻譯這部巨著，了解《萬葉集》相關的歷史事件人物和事件，他查閱了大量資料，用禿了一百多支鉛筆，廢寢忘食。女兒曾動容地說過，她就是看著父親長年伏案翻譯的背影長大的。在喧鬧的東京，金曉明靜下心來躲進小樓，將自己的時間與全部精力投入到這個冷僻題材中，做華人學者們都不太想做的事情。

2024年9月，這部從調查資料到翻譯出版共歷時十年的著作終于問世。書中每首詩歌都按“作者、出典、題詞、原文、譯文”列出，多首附有詳細注釋，講解創作背景、相關人物與事件。這種嚴謹的結構，既便于讀者對照查閱，也使譯著具備了重要的資料參考價值。

二、從二十字領略千年之美：一場精妙的翻譯實踐

讓我們以《萬葉集》開篇為例，體會金曉明翻譯的精妙。

作者額田王，是七世紀飛鳥時代的女性皇族，被譽為“萬葉歌人”。她的原歌為：あかねさす紫野行き標野行き野守は見ずや君が袖振る。這首和歌以五七五七七音節的短歌結構寫成，金曉明的五言絕句譯文僅用二十字：

臣馳朝紫野，眾獵馬徜徉。

如此君揮袖，何堪人眼忙。

二十字中，四句皆含動詞——“馳”“徜徉”“揮”“忙”——生動勾勒出額田王率眾行獵的動態畫面。尤其是“如此君揮袖，何堪人眼忙”一聯，一個“揮”字、一個“忙”字，既展現了多才美貌的女歌人額田王與舊日戀人相遇，擔心他的揮袖的姿態招惹是非傳出緋聞，又暗含她與戀人重逢時既欣喜又惆悵的微妙心緒，將一千三百多年前飛鳥時代皇族女性的復雜情感凝于方寸之間。

這個看似平常的“揮”字，飽含著金曉明數十年翻譯生涯積累的深厚功力。它不僅是一個動作描摹，更承載著譯者對飛鳥時代皇族文化、額田王個人歷史及其與天智天皇、大海人皇子之間情感糾葛的深入研究。譯者以深厚的文化積淀，將歷史背景與人物內心世界融于二十字之中，堪稱點睛之筆。

著名旅日華人雙語女作家元山里子對此贊嘆道：“當《萬葉集》遇上金曉明，就像生命中遇到知音。金曉明翻譯的《萬葉集》，既賦予中國《詩經》之韻致，又再現日本民族與生俱來的四季風情和物哀，同時呈現了漢字特有的'字美'和'音悅'，可以說是豪華版的和風漢韻《萬葉集》。”

這種翻譯方式，被評論界譽為“日本古典文學翻譯史上的壯舉”。它不僅精準傳遞了原歌的意境，還通過格律詩的韻腳與對仗賦予譯文以古典漢語的典雅之美。中國文學研究家近藤春雄認為，從一國語言向他國語言的置換必須與原文保持同質同量，原文包含的思想感情需要既不多也不少地反映到譯文中。五言律詩以具有文言韻律的節奏感置換同樣具有文言韻律的萬葉詩歌，恰是貼切的選擇。當年日本向大唐學習漢詩的風格奏起了和歌的旋律，時隔千年峰回路轉，如今又回到了格律詩的故里——真可謂“風回唐韻”。

三、百年漢譯史上的里程碑

將金曉明的譯本置于《萬葉集》漢譯史的脈絡中，其突破性更為清晰。

《萬葉集》的漢譯始于二十世紀上半葉。錢稻孫先生（1887-1966）是早期的先驅，他從四十年代開始選譯，窮數十年之功，主要采用漢詩體，偶爾用口語體，共翻譯約690首。此后，謝六逸（1898-1945）亦有譯作，但僅約20首，全部采用口語體，散見于各種雜志。1984年，楊烈的譯本問世，被稱為史上第一個漢語全譯本。而金曉明精選翻譯1330首，數量遠超此前所有選譯本。更重要的是，他已完成了全二十卷4516首的全部翻譯——一個完整的《萬葉集》格律詩詞譯本正在等待問世，這將是《萬葉集》漢譯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在形式上，他開創了以格律詩詞翻譯《萬葉集》的全新范式，將翻譯提升到“再創作”的藝術高度。他嚴守平水韻或中華通韻、新韻，以五言絕句為主、兼用中華古詞，既保留了原作的“和風”——四季風情與物哀之美，又賦予了譯文“漢韻”——格律的韻律與意象的典雅。

在學術深度上，金曉明詳盡的注釋工作使譯著超越了單純的翻譯作品，成為教育工作者在教學和研究中的具有重要資料參考價值的學術著作。譯作中附有背景解說、人物介紹、事件梳理，使讀者知道遣唐使從中國古典文學中具體地學到了哪顯制度、習俗、文化。顯示了譯者對《萬葉集》和相關日本古典文獻的深刻理解。

更為深刻的是，從錢稻孫到金曉明，《萬葉集》漢譯的歷史軌跡，恰好折射了中日關系從戰爭到和平、從對抗到交流的深層變遷。錢稻孫的譯作誕生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中日關系最復雜、最動蕩的時期，他的工作體現了早期學者在艱難時局中對日本古典的珍視與保存，是一種在斷裂中尋求連續的文化堅守。而金曉明的翻譯則發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和平友好時期，他代表著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自信、開放、從容，有能力也有意愿以平等的姿態進行跨文化的對話與創新。這不是在動蕩中保存，而是在和平中創造；不是被動地攜帶，而是主動地傳播。

四、從戰俘吟誦到和平使者的文化之旅

佐田雅志1981年的紀錄電影《長江》中，曾記錄過一個令人唏噓的場景：戰爭年代被俘的日本戰俘，在豬圈般的惡劣環境中吟誦和歌。那是帶著戰爭創傷的和歌被帶到中國大陸的時刻——不是在文化交流的平臺上優雅地傳遞，而是在戰爭的廢墟上痛苦地殘存。那些吟誦的和歌，是被戰爭撕裂的文化記憶，是失去家園的靈魂在異國土地上的微弱回響。

這一幕與金曉明今天的工作形成了鮮明而深刻的對比。同樣是《萬葉集》——日本古典文學的瑰寶，前者是被戰爭裹挾的被動攜帶，后者是和平時期的主動傳播；前者帶著創傷與屈辱，后者帶著尊重與熱愛；前者是文化被撕裂的見證，后者是文化被連接的橋梁。而今，在中日關系正常化后的和平友好時期，金曉明這位新時代的中國文化精英，以主動、自信、優雅的姿態，將《萬葉集》這一日本古典瑰寶“帶回”中國。他不是戰俘，而是和平使者；不是被動攜帶，而是主動傳播與創新。和歌的大陸之旅，由此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

金曉明的身份本身就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他曾是見證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國家領導人翻譯，親歷了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后的發展過程。如今，他以翻譯《萬葉集》的方式，繼續書寫著中日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從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外交翻譯到文學文化翻譯，金曉明個人的職業轉型，恰如中日關系從政治和解到文化交流的升級。

在《格律詩詞翻譯萬葉集》的分享會上，金曉明談到，《萬葉集》的作者上至天皇貴族，下至乞丐、漁民、軍人，囊括了日本所有階層，但他們在《萬葉集》中都是平等的。這一觀察蘊含著一個深刻的啟示：在文學的世界里，在文化的殿堂中，人是平等的，民族是平等的。這正是文化交流最珍貴的價值——它超越政治分歧與歷史創傷，讓不同民族的人們在美的體驗中相遇、相知。

金曉明在分享會上謙遜地表示，此書是用格律詩詞翻譯的和歌集，在中日文學界、中日翻譯界均為一種新的嘗試。他愿以此著發揮拋磚引玉之作用，與同行專家學者進行學術探討，使《萬葉集》的格律詩詞翻譯版本更加完美。這不僅是文學的勝利，更是時代的和歌——一首由無數個體共同譜寫的、關于和平與交流的時代之歌。當中國讀者通過金曉明的譯文感受到日本和歌的美，當日本學者看到自己的古典文學被以如此優雅的方式呈現給中國讀者，一種超越政治的文化認同便悄然生長。

《萬葉集》本身承載著深厚的中日文化交流記憶。它誕生于日本大規模吸收唐朝文化的奈良時代，是用漢字記錄下來的日本和歌集，處處可見中華文化的影響——從《詩經》《楚辭》《文選》等中國古典中汲取了無數典故、意象與抒情方式。遣唐使們不顧危難遠渡重洋，帶回大量中國古籍，這些書籍至今被日本作為國寶保存。而金曉明以中國格律詩詞重新翻譯《萬葉集》，則是在一千多年后，讓這種文化交融以另一種形式得以延續和深化。五、冷板凳上的文化堅守

金曉明的工作，向我們展示了文化堅守的力量。在喧鬧的東京，他能夠靜下心來，將自己的時間與生命投入到這個冷僻題材的翻譯當中。十年時間，一百多支鉛筆，無數個孤獨的深夜寒窗——這種“面壁十年圖破壁”的精神，在當今追求速成、崇尚功利的時代，顯得尤為珍貴。

翻譯《萬葉集》的難度，遠超一般人的想象。《萬葉集》用萬葉假名寫成，文體雖完全使用漢字，但其中有的漢字表意，有的則只表音而失去了原意。從字面看，通常既看不懂文意，也無法用日語準確讀出發音。即使是日本學者，也需經專門訓練才能解讀。而金曉明不僅自己讀懂了，還要用最凝練的五言絕句將其翻譯出來，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但他做到了。他用十年的寂寞，換來了一部足以傳世的譯著。正如劉紅博士在分享會上所言，翻譯《萬葉集》是“絞盡腦汁遣詞造句的辛苦”。金曉明翻譯了四千多首，這種辛勞常人難以想象。但他以非凡的毅力與深厚的學養，勇敢地承擔起了這部鴻篇巨制的翻譯重任，將這份艱辛化為了甘甜。

六、超越文學的時代和歌《格律詩詞翻譯萬葉集》的出版，其意義遠超一部單純的翻譯作品。

首先，它讓中國讀者能以熟悉的古典詩詞形式親近日本古代文學，感受其四季風情與人間真情。五言絕句的凝練之美，與中國讀者的審美習慣天然契合，大大降低了理解門檻，讓《萬葉集》這部“永遠的國民古典”得以跨越語言障礙，走入普通中國讀者的視野。

其次，它為中日文化互鑒提供了鮮活范例。金曉明的實踐證明了翻譯可以不是單向的語言置換，而是雙向的文化對話。他的“和風漢韻”，既不是將《萬葉集》簡單地“中國化”，也不是生硬地保留所有的“日本性”，而是在深刻理解兩種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找到了一種讓兩者和諧共存、相得益彰的表達方式。這正是跨文化傳播最理想的形態。

更重要的是，它象征著中日文化交流從歷史走向未來的新起點。從戰爭陰影下的吟誦到和平年代的格律重譯，《萬葉集》在中文世界的旅程，映照出中日兩國從對抗走向理解、從隔閡走向交流的深層軌跡。金曉明的翻譯提醒我們：文化交流的橋梁，往往由一個個人的執著筑成——佐田雅志的長江影像如此，金曉明的萬葉詩詞亦然。

在當下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重溫這樣的故事尤具啟示意義。當政治和經濟層面的分歧時有發生，文化層面的交流與理解顯得愈發珍貴。政府間的關系可能因各種因素而起伏波動，但民間的文化聯系一旦建立，就會具有超越政治的生命力。金曉明的翻譯工作，正是在民間層面為中日兩國人民搭建了一座理解與友誼的橋梁。

個人的“小”出發點，若能找到時代的切入點，便可能成為連接歷史與未來的“大”文化現象。金曉明最初或許只是出于個人對日本古典文學的熱愛而開始翻譯，但他的工作恰好契合了和平與交流的時代主題，因而獲得了超越個人層面的深遠意義。正如書腰封所言——“日本古典文學翻譯史上的壯舉”，這不僅是對譯著的評價，更是對一個時代的文化注腳。

七、期待全譯本，期待更多文化使者的作品問世

《格律詩詞翻譯萬葉集》精選本的出版，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金曉明已經完成了全二十卷4516首的全部翻譯。期待全譯本早日與中國讀者見面，也期待更多像他一樣的文化使者，繼續書寫中日友好交流的新傳奇。

金曉明的例子告訴我們，文化使者的角色可以由任何人來擔當——不需要特殊的身份，不需要宏大的舞臺，只需要一份執著的熱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正如佐田雅志以一個背包客的身份拍攝了《長江》，金曉明以一個翻譯家的身份翻譯了《萬葉集》。他們都是“小”人物，卻都做出了“大”貢獻。他們的故事證明：文化交流最強大的動力，往往來自于個體的、民間的、自發的努力。 《萬葉集》中的“萬葉”二字，意為萬世、萬代，希求這本詩集可以萬世流傳。金曉明以格律詩詞翻譯這部千年經典，正是希望以中文之美賦予它新的生命，讓它在中日兩國的文化長河中繼續流淌下去。

后記：從1981年佐田雅志背著攝像機沿著長江獨自前行，到2024年金曉明在東京的書齋里完成《萬葉集》的格律詩詞翻譯——四十余年間，中日兩國經歷了從政治和解到經濟合作再到文化交流的全面深化。個人的文化執著，始終與時代的脈搏同頻共振。金曉明的《格律詩詞翻譯萬葉集》，正是這一歷史進程在文化領域留下的鮮明印記。它讓我們看到：文化的偉力，往往正源于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個人堅守；而歷史的深流，也常常由無數個體的執著共同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