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主席的“得意之筆”，南渡烏江后直逼貴陽，最了不起！

1961年秋，英國蒙哥馬利元帥在武漢問毛澤東：“您指揮的三大戰役，最得意的是哪一次？”
毛澤東搖著頭回答：“三大戰役算不得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平生的得意之筆。”
這個回答讓許多人意外。

從軍事角度衡量，四渡赤水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某一場戰斗的殲敵數量，而在于它在絕對被動中通過一連串高強度的機動作戰，徹底拿回了戰略主動權，并將一支幾乎陷入死地的孤軍完整帶出了四十萬重兵的合圍圈。
紅軍長征進入貴州時，兵力已折損過半，只剩三萬余人，且疲憊已極，又無后方依托。蔣介石調集了中央軍薛岳的八個師，聯合黔軍王家烈、川軍劉湘、滇軍龍云各部，試圖把紅軍壓入赤水河以西的狹窄地帶一舉“聚殲”。
打開地圖就能發現，那是一片由烏江、赤水河和長江切割成的崎嶇山地，河流縱橫，回旋余地極小。在這般險境中，能夠不被殲滅已屬不易，但毛澤東不僅沒被殲滅，反而把追剿軍耍得團團轉，最終揚長北渡金沙江。
這種在絕境中制造自由空間的能力，才是統帥藝術中最高階的東西。毛澤東事后曾概括過這種戰法的精髓：“打不贏就走”，并說“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四渡赤水，便是以“走”謀“打”、以“走”脫困的極致展現。

這場戰役最精彩之處，集中于第三次和第四次渡過赤水河所構成的那個連環詐局，尤其是南渡烏江后佯攻貴陽、調動滇軍的那一連串假動作。
要看清這步棋的精妙，需要完整回顧從土城失利開始的整個過程。1935年1月下旬，紅軍原計劃從土城、元厚北渡長江進入川南，不料川軍劉湘已調集重兵堵截，土城戰斗打成僵局，傷亡不小。
毛澤東在1月28日夜果斷決定放棄北渡，全軍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藺、敘永方向轉移。這是整個機動鏈條的起點，本質是一次“打不贏就轉身”的應急后退，毫無浪漫可言。
紅軍一渡后，敵軍迅速向西壓迫，川軍八個旅由北向南，中央軍薛岳部與黔軍又尾追而至，合圍圈再度收緊。此時若繼續僵持在川南，又將陷入被包圍的態勢，于是毛澤東又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殺一個回馬槍。
2月中旬，紅軍突然掉頭東進，在太平渡、二郎灘二渡赤水，重返黔北。這一手完全打在對手的盲區，因為此時敵軍主力正向西急進，黔北空虛。紅軍乘虛攻克桐梓、婁山關，并于2月28日重占遵義。
其間，紅一、紅三軍團在遵義城下擊潰中央軍吳奇偉縱隊兩個師，殲敵數千，繳獲頗豐。這是長征以來第一次痛快淋漓的勝仗，也是對手第一次在運動中被打懵。聶榮臻回憶道，當時部隊士氣大振，許多戰士說“走路也走得值了”。
而恰恰是這一仗，讓蔣介石暫時收斂了驕橫，改為“堡壘推進”，重兵包圍遵義的陣勢，也讓紅軍再度面臨被壓縮的態勢。
眼看對手重兵再次圍攏，1935年3月16日，毛澤東使出更富欺騙性的一步：全軍從茅臺鎮及其附近三渡赤水，重返川南。
這一次的動作與前兩次性質截然不同，它不是被迫轉移，而是一次蓄意的佯動。軍委電令各部要大張旗鼓地渡河，白天行動，故意讓敵機偵察，還派出一個團偽裝成主力，虛張聲勢，擺出再攻古藺、進而北渡長江的姿態。
周恩來和朱德親自部署架設浮橋，揚言“打過長江去”。蔣介石果然中計，據此判斷紅軍“已無回竄之可能”，急令各部向川南古藺方向全力壓去，自己的中央軍縱隊也開始向西馳進。
然而，他完全沒有料到，就在敵軍主力被誘至赤水河以西之后，紅軍主力卻于3月21日至22日秘密、迅速地第四次東渡赤水河。
這次渡河極為隱蔽，嚴密封鎖消息，各部黃昏后行動，無線電保持靜默。朱毛當日的電令寫得極其明確：“我野戰軍決秘密、迅速、堅決出敵不備，折而東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灘至林灘地段東渡赤水河。”等到敵軍發現紅軍已重返黔北時，紅軍已經甩開主力，直插烏江。

這還沒完，真正的一劍封喉，是緊接著的南渡烏江后直逼貴陽。
紅軍強渡烏江后，兵鋒直指貴陽，沿途大張旗鼓張貼標語：“打進貴陽城，活捉蔣介石”。當時蔣介石本人就在貴陽督戰，城內兵力只有黔軍郭思演師兩個團，且多為新兵，形同虛設。據蔣介石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后來回憶，委員長當時緊張得寢食不安，親自巡視城防，嚴令警備司令準備滑竿和飛機，隨時準備逃遁。
與此同時，蔣介石十萬火急電令云南的孫渡縱隊“星夜馳赴貴陽，救駕”。孫渡所部三個旅不得不在三天多的時間里狂奔四百余里，疲于奔命趕到貴陽城下。
然而，當孫渡氣喘吁吁地見到蔣介石時，紅軍早已繞過貴陽，掉頭向西，直奔云南去了。這便是毛澤東預先設下的那手棋，他曾在行軍中明確告訴聶榮臻等人：“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因為把守云南的滇軍一旦東調，金沙江防線必然空虛，紅軍北上渡江的通道就打開了。
這一步環環相扣，全部建立在對手“攻其必救”的心理軟肋之上，用蔣介石的恐慌，撬動了整個戰局。
此后的演進幾乎完全如毛澤東所料。紅軍進入云南后威逼昆明，龍云大驚，又將滇軍余部緊收于昆明城下，金沙江沿岸更是空虛無防。
軍委二局的情報破譯此時也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實時掌控著敵軍的部署，使紅軍能夠像看著對手底牌一樣從容調度。先遣隊干部團在劉伯承指揮下，冒充中央軍，一日急行，在皎平渡順利奪取渡口并找到七條木船。
隨后，全軍三萬余人不損一人一馬，靠著這七條船渡過了金沙江，等到薛岳率領中央軍主力追到江邊時，紅軍早已遠去數日，只能望江興嘆。
整個過程中，看似只是不斷行軍，然而用晏道剛后來的話說，“數十萬大軍被拖得東奔西跑，完全摸不透其意圖”。國民黨方參戰將領的回憶幾乎不約而同地流露出一種被愚弄后的無奈與折服。

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四渡赤水為何堪稱“得意之筆”？
因為它展示了一種現代戰爭史上罕見的控制力。
在信息極度有限、部隊近乎極限的狀態下，指揮者憑借對敵情心理和地理空間的精準拿捏，以一系列真真假假的大范圍機動，使絕對優勢的敵人徹底喪失判斷，自廢武功。
這里面沒有什么神奇，有的只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種高度務實的原則，通過不間斷的運動把對手的重兵集團調開、扯散，然后在縫隙中穿過。
毛澤東后來談及運動戰時不止一次強調，“走是脫離被動恢復主動的主要方法”。四渡赤水這個樣本，把“走”變成了核心武器，走的每一步都帶有強烈的欺騙意圖和戰略指向，最終把一場看似無序的敗退，打成了讓對手無所適從的突圍。
這才是它最了不起，也最值得反復拆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