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老師，困在「賽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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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人而言，教室是壓力的來源。但對老師們來說，這里往往是他們最后的可以喘息的地方。

鈴聲響起，教室門一關，他們便短暫地逃離了會議、材料、投訴、考核和比賽，回到自己最熟悉的事情里——面對學生，把一節課講下去。

這種單純在今天變得奢侈。教師最想守住的教學，正在被越來越多未必真正服務教學的事務擠壓。“賽課”正是其中一種。

它以“專業成長”或“以賽促教”為名，要求老師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一節公開課，由評委打分、排名、頒獎。但在真實的評價體系里，這遠不止一場比賽。一節課背后，是少則一個月、多則一兩年的準備期，連著職稱、績效、榮譽、學校業績和教研資源，也連著一套對“好老師”的可見評價。

這種“完美課堂”，不斷吞噬著老師們的個人生活，甚至生命。

5月28日，海口市一名26歲的小學教師在賽課備賽期間猝死。消息在教師群體中迅速傳開，許多老師感到寒涼。有人在社交媒體上說，自己看到新聞后哭了很久。

當站在講臺上的人也開始不堪重負，真正的問題浮現了：一套持續透支教師的機制，真的能托起更好的教育嗎？如果連老師都難以安放，教育又如何安放學生？

磨課

林麂算過，去年為了準備一堂區級公開課比賽，她磨了整整10輪。

所謂磨課，就是一節40分鐘的公開課，在正式上臺前，會被放進不同班級反復試講、修改、推翻，再重來。為了那幾十分鐘，臺下的準備通常以月為單位，甚至橫跨整個學年。

林麂在華北某市一所公辦小學教語文，教齡近10年。她拆解過磨課的全部工序：先出教案，再試講定雛形；每次試講會被全程錄像，逐幀回放——哪個問題不夠精準，哪里太啰嗦，學生在哪個環節卡住了；改完再講，講完再改。

每個班的學情都不一樣。同一個問題，這個班能接住，換一個班可能就冷場。老師只能在一遍遍試講里盡可能預演所有意外：學生可能答什么，可能答不上來什么。年級里所有班講一遍，有時還要去不同層次的學校借班試講，好的、中等的、基礎弱的學生都要過一輪。

說出口的每句話也要打磨。過渡語、評價語，都要提前寫成逐字稿背下來。林麂的經驗是，老師的語言要“高過學生的語言”。學生說出一個詞，老師要立刻給出更精準、更高一層的提煉。這些本應在課堂上臨場生成的東西，一旦進入賽課，就必須提前準備到近乎本能。

2025年11月5日至7日，重慶市小學創新教育優質課決賽（第一賽場）在北碚區朝陽小學舉行。

傅銘在江蘇一所中學教語文。他真實試課的次數不算多，但會在家里反復進行“無聲課堂”：一個人對著空氣，把嘴型、手勢、節奏和流程從頭到尾過一遍。這樣的演練，備賽期他做過三四十遍。

他得在這個過程中找“切口”。比如一節文言文課，落腳點可以是從文言虛詞講作者情感，也可以從段落結構講，或者從文本表述講。40分鐘只夠走一條路，選哪條、怎么切，每一遍都要調整，還不能和已有的教學設計撞上，要“上出新意”。

和試講相比，更折磨人的是評課——聽過試講的老師們圍坐在一起，對一節課提出意見。

盧葉在華南某地一所中學教歷史。她目睹過一位同事的荒誕經歷：市教研員聽后認為，這節課應該圍繞學校特有的“美育”特色來設計。同事照此修改后，區領導又質疑：視角為什么這么狹隘？為什么不從全市的角度出發？評課意見總是相互矛盾，有些聽上去甚至不切實際。

“他們提完意見拍拍屁股走了，留下授課老師獨自消化，逐一修改。”盧葉說，面對這些要求，老師沒有二選一的自由，只能想辦法把兩個矛盾的方向塞進同一節課。

每磨一次課，就要大改一次。改到最后，盧葉常常覺得那節課不是自己的了。對授課老師來說，這種感覺往往帶著屈辱——一堂精心準備的課，就像自己的孩子，孩子被人批得體無完膚，老師還得親手把這個孩子“拉去整容”，回爐再造，直到所有人都滿意。

很多年輕老師在幾輪評課下來陷入自我懷疑：我的課真的這么差嗎？

在盧葉看來，講課就像寫文章，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角度和觀點的不同。但賽課并不在乎這種相對性，它更多意味著服從——如果下一次領導來聽課，發現老師還沒按他的意思改，那就是“不尊重領導”。如果最后再沒拿獎，那問題更嚴重——“你看，就是沒聽我的才沒拿獎吧？我一遍遍陪你磨有什么用？”

在另一座華南城市教小學數學的李清淼，有五位“賽課師傅”，都是名師，彼此關系也不錯，但五個人經常給出的意見也不一樣。有人要求她側重知識落實，有人關注學生活動，有人強調教學評一體，有人盯著教具和板書。

被訓練的不只是教學內容，還有外在呈現。板書什么時候出、手寫還是張貼、張貼的字號多大、手寫用什么顏色的筆、哪個位置要重點勾勒、板書能不能做出翻轉折疊及動態演變，都會成為評審打分的細節。甚至包括老師本人也要被不斷審視——“聲音太尖銳，聽得耳朵痛”“妝化得太濃”“頭發沒扎起來，不夠優雅大氣”。李清淼面對鏡頭容易磕巴，光是開場的前三分鐘介紹，就錄了兩天半。

評委們眼光老辣，且每個人的關注點不同：有的側重教師的教，有的側重學生的學，有的強調“教、學、評”一體，有的又要求教具、學具、板書三合一。

李清淼很難摸清賽課的評審標準。同一節課，在這位評委眼里是“嘩眾取寵”，換到另一位評委那里就成了“有想法、有新意、精益求精”。標準因人而異，評價隨風擺動。而授課老師本人沒有任何話語權，想要讓盡可能多的人滿意，就只能卷一切能想到的細節。

某次賽課后，和李清淼私交不錯的評委告訴她，她進場時站得離評委太近了， “有壓迫感，因此當時評委們皺了眉頭”。

押注

一個人站上賽課的講臺，背后往往拖著一大串名單。

在李清淼連續參加區賽和市賽的那兩年，她感覺自己就是“全村的希望”。整個科組的教育資源都向她砸來：師傅們輪流聽課、提意見；同年級的數學老師幫她代課；班主任替她盯班。賽前一周是封閉式訓練，她的課全部交出去，由同事分擔。走在校園里，碰到的人都會問一句：“怎么樣了呀？加油哦。”

期待背后，是各種人情債。

備賽需要換課，科組里兩個老師答應幫忙，但條件是教導主任親自打電話通知。李清淼只好去求主任，磨了快20分鐘，對方才不情不愿地打電話。打完后，又向她邀功，說自己頂住了天大的壓力。

有時李清淼還要幫組里大佬干活、寫論文，以換來教研資源的支持。幫她代過課、聽過課的人，事后也要“安撫到位”，水果、禮物，都要顧到。常年賽課的盧葉，也感受過這份壓力——領導總會話里話外敲打她，“大家都幫你這么多，一定要好好表現，不然就辜負大家的付出了”。

賽課成績也不只屬于老師個人。它屬于學校，也屬于區里。李清淼拿獎后，校長會在全體大會上宣讀，學校公眾號的相關文章也會按等次排列——一等獎的照片一定放在前面，第二名比第四名位置更顯眼。這些獎項是“教研強校”的證明，也是教研員向上匯報的業績。

李清淼所在的區是當地教研強區，學校也是名校。光環之下，是更高強度的賽課壓力。每年區里比賽，教研員也有壓力——這是一個有點兒特殊的崗位，類似“老師的老師”，他們專門指導老師怎么上課，且對教學質量負有直接責任。教研員們之間會比業績，其中，一等獎是關鍵指標。有時候教研員急了，磨課的時候說話會很直接。

李清淼記得，2024年臨近比賽時，區里所有參賽的女老師都哭了，“有的時候一哭就停不下來”，“大家壓力都很大，都是‘全村的希望’。”

同事之間也常有隱秘的較量。和李清淼一同參賽的一位兩年教齡的老師，第一次參賽就拿下市級一等獎；另一位老師已經第五次參賽，仍然止步于二等獎。賽后，后者一氣之下把對方拉黑了。

“以賽促教”？

賽課和日常教學，在盧葉看來完全是兩碼事——“正經人哪里會那樣上課？”

賽課意味著，老師得像一個演員：聲臺形表，樣樣到位。語調要抑揚頓挫，每一個停頓和重音都像被精心設計過。但回到日常課堂，盧葉從沒見過哪個老師這樣講話，“太累，也太假”。一旦老師切換到賽課模式，學生一眼就能覺察出異樣：怎么忽然變得和藹可親、輕聲細語了？

環節設計上的差異同樣巨大。賽課需要植入大量游戲和互動。可同樣的環節拿到日常課堂，45分鐘根本走不完。大部分學生知識面偏窄，更多時候需要老師引導和講解，而非預設好的那樣侃侃而談。

一些賽課比的是片段教學：15分鐘內，要呈現一整節課的內容。盧葉覺得，這種形式很難對真實教學產生指導意義，因為它評估的往往不是老師有沒有講清楚、學生能不能跟上，而是環節設置夠不夠精彩和新穎。

近幾年，賽課的環節設計的確越來越花哨：跨學科、AI、變臉、智能體常常被要求塞進課堂。很多技術并不是課堂真正需要的，“像是為了形式而形式”。一個歷史場景，老師原本可以直接講，或者播放一段真實影像。但在賽課中，普通視頻顯得“不夠前沿”；換成AI生成的視頻，甚至讓虛擬人物說出同一段話，就會被視為“AI賦能”，更有機會拿高分。

盧葉不理解：明明嘴巴就能講的事情，非要生成一個智能體，讓它去講。李清淼則聽說，有位特級名師，為了一堂千人級別公開課的PK賽，甚至自掏腰包，找游戲公司幫他設計一款課堂使用的游戲，費時半年打磨。

2025年10月28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區樟村坪鎮中小學承辦2025年霧樟下學區“新秀杯”教學大賽。

評價端也在發生變化。林麂所在的區，最近出臺了一套新的賽課評課標準——用AI做課堂分析。老師上傳兩節不同課的錄像，系統會自動統計出一組數據：老師講了多久，學生說了多久，自主學習的時間占多少等。數據表生成后，教研員和領導據此打分。課堂里那些最鮮活、最不可預測的即時生成，被逐一拆解，塞進了可量化的指標里。

一些賽課評委的要求并不接地氣。盧葉所在區有位教研員，偏愛“富有思辨性”的課堂，希望老師設計環環相扣的問題鏈，引導學生一步步推導出答案。但在真實課堂里，學生答不上來是常態。

盧葉覺得，這恰恰是課堂的魅力所在。學生卡住之后，老師從哪個方向引導，用什么角度講解，才最能體現水平。可賽課的評估體系容不下沉默，它容易被視作老師教學有問題。于是呈現在評委面前的，永遠是一節節流暢的公開課：沒有卡頓，沒有冷場，沒有學生答不上來的尷尬。

賽課是掐著表走的：導入3分鐘，一個環節5分鐘，每個節點都有嚴格控制。時間一到，就必須進入下一個環節。課上不完，遠比“學生有沒有真正學會”更要緊。

傅銘對此也有同感。日常上課，他愿意讓學生多表達，哪怕提出些“不那么正確”的想法，大家可以一起聊透。可賽課現場，所謂的“小組討論”，每一分鐘都卡在預設里。一旦學生對某個問題的理解偏了，傅銘只能微笑著送一句“想法很有新意，我們課后再討論”，然后不動聲色地把話題拽回正軌。

為了提高學生的配合度，不少老師會提前“培訓”學生。比如提前一天把任務單和紙質作業發下去，讓學生先寫一遍；或是在課前和學生約定——只要舉手，無論答對答錯，課后都有小零食。傅銘還發現老師之間一個心照不宣的“潛規則”：每次賽課前，給全班每人點一杯奶茶。

盧葉反思，自己真正的成長并不是來自比賽，而是來自一遍遍真實課堂的錘煉。賽課促成的，更多的是她個人素質的提升：教態是否落落大方，觀點是否前沿，表達是否成熟，論文寫得好不好——但這些能力，和學生在真實課堂里有沒有真正學會，并不總是直接相關。

但她也承認，賽課并非全無益處。一個經歷過賽課的老師，確實可能見識到頂尖同行的課堂，學到新的教法和設計思路。如果這些方法恰好適合自己學生的水平，當然也能反哺日常教學。問題在于，益處和弊端，究竟哪個更多，很難量化，也很難平衡。

教育不像企業，它沒有一套清晰的投入產出公式。它的回報常常是滯后的，甚至是隱性的。也許課堂上的某句話，要等很多年后，學生突然想起，才咂摸出真正的意思。傅銘深知這一點，他教的是中學語文，這門學科本就帶著育人的分量。面對一群正值青春期、觀念正在成形的孩子，他時常覺得，自己要做的不只是講知識，也是在幫他們塑一點形，立一點根。只是這些沒法用分數衡量，也很難被賽課準確評價。

真正讓傅銘有所觸動的，反而是備賽過程中和學生之間那些具體的交流。

有一次，他在自己班里試課，講到韓愈詩文中的情感時，讓學生嘗試做創意表達。一個學生忽然聯想到自己喜歡的歌手的歌詞，說著說著，竟唱了出來。傅銘有些意外。他沒想到，文言文里的情感，還能用流行音樂的節奏來呈現，這是精心借調來的“樣板學生”都無法做到的。那一刻，他忽然意識到，原來自己班上的孩子，竟藏著這樣的靈氣。

系統的絞殺

對于賽課名次能否代表一個老師的真實水平？盧葉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她見過無數拿獎的選手，他們確實有過人之處：有人臺風穩，有人臨場反應快，有人能把一節課呈現得完整、漂亮、毫無破綻。但一個人能在賽課里勝出，不代表他在日常課堂里最會教；沒拿到獎，也不意味著他不是好老師。

李清淼早就看清了——這從來不是一場純粹的競技。去年一次市賽，評委由各區骨干教師組成，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大家既想給自己區里的選手打高分，又要維持表面的客觀，還得防著某些種子選手分數冒得太高。李清淼記得，第一天講課結束，自己所在的那個教研強區，四位選手全部擠進了前十；到了第二天，四個人的分數又齊刷刷被壓了下去——盡管她并不覺得自己講得比其他人差。

既然每個區縣都派了選手，最終的評獎免不了要“端水”。省賽更是如此，不同區域之間的發展水平需要平衡，獎項的分配也要遵循這一邏輯。有些區為了保住優勢，每年只派那幾張熟悉的面孔出戰。

在學校內部，派誰參加比賽，也有一套心照不宣的邏輯。資歷深的教師通常不參加，“人家都老江湖了，誰還跟你在這臺上耍猴一樣演戲呢？”盧葉有些無奈，她是科組里最年輕的，大小比賽，幾乎默認是她參加。至于賽課是自愿報名還是學校指派，盧葉也說不清楚。理論上，老師可以拒絕，但各種勸說隨之而來，“年輕人要多鍛煉”“大家都是這么過來的”。她即使內心抗拒，最后還是得上。

事實上，賽課帶來的直接收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盧葉所在的學校，一位老師要攢下厚厚一摞獎狀，才可能在績效分數上拉開差距，而全校最高績效工資與最低之間，一年也不過相差兩千塊錢。更何況，學校已經好幾年沒發過年終績效。評職稱也是如此，比賽獲獎這一項15分封頂，湊夠5張區級獎狀即可。盧葉手里的獎狀早已夠數，按說沒必要再參賽，但領導一番勸說之下，她還是得去。

賽課或許能帶來一些潛在的機會：更多教研分享，擔任比賽評委，頂尖的還能開名師工作室，名氣擴散后，可以通過外出開辦講座獲得合法的額外收入——但這樣的機會少之又少。

“大多數人通過賽課獲得的，只有一張證書而已。”盧葉說。

當然，也有人真心想參加。賽課是榮譽，也是被看見的機會。級別高的比賽含金量高，評職稱能加分。李清淼所在的學校，賽課名額有時候需要搶，老師們對它的態度，常常是既想要，又痛恨。而由于大家都在卷業績，想評副高，要排到45歲以后。

即便討厭賽課，但李清淼還是和她的許多同行一樣，硬著頭皮擠進了這場激烈的角逐。她給自己定的職業目標是成為一介名師，通往這個目標的路上，賽課是一塊必要的敲門磚。今年她終于評上了“市名師培養對象”，申報條件寫得很清楚：必須持有市基本功大賽或市能力大賽的二等獎以上。

身處名校，所有人都在卷業績。每學年結束，學校會把考核結果直接貼在教師群里，再在大會上當眾公示。李清淼盡管連著打了兩年比賽，拿了好幾個好名次，年度考核依然只是個B。原因很簡單：她沒有當班主任，“工作不飽和”。但李清淼又很清楚，如果既當班主任又搞賽課，那絕對連二等獎都拿不到。

“賽課的背后，是整個系統對老師的絞殺。”她說，老師愿不愿意卷，往往不是一道真正自由的選擇題。身處其中，她意識到，青年教師沒辦法不參加比賽，除非不需要養家糊口。賽課所關聯的職稱評定，會影響績效、考評、退休金、醫保等——那是一筆很大的經濟賬。

李清淼同校的一位體育老師，從未參加過賽課，拿不出像樣的業績。他的妻子沒有工作，父母年邁，其中一人還患了癌癥，全家的重擔壓在他一個人身上。去年年度考核下來，學校給他評了D。這意味著每月工資少了5000元。他跑去哀求校領導，能不能給他打個A——他太需要這筆錢了。

學校的回應很直接：你的業績確實不如別人。你不是垃圾，誰是垃圾？

這位老師最終在校門口，將一把刀刺入了副校長的肋骨。

被犧牲的，被消耗的

李清淼拼命賽課的原因之一是，她希望用成績來反駁如今愈演愈烈的家長投訴。

曾有個家長頻繁投訴她，理由包括但不限于“沒帶學生刷題”“班主任不該請喪假”等，甚至跑到家長群里鬧。李清淼所在的學校，一條家長投訴，意味著老師要輪流接受2到5名不同級別行政人員的談話。有一次，7天之內，她被約談了4次，校長拍著桌子，指著她吼，并強制要求她道歉。李清淼只能一遍遍深呼吸，試圖忍住已經失控的眼淚。

從校長辦公室出來后，李清淼發現自己流產了。她至今認為，那段時間的頻繁投訴和談話帶來的壓力，是重要誘因。

這種慘烈的代價，在她的社交圈里并非孤例。她數過，自己所在的數學組流產過10個胎兒，英語組8個，語文組5個。其中一位老師，既要帶兩個六年級班，又擔任班主任和科組長。一次懷孕后，她懇求學校減掉一部分工作，但沒有得到批準。后來孩子沒能保住。那位老師至今已經流產過3次。

但李清淼憋著一股勁。她相信，只有業績擺在那里，才能“讓一部分家長閉嘴”；只有學生的成績拿得出手，才能讓另一部分家長意識到，“這個老師是真的為學生好的”。

她是為數不多的真正把賽課標準融入日常教學的老師之一。為準備一次比賽，她會把整個學段的教材從頭過一遍。她清楚該年級的學生，上這節課之前學過什么，之后要學什么；也知道該在哪個節點拋出問題，面對不同的回答該如何引導，怎樣追問，讓不同層次的學生都能在自己的水平上有所收獲——下要保底，上不封頂。

她同樣把賽課的標準內化到自己的穿戴和言行上。講到蠶絲扇，她就穿一襲蠶絲面料的衣服上課；講到對稱與圖案之美，便換上一件中式旗袍，上面繡著規整的導向花紋。她讓學生觀察、評價——美在哪里？有沒有可以改進的地方？用這樣的方式，把數學知識拉回生活。

但李清淼也承認，并不是所有老師都適合走教研和賽課這條路，也不是每個人都承受得住這種競爭和壓力。她總結過適合賽課老師的特點：得是高精力人士，最好單身，家境比較殷實，能托底。一個普通人單打獨斗，太難了。

她見過太多同行在賽課期間身體出問題。有人月經紊亂，一個月來兩三次；有人心臟早搏。她自己的癥狀是偏頭痛，一到備賽期就疼得厲害。醫生判斷主要是焦慮導致。幾年里，她為治頭痛花在針灸、拔罐、刮痧、按摩上的錢，加起來有10萬元。她也曾被確診為抑郁癥，服藥期間體重增加了40斤，反過來又加重了她對于“上鏡不好看”的恐慌。

傅銘記得，自己準備區級公開賽時，為了改最終版課件，有一次整晚只睡了3個小時——凌晨1點睡下，四五點又醒來，把稿子一遍遍過。李清淼則在備賽期間幾乎每天加班到晚上11點。即便如此，她還給自己安排了每天兩小時的運動：跳繩2000下，再加跑步。因為比賽時太胖，可能會被挑剔身材。

盧葉則見到了更深層的代價：日常教學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

今天磨一遍，明天再磨一遍，一天內要根據所有人的意見改完全部課件。有時候來不及上課，要么爭取調課，要么只能拜托科組里其他老師幫忙代上。

這個過程中，學生被犧牲掉了，可他們自己并不知道——盧葉對此心情復雜。大多數學生只會因為不用上某節課而暗自高興，但老師心里都清楚，正常的學習節奏被打亂了。然而學校通常沒人在意這些，校領導不會過問，大多數家長只會覺得：我們班老師好厲害，去參加高水平比賽了，是名師在教我的孩子。即便有家長投訴，學校也會出面溝通處理。畢竟，名師對學校來說是加分項。

盧葉觀察到一個微妙的篩選機制：會對此感到愧疚的老師，往往走不到那么遠；那些能在賽課體系中一路往上沖的老師，學會了把愧疚感壓到很深的地方，或者干脆不去想。它更像是一種 “系統性的鈍化”。

最后的避風港

在傅銘看來，賽課從來不是問題的本質。

當下的教師職稱考評體系“要得太多”了——一個老師想要晉升，要卡年限，要有論文，還要有比賽，缺一不可。矛盾之處在于：學校高舉“素質教育”的大旗，明面上不能公開學生的排名，因此對老師的考核只能轉向賽課、論文這類可量化的指標。但私底下，整個教育系統對老師的“真實評估”，依然落在學生成績上。

這便形成了一套雙重負擔：老師既要對學生成績和家長的期待負責，又要在對教學指導意義有限的論文和比賽上耗費精力。至于“育人”，考核表格里沒有這一欄，只能靠老師自己的職業自覺來撐。

在李清淼的學校，教師大會每天都在“比柱子”——各班的統考成績平均分被列成柱狀圖，逐一分析，落后的老師要被科組長問責。“雙減”政策后，老師們要比拼的東西更多了——公眾號要做得漂亮，賽課需要得獎狀，還要順應AI潮流搞各種“教學特色智能體”。

近兩年，學生心理健康成了中小學的重點任務。老師們要排查、記錄、上報，也被要求承擔更多心理輔導責任。但在李清淼看來，基層老師自身的心理健康，也到了無法被忽視的地步。她聽一位校長說，今年下發的文件里，教師心理健康被放進了前幾項重點內容——過去，很少有文件會這樣明確要求學校正視老師的心理問題。

在李清淼的辦公室里，幾乎天天有老師哭。旁人甚至不敢多問，只能陪著坐一會兒。她還記得一位副主任，一個人干著三個人的活兒，每天都要吃治療躁狂的藥物，最后選擇了辭職。

這種壓抑的情緒不可避免地流向課堂。盧葉說，自己狀態最差的時候，也會對學生變得不耐煩。有時學生只是多問了一個問題，她心里就會冒火，語氣也跟著急起來。事后她總是后悔，那些學生并沒有做錯什么，甚至在她眼里，他們都是很好的孩子。

曾經有一段時間，盧葉一聽到電話響就心跳加速，怕是領導打來罵她的。她甚至冒出過一個荒誕的念頭：要是自己出點什么事，生場病，躺進醫院就好了，至少可以短暫逃開這一切。

后來她真的病了。那之前，她連軸轉了兩個星期，賽課、學校大型活動的宣傳物料、公眾號排版，一件件壓過來。她教歷史，卻要承擔許多與此無關的雜務。她因此低燒了三天，驗血結果出來后，醫生要求她打吊針。可她惦記著下午的賽課，說自己還要上班。直到醫生嚴肅強調身體等不了，她才給校長打電話請假。

打完吊針后，盧葉回到學校，校長卻厲聲問她怎么沒去參加比賽。緊接著，硬拉著臉色蒼白、渾身無力的盧葉，旁聽一個20來人的會。盧葉坐在那里，覺得自己快暈過去了。

從那以后，她徹底看開了。就算賽課拿了獎，又能怎樣？那些追求太虛了。

盧葉當了10年老師。她想起自己上小學時，語文老師生病說不出話，身為班長的她幫老師代講了《水滸傳》里一段關于武松的課文。那堂課講得并不好，中途有一個字她還忘了怎么寫，但那種感覺一直留在她心里：有意思，也有成就感。一顆種子就這樣埋下了。

后來，盧葉常常問自己，做這份工作到底圖什么。答案很簡單，她喜歡給學生上課，喜歡看他們在自己的引導下一點點改變。而如今，非教學的事情越來越多，甚至超過了教學本身。她和學生相處的時間，就這樣被一點點擠掉了。

某種程度上，教室成了她如今的“避風港”——上課是一件足夠正當的事，領導通常不會突然沖進課堂，把她叫出去批評。只要走進教室，她就可以暫時從會議、材料、賽課和形式主義里脫身。偶爾她也會煩躁。但真正站到講臺上，和學生互動起來，那種煩躁很快會消失。學生總會給她正面的情緒和能量，甚至是很小的感動。

盧葉身體受不了風，偏偏講臺上方的一臺風扇總對著她吹。每次上課前，她都要先把風扇關掉，而孩子們正值怕熱的年紀。后來，只要看到下一節是她的課，學生們就會在她進教室前，主動把講臺上的風扇關掉。

那一刻，盧葉只想愛具體的人，和她的學生 們 待在一起。至于賽課，她想， “還是隨它去吧”。

（ 文中李清淼、林麂、盧葉、傅銘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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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冷杉RECORD

編輯丨智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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