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格雷厄姆的一生，看懂美國鷹派政治如何運作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當地時間2026年7月11日晚上，也就是北京時間7月12日下午，有一個突發信息：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林賽·奧林·格雷厄姆突發疾病去世，終年71歲。這件事情之所以引發大家關注，是因為幾個原因。

一是因為這件事情非常突然，甚至如果你看了社交媒體，會發現一些社交媒體平臺上的人工智能程序會提示，林賽·格雷厄姆議員去世是個虛假信息。因為他7月10日還在參加活動，他去了基輔，見了澤連斯基，當然也批評了莫斯科，還蛐蛐了中國。然后，他還參觀了基輔一座秘密的無人機工廠。然后他回到了美國，突然就去世了。美方給出的消息很短，基本上是這樣描述的：當他從基輔回到華盛頓的住所之后，突發胸痛；等醫療隊伍趕到的時候，發現他已經死于心臟驟停。

這位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進入美國國會，到21世紀初成為參議員，在國會任職30多年，在參議院任職20多年，深度介入外交與安全議題的、活躍度極高的政客，由此走完了一生。

簡單來講，這是一個非常復雜而且典型的美國政客。甚至你可以把他看成一個年長版的、類似于萬斯的這樣一種人物。他走的是一個比較經典的“美國夢”路徑：從底層出生，然后通過個人在美國體系當中的努力，進入華盛頓權力中心，體現出了美國老派建制派政客的一些特點。

另一方面，熟悉中美關系的人，尤其是對臺灣問題有所關注的，一定會對格雷厄姆這個名字不陌生。尤其是21世紀以來，他非常活躍，長期以冷戰思維看待中國，而且充斥著一種讓中國人非常不舒服的、非常經典的美式傲慢與偏見。他的公開抨擊，其實是建立在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治制度的虛假認知，或者說錯誤認知基礎之上的。

他支持對華實施關稅、進行科技限制和戰略遏制。在兩岸問題上，他公然多次沖撞紅線，不僅自己竄訪中國臺灣地區，而且還要帶團，積極推動美國和臺灣地區的所謂官方交往，支持對臺軍售、軍事融資和訓練。同時，他還在推動某些法案，試圖把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作為一種工具，阻斷我們的統一進程。

盡管他有時還會講什么“我也是按照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做的”，他所做的實際上就是為島內“臺獨”勢力、為民進黨當局提供符合其虛假“臺獨”敘事的空間，支持其“倚美謀獨”“倚武謀獨”的各種行動，不斷觸碰紅線、嚴重挑釁，直接威脅中國核心利益。

我們都知道，在美國有所謂的對華鷹派，而且在美國國會的對華鷹派當中，格雷厄姆即使不屬于T0團隊，也屬于T1團隊。不僅僅是因為他措辭激烈，而且相較于其他鷹派，對中國來說，他真正的威脅、風險和挑戰在于，他擁有長期的國會資歷，與軍方有密切聯系，還具備跨黨派組團的能力，并且能夠和不同類型的美國總統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進行有效勾連。他善于把意識形態、制裁、預算，以及他個人的國內政治競選議程，構建成一個“既要、又要、還要”的議程。

這樣的一個人物突然走完了他的生命歷程。無論如何，他的政治生涯也值得我們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從中我們也可以更進一步地看到一些深層次的、帶有某種歷史趨勢性的變化。這對我們更加深入、全面、系統地研究中美關系，研究美國國內政治，都是至關重要的。

接下來講講格雷厄姆的生平。

1955年7月9日，格雷厄姆出生于南卡羅來納州皮肯斯縣的森特勒爾鎮。他的父母經營餐館、酒類商店、酒店和臺球廳一類的生意，家庭經濟條件一般。1973年高中畢業后，他進入南卡羅來納大學學習，1977年拿到學士學位，1981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是他們家里的第一名大學生。

在他讀書期間，他的母親因病去世，他的父親在15個月后死于心臟病。他的妹妹達琳當時尚未成年，格雷厄姆由此擔負起了監護和照顧妹妹的責任。這段家庭變故，成為他日后參政敘事里最重要的個人經歷之一。

林賽·格雷厄姆在死前最后一個公開行程是前往烏克蘭的無人機工廠參觀

他通常以幼年時期的小鎮生活、家庭勞動、大學就讀期間失去雙親和照顧家人的經歷，來證明他個人所秉持的傳統保守主義價值觀，強調家庭責任、個人奮斗、宗教信仰和社會紀律。你會發現，這和萬斯非常像。

事實上，他后來從政時，在南卡羅來納州著重打造的，也是一個親近普通家庭、非精英化、接近工薪階層、退伍軍人和小企業經營者的形象。從南卡羅來納州本身的就業結構來看，它擁有大量傳統制造業、航空工業、軍事基地和退伍軍人相關產業。

從政策角度上來說，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個能夠理解美國普通勞動者疾苦、維護本州產業利益和支持強大國防力量的代表性人物。

他后來的一些主張，包括推動對華關稅措施，在中國臺灣地區以一種近似于強買強賣的方式推銷波音飛機，以及在美國國內政治中最終傾向于支持美國總統擴張軍費，都能夠在這個敘事框架中得到解釋。因為他的利益、他的選區支撐著這樣一種敘事框架。

法學院畢業之后，格雷厄姆進入美國空軍的軍法部門服役。他服了六年半現役，曾經駐扎在聯邦德國的萊茵-美茵空軍基地。但是要講清楚，他不是一線作戰人員，做的是軍事法庭、軍法這方面的工作，負責軍事辯護、檢控和相關法律事務。

1989年離開現役后，他加入了南卡羅來納州空軍國民警衛隊，1995年轉入空軍預備役。海灣戰爭期間，他在美國本土軍事基地提供法律支持，并且為即將部署的人員做準備。他自己沒有被部署到前線。

但之后，他曾經在國會休會期間參加過赴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短期預備役任務。到了2015年，他以空軍上校軍銜退役，累計服役時長三十余年。

所以，雖然有過軍事服役經歷，但是格雷厄姆本人明確說過，他不是所謂的戰斗英雄。因為他在海灣戰爭期間沒有被派到海灣前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承擔的也是所謂短期法律顧問工作，聚焦于軍法和法治建設。

格雷厄姆空軍上校（右）接受美國空軍軍法署贈勛

但是，這仍然是軍隊經歷。這段軍隊經歷對他的影響，集中表現為：他堅定地相信軍事力量是美國外交信譽的根本保證，相信海外駐軍能夠阻止威脅靠近美國本土。

他認為，如果美國從海外撤軍或者進行戰略收縮，容易被對手視為軟弱。同時，他把軍事投入描述為一種必要代價，認為其目的在于防止更大的戰爭。他也習慣于把不同地區的沖突，放進一套全球威懾邏輯當中。

這套安全認知，讓他成為美國國會立場最為激進、主張最為持久的干預主義者之一。在他的政治邏輯中，一旦美國承諾支持某個盟友或伙伴，美方就要提供武器、資金、人員訓練以及必要的軍事部署。

當他把視線轉向兩岸關系的時候，他對于臺灣島內“臺獨”勢力的這種考量，就發展成為從蔡英文時期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的所謂美國對臺軍售、軍援、庫存調撥、制裁威懾和所謂準同盟安排。

他的這些動作，說實話，并不像一些刺激性的言辭那么張揚，但是從系統性和組織性上來說，帶來的中長期危害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個人的政治發展過程中，必須提到兩個人。

一個是鮑勃·多爾。這是前參議院共和黨領袖，20世紀90年代曾經與比爾·克林頓競選過美國總統。鮑勃·多爾去世以后，格雷厄姆在官方聲明中宣稱，多爾是他的親密朋友。

鮑勃·多爾，2021年去世

鮑勃·多爾還曾經擔任格雷厄姆第一次競選參議員時的競選主席。在競選過程中，資深的鮑勃·多爾為當時仍然年輕、剛剛嶄露頭角的格雷厄姆，提供了共和黨建制派的網絡、籌款信用和全國政治背書。多爾看好格雷厄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雙方理念相合。

鮑勃·多爾同樣強調強大的國防、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和黨派紀律。同時，他也認為，要充分尊重參議院的程序，在參議院內部推動法案時，要有效進行談判和跨黨派妥協。

那么，格雷厄姆和鮑勃·多爾之間的關系，基本上可以理解為美國《星球大戰》里面，類似西斯那種師傅和徒弟的結構。鮑勃·多爾是老師，是Master，格雷厄姆是他的徒弟。所以，格雷厄姆繼承了鮑勃·多爾的這種風格：能夠在強硬的國家安全議題上同民主黨人合作，同時也愿意在移民、司法、預算問題上尋找中間方案。

當然，另一個從外交思想以及美國國會發展歷程上，對格雷厄姆產生重要影響的人，是約翰·麥凱恩。就是后來跟奧巴馬競選過總統，又跟特朗普鬧掰的那個約翰·麥凱恩。

麥凱恩本人是越戰老兵，擁有與越戰相關的身份和經歷。這使得他長期能夠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中擔任重要職務，也是美國軍事干預主義和對外軍事干涉的代表性人物。麥凱恩和格雷厄姆共同訪問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熱點地區，主張擴大軍費、維持海外駐軍、武裝美國支持的政治力量，并且反對在戰場目標尚未實現前提前撤軍。

2016年，蔡英文上臺后不久，麥凱恩以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率團竄訪臺灣，格雷厄姆隨行。當時同行的還有湯姆·科頓、喬尼·恩斯特等共和黨安全鷹派人物。蔡英文在會見中明確要求美方推動對臺軍售和安全交流。借由這次竄訪，格雷厄姆本人也進一步進入美國國會對臺軍事合作的核心網絡。

這當然也由此意味著，格雷厄姆本人和美國高度活躍的軍事工業復合體產生了更加直接的關聯。特朗普崛起之后，格雷厄姆經歷了非常明顯的政治轉向。

2016年共和黨初選期間，對當時的格雷厄姆來說，特朗普就是一種離經叛道的存在。所以在共和黨黨內初選的時候，他曾經激烈批評特朗普，認為特朗普缺乏外交和安全常識。

但是，在特朗普掌握共和黨權力之后，尤其是特朗普再次當政，證明了自己在共和黨支持者當中以及在全國選舉中的動員能力之后，格雷厄姆表現出了非常明顯的政治身段。

他開始迅速接近白宮，并且通過他那套特定的話術，使特朗普對自己形成了某種形式上的信任，并逐漸成為特朗普在美國國會最重要的盟友之一。這種轉變，你可以把它解釋為格雷厄姆具有某種變色龍般的政治適應能力。

他其實并沒有放棄傳統鷹派的外交思想，而是努力把這種帶有鮮明麥凱恩印記的全球干預主義，嵌入特朗普主導的共和黨當中。從雙方的合作關系來看，特朗普需要格雷厄姆這樣的人，因為他需要一個熟悉參議院程序、軍事政策和外交網絡，并且在政治上能讓特朗普信任的支持者。

自右往左：林賽·格雷厄姆、約翰·麥凱恩、約瑟夫·利伯曼，這三位被合稱為“三劍客”

格雷厄姆同樣需要總統權力，去推動他那些強硬制裁，無論是在軍費方面，還是在對外強硬政策方面，又或者是把制裁作為一種外交工具。這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依托、相互支持的政治關聯。

從國會履歷來看，格雷厄姆在1994年當選美國聯邦眾議員，成為南卡羅來納州第三選區自19世紀以來第一位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能夠讓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藍色選區翻紅，格雷厄姆本人的動員能力、政治技巧和表達能力，顯然不容小覷。

2002年，格雷厄姆當選聯邦參議員，隨后在2008年、2014年和2020年連續獲得連任。在去世之前，他已經贏得了2026年共和黨參議員初選，正準備角逐自己的第五個任期。保守估計，從2002年到2026年他去世為止，他作為美國參議員已經任職24年。

他曾經出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在美國聯邦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確認程序中擁有重要權力。從2025年開始，他擔任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同時還在撥款委員會、司法委員會等機構任職。預算委員會涉及財政框架和預算協調，撥款委員會則會直接影響國防、外交和聯邦機構的資金。

雖然參議院在這方面沒有眾議院那么直接，但是在與外交、對外戰略和國家安全相關的立法過程中，國會最大的能力之一，就是可以影響預算。這使他獲得了非常大的間接影響力。所以總體上看，格雷厄姆在國會中的權力是一種疊加性的權力。

之所以說它是一種疊加性的權力，是因為從明面上來看，格雷厄姆沒有長期擔任參議院共和黨領袖，也沒有長期執掌外交關系委員會或者軍事委員會。這決定了他在外交和軍售問題中的直接控制力是有限的。但是，權力不僅僅是一個位置或者一個頭銜，它還是一種運行方式。因為他在國會任職30多年，所以他可以通過運用程序和人事網絡提升自己的影響力。第二，他具備跨黨派合作能力，能夠同民主黨鷹派合作，把對外制裁、軍援和涉臺議題推動成為一種兩黨共識。這對于在政治撕裂的情況下，讓美國國會通過相關法案，是至關重要的。第三，他有很高的媒體活躍度，比較熟悉如何使用煽動性語言，用極端而直接的措辭推動議題。

同時，憑借他曾經與麥凱恩、多爾等人保持的關系，以及他與特朗普的關系，事實上在現行的美國國內政治情況下，格雷厄姆成為了共和黨內部傳統建制派與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新權力中心之間的橋接性人物。

所以，這種橋接性人物所具備的組織能力，就變得非常重要。當這種組織能力聚焦于特定議題的時候，他所帶來的影響也就非常可觀。在格雷厄姆的政治遺產中，境外社交媒體上有一些人旗幟鮮明地將格雷厄姆稱為“戰爭販子”。

在他離世之前，無論是在以色列問題、俄烏沖突，還是臺灣問題上，都有人作出過類似表述。他最鮮明的特征，就是堅定支持美國對外使用武力。2002年，當時他還沒有參選成功成為參議員，仍然是眾議員的時候，他投票贊成授權美國總統對伊拉克使用武力。當時眾議院的投票結果是296票贊成、133票反對。格雷厄姆就是這296名贊成者中的一個。

一般情況下，當伊拉克戰爭陷入某種泥潭之后，有些議員即使最初同意對伊拉克使用武力，也會因為局面的變化，對事情進行反思。但是格雷厄姆非常堅定。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沒有轉向全面反思發動戰爭的正當性，仍然主張增兵和維持軍事存在。

美軍在伊拉克戰爭

他堅決反對后來的美國政府，尤其是奧巴馬政府設定撤軍時間表，認為這會損害美國信譽，同時鼓勵當地，尤其是伊朗這樣一些挑戰美國的力量擴大自己的影響。

在敘利亞危機期間，格雷厄姆和麥凱恩主張武裝敘利亞反對派，公開打擊敘利亞政府軍事設施，并且建立所謂的安全區。在阿富汗問題上，他反對全面撤軍，要求保留反恐部隊和長期軍事存在。在伊朗問題上，格雷厄姆多次支持用軍事威脅和高壓制裁迫使對方接受美國的條件。

在格雷厄姆的世界觀中，他認為海外戰爭就是保障美國本土安全的前沿防線。如果美國離開某個地區，對手和極端組織就會填補空間，最終威脅美國。烏克蘭危機進一步體現了他的這種戰爭觀。格雷厄姆積極推動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強調軍援既可以削弱俄羅斯，也可以維持美國國防工業的生產線和就業。

同時，他還不斷提及中國、指責中國，并且非常主觀地把烏克蘭問題和臺海局面聯系起來。包括這次他去世之前，最后一次高調的公開活動，就是到基輔參觀一座秘密的無人機工廠。也正因為他參觀工廠的視頻、相關照片以及他離世的信息，在社交媒體上以間隔如此之短的方式猝然撞到了一起，所以也催生了很多迄今為止還沒有辦法進行細節驗證的不同說法，我們后面可以持續觀察這個問題。

最后聊聊格雷厄姆和中國。

格雷厄姆對中國的強硬路線形成得很早。2005年，他就和民主黨參議員查克·舒默共同提出法案，要求在人民幣匯率問題談判失敗后，對全部中國輸美商品加征27.5%的關稅。

他是最早一批將中國定義為“匯率操縱國”的美國議員，指責中國通過匯率“作弊”，讓中國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包括紡織業產品和制造業產品，在全球獲得競爭優勢，認為這種競爭優勢來自中國政府人為操控匯率、低估人民幣幣值。

你可以把這理解為南卡羅來納州紡織業和制造業利益在格雷厄姆身上進行投射的必然體現。當時，他就把就業崗位流失、產業轉移和企業競爭壓力集中歸因于中國的匯率政策，而完全無視美國國內自身的問題。無論是資本外包、企業投資不足、技術升級緩慢，還是收入分配，統統看不見。

他屬于那種把手指指向中國的鷹派，“我們這一切都是最好的，所有問題都是中國的錯。”

2018年，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的時候，格雷厄姆公開表示支持。理由是，美方需要反擊所謂的知識產權盜竊、傾銷和不公平貿易。他們當時堅定地相信，所謂知識產權網絡竊取等行為，讓美國遭受了五六千億美元，甚至更高的損失。這屬于一種近似于歇斯底里反華的經典征兆。

隨著中美競爭向高技術領域擴展，格雷厄姆的政策重點進一步轉向5G、專利、出口管制、供應鏈，以及如何打壓華為。2019年，他擔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期間，專門就華為的低成本設備、實體清單、專利、技術出口和美國通信網絡安全等提出問題，搞了一個大雜燴。

他非常努力地推動把中美之間正常的企業競爭安全化，轉變為安全競爭，并納入國家安全議程。當然，對此熟悉的人都清楚，格雷厄姆肯定不是唯一一個上躥下跳、積極推動的人。

但是相比其他人而言，他最大的威脅就在于，他不僅有能力構建那種虛假的認知，傳遞虛假信息，還有能力推動這些活動。在經貿、科技、軍事等層面構建出一套競爭敘事之后，他可以把它落地，體現在國會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行動當中。

在臺灣問題上，格雷厄姆和臺灣當局的關系延續了20多年。1999年，格雷厄姆第一次以聯邦眾議員身份參加國會代表團竄訪臺灣。2016年，他又隨麥凱恩代表團竄訪臺灣。當時的蔡英文把他視為美國國會支持臺灣的重要人物。

在這兩次訪問中，格雷厄姆本人的層級出現了非常清晰的變化。1999年的時候，他只是眾議院的一名普通議員。雖然進入了美國國會的涉臺網絡，但是他個人的影響力并沒有進入相關議題的核心圈層。到了2016年，格雷厄姆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麥凱恩竄訪臺灣之后，他在代表團中的地位顯著提高，并且開始參與對臺軍售和安全合作的高層政治承諾。

到了2022年，事情再度升級。格雷厄姆自己帶了一批美國議員，坐著美國軍機，對臺灣進行了所謂旋風式竄訪。蔡英文方面以高規格禮遇接待。然后，第二天早上發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格雷厄姆在蔡英文的辦公場所發表講話，講了一堆東西，包括把俄烏問題和臺灣問題聯系起來，把臺灣描述為美國所需要的伙伴等等。然后說著說著，話鋒一轉：“你們買飛機吧。我們這飛機很不錯，我們南卡羅來納州生產的波音787，你們買一批。”一開始說的是40多架、100多億美元，后來變成了24架、80億美元。

2022年， 格雷厄姆竄訪臺灣

在這個事件傳播的過程中，島內新聞媒體又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當時臺方那邊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非常流利地聽懂英文。在把英文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口譯人員把格雷厄姆關于購買波音787的內容刪掉了，沒有翻譯。

當然，格雷厄姆回到南卡羅來納州之后繼續說。2022年4月22日，他表示，希望臺灣方面能夠在未來數周宣布購買24架波音787寬體客機，交易規模為80億美元，并且直言，這將是對南卡羅來納州波音工廠的一個巨大推動。這就是他的公式。

島內有人要“倚美謀獨”，而他回來之后盯上的是你的錢。必須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而且是強買強賣。而島內那些事實上走的是“賣臺謀獨”“倚美謀獨”路線的實體，永遠不愿意承認這一點，說：“我們都是正常行為，無關的。”

當然，后面的巧合更加有意思。格雷厄姆是在2022年4月22日說，希望臺灣方面未來數周購買24架飛機。到了2022年8月30日，不是數周，是數月，對吧？島內的中華航空宣布訂購16架波音787，并保留8架選擇權。16加8等于24，這不正好是格雷厄姆說的嗎？然后到了2023年，那8架選擇權也加上了，實實在在地從16架變成了24架。

顯然，格雷厄姆提出了非常明確的目標，而這個目標又實現了。實現之后，更搞笑的一點是，到了2025年，波音787延遲交付。為什么延遲交付？因為美國的制造業實力持續衰退。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什么？

我們看到的是，在兩岸問題中，格雷厄姆非常清晰地構建了他介入臺灣的一套生態系統，以及這套生態系統與他選區利益進行直接交易的公式。也就是說，盡管很多時候，他會把很多價值性的問題放在嘴邊，但是所有這些價值，在任何情況下，最終都必須而且只能轉化為他個人在美國國內政治中的收益。

這也是這一類美國議員比較典型的特征。當然，他破壞兩岸關系、給“臺獨”方面發出錯誤信號、破壞中美關系的行動，不止于此。2022年，格雷厄姆和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梅嫩德斯共同提出了所謂《臺灣政策法案》。

該法案計劃在四年內向臺灣地區提供45億美元安全援助，推動臺灣地區獲得所謂外國軍事融資，優先處理臺灣地區的武器要求，擴大訓練和戰備儲備，并且準備給予臺灣地區所謂“非北約主要盟友”的待遇。法案還希望放寬雙方官員接觸限制，支持臺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和貿易機制，并且建立所謂當臺海有事的時候，對中國進行大規模金融和經濟制裁的框架。

后來，這個法案被拆開，沒有能夠完整通過。其中的部分內容，主要是安全援助和訓練方面的內容，以《臺灣增強韌性法》的形式被吸收進年度《國防授權法》。但是格雷厄姆并沒有停下腳步。2023年，他宣布推動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增加80億美元緊急國防資金。這就是他那個位置所具有的權限，他可以直接動錢。

其中，11億美元，用于補充美國通過“總統特別提款權”向臺灣島內提供裝備以后形成的所謂庫存缺口。另外10億美元，用于擴大美國國防工業基礎和供應鏈能力。

你看，他鼓勵美國向中國臺灣地區交付武器，而美軍獲得了補充庫存的預算，軍工企業拿到了新的訂單，相關州獲得了生產和就業，國會議員又能夠以國家安全和地方經濟為理由，獲得政治上的支持。到了2023年12月，格雷厄姆又主張制定所謂“臺灣防務補充撥款”，并且提前起草對華制裁方案，用經濟工具搞所謂威懾，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

這樣的一個人，對于中國來說，我們看得很清楚，你不能把他定義為中美關系中的一種正面和建設性力量，他是一種負面的、破壞性的力量。他在意識形態上長期形成了一套扭曲、錯誤的對華認知，并且在中國持續開放的情況下，拒絕校正自己對中國的錯誤認識和理解。

就像中國領導人說的，中美關系的第一顆紐扣如果扣歪了，認知如果偏了，那么后面全部都會偏掉。所以在他看來，中國的發展、科技進步和國家統一事業，就是對美國秩序的威脅。

諷刺的是，他所推動的關稅施壓、科技限制、軍事威懾，以及向“臺獨”發出的信號，挑戰或者說威脅了中國的核心利益，當然同時也損害了中美關系。從美國中長期利益來看，這些做法實質上也對美國真正意義上的核心利益構成了嚴重損害。這是極其微妙的。

在經貿問題上，他傾向于把美國國內產業調整和社會矛盾完全歸咎于中國。在科技問題上，他主張泛化國家安全，無差別打壓所有被盯上的中國企業。在臺灣問題上，他的這種負面作用達到了一個峰值。

從蔡英文時期開始，他以牽頭人的姿態，積極推動所謂美國和臺灣地區關系升級，向“臺獨”持續不斷地發出錯誤信號，讓“倚美謀獨”變成一種普遍存在的錯誤認知。當然，在此過程中，他還不忘攫取自己的私利。強買強賣波音787，只是其中一個比較具有標志性的案例。

當然，你不能指望這么一個人的離世，就會讓美國鷹派或者美國整體的對華遏制戰略發生根本改變。這畢竟不是游戲，不是那種一個終極角色倒下，一切問題就自動解決的游戲，沒有一個一勞永逸的、單一的解決方案。同樣，他的離世也不會讓美國的對華政策自動停止。

格雷厄姆死亡并不意味著反華意識形態的終結

他所留下的那些法律文本、制裁模式、軍援框架、軍工利益鏈條和涉臺政治網絡，仍然會被美國其他議員繼承。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格雷厄姆這個人看清楚他所在的這套制度，看清楚他所推進的這些政策給美國帶來了怎樣的變化，也看清楚美國正在經歷，以及已經發生了怎樣深刻的改變。

這種改變，就像他的離世一樣，經常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來到一個轉折關口。但是每一個轉折關口所證明的，都是像格雷厄姆這樣的對華鷹派站在了歷史錯誤的一邊。他認知世界、認知美國、認知中美關系的框架出現了問題。這種問題使得他始終以錯誤的方式認識和理解這個世界，然后得出錯誤的結論，找到錯誤的解決方案。

這些方案不僅不能實現他所要追求的目標，甚至可能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在歷史上也已經被反復證明。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我們可以持續進行觀察。

但是我們也了解，很多人、很多事，就像歷史上已經翻過去的那些篇章一樣，當它翻過去以后，即使留下了一些東西，留下了一些所謂的政治遺產，即使美國國會中一定還會有一些議員像他一樣反華，在對華問題上持強硬鷹派立場，持續不斷地向“臺獨”輸送錯誤信號，把這些做法當成一種在華盛頓快速進階的路徑，尋求通過宣揚所謂威脅、構建與軍工復合體的合作關系，作為自己的政治上升階梯。

但是，歷史已經給出了自己的選擇。在這種錯誤認知下所產生的錯誤行為、錯誤戰略，除了加速美國霸權持續的相對衰退以外，不會產生任何意義上的正面、積極效果。這可能也是歷史最大的諷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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