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孫玉良
觀察當今社會，年輕人不婚不育的越來越多，而進入婚姻與家庭的，離婚率呈上升趨勢，這更加劇了年輕人對婚姻的恐懼。當“愿得一人心”的傳統浪漫被納入精算模型，婚戀的風險系數正在肉眼可見地飆升。我認為：當下社會出現的“歧型三觀”——一種價值觀、婚戀觀與財富觀的扭曲雜交形態，正在將愛情從靈魂共鳴降維成赤裸裸的利益博弈與情緒對抗，婚姻與家庭解體時代或將到來。
我不知道這是社會的進步還是退步，當“物質錨點”取代情感內核，擇偶便不可避免地變成了資產負債表合并。在“歧型三觀”的框架下，當今的擇偶標準正在經歷極度的物化與量化。情感連接、性格互補等軟性指標，被房產位置、收入流水和原生家庭負擔等硬性指標所覆蓋。婚戀市場呈現出顯著的“避險化”特征，許多人擇偶的核心邏輯是尋找資產合伙人，而非生活伴侶。
這種認知投射到現實中，表現為一種極度審慎的“金融化”心態：彩禮被視為風險抵押金，房產證署名被視為股權分配。當婚姻被解構為一場有限責任公司的組建，愛情的美好追求便在首付比例與還貸能力的計算中失去了原有的溫度。風險的精確評估雖然減少了盲目性，卻也扼殺了親密關系中最寶貴的信任與勇氣。而情緒價值的極端索取，將夫妻之間的親密關系演變為心理攻防。居家過日子，情緒層面的“對抗性”構成了高風險的核心要素，累了，離婚便成為必然。
“歧型三觀”催生了一種極端的權利意識：將自我感受置于關系存續之上。社交媒體中泛濫的“對錯之爭”與“服從性測試”，使得日常相處充滿了博弈色彩。個體的自我意識空前強化，導致人們在親密關系中變得異常敏感且具有攻擊性。溝通不再是尋求共識，而成了爭奪話語權的戰爭。情緒供給一旦滯后或不足，便容易被定性為“不愛”或“PUA”。在這種環境下，維持關系所需的精力成本急劇上升，愛情從相互滋養變成了相互消耗，最終導致大量年輕人在婚戀邊緣觀望，寧愿保持單身也不愿踏入可能引發情緒崩塌的雷區。
現在的情況，整個社會的兩性關系已陷入風險規避下的集體困境，使愛情淪為“零和游戲”。當博弈論取代了戀愛觀，婚戀便不再是幸福的代名詞，而會陷入一種僵化的“囚徒困境”。雙方都試圖通過設置高門檻來規避風險，結果反而制造出更大的系統性風險。過度的自我保護導致信任機制難以建立，任何微小瑕疵都可能被視為危險信號而被放大。當婚戀被視為一場必須穩贏不賠的買賣，或是一場必須占據上風的戰爭，愛情的本真價值便被異化了。這種“歧型三觀”不僅提高了婚戀的門檻，更從根本上瓦解了其存在的基礎。我預料婚姻與家庭或會走向解體，現在就在走向解體的路上。
人類追求愛情的美好，追求了幾千年，誕生無數的文學作品。現在的某些專家，卻把這么美好的愛情，異化為荷爾蒙催生的性需求，以及兩個個體的利益合作，這是不是時代的悲哀呢？要降低婚戀風險，或許不在于設立更多的保障條款，而在于重新審視并回歸愛情中那份不計得失的純粹。雖然愛情難覓，但我從骨子里相信這個世間是有愛情的，只是有緣遇到還是無緣遇到的問題。而且我相信：真正的愛情從來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由于靈魂共振而產生的一場共同抵御外部風險的共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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