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地追償戶外救援費用，“光盒飯就吃了十萬塊錢”

2026年5月中旬的一個上午，小劉身穿紅馬甲，站在深圳大鵬鵝公村的登山口前，向每位登山者遞上安全提示卡。就在一周前，他和一位女伴被困在附近山野的未開發區域中，多個部門展開一場四個小時“海陸空”立體救援，最后用搭載紅外設備的無人機確定了他們的位置。

這被視為國內又一起以公益服務代償救援費用的案例。但鮮有人知的是，救援小劉和女伴的過程中，為了靠近礁石區域，租用了民間船只，租金兩千多元。小劉獲救后，工作人員希望他們能承擔這部分費用，可小劉實在囊中羞澀。

小劉說自己剛來深圳務工，還沒找到住處，行李都寄存在火車站，他是在火車上臨時決定到大鵬新區爬山，同行女伴甚至穿著一雙拖鞋。關于船只租金的溝通持續到后半夜，小劉只能承擔幾百元的費用，最后商定其余部分以擔任三天志愿者作為“公益代償”。

這件事幾乎集齊了當下戶外遇險的所有爭議元素：一次準備倉促的出游，一場頗費周章的救援，以及一筆難以追償的費用。

小劉以志愿服務的方式進行公益代償

為追償制定費用標準

在小劉擔任志愿者一個月后，一份《戶外登山涉險及追償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出現在深圳大鵬新區管委會的網站上。其中明確，旅行者違規進入未開發、未開放區域遇險，相關救援主體可以向他們追償費用。

在此之前，國內已有多個戶外遇險高發地區，出臺了類似的追償辦法，但多未明晰具體費用該如何計算。相比之下，深圳大鵬進一步明確了追償費用的標準，包括勞務、交通、食宿和裝備等方面。例如，勞務費按8小時計算單位工日，每工日180元；餐費參照深圳黨政機關差旅費標準據實計算，每天不超過100元；裝備費則參考相應的租賃價格。

大鵬新區應急管理局工作人員介紹，相關費用核算標準來自《廣東省災害事故應急救援補償辦法》，出臺于2024年，當時主要為災害事故的搶險救援提供保障。工作人員強調，此次公示的追償辦法，只針對參與救援的社會力量，暫不包括軍隊、武警、消防和其他事業單位隊伍，“這是考慮到政府隊伍的性質，畢竟有財政負擔工資”。

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大鵬新區依山傍海，近年來出現了多條熱門戶外線路。隨著到訪驢友的增多，遇險事件也隨之頻發。據大鵬新區應急管理局的數據，僅2025年，大鵬新區處置山地救援198宗，出動救援人員3465人次，安全救助412人。

前述應急管理局工作人員坦言，一次救援至少要四五個小時，有時一晚會出現三四起求助。長期以來，相同地區頻繁的重復救援，不僅耗費了大量的公共資源，也帶來了不小的財政負擔。2023年，為了找到一名70多歲的失聯者，大鵬新區曾投入1000多人次，持續搜尋了一個月。“光是救援隊伍的盒飯，就吃了十萬多塊錢。”

她透露，類似花銷大多由屬地政府負擔，其中也包括一些救援中租用設備的費用，“有些救援要租用企業的直升機，一個航時就是兩萬塊錢”。

深圳公益救援隊的隊長石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每年他們會接到三十起左右戶外求助，一些情況簡單的，靠電話指引就能脫困，但還有些現場救援要二三十人參與，油費餐費加起來就是幾千元，如果是持續十多天以上的搜救，花銷可能在幾萬元，這還不包括裝備的損耗。

目前，大鵬新區的追償辦法仍在征求意見階段，后續還會參考專家意見并進行聽證。工作人員表示，可以明確的是，追償僅針對違規進入未開發、未開放區域的旅游者，并且一定會遵循“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堅持先救援后追償原則。

獲救驢友向北京市昌平區捐贈救生衣

追償的依據在哪

大鵬新區追償辦法的上位法依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第八十二條，“旅游者接受相關組織或者機構的救助后，應當支付應由個人承擔的費用”。在大鵬新區應急管理局工作人員看來，追償辦法是對法條中“應當承擔”的費用，做出了“最窄范圍”的解讀，“已經是一個非常低的標準了”。

這也是很多地區嘗試救援追償時所引用的法條。2024年10月，江西百丈山為了救援5名失聯驢友，出動近千人搜救十余小時。事后應急管理部門組織省高院、省檢察院等多個部門會商，是否可以依據旅游法對獲救者追討費用。

當時有人提出，以火災為例，消防救援不收取費用，但如果是因個人過失導致火災，同樣要承擔其他的法律責任，甚至是刑責。會商最終還是否定了政府就公共救援向旅游者追償的可能性，僅把調動第三方力量、對第三方造成的損失等費用納入了追償范疇。

大鵬新區應急管理局工作人員透露，在編制這份追償辦法時，他們曾向深圳市司法局征詢意見。司法部門給出的建議，也是先以社會救援力量作為主體來實施追償。這是很多地區傾向的費用去向，2026年3月，北京市門頭溝區將首筆追償的1萬余元救援費用，交由藍天救援隊，用于采購裝備、補充物資。

石欣卻覺得，即使是民間力量，這筆錢也拿得有些“燙手”。首先是如何界定獲救者存在違規，一些自然保護區法律明確禁止入內，一些景區有自己的管理規章，介于這中間的大片未開發區域，是否有足夠的法律支撐不允許進入？而且民間救援隊成立的目的，是以專業的能力無償幫助受困者，“收獲救者的錢，總感覺有些違背初衷”。

對于該如何看待戶外救援的公益屬性，清華大學慈善研究院副院長賈西津的觀點是，不能將公益簡單等同于免費，“這不是誰都可以隨便分一塊的蛋糕”。

在賈西津看來，無論政府還是公益組織，救援時的花銷來自稅收或是捐贈，使用的都是公共資源。公共資源必須用于公共支出，比如針對自然災害的救援，“但如果為了某些人自己的過失承擔費用，則可能激勵更多人不對自己負責”。

對于戶外救援公益性以及收取費用的認知，存在著明顯分歧。2024年江西百丈山救援后，政府部門核算出十萬多元的費用，獲救驢友很難接受，雙方最后商定的追償數額是兩萬元。一名獲救者曾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他們雖然簽訂了《具結悔過書》，但這更像是與政府達成的一種默契，不是處罰，是對救援的感謝。

當下，大鵬新區在公示追償辦法的同時，已在救援中開始嘗試。在小劉之后，近日當地又完成了一筆5000元的救援追償，應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員透露，經過他們的解釋，獲救者很爽快地支付了這筆費用。

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就追償辦法的強制效力與上級部門有過溝通，在先行嘗試的前提下，不排除市一級條例也會增加救援追償的內容。在他們的設想中，政府部門主要在追償溝通中扮演一個“協調者”的角色，“目前追償僅針對社會力量，但如果沒有政府的介入支持，可能還是會有些難度”。

追償之外還能做什么

大鵬新區應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員表示，在今后的實踐中，仍會考慮獲救者的實際情況，將追償費用、捐贈物資和公益服務結合起來。追償費用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而是希望以此宣教警示，讓更多人重視戶外運動安全，減少此類險情的發生。

大鵬新區官網截圖

至少從小劉的案例中，他吸取了教訓，在等待救援看到無人時，他幾乎要哭出來了。“他一再表示，以后絕不會再這么魯莽上山了。”工作人員說。

針對小劉追償的“折中”處理不是孤例。2025年，北京市昌平區在完成兩起救援后，考慮到獲救者主動承擔責任，最終以他們捐贈280件救生衣作為追償，總價值約3萬元，而這兩起救援的總成本超過15萬元。

回看此前多起救援追償，最終的金額往往不能覆蓋全部救援成本。收錢、捐物，還是公益服務？一位基層應急部門工作人員坦言，如果站在他的立場上，還是傾向于收取費用，“這樣才能疼，才能長記性”。

在他看來，越來越多的戶外遇險，實在讓他們疲于應付。應急管理部門是事后處置部門，一些前瞻性的預防措施并不在他們的權責之內。

據國家體育總局的數據，截至2025年4月，我國戶外運動參與人數已經突破4億人。在某社交平臺上，徒步類筆記點擊量已經超過了160億。

大鵬新區此次公示的追償辦法中提到，鼓勵戶外活動參與者購買包含救援的保險。這與多位受訪專業人士的觀點相應和，在戶外人數激增的今天，這類保險產品已經有了存在的基礎。

石欣說，國內目前尚缺少專門的戶外救援險，以他在國外徒步的經歷，進入例如阿爾卑斯山這類區域，必須強制購買保險，“否則救援費用不菲，還可能動用直升機”。

中國戶外金犀牛獎最佳背包客得主、知名戶外博主張諾婭也提到，以她在美國、新西蘭等地徒步的見聞，一些地廣人稀的區域，包含直升機救援的保險應運而生，每年繳納十幾美元的費用后，按下通信器上的SOS按鈕，就能獲得免費的直升機援助，至多承擔一些油費。

在張諾婭看來，我國在高海拔登山、攀登、越野跑等項目上，已經與國外高度接軌。相比之下，戶外徒步的門檻低，很多人“自學成才”，反而忽略了借鑒國外的先進理念。

張諾婭說，在美國，戶外教育通常始于幼年。孩子們在暑期被送去學習搭帳篷這類戶外技巧，學習無痕山林原則，也學習“自己對自己負責”的戶外安全理念。

她經歷過一些知名海外徒步線路，以最小“侵入”自然的方式為徒步者提供支持，比如在山林中，用一個很簡單的油漆箭頭指明方向；在入口設立登記簿，供徒步者寫明進山人數和計劃的行程。還有些線路設立了“山屋”，提供最基本的住宿和水源。

并非沒有“禁入”區域，像是存在地質隱患的區域，以及出于生態涵養的目的。“可能為了保護一片苔蘚，有那么十平方米的面積就不讓人踩。”張諾婭說。

同樣也存在罰則，而且更加細致。除去擅闖“禁入區”，類似破壞樹木甚至是撿拾地上的木頭生火，被發現后都會罰款。張諾婭和同伴曾在黃石國家公園被罰款150美元，因為他們沒把吃剩下的食物放在專門的盒子里，氣味可能會吸引來黑熊。這背后的邏輯是，黑熊如果習慣了人類食物，可能會攻擊人類，導致它們被殺死。為了保護黑熊，要減少它們與人類的接觸。

石欣透露，2017年時，為了應對越來越多的戶外險情，深圳相關部門就曾考慮出臺類似的管理辦法。座談時，他提出的建議是，對熱門戶外線路實行分級管理，難度大的，要求一定戶外經驗才能進入，同時測算每條線路的承載量，嘗試預約制。

“還可以引入專業的向導，形成一定的商業價值。”石欣說，類似的規范舉措，不僅能減少戶外事故的發生，也許還會提供一種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將政府以及相關機構從疲于應付的救援中解放出來。“行政手段可以倡導督促，但一個社會問題，歸根到底還是要用社會化的方式解決。”

作者：劉汨

編輯：胡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