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中國歷史中李世民與魏征、武則天與狄仁杰兩組君臣關系堪稱典范，啟示深遠
公元643年七月，長安午后風烈，凌煙閣前彩綢高懸。二十四位功臣的畫像徐徐展開，李世民負手而立，卻只看了片刻便蹙眉回首：“魏卿何在？”隨行太監低聲回稟，“陛下，魏相今日抱恙未至。”皇帝沉默良久，嘆道：“無魏征，朕觀此圖，猶若無鏡。”短短一句，道破了貞觀政治的隱秘機密——人主的權柄要有能照見自身的鏡子，而那面鏡子往往長在諫臣手中。
十余年前，皇權易手風雨欲來。李淵西征途中，密報稱東宮暗潮涌動。年輕的秦王請纓歸京平亂，殿中氣氛森冷。彼時的魏征，尚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卻毅然勸李建成收兵息爭；玄武門箭矢既發，新主上仍拜舊人，原因不止器重其才，更是要保留那根“逆鱗”——時時能刺痛龍身的釘子。此后，廷議之上，魏征“犯顏”成了常態。一次，李世民興建離宮，四海剛定，府庫未豐。魏征進言：“居安思危，未可輕肆。”君王當即止工役。殿中側目，唯獨他敢拂逆圣意。李世民退朝后曾低語侍從：“若使天下皆如魏征，何愁社稷不固？”
不久，李義府憑權直指諫官，請求斬首示威，滿朝噤聲。魏征卻援引《周禮》，請皇帝以法度而非情緒定罪。“殺一人易，殺道不易。”他言辭剛勁。李世民沉吟許久，棄戈于地，改以黜免代刑。制度與德行，在這一番交鋒里得以并存。彼時“三省”制初具雛形，門下省留有復議之權，中書掌議，尚書司行；層層掣肘，君主的威權與制度的自我修復在博弈中達成了平衡。這便是后來史家稱頌的“貞觀之治”看不見的支點。
時間推移，唐室燈火轉至武周。公元696年隆冬，幽州急報：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起兵南下。洛陽紫宸殿內寒氣逼人，女皇卻獨坐丹墀之上，靜待群臣計議。文武多陷沉默，唯有太子少師狄仁杰出班奏對：“兵可發，亦可和，權在恩威并用。”武則天凝視良久，忽笑道：“卿真朕之梁棟。”一句輕笑，打消滿朝疑慮。后來朝議采納狄仁杰“緩其銳氣、分其黨勢”的謀略，以招撫、分化、軍事合擊并行，三月平定邊患。七十歲的狄仁杰再度驗證了老朽可用之能。
武則天的權柄不同于歷代，她必須在男權體系中自辟蹊徑。是以科舉大開、察舉并行，寒門子弟得以魚躍龍門；又設“明察秋毫”之制，鼓勵御史糾彈百官。狄仁杰正是在這套規則里脫穎而出，自汴州推官、粟州刺史而至刑部尚書，手中緊握律令，敢于對拷玉堂。一次，他審理冤案，竟當廷駁回酷吏來俊臣的口供，武則天面無慍色，只淡淡道：“法可欺我，朕卻信法。”這一度被史家視作女皇鞏固權威的聰明：讓法律說話，比讓權術更長久。
如果說魏征的利劍砍向的是皇帝的驕矜，狄仁杰的尺子劃定的則是天下的矩度。兩柄工具不同，卻都服務于同一目標——讓權力在軌道上運行。唐代的公車、言路與御史臺，處處可見對上而不屈的聲音；而“開元”廣納賢才的海選科舉，與“貞觀”時期的諫官并列，正是制度不斷磨合、擴展的結果。由此可見，盛世之所以成其為“盛”，從不是皇帝單方面的恩澤，而是制度框架與人才品格的交響。
魏征卒于643年，李世民痛悼數日，傳言夢中見其化作蒼龍再臨；狄仁杰于700年病逝，武則天輟朝三日，下詔曰“國之梁棟，斯人而今，不可復得”。兩位主君同樣明白，失去一面鏡子，權衡便易失衡。遺憾的是，此后數十年，唐廷再難覓出魏征、狄仁杰那樣的“千斤砥柱”，也就難免在權力與禮法間幾度搖擺。
回看兩段故事，最鮮明的特質不在于帝王開明或臣子剛烈，而在于制度給予了彼此交鋒的場域。制度如河床，個人如水流。河床若堅實，水可奔騰卻不致泛濫；若河床破敗，縱有清流亦難以久長。唐初筑起的官僚體制、諫諍通道與律令編修，在兩對君臣的推手下趨于完善，由此奠定的治理模式，成為后世借鑒的模板。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千年之后，尚能聽見這句話的余音。而那面鏡子，并非一人成之，而是一個朝代愿意給出的位置、一群人敢于站立的勇氣，以及制度對他們的保護。當年凌煙閣的畫像早已斑駁，洛陽宮闕也只余斷垣，但君臣協力、立法制衡的光芒，仍在史冊深處長明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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