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和中共旅歐支部的共產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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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周恩來回國前與同志合影。前排左4為周恩來，后排右三為鄧小平。

來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04期

原題：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一支勁旅——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和中共旅歐支部的共產黨員

作者：吳時起
本文有刪減。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曾經有一批青年，先后參加過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或中共旅歐支部的活動, 到歐洲去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 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 并在戰斗中成長。他們不是個別人, 而是一大批領袖人物。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史, 作出過極大的貢獻, 并且影響著共產主義運動的現在和未來。在這支隊伍中, 解放后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有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毅、聶榮臻、李富春、李維漢、蔡暢等;在歷次革命運動中的著名領導者有蔡和森、趙世炎、李立三、陳延年、向警予、王若飛等;還有各方面的重要負責人徐特立、歐陽欽、何長工、傅鐘等。此外, 還有一批在科技文教戰線上作出重大貢獻的共產黨員。他們先后回國投身于偉大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他們真正是我們民族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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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勤工儉學部分同學合影

一、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中國最早的留學生是1847年赴美留學的容閎。那時零星出國的還有個別人, 都是自費留學。成批出國留學, 開始于洋務運動期間官派的官費生, 前后十幾批, 約二百人。到20世紀初, 從官費發展到半官費和自費, 掀起留學熱潮。其中以留日者最多, 達兩萬多人, 大部分是學軍事、政法等學科。辛亥革命后, 為適應民族工業發展的需要, 留學的方向、學科都有所變化, 轉為去歐洲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民主思想。其中, 因法國科技比較發達, 民主空氣濃厚, 物價低廉, 故又以去法國的最多。然而, 在法國一年的學雜費用, 也需六百多銀元, 中等家庭負擔不起。于是李石曾、吳稚輝、蔡元培、吳玉章等相繼發起儉學運動和勤工儉學運動。儉學生以儉求學, 不去做工。但是即使再節儉, 一年也得花三四百銀元。儉學運動解決不了一般學生出國求學的需要。1909年, 李石曾在巴黎開豆腐公司, 從家鄉帶去四十多名工人, 工余教他們學文化, “勤于作工, 儉以求學”。這種做法對于倡導者們是一個重要的啟示:既然工人能辦到, 那么發動青年學生到法國來, 不是也可以做到勤工儉學嗎?他們建立了“留法儉學會”和“留法勤工儉學會”, 還在北京、保定、長辛店等地開辦留法預備學校、預備班, 發動青年學生去歐洲儉學或勤工儉學。

1916年, 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兩年, 軍民死傷數百萬人, 勞動力缺乏, 于是派人到中國招收華工。從1916年到1918年初, 赴歐華工 (英、法、俄) 約18萬人, 其中15萬在法國作戰勤服務。由于多數華工是被騙去的, 待遇又與歐洲工人不平等, 備受壓迫和剝削, 故時有反抗, 矛盾甚深。法國統治者不從其殘酷統治中找原因, 反認為是華工缺乏教育。于是法國政界、教育界主張聯合旅法華人中的知名人士, 組織對華工的教育。1916年建立“華法教育會”, 在巴黎和北京兩處都設立會所。中國會長為蔡元培, 其他負責人有汪精衛、李石曾、李圣章、吳玉章。法國會長為歐樂, 其他負責人有穆岱、裴納、法露、宜士。北京的“華法教育會”、“留法勤工儉學會”等機構, 實際上都是一套人馬, 其經常性的工作都是發動學生赴法勤工儉學。從1917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 經“華法教育會”組織赴法的學生, 有三批共117人。他們乘船到法國馬賽港, 巴黎“華法教育會”派人到碼頭接待, 直送到巴黎會所“華僑協社”, 然后介紹去工廠做工或介紹去學校學習。

勤工儉學運動并不是無產階級的運動, 但它給先進的中國人找到馬列主義這個思想武器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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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巴黎

二、尋找革命真理

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橫暴, 逼迫著每一個有志之士千方百計地去尋找一條出路, 以挽民族于危難之際, 救生民于涂炭之中。他們踏著前人的腳步, 向西方學習。包括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和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都是如此。

十月革命的炮聲對中國人民是極大的鼓舞。五四運動使中國人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 也給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注入了新的因素。先進的中國人帶著關懷祖國前途和命運的激情, 放開眼界觀看全世界。他們看到了十月革命勝利后的世界新潮流, 逐步拋棄了向西方學習走資本主義的理想, 轉而向往社會主義。全國新出版的刊物四百多種, 多以研究新思潮, 談論社會主義為時尚。但是傳入中國的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各種各樣的新思潮, 又魚龍混雜, 莫衷一是。有無政府的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新村主義、合作主義、泛勞動主義、議會社會主義, 還有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哪一種是中國人民所需要的?人們只能挑選自己認為是最好的東西, 去描繪心目中理想社會的藍圖。

十月革命在俄國的勝利, 使人們必然更多地關注蘇俄的社會主義。蘇俄革命是怎樣搞成功的?中國是否可以借鑒?能不能去蘇俄考察一下?由于中蘇交通尚未恢復, 直接去蘇俄是不可能的。歐洲離蘇俄較近, 又處在革命高潮之中。到歐洲去, 也許能找到一條可使中國革命通向勝利的途徑。

華法教育會發動的勤工儉學運動, 只要籌夠路費, 就可以到歐洲去 (一張四等艙的船票約需100銀元) 。到了法國, 有工可做就有辦法。在那里研究蘇俄革命, 學習各種新思潮, 條件要比國內好得多。這是五四運動以后大批愛國青年走上勤工儉學道路的重要原因。

十月革命的勝利是勞工的勝利。蔡元培帶頭喊出“勞工神圣”的口號, 在青年學生中引起強烈的反響。1919年12月, 王光祈等在北京組織“工讀互助團”, 實行半工半讀, 互相幫助, 各盡所能, 平均分配的新制度。這個理想社會的雛型, 出籠不到半年, 就以失敗告終。“工讀互助團”是失敗了, 但工讀主義的理想卻也促使人們走上出國勤工儉學的道路。

在北洋軍閥統治下, 教育事業備受摧殘。教育經費挪作軍費, 軍隊占住學校, 學生無學可求。華法教育會幫助他們出國學習, 無異雪中送炭, 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大好事。

上述種種因素, 掀起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高潮。到1920年12月, 連同五四運動前的三批, 由華法教育會組織赴歐的共20批, 超過1600人。其中年齡最大的是年過半百的葛健豪 (蔡和森的母親) 、黃齊生 (王若飛的舅父) , 還有43歲的徐特立。十幾歲的近二十人, 包括鄧小平、何長工、唐鐸、陶尚釗等。

1920年下半年, 歐洲經濟已開始蕭條, 失業人數猛增, 不可能再容納新增加的國外勞動力。赴歐的后幾批人, 就已不易找到工作。到年底, 再也沒有華法教育會組織的赴法勤工儉學生了。1919年到1920年上半年, 法國經濟情況尚好, 華法教育會作了較好的準備工作, 法國方面積極配合, 故入廠入校很順利。學生們或先工后讀, 或先讀后工, 或半工半讀, 都好安排。

據1920年8月不完全的統計, 入學的有670人, 分散在蒙達爾紀、楓丹白露等20多所學校, 先學法文, 然后才學專業。蔡和森、李維漢、陳毅、李富春等80多人在蒙達爾紀公學, 向警予等14人在蒙達爾紀女校。1921年, 比利時勞動大學招收中國學生, 聶榮臻、劉伯堅等100多人先后到該校學習。初期到德國的很少, 后來因德國馬克貶值, 對持有銀元的中國學生來說, 物價相對便宜, 轉去德國的逐漸增多。

先找工作的人比先進學校的人要多得多。他們分散在各地七十多個工廠, 最多的是鋼廠, 其他如車輛廠、飛機零件、化工、造船、電氣、橡膠、印刷、人造絲等工廠都有。少數人到礦山、農場。他們由于沒有技術, 多是做粗工、雜工、徒工。干的是當地人不愿干的活, 如軋鋼“拉紅鐵”, 當年沒有先進的軋鋼機, 靠工人戴著石棉手套扶著燒紅了的鋼條來回軋。又如翻砂工, 砂粒飛揚, 吸到鼻子里都喘不過氣來。總之, 進了工廠, 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 工資卻很微薄。資本家不管你原來是學生還是工人, 不管你體力條件如何, 通通是他用錢買來的勞動力。

勤工儉學生一下子變成了資本家壓迫和剝削的對象, 和法國工人處于同受剝削壓迫的地位, 工資比法國工人還要低。一天干十二三個小時, 能掙得十幾二十個法郎。找不到正式工的就到處做雜工, 推蔬菜, 送牛奶, 裝卸貨物, 到車站幫人搬行李, 抱小孩, 到飯館削土豆皮, 在旅店擦皮鞋等, 一天能掙十個八個法郎。找不到工的, 即回華法教育會候工, 住地窖、布棚, 每天領取五法郎的維持費。從不愁吃穿的學生到備受資本家壓榨的工人, 完全是兩個世界兩種生活。他們的階級地位變了, 思想感情也在變, 真正認識到工人和資本家是兩個階級。“資本家完全為自己的利益起見, 實毫無人心, 我才知道歐洲資本界是罪惡的淵藪。”[ 1]工人階級必須“和那種殺人不見血的私有制度拼個你死我活”[ 2]。

王若飛在貴陽陸續發表了他的《圣夏門勤工日記》, 不但談到了法國的階級斗爭, 而且寫道:

“當我們樹立了信念和找到了一種行動方法的時候, 我們就容易實現中國的改造了。”

上海一家法文報紙駐貴陽的記者看了以后, 將日記全部譯成法文刊出, 并發表評論說：

“我懷著沉重的心情翻譯這個學生從法國得到的印象”, “他們思想中充滿了革命的、共產主義的或布爾什維主義的原則, 要把這些原則應用到中國并且改變他們國家的面貌。”

從學生到工人, 這與在國內的工讀互助運動是截然不同的。他們和法國工人、旅法華工結合成一體, 這給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創造了一個很好的條件。可以這樣說,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培養了中國最早一批工人階級化的知識分子。

這里并不是說, 勤工儉學生都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主觀條件不同, 來法的動機目的各不相同, 即使是為尋求救國真理而來, 也有各種各樣的救國論, 如讀書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甚至音樂救國等等。到歐洲后, 又受到歐洲各種各樣社會思潮的影響, 因而政治上必然會發生分野。只有那些把立場和世界觀徹底轉變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真誠的革命者, 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蔡和森到了蒙達爾紀, 憑借字典, 猛看猛譯, 用五六個月時間, 閱讀了一百多種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 得出了一個結論:

“主張馬克思主義及俄式革命, 而注重于組織共產黨。”[3]

他提出了一整套按照列寧主義原則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思想和實施步驟。他給毛澤東、陳獨秀有關建黨思想的幾封信件, 是現存建黨方面最早的珍貴文獻。周恩來到過英、法、德等國, 對各種主義反復研究, “推求比較”, 明確指出:

“我們堅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4]
在歐洲, 各種著作, 包括馬克思主義的書刊, 都是公開出售的, 研究各種主義都很方便。勤工儉學生中的先進分子, 充分利用了這個條件, 切磋琢磨, 互相提攜, 一批批地成長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為建立馬克思主義的黨團組織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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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旅歐少共臨時代表大會合影。后排右六周恩來。

三、建立統一的共產主義組織

在法國的十幾萬華工, 曾經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 國內爆發了“五四運動”, 巴黎華工一萬多人與各界華僑, 包圍中國專使團, 北洋政府被迫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留法勤工儉學生來到法國, 首先和華工相結合。如克魯梭的施乃德鋼鐵廠, 三萬多工人中有上萬華工, 學生沒有技術, 只能做一些粗重的活, 得到華工的幫助。華工沒有文化, 遇事請學生出主意。他們互相幫助、互相照顧。階級感情和民族感情使他們融合在一起。

勤工儉學生和法國工人及華工同勞動, 共命運, 他們不僅參加了華工爭取自由權利的斗爭, 而且也與法國工人一道參加了反對資本家和農場主的斗爭。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結合, 給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長沙新民學會先后到法國的會員18人, 大多住在蒙達爾紀。1920年2月, 李富春、張昆弟、李維漢、李林等組織“工學勵進會”, 8月改名“工學世界社”, 成員發展到30多人。

1920年7月6日至10日, 新民學會召開會務會議, 確定學會的方針是“改造中國與世界”。蔡和森在會上明確提出要組織中國共產黨, 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同年九、十月間, 工學世界社開會, “經過熱烈的辯論, 大多數社員贊成以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的社會革命為工學世界社的宗旨。”[5]這兩個組織及其所團結的群眾, 被稱為“蒙達尼派” (湖南人把法文“蒙達爾紀”發音為“蒙達尼”) 。蔡和森原擬聯絡旅歐華人各進步團體, 在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主義這兩點上取得一致, 即于1920年冬, “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3]。他曾為此做過很多工作, 找趙世炎、李立三等聯系。由于意見不能很快取得一致, 又于1921年秋被驅逐回國, 他的建黨計劃未能在歐洲實現。

集中在里昂附近的勤工儉學生趙世炎等人, 1921年2月成立了“勞動學會”。同年3月28日, 以勞動學會為核心成立了“勤工儉學學會”, 從初建時的十多人發展到一百多人。他們主張努力做工以維持儉學, 不同意蒙達尼派搞求學運動。他們很重視華工的工作。這一派被稱為“勤工派”。領導者為趙世炎、李立三。后來加入的有王若飛、陳延年等。

北京大學講師張申府, 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 應吳稚暉之聘到法國里昂中法大學當邏輯學教授。陳獨秀曾委托他到法后在華人中發展黨員。1920年11月24日他從上海起程赴法。到法國后發展了同船來法的劉清揚入黨。以后又發展周恩來入黨。加上在國內入黨后赴法的趙世炎、陳公培, 一共五人, 組成共產主義小組, “沒有正式名稱”[6]。

勤工儉學生中還有一些小組織, 如“勤工儉學互助團”、“勤工儉學互助組”、“勞動同盟”、“勞人會”、“工學實踐團”、“勤工儉學討論刊社”、“勤工儉學第一組”等等, 后多相繼參加了“勤工儉學學會”等較大的組織。

1920年冬, 歐洲經濟蕭條, 找工困難, 華法教育會不是積極與國內聯系, 安置勤工儉學學生入里昂中法大學就讀, 反而于1921年1月宣布與勤工儉學生脫離經濟關系。中國駐法公使館停止發放維持費, 準備將“無力自給者”遣送回國。蒙達尼派于2月28日領導四百多名勤工儉學生發動向公使館“要求生存權與求學權”的求學運動, 并取得初步勝利。當時稱之為“二八運動”。

1921年6月, 北洋政府派專使到巴黎, 以出賣國家印花稅、驗契稅和滇渝鐵路修筑權為條件, 向法國借款三億法郎, 后增至五億法郎, 勤工儉學生與各界華僑掀起拒款斗爭并取得完全勝利。

1921年9月, 原本為解決勤工儉學生就學而創立的里昂中法大學, 從國內招來一批富家子弟, 反而拒絕勤工儉學生入學。勤工儉學生發動進占里昂大學的斗爭。中國公使陳箓與法國政府相勾結, 將蔡和森、李立三、陳毅、陳公培等104人押送回國。趙世炎逃到法國北部, 在華工中隱藏起來。

1921年冬, 趙世炎與周恩來、李維漢、劉伯堅等聯系, 籌備建立統一的共產主義組織。

1922年6月3日, 在巴黎西郊布倫森林中一塊空地上, 召開了旅歐少年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到會者為來自法國、比利時、德國的代表18人。即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劉伯堅、佘立亞、袁慶云、傅鐘、王凌漢、李慰農、肖樸生、肖子璋 (肖三) 、汪澤楷、鄭超麟、尹寬、任卓宣。大會開了三天, 宣告旅歐少年共產黨的成立。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 趙世炎任總書記, 周恩來負責宣傳, 李維漢負責組織。

1922年10月, 少年共產黨為加入國內社會主義青年團問題而進行了一次全體成員總投票, 獲得全票通過。會上改選了中央執行委員會, 由趙世炎、周恩來、王若飛、陳延年、尹寬五人組成。隨后于11月就此事派李維漢回國與國內團中央接洽。12月, 又寫信給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和少共國際三大的中國代表團陳獨秀、劉仁靜, 再次申明要求加入國內團組織。不久, 先后接到中國代表團和國內黨中央的指示, 同意加入國內團組織, 并指示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 “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 旅歐少年共產黨在巴黎西郊一小鎮的禮堂召開臨時大會。42名代表參加, 代表黨員72人 (其中旅法58人, 旅德8人, 旅比6人) 。大會決定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由于趙世炎等將要去莫斯科學習, 改選周恩來為執行委員會書記, 肖樸生、任卓宣、尹寬、汪澤楷為委員, 劉伯堅、王凌漢、袁子貞為候補委員。大會通過新的團章 (這份團章是唯一保存下來的中國共青團早期地方組織章程, 周恩來起草) 。

1922年8月1日, 也就是少年共產黨成立后的兩個月, 出版了機關刊物《少年》雜志。這是一本理論刊物, 紅色封面, 16開本。除1922年12月出過兩期, 1923年1—2月停刊之外, 都是每月出一期, 每期30頁。1923年3月重新出版時, 改為24開本, 42頁。中共旅歐支部成立后, 也以該刊作為機關刊物。1923年7月1日刊出第10期后, 改為不定期刊。1923年12月10日刊出最后一期 (第13期) 。1924年2月1日改刊為《赤光》半月刊, 16開本, 12~16頁, 到1925年6月7日, 出版33期。負責出版刊物的先后有趙世炎、陳延年、鄧小平、李富春等。鄧小平曾經被譽為“油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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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周恩來和友人在柏林留影

四、中共旅歐支部

1922年11月李維漢回國不久, 周恩來、趙世炎等在法國、比利時、德國分別建立了黨組織, 并聯合成立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 (參看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 。原來參加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及法國共產黨等有黨員關系的是旅歐支部最早的成員。接著在共青團中大力發展黨員。黨組織不公開活動。黨員都參加團的組織, 以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名義活動。現在看到的資料, 第一次出現“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名稱的是1925年4月1日出版的《赤光》第28期。

1922年10月, 朱德、孫炳文到柏林, 經周恩來、張申府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參加旅歐支部的工作。由于朱德是滇軍將領, 又是資格較老的國民黨員, 為了更好地發揮他的作用, 所以他的共產黨員身份是保密的。國共合作后, 他以老國民黨員身份從事統一戰線工作。

1922年8月,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王京岐到法國籌組駐法支部 (王京岐是1920年6月赴法的勤工儉學生, 1921年10月與蔡和森、陳毅等一起被押送回國, 翌年加入國民黨) 。周恩來等即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主動與王京岐聯系。

1923年3月10日, 中共旅歐支部召開共青團會議, 研究加入國民黨的問題。4月, 又派代表到里昂和王京岐商量。6月l6日, 雙方代表再作商談并達成協議, 旅歐共青團七十多名團員 (黨員都是團員) 全都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樣, 旅歐國共兩黨的合作, 比國內早半年實現, 成為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的先導。周恩來被任命為國民黨巴黎通訊處籌備員。

1923年8月, 王京岐因公歸國。同年11月25日, 國民黨駐歐支部在里昂舉行成立大會, 周恩來當選為執行部總務科主任, 在執行部長王京岐回國期間, 代理部長職務。先后在國民黨駐歐支部擔任各種職務的中共黨員還有李富春、聶榮臻、熊銳、朱德、劉鼎等。

1924年6月6日, 王京岐回到巴黎, 召開國民黨黨員大會, 成立駐法總支部, 王京岐任主席。不久, 補選共產黨員施益生任副主席。中共旅歐支部在領導革命統一戰線的工作中, 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 同國民黨右派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使統一戰線不斷壯大和鞏固。1923年7月, 聯合22個團體, 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共管”中國鐵路的斗爭;1925年“五卅”運動, 在旅歐華人中掀起反帝愛國的高潮, 都是統一戰線工作的偉大勝利。

中共旅歐支部對旅歐人員中以華林、李卓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派和以曾琦、李璜為代表的國家主義派 (國家主義青年團, 后改名為中國青年黨) , 進行了深刻的揭露與批判。中共旅歐支部派出一批黨團骨干深入做旅法華工的工作, 幫助他們健全華工總會, 建立工人夜校, 出版《工人旬報》等等, 在華工中培育了一批優秀的共產黨員。

中共旅歐支部成立時, 黨團員有30多人, 1923年發展到72人, 1924年發展到200多人, 成為旅歐華人中力量最為強大的戰斗集體。1923年開始, 奉中共中央的指示, 分批到莫斯科學習。有到東方大學的, 有到軍事學院的, 他們經過短期學習, 即取道回國投身于大革命。

1924年7月, 周恩來奉調回國, 9月初回到大革命的中心——廣州。1925年至1926年間, 國內急需干部, 大部分成員回國, 旅歐支部的工作基本結束。仍留歐洲工作的只有個別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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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與向警予

五、幾個特點

曾經參加過勤工儉學運動或參加過中共旅歐支部成長起來的共產黨員, 最初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客觀環境大體是相同的, 因而具有大體相同的幾個特點。

第一, 他們在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 馬列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問題上, 解決得比較好, 比較徹底。他們進了工廠, 就是工人。不是去“體驗生活”, 不是下去“蹲點”, 不是為了去“接近”工人, 而是作為謀生手段, 和工人一起在死亡線上掙扎。“架子放下了, 面子撕破了, 工作服一穿, 完全是一個勞動者。”[7]……

第二, 他們刻苦攻讀了大量馬列著作, 系統地研究了馬列主義理論, 當時在國內是很難做到的。他們具有相當深厚的理論基礎。這個理論準備對中國共產黨整個歷史發展進程, 都有重大的影響。

第三, 他們對資本主義有真切的了解, 因而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他們見到了資本主義大工業, 眼界比較開闊, 因而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更深的理解。

第四, 歐洲是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地區。工人階級有幾百年的歷史, 是最先進的生產力的代表, 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他們大公無私, 最有遠見, 富于革命徹底性, 具有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旅歐同志受到這個工業無產階級的熏陶, 在他們投身革命的最初階段, 就在思想上作風上深深地打下了無產階級的烙印, 這對于他們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斗爭中, 能夠比較自覺地抵制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的腐蝕。他們顧大局, 識大體, 不搞以我為核心, 表現了高度的無產階級黨性原則。……

第五, 他們有著深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們置身于國際無產階級之中, 一方面, 參加了各國無產階級的斗爭, 如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肖三等還曾參加過法國共產黨。另一方面, 他們又處處受到各國無產階級的關懷與幫助。如何長工從法國去比利時, 沒有居留護照, 買不到面包, 住不上旅店, 寸步難行。比共的同志給他辦手續, 找住處、籌旅費, 像親人一樣照顧一切。又如朱德等在德國發動聲援國內“五卅”反帝愛國的斗爭被捕入獄, 德國各工人團體紛紛向柏林法院提出抗議, 警察當局被迫釋放全體被捕者。歐陽欽等許多同志相繼被逐出境, 都是德國紅色救濟會主席威廉·皮克 (德共負責人) 幫助籌路費, 辦手續, 護送他們出境的。因此, 旅歐同志在后來的斗爭中, 能夠自覺地貫徹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高潮不過兩三年時間, 中共旅歐支部也僅僅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一個地區性組織, 但是, 它給我黨培養了一二百名重要骨干, 其中省軍級以上干部就達五六十名。因此, 很好地學習和研究這段歷史, 對我們有著重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1]陳毅.我兩年來旅法勤工儉學的實感[N].晨報, 1921-08-19.

[2]吳明.勤工儉學生底 (的) 一席話[N].民國日報 (副刊:覺悟) , 1921-08-22.

[3]蔡和森文集:上冊[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8.

[4]周恩來.西歐的“赤”況[N].新民意報 (副刊:覺郵) , 1923-04-15.

[5]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J].北京.歷史研究, 1979, (3) :13.
[6]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共產主義小組:下冊[G].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7:920.

[7]何長工.勤工儉學生活回憶[M].北京:工人出版社, 1958:47.

#事件 #建黨 #法國共產主義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