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治學」朱佳木：穩中求進和活而不亂——陳云經濟思想的核心

朱佳木：穩中求進和活而不亂——陳云經濟思想的核心

黨建治學

陳云同志在自己從事的幾乎每一項工作中都有所建樹，為黨和人民作出了多方面貢獻。這些貢獻有物質層面的，也有精神層面的；有經濟領域的，也有政治、黨建乃至思想方法和文化領域的。但他最主要的貢獻，還是在經濟工作方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的：“陳云同志為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出了杰出貢獻。”在改革開放中，“他提出，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要有意識地發揮和擴大市場調節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實際、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新體制。他提出改革要不斷總結經驗，腳踏實地向前推進”。

陳云同志領導經濟工作，不同于只負責經濟決策而不負責組織實施的領導者，也不同于只從事經濟理論研究而不從事實際操作的經濟學家。面對經濟生活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他一方面勤于調查研究，弄清實際情況，提出相應對策建議，并在得到中央批準后，組織有關部門加以實施；另一方面，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按照他總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思想方法，分析問題、總結經驗，并把經驗上升到理論高度。正因為如此，“在經濟建設的一些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困難關頭，人們總是希望聽到陳云同志的意見，他也總是能夠不負眾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時拿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同時，在此過程中他也逐漸形成了帶有自己特色并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經濟思想。

陳云經濟思想博大精深，如果一定要進行概括，筆者認為最合適的非“穩中求進”和“活而不亂”八個字莫屬。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八個字正是陳云經濟思想的核心。

在陳云看來，搞建設必須建立在“穩”字的基礎之上，因為只有“穩”，才有可能“進”。穩還是不穩，主要看物價，看民生，看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而要“穩”，就必須做到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物資供求、外貿進出口，以及基建與民生、基建與生產等重大關系的綜合平衡；使工業與農業、重工業與輕工業、重工業內部各門類，以及工業與交通運輸業、經濟建設與技術人才培養等重大關系，按比例發展。他認為，在資金、物資、人才都短缺的情況下，綜合平衡只能是緊張的平衡，但再緊張也絕不能到平衡破裂的程度。他說：“所謂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因此，綜合平衡要從制定計劃時做起，而且要按短線（即今天說的短板）來平衡。這樣，“表面上看來像慢，但實際上是快”。因為“按比例發展是最快的速度”，是“不再折騰的條件下”的發展速度。“搞建設，真正腳踏實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

陳云在經濟建設上主張穩中求進，對體制改革同樣主張穩中求進。他說：“體制改革涉及范圍相當廣，廣大干部還不很熟悉，在進行中還會出現一些現在難以預見的問題。因此，必須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經驗……既要積極，又要穩妥。只要這樣做了，這次改革就一定能夠成功。”

陳云強調“穩”，與他的思想方法有關，與他的工作擔子也有關。他主持全國經濟工作，必須對全國人民負責。毛澤東主席在建設速度、農業恢復方法等問題上同他的看法有過分歧，但一直認為陳云對經濟有研究，提出的意見比較有把握。在“大躍進”中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主席稱贊陳云堅持對糧、棉、鋼、煤四大指標的意見，認為“正確的就是陳云一個人”。會后，他委托陳云落實1959年鋼鐵指標。廬山會議前夕，他在個別談話中又表示：陳云同志提過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來，陳云同志的意見是對的。”他還說：“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云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云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當他講到別的中央領導同志比他更懂工業、商業時，著重說道：“陳云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

陳云在經濟工作上的另一個主張是，要把經濟搞活，不能搞死；同時，又要注意中國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國情，不能把經濟搞亂。他曾用鳥和籠子作比喻，形象地闡述了這個思想。他說：“鳥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讓它在籠子里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末，籠子就是國家計劃。當然，‘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可以跨省跨地區，還可以跨國跨洲，“但無論如何，總得有個‘籠子’”。他的這一比喻，生動而深刻地道出了微觀搞活與宏觀控制相互關系的真諦，曾引起中外經濟學界的廣泛興趣。

正是從上述思想出發，陳云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剛剛完成、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不久的1956年，就提出過一個體制改革的設想，即在所有制上，以國家和集體為主體，以個體為補充；在生產上，以國家計劃生產為主體，以自由生產為補充；在市場管理上，以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為主體，以自由市場為補充。這個“三為主三為補”的設想，當年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行，卻成為改革開放初期的指導方針，對“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產生過廣泛而深入的影響”。1979年初，他對這一思想作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指出：無論蘇聯還是中國的計劃工作，主要缺點是“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他主張，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其一，計劃經濟部分（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其二，市場調節部分（不作計劃，只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他還提出，在經濟體制改革中，“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經濟部分所占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入，我國計劃經濟體制早已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如果把計劃理解為主要是指導性計劃，把宏觀控制理解為政府作用，那么，陳云關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思想，就仍然沒有失去現實意義。例如，他提出在價格改革上不能完全取消財政補貼，工資與物價上漲掛鉤要考慮到農民利益；企業承包要保證設備完好、生產安全，防止掠奪式地使用資源；在基本建設中，必須把處理污染問題放在設計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特區不能發行單獨的貨幣，要防止把金融搞亂；引進外資要考慮還款能力，引進設備的同時要買技術，買專利；搞來料來樣加工，要注意保護“自己必須發展而且正在發展的東西，不要被外面進口的擠掉了”，“對外開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們這里來，我們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這些意見都經過了實踐的反復檢驗，也都被歷屆中央所采納，在改革開放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陳云經濟思想和歷史上許多偉大人物的思想一樣，不能不受到所處時代的局限。但他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也同許多偉大歷史人物的思想一樣，是超越時代的。例如，他關于建設和改革都要建立在保證民生的基礎之上，經濟建設的高速度要建立在按比例發展和高質量高效益的基礎之上，搞活經濟要建立在宏觀控制的基礎之上，對外開放要建立在以我為主的基礎之上等思想，不僅體現了對我國基本國情的深刻把握，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理解，也體現了對宏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科學認識。只要我國基本國情沒有變，只要我們進行的仍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只要經濟運行中還存在宏觀與微觀的關系，這些思想就不會過時；相反，它們還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閃爍真理的光芒，給人們以有益的啟迪，發揮積極的指導性作用。

（載于《中國金融》2021年第18期）

【 朱佳木：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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