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孕育之地：北大紅樓里發生了哪些故事？

1916年，李大釗由日本橫濱乘船回上海。在船上，他寫了一首詩，詩的最后寫道：“相期吾少年，匡時宜努力。男兒尚雄飛，機失不可得。”表達了他為國建功立業的理想。回國后的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后又兼經濟學教授，積極投身于新文化運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俄國十月革命后，蘇俄的工人和農民破天荒成為社會的主人，使正在黑暗中探索的李大釗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他由此轉變為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者，接連撰寫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等一系列頌揚十月革命的著名文章，并振臂高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北大紅樓陳獨秀辦公室。

興建于1916年的北大紅樓，最初是想用作學生宿舍，只是尚未竣工便改變了用途。兩年后，紅樓成了北大校部、文科和圖書館所在地。李大釗把位于紅樓的北大圖書館辦成了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1919年5月4日上午，北京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前集會，游行示威，掀起愛國風暴。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的突出特點，是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逐漸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積極的參與者和領導者。青年毛澤東就是在那段時間，如饑似渴地汲取各種新文化、新思想，最終選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政治信仰。1936年，毛澤東曾對斯諾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館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時期，周恩來曾讀過李大釗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發表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深受教育和啟發。周恩來在天津創辦覺悟社后，李大釗應邀前往天津，發表講演，指導工作。在他的影響下，覺悟社的一些成員成長為革命骨干。

少年中國學會部分成員的合影，右三為李大釗，左二為鄧中夏。

在李大釗的影響下，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高君宇、范鴻劼、何孟雄、繆伯英、張太雷、王盡美、趙世炎、蔡和森、瞿秋白等一大批先進分子，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形成了一個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群體。這個群體具有較強的現代民主意識，有改造中國社會的決心，他們是時代的精英。這個群體的形成與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基礎。正如有學者比喻的那樣：“如果說召開中共一大的上海市興業路76號是中國共產黨的‘產床’，那么北大紅樓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紅樓內的“共產主義小屋”

當年陳獨秀居住過的北池子大街箭桿胡同9號，即今天的箭桿胡同20號

1918年冬天，李大釗和北大教授高一涵等人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高一涵回憶：“五四運動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會。我們不是用馬克思，而是用馬爾克斯這個名字，為的是要欺騙警察。他們回去報告，上司一聽研究馬爾薩斯（與馬爾克斯相混），認為這是研究人口論的，也就不來干涉了，這個學會，先是公開的；后來就秘密起來。它的對內活動是研究馬克思學說，對外則是舉辦一些講演會。”由于這個團體的成員數量有限、組織相對松散、活動開展較少，加之那時正處于各種新思潮爭鳴時期，部分人的思想信仰尚未完全明確，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也不多不深，所以這個團體當時知道的人不多，后來也較少被黨史著作所提及。

1920年3月31日，在李大釗的組織下，一批進步青年又在北大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1年11月研究會對外公開活動后，得到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他撥出兩間教室作為研究會的圖書室。有了房子，會員們歡騰雀躍，連日聚會。李大釗非常高興，和大家一起朗誦詩歌，共同慶祝。李大釗與會員們商議，把這兩間小屋命名為“亢慕義齋”。“亢慕義”是德文“共產主義”的譯音。“亢慕義齋”就是“共產主義小屋”的意思。據記載，亢慕義齋房間雖小，但布置得十分別致。屋內墻壁上掛著馬克思像，像的兩邊是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這也正映照了會員革命到底的決心和團結一致的情誼。當年亢慕義齋的墻壁上還貼有“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標語，以及革命詩歌、格言等，表達了早期革命者對共產主義的不懈追求和向往。

當時，國內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獻極少，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采取由會員個人捐贈書款、分派會員采購的辦法，然后集中到藏書室，向會員出借閱覽。因為身為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是“亢慕義齋”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所以齋中的圖書多是由圖書館轉來或代購的。凡是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圖書，統統打上了“亢慕義齋藏書”的印記。為了理想與信念，青年們在這里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到1922年2月，圖書室已有宣傳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英文書籍40余種、中文書籍20余種。直到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還珍藏著8本蓋有“亢慕義齋圖書”印章的書籍。

位于北京大學二院的“亢慕義齋”舊影。

“從速在北方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

在召開了幾次座談會之后，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認為北京先進知識分子應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李大釗等人表示也有同感。維經斯基在北京活動一段時間后，經李大釗介紹前去上海與陳獨秀會面。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被捕，獲釋后不久前往上海，《新青年》雜志隨后也遷滬出版。維經斯基去上海還有一個任務，實地考察上海，看能否在那里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維經斯基去上海后，秘書馬邁耶夫留在北京，幫助李大釗在北方開展建黨工作。

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舊址

李大釗、鄧中夏等人有了建黨的想法后，更加自覺地在工人中進行工作。1920年5月1日，李大釗、鄧中夏、何孟雄等在北京第一次組織了紀念國際勞動節的群眾活動。這些活動標志著信仰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對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新社會的向往，他們希望在工人中尋找革命的社會力量。為此，李大釗專門撰寫了《“五一”May Day運動史》一文，發表在《新青年》“五一勞動節專號”上。他希望中國的勞工同胞，“認今年的‘五一’紀念日作一個覺醒的日期”，負起自己的使命。“因為可紀念的勝利，都是從奮斗中悲劇中得來的。”同時，工人階級也想極力擺脫自己受奴役的地位，渴望盡快找到解放自身的思想武器。此后，李大釗等人繼續積極籌備建黨，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和物色骨干。

五四運動期間，青年學生在北京街頭演講，進行反帝愛國宣傳。

1920年6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在上海開會商議，決定成立共產黨，初步議定名為“社會共產黨”。在征求李大釗意見后，8月定名為“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上海的建黨活動，進一步促進了北京建黨工作的開展。8月16日，李大釗出席在陶然亭舉行的天津覺悟社、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團和少年中國學會五團體的茶話會，他強調各團體在共同思想的基礎上進行聯合的必要性。

1920年8月底，張國燾自上海陳獨秀處回北京，將陳獨秀所談有關建黨的主張和計劃告知李大釗。李大釗表示贊成，并提出陳獨秀已實際展開活動，北京也應該一致進行。1920年9月中旬，張申府到上海同陳獨秀進一步商談建黨工作。陳獨秀希望李大釗“從速在北方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山東、山西、河南、天津、唐山以及東北、西北等廣大地區發展。9月中旬，張申府去上海接來華講學的英國哲學家羅素，住在漁陽里2號陳獨秀家，又同陳獨秀談起了建黨之事。下旬回到北京后，張申府把和陳獨秀談話的情況告訴了李大釗，兩人一致認為要盡快成立組織、發展黨員。

1920年10月，在北大紅樓一層東南角的李大釗辦公室，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這是北京歷史上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不久，張申府去法國教書。北京共產黨小組吸收劉仁靜、羅章龍等人加入。1920年11月，隨著黨員的增加，北京共產黨小組更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被推選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羅章龍負責宣傳工作。李大釗從自己每月120元薪俸中捐出80元，作為小組活動經費。

1920年11月7日，北京共產黨小組創辦了向工人進行社會主義宣傳的通俗小報——《勞動音》周刊。由鄧中夏負具體編輯責任。這個刊物出版的目的很明確：提高工人的覺悟，促進工人的團結，指導工人運動的進行。《勞動音》出版后，很快就在長辛店等地的工人中廣泛流傳開來，受到了工人群眾的熱烈歡迎。12月間，即出版后一個月，每期已銷售到兩千多份。

1921年5月，長辛店1000多名工人隆重舉行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還有從市內別的工廠和從天津、保定等地遠道而來的工人。大會當場通過了成立工會、邀請同志參加工會的決議。會后，舉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一時口號聲、歌聲以及兩旁街道上、墻頭上、房頂上擠得風雨不透的觀眾的歡騰叫嚷聲響成一片，“幾乎把火車汽笛的聲音都壓住了”。

從李大釗踱步沉思的那間辦公室，到長辛店工人手中爭相傳閱的《勞動音》，百年前的北大紅樓，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場域。它見證了思想的交匯、青年的抉擇與時代的潮涌。當我們回首望去，當年在紅樓的燈光下展開的討論與行動，已悄然為后來的中國歷史，寫下了一個極具分量的序章。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

2.北京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編著《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

3.謝蔭明《中共北京歷史八講》

4.董寶瑞《李大釗傳》

5.解放日報社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偉大的開端》

6.胡為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與發展的百年歷史》

7.吳家林《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創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