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前,百年變局正向縱深演進。中國發展面臨哪些新的戰略機遇?為什么在中美競爭中時間在中國這邊?所謂“中國經濟見頂論”為什么反復出現?中國最應該避免的戰略誤判是什么?哪種風險最容易被中國低估?7月8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參加習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時代中國外交網站《大變局》節目對話,圍繞上述話題展開深度解讀。主要內容節選如下:(全文約4900字,預計閱讀時間1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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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局》:您最近剛推出一本新書《新戰略機遇:邁向2035的中國與世界》。您在書中反復提到,中國仍然面臨新的戰略機遇,但是很多普通人的直觀感受卻是這個世界越來越動蕩,中國面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這種宏觀判斷和微觀體感之間,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落差?
王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從過去的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從過去片面強調經濟增長速度,到現在的高質量發展,這種國家的轉型也讓我們每一個人需要有個人層面的內心認知的轉型,過去我們老是想要越有錢越好,現在呢,錢當然很重要,我們還需要有各方面的發展,我們是不是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我們是不是要享受更加舒適的生活,更好的環境、空氣、水質量?每一個人的生活也不再是以金錢多少為唯一的標準。
《大變局》:您在書中還提到特朗普政府越折騰,中國就越有新戰略機遇。
王文:對。
《大變局》:可能有一些人覺得這個有點反直覺,您這個判斷背后的邏輯是什么?
王文:特朗普折騰當然給中國創造了更大的戰略機遇啦。
《大變局》:如果折騰的是中國呢?
王文:我認為首先,特朗普的折騰本身不可能只聚焦在中國,因為他越折騰,他在世界上遇到的麻煩就越多,反而給中國的發展創造了更多的戰略空間。特朗普越折騰,尤其他在折騰中國的技術科技,壓制中國技術發展的時候,中國更加認識到自主創新的重要性。
在過去很多年,中國的輿論界,甚至輕信自由主義貿易的理論邏輯,認為只要有錢,自由貿易的全球化背景下,任何技術都是買得來的,何必要自己去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從零開始創新?特朗普真正讓中國科技界,讓中國企業界,發自內心地認為自主創新是最重要的,“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科技產品其他國家再發達,不如我們自己花更多的精力去自主研發,擁有我們自己的核心技術。
特朗普政府的折騰讓我們真正認識到,其實國際社會發展了那么多年,我們仍然沒有從殘酷的叢林法則中走出來。你看看它暗殺伊朗的領導人,所支持的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殺”,看看它動不動就對他國領導人逮捕、綁架,看看它想要加誰關稅就加誰關稅的這種蠻橫,它的折騰使得國際社會不斷地陷入到混亂、戰爭。
過去的數據顯示,2023年、2024年、2025年,全世界的戰爭數量不斷攀升,不斷創造自二戰結束以來最高的紀錄,這說明什么?說明我們現在并不是處在一個和平的年代,我們只是處在一個和平的國度。
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讓我們更加看到和平的寶貴,國家強大的寶貴。沒有國家的強大,就沒有我們個人的保全,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特朗普越折騰,我們國家的發展反而越有機遇。從外部看,我們有越來越多的朋友,從內部看,國家更加團結,民族更加有力量,科技發展更加自主,經濟發展也更加有持續力。
《大變局》:關于中美競爭,您提到時間在中國這邊,這個信心究竟是來自中國的哪些長期變量?是產業能力、制度韌性、市場規模,還是別的東西?
王文:關于中美競爭,時間在中國這邊的這個判斷不是近期才作的,過去的十年,我一直這么看。而過去十年中美之間博弈加劇的結果,恰恰證明了中國最具有持久力。
第一個當然就是政策層面,中國的政策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具有確定性。在過去的一二十年里面,美國的政策就是“翻烙餅”,四年總統這樣,過了四年就翻過來了,不斷地折騰,不斷地走兩步退三步,走一步退兩步。而中國的政策恰恰具有高度的確定性。我經常跟外國朋友說“你要想了解中國,那你就看我們的五年規劃”。
第二就是我們的產業基礎。中國是全世界產業完整度最高的國家,只有世界想不到的東西,沒有中國人造不出來的東西,絕大多數目前“卡脖子”的技術,中國或者已經解決,或者在不久的將來就能解決。所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們還有什么可擔心的?
第三,我們的人才基礎。每年我們培養500萬左右的理工科人才,使得大量的工程師在社會上萌生,出現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版的偉大的科學家、創業者。
《大變局》:但是即便如此,您還是在書中花了整整一個章節來回應所謂“中國經濟見頂論”,這幾年這個說法為什么會反復出現?究竟是外界對我們的誤判,還是說中國經濟確實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王文:我覺得與其說“中國經濟見頂”,不如說中國經濟轉型。所謂“中國經濟見頂論”的依據,就是源于前些年中國經濟從過去的10%、9%、8%、7%的高速增長,到現在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讓一些西方所謂的經濟學家,或者一些智庫專家,抓住了中國經濟相對放緩的這種跡象,大肆炒作“中國經濟見頂論”。
“中國經濟見頂論”出來以后的這五六年里面,中國經濟沒有見頂。我們的5G現在已經幾乎全國普及。我們的機器人,過去的兩三年出現了全面的躍升,出現了對全世界的機器人應用層面上的超越。我們的大語言模型應用空間和市場全世界領先,我們新能源汽車占據了全世界70%左右的市場,我們的汽車出口量在過去的五六年里面超過韓國,超過美國,超過德國,最終超過日本,成為全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大國。
恰恰是過去五六年,“中國經濟見頂論”最盛行的五六年里面,我們出現了大量的技術超越,總量超越,質量超越。所以我認為“中國經濟見頂論”是非常荒謬的。現在大量過去我認識的一些講述“中國經濟見頂論”的專家,我都跟他們交流過,他們可后悔了,他們甚至跟我發郵件說要到中國來看一看、轉一轉,想要修訂自己的看法。
《大變局》:我們再談一下中美科技競爭。面對芯片封鎖、技術壁壘等等,中國肯定是要去強化自主研發,但是這樣另一個問題就是說,你怎么避免越強調自主越容易陷入封閉,這個邊界怎么把握?
王文:自主不代表封閉,我覺得把握自主和封閉之間最重要的邊界感,至少有這么幾項:第一,就是安全邊界。一個國家必須要自主研發所有的核心技術,才能保持一個國家基礎的安全。過去從我們勒緊褲腰帶研發原子彈,到現在我們的芯片,以及工業互聯網領域的種種核心技術,我們要突破,都是為了保全中國在科技安全,進而國家總體安全的這個基本的邊界和底線。
第二,是否能夠可持續地推動本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很多國家就是因為沒有自主,導致在發展到一定水平后,就完全陷入到停滯的陷阱中。日本、歐洲都是因為在某些層面的技術不能自主,或者國家發展的某個領域不能自主,導致國家發展到一定層面就受到超級大國的遏制而停止。
所以一個真正的全球級的強國,必須在所有層面能夠達到自主的可能性。不僅僅主權自主,技術也要自主,經濟也要自主。中國的經濟和技術越能夠自主,就越能夠使得高水平的開放具有更強大的未來,和更安全的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大變局》:我們之前也談到中國的長期優勢,您在書中用了一個詞來概括中國這種長期的積累,叫“大國復利”,這個概念究竟應該怎么理解?
王文:“大國復利”就是一個國家持續發展,穩定政策帶來的“利滾利”的現象。過去的三四十年,中國相比于絕大多數的主要經濟體,沒有爆發對外戰爭,或者被卷入到對外軍事沖突中去,沒有爆發大規模金融危機,沒有爆發大規模種族騷亂或者難民的進入,沒有爆發社會沖突,社會的種族沖突,沒有爆發所謂的各種經濟或者產業或者工業的這種危機。
這些“沒有”恰恰是支撐了我們這個國家持續性“利滾利”的發展。所以我們經常講,掙錢的最重要的三原則就是“不要虧,不要虧,不要虧”,國家發展的基本的三原則就是“不要倒退,不要倒退,不要倒退”。過去的三四十年時間,我們的政策、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制度都是呈現出不斷往前完善、提升、發展的總體態勢。那就出現了大國的復利,就出現了大國發展的“利滾利”。所以“大國復利”其實就是要求我們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社會的穩定性和獲得紅利的可持續發展。
《大變局》:如果我們把時間拉到2035年,中國真正的競爭力會體現在哪兒?如果只用三個關鍵詞來概括的話,您會怎么選?
王文:如果說要講中國最大的競爭力,我覺得在于三個關鍵詞的話,第一,就是“穩定”。中國是全世界最穩定的主要經濟體,我們的政策穩定、社會穩定、國家內部和對外關系都穩定,這是我們的最大競爭力。“穩定”是這個世界的稀缺產品。
第二,就是“開放”。世界上很多發達經濟體越來越不開放了,采取保守、保護主義的措施,而中國恰恰用開放去對沖保護主義。
第三,就是“韌性”。中國的韌性是主要經濟體中,我認為是最好的,中國現在龐大的產業基礎、龐大的消費市場、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龐大的中國經濟的底子,都讓中國能夠有實力、有底氣抵御任何來自國內外的風險。
《大變局》:中國最大的對手是什么?是外部世界還是自身轉型?
王文:我覺得現在外部任何力量都沒有可能性能夠遏制住中國的發展。過去我們還有些擔心,說美國會不會全面遏制中國,我說美國一個伊朗都搞不定,你怎么能搞得定中國呢?所以現在再回過頭來看,中國現在真正要擔心的其實不是來自于外部,而是來自于自身轉型。比如說我們的老齡化,比如我們如何刺激消費。
《大變局》:我還有最后兩個小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您覺得中國最應該避免的戰略誤判是什么?還有一個就是,哪一種風險是最容易被中國低估的?
王文:實際上我覺得我們對外應該避免對我們外部最大的競爭對手美國的誤判,盡管我們堅信美國沒有實力能夠遏制住中國的持續崛起,但是美國有實力能夠為中國的崛起創造一些麻煩,我們切不可低估美國制造麻煩的能力,也不能簡單地把“美國衰落”等同于“美國崩潰”。
美國的實力在相對地衰落,但是美國并沒有崩潰,美國盡管經常會遇到麻煩,但是現在看來,美國仍然是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在可預見的將來,甚至是5年、10年,我覺得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一點我們不能有戰略誤判。
最容易被低估的風險,就是當下我們人口老齡化的風險。盡管全世界都面臨老齡化的很多難題,也盡管現在輿論上也有很多人在警告老齡化帶來的大量風險,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政策改善程度還遠遠跟不上老齡化帶來的這些風險本身。老齡化帶來的消費相對低迷,刺激消費相對變得乏力是我們必須要高度重視的。
實際上現在很多學者也不斷地在呼吁,一對夫妻生兩個孩子才能保持基本的人口不下降,我們現在還遠遠達不到這個水平,對于生育率的刺激和對女性生育權的保護,我們都存在非常大的政策改善空間。當然還有一個風險也不能低估,就是人工智能(AI)的風險,很快在未來的三五年時間里面,可能大量的工種就會被人工智能所替代,那么替代的這些人口該如何去尋找和創造新的就業,這也是我們必須要警惕的當下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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