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向陳獨秀提出3個條件，同意便恢復(fù)黨籍，陳：只能做到兩條

毛主席曾給陳獨秀提出三項條件，同意便恢復(fù)黨籍，陳獨秀表示只能做到其中兩項，你怎么看？

1919年5月的北京夜色濃重，《新青年》最新一期甫一擺上書攤，就被一個湖南青年買走。他翻到那篇《青年要向前走》，自言自語道：“這才是中國的出路。”沒人想到，數(shù)年后寫下那篇文章的陳獨秀，會在政治風雨中幾經(jīng)沉浮，而這位青年——毛澤東——則在延安提出了那“三個條件”。

五四以后，陳獨秀聲望一時無兩。《新青年》連載馬列譯著，引來青年追隨。課堂里，老師仍講章句，小毛澤東卻悄悄把雜志壓在課本下，夜以繼日做批注。從北大學堂到湖南鄉(xiāng)間，陳獨秀的文字像火種，點燃無數(shù)學生的心。這股思想火焰，最終匯成1921年那場在南湖游船上召開的小型會議，宣告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陳獨秀被推為總書記，毛澤東則是最年輕的代表，兩人之間的“師生緣”就此固定。

熱血與理想很快遭遇現(xiàn)實。1924年，在蘇聯(lián)推動下的國共合作成為必須面對的選擇。陳獨秀原先堅持“工農(nóng)自建”，對于“同國民黨共事”頗多遲疑，甚至在中共中央討論時直言：“合則兩敗。”然而他終究沒有抵住共產(chǎn)國際步步緊逼，只能讓步。三年后，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四一二”，清黨血雨腥風。陳獨秀寫信要求中央立即退出國民黨，信發(fā)出不到三個月，他的長子陳延年7月4日被捕，次子陳喬年隨后遇難。聽到噩耗，他拍案而起：“我負了孩子！”滿室寂靜，只剩嘶啞的哭聲。

家難伴隨著黨難。黨內(nèi)外將國共破裂的責任推向陳獨秀，指他“右傾機會”，很快他被撤職，繼而開除黨籍。1928年遠在莫斯科的六大，席位上不見這個初代總書記。回國后，他在上海潛心寫作，批評蘇聯(lián)對中國革命的“一刀切”指令，也公開表達對斯大林路線的不滿。這在當時幾乎等同于自絕后路。1932年10月，他在法租界被捕，國民黨以“危害民國”罪判十三年。獄中，他仍辯稱：“不同意莫斯科，不等于背叛革命。”一句話傳到延安，引發(fā)新一輪爭議。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的1937年冬，國民黨為了籠絡(luò)知識界，批準陳獨秀出獄。世事變遷，已無舊部環(huán)繞，他帶著病體回到皖江故里，借住親友樓上，一盞殘燈寫《實庵自傳》。有人勸他“回到延安吧”，他搖頭：“理未明，何談歸？”毛澤東卻并未忘記這位昔日啟蒙者，他派人捎去口信：“承認黨在土地革命中的正確、公開與托派決裂、愿為抗戰(zhàn)出力，這三條若同意，組織問題好議。”據(jù)說葉劍英親赴重慶轉(zhuǎn)達。陳獨秀沉默良久，只答：“前兩條無礙，第三條，力有未逮。”

毛的提議并非客氣話。延安需要團結(jié)一切可能的力量，也希望用事實證明對歷史功過的客觀。可王明、康生等人立即上書反對，指責陳仍暗通托派。是非未明，恢復(fù)黨籍一事被擱置。期間，周恩來曾數(shù)次私下接濟陳獨秀，寄去醫(yī)藥費和書籍。陳拄著拐杖，翻開寄來的《資本論》，苦笑：“老了，也要補課。”

1942年5月27日清晨，他在簡陋的草席上咳血不止，終年63歲。病榻旁一封未寄出的信壓在枕邊，開頭四字“致澤東同志”，后文卻只留半行。安慶的夏日很快熱烈起來，鄉(xiāng)民記得，這位白須長者生前常坐江邊，看漁火出沒，似在回望那場未竟的理想。

三年后，延安寶塔山會議上，毛澤東面對代表們說道：“歷史應(yīng)當公正。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和建黨初期的作用，大書特書也不為過。”會場靜默，然后爆發(fā)掌聲。次年，毛在皖江視察，悄悄囑咐地方：“照應(yīng)陳家后人，不得怠慢。”老人雖未能握回那一紙黨籍，卻以另一種方式被寫進歷史，留下的，是思想火種，也是沉重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