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美國挑起的關稅戰，其背后的真相遠比表面復雜。這場全球最大經濟體間的博弈，本質上是一場由美國國內財政危機引發的“內債轉移”。
截至2025年8月，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突破37萬億美元，比一年前增加1.87萬億美元，公眾持有的債務占GDP比例已超100%。僅利息支出就占財政預算的相當比重——據估計，2025財年國債利息支出將高達1.4萬億美元，占聯邦財政收入的26.5%。
問題在于，這筆巨額債務的利息總要有人支付。與許多國家不同，美國財政收入極度依賴個人所得稅和工資稅。2024財年，個人所得稅占聯邦稅收凈收入49.8%，工資稅占36.3%，兩者合計占86%以上。反觀企業所得稅，2024年占比僅11.5%，遠低于上世紀中葉的水平。一個科技巨頭林立、GDP全球第一的國家，企業所得稅貢獻竟如此微薄，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財政結構問題。
錢沒進國庫，去了哪里？答案藏在跨國公司的全球架構里。
蘋果公司采用了著名的“愛爾蘭—荷蘭—愛爾蘭”三明治避稅架構。簡單來說，蘋果在愛爾蘭注冊空殼公司持有知識產權，通過成本分攤協議將大部分知識產權相關的利潤轉移到愛爾蘭子公司。而由于愛爾蘭當時判斷稅務居民不看注冊地只看實際管理和控制中心，這些子公司的董事大多受雇于蘋果總部、辦公地點在美國，因此它們既不是美國稅務居民，也不是愛爾蘭稅務居民。
歐盟委員會調查證實，2014年，該架構使蘋果在愛爾蘭的實際稅率降至0.005%。2024年9月，歐洲法院終審裁定蘋果需向愛爾蘭補繳142.5億歐元稅款及利息。
理解了美國財政的窘境和跨國公司的避稅手法，就能看清關稅戰的真實意圖。這是一場“財政追討”，目的是迫使跨國公司在關稅和企業所得稅之間做出選擇。
有研究指出，美國此前“零進口關稅+高企業所得稅”組合的后果之一，就是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等手段進行避稅，從而影響了美國的財政收入。美國新一輪關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及利用避稅地進行避稅的效果，其背后實際上隱藏著美國財政危機下對稅收的迫切需求以及對跨國公司避稅行為的反擊。
以關稅為例，如果跨國公司繼續通過離岸架構進口商品，高額關稅將侵蝕其利潤；如果將利潤和交易環節放回美國，則進入企業所得稅征收范圍。無論選擇哪條路，美國財政部都能收到錢。
2025年7月，美國海關收入從上年同期的約71億美元飆升至約277億美元，同比增幅達290%。本財年前十個月，關稅收入累計達1357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730億美元，增幅達116%。關稅增收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醫療支出和社保支出的快速增長所抵消。
當國家財政無法從最富有的企業巨頭那里獲得足夠支撐時，危機便以各種形式向外轉移。這場關稅戰，看似是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實則是美國內部資本權利與財政需求的一次劇烈重構——它無關公平貿易，核心是一場關于“錢從哪里來”的生存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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