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為什么沒有被毛澤東寫進《七律·長征》？

文/范斌

◆油畫《四渡赤水出奇兵》(局部 邵亞川 作)。

在中共黨史軍史長卷中，四渡赤水無疑是最為絢麗的篇章之一。這場被譽為“堪稱毛澤東軍事指揮藝術的巔峰之作”（《長征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版，第127頁）“中央紅軍長征中最驚心動魄、最精彩的軍事行動”（《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年，第113頁），不僅徹底打破了蔣介石圍殲紅軍的迷夢，更為紅軍贏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毛澤東非常珍視這段經歷，將其視作自己軍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筆”。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在毛澤東那首唯一全景式展現長征歷程的《七律·長征》中，我們卻尋覓不到關于四渡赤水的只言片語。

為何毛澤東最為驕傲的軍事杰作，在其最重要的長征詩篇中缺位？不明就里者往往將原因歸結于“四渡赤水”提法滯后上，但歷史的真相并非如此。梳理分析相關史實后，我們認為：即便“四渡赤水”相關提法在創作《七律·長征》時已經存在，毛澤東依然不會在詩中予以表述；四渡赤水未入《七律·長征》的根本原因，是毛澤東作為詩人政治家基于時局權衡研判和立足革命事業需要而作出的智慧抉擇。

一、術語滯后：四渡赤水未入《七律·長征》之表象溯源

《七律·長征》創作于1935年10月長征臨近結束時，旋即在紅軍內部流傳，1936年毛澤東書贈斯諾，開始產生國際影響。而“四渡赤水”作為完整軍事術語，遲至20世紀60年代才逐漸定型。這一客觀史實，一度成為“提法滯后說”的根本支撐。要檢驗“提法滯后說”是否合理，須先追溯四渡赤水從行動到術語的完整演化過程。“四渡赤水”術語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

◆《七律·長征》

分次敘述階段。檢視四渡赤水系列軍事行動期間及此后十余年的核心文獻，均未見“四渡赤水”這一表述。毛澤東于1936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雖深刻總結了包括四渡赤水在內的整個運動戰原則，但并未將其作為獨立戰例命名。陳云1935年秋撰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雖詳細描述了轉戰黔北的經歷，但通篇未見相關術語。紅軍抵達陜北后編纂的《紅軍長征記》（初名《二萬五千里》），其中對赤水河流域的戰斗記述，均采用分次敘述的方式。同時期紅軍大學編寫的《中國工農紅軍簡史》等軍史教材，也遵循此敘事模式。直至新中國成立初期，各類回憶錄與地方史資料匯編在提及這段歷史時，依然沿用舊例，表明“四渡赤水”表述在20世紀50年代尚未定型。

過渡提法階段。在“四渡赤水”定型前，曾出現過試圖概括該軍事行動特征的過渡性提法，其中以“四進四退”最具代表性。1935年10月15日，陳云在向共產國際匯報時指出：“……這便是我們在黔北地區四進四退的原因……”。無獨有偶，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也采用了相似表述：紅軍在黔北“不得不四進四退”。此提法形象地勾勒出紅軍為調動敵軍而進行的大范圍機動，抓住了運動戰的重要特征，但未能簡潔有力地概括出整個軍事行動的核心地理特征與連續作戰過程。這一表述在長征結束后的十余年間仍有一定影響，成為從分次敘述走向術語定型的中間環節。它反映了親歷者對四次渡河之間內在聯系的初步把握。

◆《星火燎原》精選本。

術語定型階段。1956年，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起“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征文”活動，催生了《星火燎原》。其中，劉伯承的《回顧長征》、張愛萍的《從遵義到大渡河》等文，均提及“四渡赤水河”。然而，聯系上下文分析，這里的“四渡赤水河”更傾向于指代“第四次渡過赤水河”這一具體行動。關鍵的轉折點在1960年6月遵義會議紀念館編寫的《紅軍長征在貴州》出版，書中專設“四渡赤水河，再占遵義城”章節。從語義與內容判斷，此處的“四渡赤水河”已明確指向四次渡河作戰的整體，具備了術語雛形。同年8月，戴鏡元著《長征回憶——從中央蘇區到陜北革命根據地》出版，其第四章標題直接為“四渡赤水，二占遵義”，內文多次使用“我軍四渡赤水期間”的表述。這被認為是目前可考的最早將“四渡赤水”作為完整軍事行動名稱使用的公開出版文獻。此后，隨著這些權威軍史黨史著作的廣泛傳播及相關研究的深化細化，“四渡赤水”迅速固化，成為標準表述。學界普遍認為，毛澤東亦是在閱讀這些后期史料后才接受并使用這一概念的。

“四渡赤水”定型比《七律·長征》創作晚了四分之一世紀。但僅憑時間差便斷定詩中未寫該軍事行動是因為當時尚無此說法，顯然不夠。

二、謀篇取舍：四渡赤水未入《七律·長征》之主觀抉擇

將四渡赤水未入《七律·長征》簡單歸因為提法滯后，既掩蓋了歷史敘事的深層邏輯，更低估了毛澤東兼具詩人才情與政治家遠見的敘事智慧。

根據毛澤東創作風格研判，如果革命事業確有需要，他必然會在《七律·長征》中創造反映四渡赤水宏大場景的詞句。毛澤東是語言運用大師，為了深刻反映重大歷史場景，他常常不拘一格創造新詞匯，賦予其新內涵。早在1931年春創作《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時，反“圍剿”這一軍事概念尚未正式定型，他便在該詞中直接使用，成為這一術語的早期提出者。在1935年紅軍長征途中創作《念奴嬌·昆侖》時，為描繪昆侖山的雄偉氣勢和隱喻革命力量磅礴氣勢，他將古詞“橫空”與“出世”首次組合，形成新詞“橫空出世”。在中共七大會議閉幕式的講話中，他借寓言故事《愚公移山》，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形象地比喻為壓在人民頭上的“兩座大山”。據此推斷，如果毛澤東在創作《七律·長征》時，決意將四渡赤水這一宏大敘事寫入其中，他自然會創造出諸如“赤水四渡”“赤水往復”“赤水行動”等凝練性詞語予以反映。

◆毛澤東

《七律·長征》對遵義會議后的軍事行動予以差異式地呈現，這種不合常理敘事背后必然另有深層原因。《七律·長征》并不排斥具體歷史敘事，而且對四渡赤水之后的三次軍事行動均予以濃墨重彩反映，“金沙水拍云崖暖”指向巧渡金沙江，“大渡橋橫鐵索寒”直指飛奪瀘定橋，“更喜岷山千里雪”則是翻越最后一座大雪山的寫照。詩人以此三個點位完成了從艱難走向勝利的敘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巧渡金沙江與飛奪瀘定橋均發生于四渡赤水之后不久，無論從作戰規模、行動區域、時間跨度、戰術復雜程度還是戰斗頻次等多方面來看，四渡赤水都遠超這兩次行動。若毛澤東有意以微觀意象反映這一時期，他完全可以在詩中嵌入“赤水”“黔北”“川南”“桐梓”“遵義”等代表性地名。然而，他偏偏避開了規模更大、進程更曲折的有關四渡赤水的地點，轉而聚焦其后兩個相對局部的渡江奪橋事件。至此可知，即使是從微觀層面而言，《七律·長征》在應該“有所為”之處仍然采取了“有所不為”的態度。這些“反常”之舉，顯然另有其因。

◆《憶秦娥·婁山關》

《憶秦娥·婁山關》的創作與1960年“得意之筆”之說，更加從反面印證了毛澤東當時未提“四渡赤水”是刻意而為。1935年2月，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攻克婁山關后，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憶秦娥·婁山關》。這首詞展現了紅軍在千難萬險中堅定前行的革命意志，同時也深刻折射出他在指揮赤水河軍事行動中的戰略思考與情感體驗的歷程。值得一提的是，這是毛澤東唯一一首直接反映四渡赤水的作品，也是他全部八首長征詩詞中唯一描寫具體戰斗場景的篇章。如果說該詞表達了他當時對這一軍事行動的真實內在情感，那么1960年的那場談話則公開表明了他多年之后仍對四渡赤水“念念不忘”。當年，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盛贊毛澤東對三大戰役的指揮藝術，毛澤東卻出人意料地糾正道：“我的得意之筆是四渡赤水。”這兩件事前后呼應，充分說明毛澤東對四渡赤水可謂“情真意切”。他之所以在《七律·長征》中只字不提，并非遺忘或輕視，而是基于更高層面的政治考量而作出的“割愛”。

作為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指揮的經典之戰，四渡赤水未入《七律·長征》絕非偶然疏漏，而是其站位遠高于詩歌主題、情感表達與戰略敘事層面深思熟慮后的刻意而為。

三、時局研判：四渡赤水未入《七律·長征》之政治考量

作為非凡的政治家，毛澤東的詩詞飽含鮮明政治訴求。在1935年10月那個特定歷史時刻，他迫切需要通過《七律·長征》進行一次重要的政治宣示。在艱難思考權衡后，他毅然舍棄“四渡赤水”相關敘事。這背后至少蘊含著三個層層遞進、相互關聯的政治考量。

規避內部爭議以鞏固初步確立的政治權威。1935年1月遵義會議，毛澤東重新進入中央領導核心，但此時他的權威并非絕對和鞏固，會議只是“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其分工僅被確定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是源于周恩來等人的不斷支持信任，以及在后續歷次戰爭實踐中逐步確立和持續強化而來的。四渡赤水正是這一過程的“試金石”。在此期間，部隊在黔北川南頻繁機動，行軍艱苦，部分指戰員對毛澤東“忽東忽西”的戰術不理解，產生了疲憊和埋怨情緒。林彪曾在會理會議前提出“走弓背路”的質疑，他在給中央的信中寫道：“我們走的盡是弓背路，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應該走弓弦，走捷徑。”（《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第455頁）彭德懷在自述中也提到：“當時部隊確實很疲勞，大家對來回渡赤水有些議論。”（《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年，第198頁）林彪的抱怨和彭德懷的反映，正是這種內部分歧的集中體現。站在事后諸葛亮的角度，四渡赤水堪稱“軍事奇跡”，但身處當時的層層迷霧之中，它更像是充滿一定爭議和不確定性的軍事“冒險”行動。將這樣一個在過程中存在一定異議的戰事寫進旨在弘揚勝利主旋律的詩篇，會在傳播中反復提醒人們那段存在分歧的歲月，從而削弱毛澤東剛剛建立起來的軍事權威和政治威信。

因此，毛澤東選擇“戰略性遺忘”，不去凸顯過程伴隨內部一定雜音的四渡赤水戰事，而是選取了更具共識、苦難屬性更純粹、象征意義更明確的“五嶺”“烏蒙”“金沙”“大渡”“岷山”這些意象。通過這種選擇，毛澤東將長征塑造為一個團結向前、克服萬難、走向勝利的凱歌，有力地鞏固了他在遵義會議后初立的、仍需強化的領導權威。

淡化個人功績以塑造集體領導的良好形象。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強調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尤其在經歷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其個人專斷給革命帶來巨大損失后，黨內對突出個人、個人英雄主義抱有高度警惕。毛澤東本人也是依靠“集體領導”這一組織原則重返領導崗位的。如果在詩篇中濃墨重彩描繪最能體現其個人軍事謀略的四渡赤水，固然能彰顯其卓越才能，但卻與當時需要大力弘揚的“集體領導”原則產生微妙沖擊破壞。《七律·長征》的通篇主語是“紅軍”。“紅軍不怕遠征難”“三軍過后盡開顏”，所有的壯舉、所有的艱辛、所有的成功，都歸屬于“紅軍”這個集體。它傳遞的信息是：長征的勝利，是黨的集體領導的勝利，是紅軍指戰員共同奮斗的勝利，是人民軍隊性質的勝利，而非僅僅是某個軍事天才的勝利。

◆電影《四渡赤水》海報。

毛澤東自青年時代起，就始終秉持“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哲學觀點和政治理念。他將四渡赤水的功績“隱藏”在“萬水千山只等閑”的宏大敘事中，正是這一歷史觀在詩歌創作中的自覺實踐。他主動削弱個人色彩，強化集體形象，使得《七律·長征》成為宣傳“人民史觀”和“集體英雄主義”的典范文本。這種選擇，極大地增強了其政治領導的合法性，為他后來成為全黨全軍公認的領袖，奠定了更為堅實和無可指責的政治與道德基礎。

聚焦總體目標以服務開創未來的戰略任務。毛澤東的視野絕不止于總結過去，他更著眼于規劃未來。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雖抵達吳起鎮，但長征在嚴格意義上并未完全結束，紅二、四方面軍仍在途中，國民黨的追堵依然存在，整個隊伍的生存危機遠未解除，尤其是黨和紅軍還面臨著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匯集整合各路紅軍、開創抗日新局面等一系列更為艱巨戰略任務。此時，毛澤東迫切需要一個在思想意識層面“承前啟后”的鮮明昭示，為過去“定性”，為未來“定向”。毛澤東在創作《七律·長征》中，要塑造和表達的是一個戰略性的、前后貫通的宏大場景：一條勢不可擋的、自東南向西北綿延不斷的、馳而不息奔涌抗日救亡前線的鋼鐵洪流。“五嶺”“烏蒙”“金沙”“大渡”“岷山”在時空上恰好十分連貫地勾勒出了這條主動脈。

◆油畫《渡過赤水河》（王鐵牛作）。

《七律·長征》作為對全國人民乃至國際社會的宣言，它需要傳遞一個清晰有力、充滿希望的政治信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一支歷經千辛萬苦、百煉成鋼的正義之師，是一支目標明確、意志堅定的抗日力量。“騰細浪”“走泥丸”“云崖暖”“鐵索寒”“更喜”“開顏”這些充滿革命樂觀主義和英雄氣概的意象，則能最有效地塑造紅軍的正面形象和長征的偉大勝利。

《七律·長征》未寫四渡赤水，體現出毛澤東高超的政治智慧。詩作以文學服務大局、筆墨服從戰略，終成千古名篇。

綜上，四渡赤水沒有寫進《七律·長征》，絕非歷史的偶然或術語滯后局限，而是毛澤東作為偉大政治家深謀遠慮后的主動抉擇。毛澤東通過舍棄“四渡赤水”這一“不寫之寫”，讓長征精神實現了更高維度的彰顯。這種文字“缺場”與精神“在場”的敘事智慧，也是毛澤東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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