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馮驥才的“俗世奇談”系列小說之一《神鞭》，描摹了清末民初天津的市井百態(tài)，書中塑造的津門混星子是最直白、最粗淺的市井流氓的典型。他們立身行道的方式殘酷又直白：進(jìn)店躺地挨死揍、割肉押賭、徒手撈油鍋、赤足踏烙鐵，以自殘顯兇悍，以蠻橫立名號。這類底層混混，囂張跋扈、滿身痞氣、面目猙獰，壞得明目張膽、惡得毫無遮掩。世人一眼便能識破其無賴本質(zhì)，心生戒備、避而遠(yuǎn)之。也正因如此，他們的破壞力極其有限。《水滸傳》的牛二、舊上海的小癟三、街頭逞兇的地痞，皆是如此。
流氓從不是一成不變的粗鄙符號，它深諳與時俱進(jìn)的生存法則。原始的流氓，靠武力逞兇，以肉身搏兇名，野蠻且膚淺；而進(jìn)化后的高階流氓，徹底褪去戾氣、洗凈痞氣，西裝革履、溫文爾雅，通曉道義、熟稔禮法，游走于廟堂學(xué)界、輿論高臺、上流圈層。他們不再動手動刀，而是用規(guī)則殺人、用道德捆綁、用仁義謀私、用格局?jǐn)坷?/p>
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野蠻不可畏，可畏的是偽善成道行。這世間最無需畏懼的，是張牙舞爪的市井惡徒；真正可怕、足以攪動時代、顛覆規(guī)則、操控人心的，是一身君子皮囊、滿口仁義道德的頂級流氓。
古往今來，真正的大奸大惡、竊權(quán)竊利者，無一不是深諳偽裝之道的“正人君子”。《水滸傳》中號稱孝義天下、體恤蒼生的宋江，滿口替天行道、忠義兩全，實則深諳權(quán)謀、精于算計，以道義為籌碼，裹挾群雄、博取功名，用千萬梁山兄弟的血淚鋪就自己的仕途；舊上海杜月笙，廣結(jié)善緣、仗義疏財、禮遇世人，坐擁“天下門生”的美名，看似溫厚包容、重情重義，實則黑白通吃、操縱利弊，以君子之名行灰色之事，以仁義之皮藏貪婪之心。他們從不逞兇斗狠，卻能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從不囂張跋扈，卻能悄無聲息掌控格局。市井流氓傷人身，君子流氓誅人心；底層流氓亂一隅，高階流氓定乾坤。
魯迅是慧眼如炬的，在名篇《流氓的變遷》中說道：“大概這一流人將成為文藝書中的主角了。”先生去后半個多世紀(jì)，以流氓為主題的影視、小說，便開始風(fēng)靡神州了。這固然是因為流氓二字有驚魂奪魄的功能，吸人眼球，但大抵上，還是流氓多的緣故，而且不以流氓為恥，反以流氓為榮，所以才有這么石破驚天地一問，“我是流氓我怕誰”？從骨子里透出一副洋洋得意的勁頭，很有幾分挑釁的味道。
有文化的流氓，現(xiàn)在已經(jīng)遍地皆是了，也可分出諸多門類。當(dāng)年郭沫若老稱王洪文為“政治流氓”，姚文元是“文痞”，也就是文化流氓。其實，在今人看來，郭老其人其實也算是文化流氓。其他諸如黨棍、政客，也都屬于文化流氓，有文化的流氓。而其中極品者，當(dāng)屬國家級流氓，天下之財據(jù)為己有，天下之色盡為己享，天下之民皆為己用。大漢高祖皇帝劉邦，就是流氓皇帝的代表。五代十國的開國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無賴、流浪漢。
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也。偷一個斧子被稱作小偷，盜一個國家則被尊之為皇上。殺一個人是罪犯，殺一百人則是好漢，殺成千上萬的人則是英雄，比如歷史上殺人最多的成吉思汗，到現(xiàn)在還被許多人頂禮膜拜。
這套荒誕的善惡邏輯，貫穿了整部人類史，也道盡了君子流氓的生存密碼。底層流氓的惡，是破壞既定規(guī)則，所以被秩序嚴(yán)懲；頂級流氓的惡，是篡改規(guī)則、定義規(guī)則、解釋規(guī)則，他們將私欲包裝成公理，將掠奪美化成功績，將算計修飾成智慧，最終讓自己的惡行合法化、正義化、崇高化。
他們從不承認(rèn)自己是流氓，也從不需要舞刀弄槍。他們只用溫柔的面目、正義的言辭、高尚的立場，完成最徹底的掠奪與操控。
君子斗不過小人，好人干不過流氓，自古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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