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帽子”這個詞，原來真和一條朝廷法令有關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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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人常說，冠冕堂皇，人們把頭頂上的帽子看得比天還大。一個人戴什么樣的帽子，穿什么樣的衣服，直接決定了他的身份和尊嚴。

可是，有這樣一頂帽子，只要它被戴在頭上，不僅戴帽子的人這輩子抬不起頭，甚至他的子子孫孫都會成為天下的笑柄。這頂帽子，就是咱們今天經常提起的綠帽子。

在明朝的時候，它有一個更寫實的名字，叫做綠頭巾。其實，這頂帽子在剛開始出現的時候，并不是用來指代妻子出軌的普通丈夫，它是一群樂戶身上，被朝廷法令強行貼上的恥辱標簽。

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聊，這頂帽子是怎么從朝廷法令，變成天下男人最怕的兩個字的～

乾道橋畔的貼墻人

大明洪武年間的南京，天空下著細雨。在乾道橋的旁邊，一個男人正貼著路邊的墻根，小心翼翼地朝前走。這個男人絕對不敢走到馬路中間去，因為只要他敢往路中間邁出一步，巡邏的士兵就會用皮鞭狠狠地抽打他。

這個男人的裝扮特別扎眼，他的頭上裹著一條碧綠的頭巾，腰里系著一根紅色的帶子。更關鍵的是，他的腳上穿著一雙非常粗糙、上面還帶著硬硬豬毛的皮靴。這雙帶毛的豬皮靴散發著一股淡淡的腥臭味，走在濕滑的石板路上，會發出沙沙的聲音。這種奇怪的打扮并不是他的個人愛好，而是朝廷法令強制要求的。

明代文人劉辰記錄了這一幕，朱元璋在南京的乾道橋一帶設立了富樂院，也就是官辦的娛樂場所。為了讓這些在里面工作的女子的家屬和普通百姓區分開，朱元璋親自下達了命令。這些風塵女子的男性家屬，必須頭戴綠巾，腰系紅搭膊，腳上穿著帶毛的豬皮靴。朝廷還剝奪了他們在大路中間行走的權利，只允許他們靠著路邊走。

在當時的南京街頭，只要這雙帶毛的豬皮靴發出沙沙的聲響，路上的行人就會像躲避瘟疫一樣避開他們。這種懲罰特別殘酷，它不僅在身體上限制了這些男人的自由，更在精神上對他們進行了最徹底的羞辱。

他們戴著綠頭巾，并不是因為他們的妻子在外面偷人，而是因為他們的母親、姐妹或者妻子，在為了生計出賣肉體。而他們作為家里的男人，必須把這份職業的恥辱，明明白白地頂在自己的腦袋上。

從朝廷法令到市井黑話

那么，這頂朝廷強制推行的職業綠頭巾，后來是怎么變成全天下男人都害怕的綠帽子的呢？這中間經歷了一場特別奇妙的民間文化演變。

明代學者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記錄了當時的一種民間看法。古人都說，烏龜這種動物只有雌性，沒有雄性。如果烏龜想要繁殖后代，它就必須和蛇在一起交配。因此，在古人的眼里，那些看著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和別的男人私通，自己卻裝聾作啞，甚至靠這個來養活自己的丈夫，就被叫做烏龜或王八。

這種動物學的誤解在民間流傳了很久，巧合的是，烏龜的頭部剛好是綠色的，而明代那些靠著女眷做風塵生意養家的樂戶男人，頭上正好戴著官府強制要求的綠頭巾。民間那些愛看熱鬧的市井百姓，很快就發現了這兩者之間的共同點。他們把綠色的龜頭和綠色的頭巾聯想在了一起。從此以后，綠頭巾和王八就成了分不開的親戚。

到了明朝末年，這種市井黑話已經流行得特別廣。在《金瓶梅詞話》第三十二回里，就寫到了這樣一個細節。西門慶的幫閑應伯爵在一旁套近乎，風塵女子李桂姐和鄭愛香兒非常討厭他。鄭愛香兒張口就罵了一句，叫應伯爵不要理那望江南、巴山虎兒、漢東山、斜紋布。

如果不仔細研究，旁人根本聽不懂這句罵人的話到底是什么意思。實際上，這是一組特別精妙的諧音雙關。把這四樣東西的首字連起來，就是望、巴、漢、斜，諧音正是王八汗邪。在當時，這是一句極重、極損的臟話，意思是罵對方是個滿頭大汗、滿口胡言的烏龜王八。這種市井隱語，繞了老大一個彎子，把王八這個詞用黑話包裝起來，其殺傷力卻翻了倍。

由此可見，到了明朝末年，綠頭巾已經脫離了官府制服的范疇，徹底變成了民間辱罵無恥男人的臟話。明代學者郎瑛在《七修類稿》里也寫到，吳地的人只要看到誰家妻子的作風不好，人們就會在背后叫那個丈夫為綠頭巾。這個詞的殺傷力在民間變得特別大，成了對一個男人男性尊嚴最致命的打擊。

帝王們的視覺強迫癥

朱元璋公開發布的這個規定并不是他憑空想出來的。這種用顏色來劃分階級的手段，在元代就已經被寫進了法典。

元朝至元五年十月，中書省用札付定下了娼妓服色則例，專門來規定各色人等的衣服鞋帽。根據《元典章》的記載，元朝的統治者覺得，當時許多風塵女子和她們的家人，在穿著上和普通的官員、老百姓一模一樣，根本沒辦法區分貴賤。為了維護社會等級，元廷下達了死命令。風塵女子的家長和家里的男性親屬，必須在頭上裹青巾。

青色是五正色之一，對應東方木行，屬尊貴之色。綠色則是青黃混合而成的間色，才是卑賤的象征。

既然青色如此高貴，元代朝廷為什么還要讓他們戴青巾呢？其實，這里的青巾，在民間的口語和日常口頭語境里，往往指的是一種帶有青綠調子的雜色，并非官方禮服里那種嚴格的正色之青。

到了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江山，他繼承了元朝的這套制度，并且用大明律法把它進一步發揚光大。在《明史·輿服志》里，洪武三年的詔令寫得很清楚，教坊司的樂人必須戴著綠色的巾，以此來和普通的老百姓劃清界限。朱元璋把元代含糊的青明確改成了綠，正是為了嚴格貼合中國傳統文化中間色為賤的服色等級。

朱元璋為什么要對一頂帽子的顏色如此計較？這種樂籍制度并不是大明朝憑空捏造出來的，它的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北魏時期。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那些前朝遺留的樂人、戰敗的俘虜、以及犯下重罪的官員家屬，都會被源源不斷地打入樂籍，成為世襲的賤民。在朱元璋的眼里，這些樂戶屬于必須嚴加管控的對象，絕不能讓他們與普通百姓混同。

為了防止這些賤民和普通百姓混在一起，帝王們必須設計出一套嚴密的視覺識別系統。綠頭巾和帶毛的豬皮靴，就是最廉價也最有效的管理工具。只要走在街上戴著綠頭巾，官差一眼就能認出這卑賤的身份。

這種制度讓老百姓在看到這些戴綠巾的人時，會產生一種虛妄的優越感，從而更加服從朝廷的等級秩序。這種用顏色來羞辱底層、維護統治的手段，是古代帝王非常常用的一種御民之術。

當恥辱變成富貴的門票

當這頂綠頭巾從朝廷法律強制規定的特定符號，一步步演變成民間通俗的臟話之后，一種更荒誕、更令人嘆息的社會現象在明代中后期出現了。

在普通市井百姓的眼里，既然綠頭巾和王八代表的道德恥辱已經人盡皆知，那么在金錢與物質利益的巨大誘惑面前，一些生活在底層的普通男人，竟然開始主動消解這種道德上的恥感。既然名聲和尊嚴在極度的貧困面前換不來一碗飽飯，那不如索性把臉皮撕下來，主動套上這頂無形的綠帽子，去跟有錢人換取實實在在的榮華富貴。

這種荒誕的生存哲學，在《金瓶梅》里的韓道國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

需要指出的是，韓道國并不是教坊司里那些法定的樂籍賤民，他只是西門慶絨線鋪子里雇傭的一個普通平民伙計。而他的妻子王六兒，也并不是在官府登記在冊的職業樂戶娼妓。他們本是不受綠巾法令約束的普通市民。但是，在晚明那個商品經濟畸形繁榮、拜金主義席卷一切的社會風氣下，這對平民夫婦在利益面前，主動迎合了這種被民間化了的綠頭巾游戲規則。

王六兒長得很漂亮，韓道國非常清楚，自己的妻子和老板西門慶早已經睡在了一張床上。在普通的社會道德里，這是讓任何一個男人都無法抬頭的奇恥大辱。但是在他們的生存邏輯里，出賣肉體是一門極佳的生意。他們剛開始和西門慶勾搭，王六兒就從西門慶手里得到了一個丫頭；等到第二次見面，他們就直接要到了一套房子。

當韓道國從東京辦完差事回來，得知西門慶又在自己家里留宿時，他的反應讓人大跌眼鏡。他沒有去捉奸，也沒有去鬧事，反而在西門慶面前像個哈巴狗一樣跪地磕頭。他不僅沒有表現出任何憤怒，反而主動給西門慶和王六兒騰地方。他每次出門辦貨，都會特意安頓妻子，讓妻子在西門慶來的時候好好奉承。

這種荒誕的景象，直接刺穿了晚明那個金錢至上社會的虛偽面具。在嚴酷的社會等級與利益誘惑下，道德在饑餓與貪婪面前成了最無用的奢侈品。韓道國作為平民，本不受樂戶賤籍的約束，但他卻在金錢的驅使下，主動閹割了自己的男性尊嚴。他通過主動配合戴這頂無形的綠帽子，讓自己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從一個朝不保夕的窮光蛋，變成了西門慶最信任的鋪子主管。他不僅住上了氣派的大房子，手里還攢下了大把的碎銀子。

這已經不是官府樂籍制度強加給他的肉體壓榨，而是當綠頭巾的恥辱語義徹底民間化后，市井底層在物欲橫流的時代里，對道德底線進行的一場自我消解與妥協。

老達子說

那雙帶毛的豬皮靴子早已經聽不到聲響，但它在歷史深處踩出的那一串荒誕腳印，至今還在提醒著我們：尊嚴在權力與利益面前，曾經經歷過怎樣殘酷的扭曲。古代帝王們用最嚴苛的法令，把樂戶釘在道德和身份的最低谷，可他們沒想到，這種恥辱符號最終會被民間內化成世俗黑話，甚至被韓道國這樣的人主動拿來換富貴。這究竟是小人物的無恥，還是那個時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