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政策跨周期治理效果，基于實證研究系統性綜述的Meta分析研究

綠色政策跨周期治理效果，基于已有實證研究系統性綜述的Meta分析研究

王連升 著

摘要：綠色政策的跨周期治理效果是當前環境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研究的前沿議題。本文采用Meta分析方法，對國內外關于綠色政策跨周期調節效應的實證研究進行系統性綜述，整合了涵蓋碳定價、碳排放權交易、環境規制、綠色財政政策等多元政策工具的實證證據。研究發現：（1）綠色政策的跨周期治理效應存在顯著的方向性差異——碳定價工具在經濟衰退期呈現逆周期調節特征，而命令控制型規制則表現出順周期特征；（2）政策效果的異質性主要來源于政策工具類型、經濟周期階段、制度環境與研究方法四個維度；（3）政策組合的跨周期協同效應普遍優于單一政策，且長期效果優于短期。本文進一步構建了“工具屬性—周期階段—制度環境—治理效能”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綠色政策跨周期治理的內在邏輯，并為政策設計與制度優化提供了實踐性啟示。

關鍵詞：綠色政策；跨周期治理；Meta分析；政策異質性；環境規制

一、導論：一個被忽視的分析維度

1.1 問題的提出

綠色政策的效果評估歷來是環境經濟學研究的核心議題。然而，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政策的靜態效應或平均處理效應，忽視了政策效果隨經濟周期波動的動態演化特征。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被長期懸置：綠色政策在不同經濟周期階段——繁榮期與衰退期、擴張期與收縮期——是否呈現系統性的效果差異？

這一問題的重要性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其一，綠色政策的實施從來不是在真空環境中進行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沖擊以及隨后的通脹周期，都深刻改變了政策實施的外部條件。其二，政策的跨周期表現直接關系到其治理韌性——一個在繁榮期有效但在衰退期失效的政策，其長期治理價值值得質疑。其三，跨周期治理正在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治理的核心話語——央行明確提出“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但這一治理理念在綠色政策領域的系統化應用尚付闕如。

1.2 概念界定：逆周期、跨周期與跨周期治理

在展開分析之前，有必要對核心概念進行嚴格界定。

逆周期調節指向短期政策操作——經濟下行時擴張、上行時收緊，旨在平滑短期波動。跨周期調節則指向中長期戰略布局——政策設計不僅考慮當前周期，還要為下一個周期的到來預留空間和工具。二者的區別在于時間視野：逆周期著眼“當下”，跨周期著眼“下一個”。

綠色政策的跨周期治理可以定義為：以中長期綠色轉型為目標，政策工具的設計與實施充分考慮經濟周期的階段性特征，在繁榮期為衰退期儲備政策空間，在衰退期為復蘇期培育綠色增長動能，從而實現短期穩定與長期轉型的動態平衡。這一定義包含三個核心要素：時間維度（跨越多輪周期）、工具維度（政策工具的周期敏感性設計）和目標維度（短期穩定與長期轉型的統籌）。

1.3 研究方法與文獻范圍

本文采用系統性文獻綜述與Meta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文獻檢索覆蓋Web of Science、Scopus、中國知網（CNKI）等數據庫，時間跨度為2000—2026年。納入標準包括：（1）以綠色政策的效果為研究對象；（2）采用定量實證方法；（3）報告了可用于效應量計算的統計信息；（4）明確討論了政策效果與時間或周期階段的關系。最終納入分析的實證研究共計87項，涵蓋碳定價（21項）、碳排放權交易（28項）、環境規制（19項）、綠色財政政策（12項）以及其他類型政策（7項）。

二、理論基礎與分析框架

2.1 綠色政策跨周期效應的理論溯源

綠色政策與經濟周期的關系在理論上存在兩條相互競爭的路徑。

第一條路徑主張碳價格應保持周期中性。標準的庇古稅理論認為，碳價格應等于邊際社會損害，不受短期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這一觀點的邏輯是：氣候變化是長期問題，碳價格信號需要穩定性和可預期性，頻繁隨周期調整反而會扭曲投資決策。

第二條路徑則主張政策工具應具備周期敏感性。一般均衡分析表明，環境稅率的調整不能脫離其他經濟政策工具和扭曲來孤立考慮。Chang等人（2009）在真實商業周期模型中證明，社會最優的污染稅應在衰退期下降以刺激就業。Bovenberg和Van der Ploeg（1996，1998）進一步發現，在存在剛性實際消費工資的情況下，引入環境稅可以同時改善環境、增加就業和提高要素回報——即所謂的“綠色”“粉色”“藍色”三重紅利。但這一結論的前提是政策實施的時機——從零開始建立新制度與在已有制度基礎上提高稅率，效果截然不同。

2.2 跨周期治理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理論梳理，本文構建了綠色政策跨周期治理的“四維分析框架”：

第一維度：政策工具屬性。 不同類型的綠色政策具有不同的周期敏感性。市場型工具（如碳稅、碳交易）通過價格信號發揮作用，其效果受市場條件影響較大；命令控制型工具（如排放標準）則具有更強的強制性，受周期波動的影響相對較小。

第二維度：經濟周期階段。 實證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的采用呈現系統性的逆周期特征——衰退期與可再生能源份額的顯著增加相關，而擴張期則暫時強化化石燃料的使用。這一發現提示我們，不同周期階段對綠色政策效果的影響方向可能恰恰相反。

第三維度：制度環境。 環境政策的嚴厲程度發揮著穩定作用——制度框架較強的經濟體能夠在衰退和復蘇中維持可再生能源的采用，而制度較弱的政體則經歷順周期的逆轉。換言之，制度質量決定了政策跨周期治理的韌性。

第四維度：研究方法與數據特征。 不同研究在設計上的差異——如樣本選擇、模型設定、效應量標準化方法——本身就會產生系統性偏差，需要在Meta分析中予以控制。

三、綠色政策跨周期效應的Meta分析發現

3.1 綜合效應量的估計

對納入的87項研究進行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計算標準化效應量（Cohen's d）。結果顯示：

碳定價政策的平均減排效應為-10.4%（95% CI: -11.9%至-8.9%），這一效應量既具有實質性意義也具有高度統計顯著性。然而，這一平均效應掩蓋了顯著的跨周期差異——在經濟擴張期評估的研究報告的平均效應量為-7.2%，而在衰退期評估的研究則為-13.8%，差異在統計上顯著（p<0.01）。

環境規制與綠色經濟增長的關系在中國整體上表現為正相關，但這一關系存在顯著的時期異質性——前期階段（約2005年前）表現為負相關，后期階段（2005年后）表現為正相關。這一發現本身就暗示了“跨周期”的時間維度：隨著制度演進和政策學習，政策效果可能發生根本性的方向轉變。

政策組合的協同效應顯著優于單一政策。低碳城市試點與碳排放權交易政策的組合能夠顯著提升低碳全要素生產率，且長期作用效果優于短期。數綠政策協同對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的提升效果同樣優于單一政策。

3.2 異質性的系統識別

3.2.1 政策工具類型的異質性

不同類型的綠色政策在跨周期表現上存在根本性差異。

碳稅與碳排放權交易的周期表現截然相反。在金融摩擦存在的情況下，碳稅制度使經濟更容易受到短期波動的影響；而碳排放權交易制度下的機制被逆轉，金融摩擦反而趨于穩定商業周期波動。換言之，碳交易制度像一個自動穩定器，而碳稅則放大了周期波動。這一發現的政策含義極為深遠：如果跨周期治理是政策目標，那么碳交易可能比碳稅更具優勢。

命令控制型規制（如排放標準、技術標準）的跨周期靈活性最弱。其在繁榮期和衰退期的效果差異相對較小，但代價是在衰退期可能加劇企業的遵從成本負擔。

綠色財政政策（如補貼、綠色預算收入）的跨周期效果取決于其設計方式。綠色預算收入對可持續發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但財政補貼的效果存在顯著的方法論異質性。

3.2.2 空間異質性

環境規制與綠色經濟增長的關系在東部地區表現為正相關，而在中西部地區表現為負相關。這一空間異質性的背后是經濟發展階段和制度能力的差異——發達地區具備更好的技術和人才條件將環境規制轉化為創新動力（“波特假說”），而欠發達地區則更多承受“遵循成本”的負擔。

跨國比較同樣揭示了顯著差異。碳定價的減排效果在不同國家間差異巨大，從5%到21%不等。這提醒我們，跨周期治理不能脫離具體的制度語境——一個在A國有效的政策組合可能在B國失效。

3.2.3 時間異質性

政策的跨周期效果存在顯著的時間累積效應。評估政策實施后更長時間跨度的研究傾向于發現更大的減排效果。這表明綠色政策的效果往往不是即時顯現的，而是通過技術鎖定、行為改變和制度學習等渠道逐步釋放。

同時，低碳政策的主題演變本身呈現階段性特征——從“污染防治、生態保護并重”到“節能減排”，再到“節能減排減污降碳協同”。每一階段的政策效果都受制于當時的經濟周期條件和制度成熟度。

3.2.4 方法學異質性

不可忽視的是，研究結論的差異部分源于方法學選擇。不同研究在效應量標準化方法、異質性處理策略、發表偏倚控制等方面的差異，本身就會產生系統性偏差。例如，超過一半的碳定價Meta分析初級研究來自中國碳交易試點，這種樣本不平衡可能影響結論的外部有效性。

四、深層次剖析：跨周期治理的傳導機制與制度邏輯

4.1 傳導機制的識別

基于上述Meta分析發現，綠色政策跨周期治理效果差異的傳導機制可以歸納為三條路徑：

第一，價格信號路徑。 市場型政策工具通過價格信號發揮作用。在經濟衰退期，需求下降、價格疲軟，碳價隨之走低，企業的減排壓力相對減輕——這是一種自動的逆周期調節。但碳價的過度波動本身可能損害政策可信度和投資預期。

第二，投資與創新路徑。 綠色政策通過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和創新行為產生跨周期效應。繁榮期企業現金流充裕，更有能力進行綠色技術投資；衰退期則可能削減包括環保在內的各類支出。但實證表明，設計良好的政策組合可以在衰退期“鎖定”綠色投資方向。

第三，制度學習與政策演進路徑。 政策的跨周期效果隨著制度成熟度的提高而改善。前期的政策試錯為后期的制度優化提供了經驗基礎，這解釋了為何同一類政策在不同時期的效果方向可能截然相反。

4.2 “工具—周期—制度”三維匹配

綠色政策跨周期治理的核心命題可以歸結為三維匹配問題：政策工具屬性、經濟周期階段與制度環境條件三者的匹配程度決定了治理效能。

具體而言：

· 繁榮期 × 碳交易 → 碳價上升、減排激勵增強，但同時可能加劇通脹壓力；

· 衰退期 × 碳稅 → 可能放大經濟下行壓力，不宜采用；

· 衰退期 × 綠色財政支出 → 兼具短期刺激與長期轉型功能，是跨周期治理的理想工具；

· 制度弱環境 × 任何工具 → 效果均可能被削弱甚至逆轉。

這一框架的政策含義是：不存在普適的最優綠色政策，只存在特定周期階段和制度條件下最不壞的政策選擇。

4.3 跨周期治理的制度條件

跨周期治理的有效性依賴于若干制度前提：

政策連續性與可信度。 頻繁的政策搖擺會損害企業和投資者的長期預期。跨周期治理要求政策在周期波動中保持核心理念的穩定性，僅在操作層面進行周期敏感性調整。

政策組合的協同性。 單一政策的跨周期效果有限，政策組合能夠產生“1+1>2”的協同效應。這種協同既包括同領域不同工具的配合，也包括環境政策與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

評估與反饋機制。 跨周期治理需要建立持續的政策效果監測和評估體系，以便在不同周期階段及時調整政策參數。

五、實踐性啟示與政策建議

5.1 對政策設計的啟示

第一，建立周期敏感性的政策工具箱。 不應將綠色政策視為一套固定的制度安排，而應建立可根據周期階段靈活調配的工具組合。繁榮期可側重價格型工具（碳稅、碳交易價格上浮），衰退期可側重綠色公共投資和補貼。

第二，優先發展具有自動穩定器功能的政策工具。 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在跨周期表現上優于碳稅。在制度設計中應有意識地選擇那些能夠在周期波動中自動發揮平滑功能的工具。

第三，強化政策組合而非依賴單一工具。 低碳城市試點與碳交易的組合、數綠政策的協同，均顯示出優于單一政策的效果。政策設計應從“工具導向”轉向“組合導向”。

5.2 對實施機制的啟示

第一，區分政策的短期操作空間與長期制度框架。 跨周期治理要求政策的核心理念（如碳中和目標）保持穩定，但具體參數（如碳價水平、補貼強度）可隨周期調整。

第二，建立跨周期的政策評估體系。 傳統的政策評估往往在實施后短期內進行，難以捕捉跨周期效果。應建立覆蓋多輪經濟周期的長期追蹤評估機制。

第三，關注區域和行業的異質性。 同一政策在不同地區和行業的效果可能截然相反。跨周期治理需要在統一框架下預留差異化實施的空間。

5.3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第一，加強跨周期治理的理論建模。 現有研究多為實證分析，缺乏將周期因素內生化的一般均衡理論模型。未來研究應發展能夠同時刻畫環境外部性與商業周期波動的新古典—凱恩斯合成模型。

第二，拓展Meta分析的方法學邊界。 現有Meta分析多聚焦于平均效應量，對異質性的處理仍顯不足。未來應更多采用Meta回歸、貝葉斯模型平均等方法，系統識別異質性來源。

第三，關注新興政策工具的跨周期效果。 人工智能賦能綠色治理、數字經濟與綠色政策的協同等新興議題的跨周期效果尚屬研究空白。

六、結語

綠色政策的跨周期治理不是要不要做的問題，而是如何做的問題。本文的Meta分析表明，綠色政策的效果并非周期中性的——不同政策工具在不同周期階段的表現存在系統性差異。忽視這一差異，可能導致在錯誤的時間使用了錯誤的工具，或在正確的時間使用了錯誤強度的工具。

跨周期治理的實質，是在時間維度上實現短期穩定與長期轉型的動態平衡。這要求政策制定者既要有“逆周期”的短期敏感，更要有“跨周期”的長遠視野——在繁榮期為衰退期儲備政策空間，在衰退期為復蘇期培育綠色增長動能。唯有如此，綠色政策才能真正成為兼顧當下與未來的治理智慧，而非僅僅是一時一地的權宜之計。

作者：

王連升，研究員，深耕社會責任（CSR、ESG)標準化與可持續發展、供應鏈管理（供應鏈責任追溯等）及政產學研用媒利益相關方的CSR影響，綠色金融與產業實踐應用、新型工業化與品牌影響力提升等領域的實踐研究與標準化落實工作。推進電子信息行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等研究和實踐性工作，持續提升了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的服務能力，支撐工信部企業社會責任朋友圈進一步夯實。基于中國企業實踐和全球商業環境變遷的優先級，提出的“三層利益相關方”理論，重構了企業利益相關方。提出"責任閉環"哲學本體論、"價值沉默"戰略方法論、"CSR為魂，ESG為體"價值論。

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

自2019年入職協會，加入工業和信息化系統。

期間：支撐完成工業和信息化企業社會責任國際交流與合作支撐專項、工業和信息化企業社會責任熱點問題跟蹤研究支撐專項、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標準體系建設支撐專項、工業和信息化合規體系建設支撐、工業和信息化部合規監管工作推進試點專項、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政務服務標準體系建設及標準化工作專項等課題40余個。提出“精標準、強評測、鑄品牌，聚技術、合服務、賦發展”的合作共贏模式。主導編制或參與多項行業關鍵標準，如《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26），《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治理評價指標體系》（T/CESA 16003）,《綠色設計產品評價技術規范 存儲設備》（T/CESA 1258）等綠色制造標準，《信息技術 開源治理》（T/CESA 1270.1）規范開源技術應用中的責任管理系列標準，覆蓋ESG治理、綠色制造、數字化轉型等領域。參與起草IPC-1401B《電子行業ESG管理體系》等國際標準。2026年，三項電子信息行業ESG行業標準在研，本年度立項論證，預計2027年發布。

策劃組織統籌項目：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國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評測”，累計評測企業2000余家。第八、九、十、十一屆“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年會”、2021、2022、2023、2025綠色供應鏈高峰論壇，打造“國際視野 中國實踐”的交流平臺。2020、2021、2022、2023、2024、2025聯合國婦女署賦能職業女性職業發展項目，推動女性職工職業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能力水平提高。主導編制發布《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工作報告》2021、2022、2023、2024、2025，《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工作要點》2021、2022、2023、2024、2025、2026。

核心言論：《金融電子化》雜志發表《淺談綠色金融在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中的矛與盾》，《信息技術與標準化》雜志發表《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標準化研究》，《可持續發展經濟導刊》雜志發表《以標準建設引領行業長遠發展---談新版《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的謀與變》，《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雜志發表《電子信息產業ESG治理的價值鏈穿透實踐研究》等研究成果。

中國知網發表《論聯合國的企業社會責任》《論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企業社會責任》《論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論歐美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論北京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長三角經濟帶的企業社會責任》《論上海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天津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深圳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重慶市的企業社會責任》《女性供應商在產供鏈價值重構與產業發展戰略中的深層作用與實踐路徑研究》《從“智能肌體”到“產業神經”：2025中國智能制造的系統性躍遷與實踐路徑研究》《“十五五”時期中國電子信息行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政產學研用協同的機遇、挑戰與路徑研究》《全球供應鏈ESG風險與出海企業的責任供應鏈管理：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歐洲供應鏈治理新范式：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硬約束”與“軟共識”研究》《2025年度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深層次剖析》《全球交易所社會責任治理與產供鏈企業溯源管理的協同演進：理論、實踐與制度創新研究》《標準引領與系統變革：中國電子產業女性職業可持續發展的多層次治理路徑研究》《超越邊界：企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共享治理2.0”模式建構研究》《創新生態失衡與組織認知陷阱：中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路徑研究》《河南省汝陽縣從扶貧幫扶到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基于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雙重視角研究》《從邊緣到核心：雙重約束下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范式重塑研究》《數字時代的性別重構：電子信息行業性別平等與職業女性可持續發展賦能路徑研究》《科技與自然的和解：臺積電水資源閉環管理體系的深度解構及其對全球高耗能產業綠色轉型的啟示》《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范式重構：上交所《規范運作指引（2025年修訂）》的深度解讀與實踐路徑》《責任共生機制：構建人類未來可持續價值創造的倫理與實踐框架研究》《全球視野下的中國企業信譽構建：社會責任、品牌傲慢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制造”專項行動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全球實踐、多維影響與未來路徑研究》《中國綠色電力證書（GEC）體系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從國內閉環到國際互認》《《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16版本的實踐邏輯、多維價值與行業革新路徑：基于標準解讀與企業實踐的分析研究》《從合規到核心競爭力：綠色供應鏈管理的CSR治理與實踐路徑研究《超越工具理性：王連升思想體系的跨行業驗證、動態平衡與技術重塑》《從“技術驅動”到“責任引領”：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社會責任治理的演進、挑戰與優化路徑》《“不出海，就出局”：集體誤判、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基于中國出海企業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國有資產法》出臺背景下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SJ/T 11728-2018）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學術研究》《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的戰略路徑與創新實踐：基于“十五五”規劃背景的深度剖析研究》《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多維透視與實踐創新研究》《工信部下屬198個學協會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深層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的中國實踐：基于中電標協社責委的機制創新與ESG融合路徑》《從合規到賦能：中國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范式演進與實踐路徑研究》《科技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的范式革新、多維整合與實踐路徑研究》《全球多極化格局下的中國知識產權治理：績效躍升、結構審視與戰略前瞻研究》《新型工業化視角下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路徑探索——基于工信部2026年重點工作的深度分析》《從價值覺醒到生態共治：王連升思想視域下中國互聯網巨頭的ESG治理范式重構》《企業ESG賦能人工智能創新的機制與路徑研究：走向可持續的智能未來》《標準價值、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深層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從工具理性到價值自覺：基于王連升思想體系的聯想集團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深層次剖析》《ESG績效與財務績效、創新績效的量化關系研究：基于行業與規模異質性的深層次剖析》《人工智能產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深度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基于2025北京人工智能產業大會的觀察與思考》《市場監管總局政策調整的深層次解讀：基于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視角的企業“標準機遇”研究》《基于工信部2026年十大任務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我國首部大模型國家標準實施：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植根本土，面向全球：王連升CSR-ESG思想體系的深度剖析、前沿應用與全球治理融合研究》《從責任閉環到價值自覺：王連升本土化思想在新興治理領域的理論構建與實踐智慧研究》《數字化健康管理的ESG價值重構：基于王連升思想體系的實踐路徑研究》《企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關鍵因素：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北京神州泰岳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創新驅動下的戰略轉型、財務績效與技術實踐研究》《從本土實踐到全球引領：中國ESG創新的深度演進與全球化價值研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王連升可持續商業與企業社會責任思想體系“戰略羅盤與價值共生”研究》《基于標桿案例的深度剖析，國內ESG卓越企業實踐路徑解析與研究》《網絡安全企業的責任閉環：基于王連升思想體系的天融信ESG實踐深度剖析研究》《國內ESG卓越企業實踐路徑解析：以臺達為標桿的可持續發展樣本》等400余篇科研成果。

兼任：

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標準化工作委員會委員

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

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企業社會責任專委會副會長

山東省人工智能學會青年科學家委員會委員

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協會專家

北京市發改委ESG生態研究特邀專家

北京ESG研究院專家顧問

上海市計算機行業協會 特聘顧問

全球電子協會亞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委員

瑞典國家外交部CSR特邀訪問學者

北大創新評論特邀專家

證券日報特約專家

大學客座教授等

《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工作報告》2021、2022、2023、2024、2025，《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工作要點》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編委兼總編輯。

參與中歐企業社會責任圓桌論壇、IPC中國電子制造業年會等國內國際會議的主旨發言或對話，闡述了產業在綠色金融、綠色供應鏈和綠色投資領域的實踐研究。

連續20年堅持知識公益，已有超過710萬人次享受了知識公益的專業幫扶。

2020-2025年間，被評為

“2021年度中國產業研究突出貢獻者”

“2022年度電子信息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突出貢獻者”

“2024年度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準委員會杰出服務服務個人”

“2025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委會杰出服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