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十三日，桂林城的南薰門格外熱鬧。時值蘇四十三起義平定不久，清廷嚴查新教余黨的旨意傳遍了南方各省，桂林作為廣西省城，往來盤查比平日嚴了數倍。
守門兵丁盯著每一個進出城的行人，尤其對西北口音、回民打扮的人格外留神。就在這時，一個背著布包、身形消瘦的中年男子走到了城門口，他發辮稀疏，像是大病初愈后新長出來的，操著一口廣東口音，一看就是遠道而來。
貴中孚心里清楚，這案子要是辦好了，就是自己升官的階梯。他當即將海富潤打入大牢，連夜整理卷宗上報給廣西巡撫朱椿。此時的朱椿正因為查拿新教余黨不力屢屢被朝廷申斥，正愁沒有政績表現，看完貴中孚的稟報，當即拍板：這是一起跨省傳播邪教的大案，必須徹查到底。
朱椿之所以如此小題大做，并非一時糊涂，而是精準踩中了當時的政治風向。就在一年前，甘肅蘇四十三領導的新教起義一路打到蘭州城下，朝野震動。乾隆皇帝雷霆震怒，下旨各省嚴查新教余黨，收繳違禁書籍，凡是與新教有牽連者，一律從重處置。旨意一下，各省官員如臨大敵，誰都怕擔上“失察”的罪名。
官場之上向來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要嚴查，地方官就往死里查，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因為查錯了最多是辦事過當，挨幾句訓斥；可要是漏查了真的逆黨，那就是丟官掉腦袋的重罪。在這種導向下，各地紛紛把嚴查范圍從“新教余黨”擴大到了所有回民群體，但凡帶宗教書籍的、從西北過來的，都可能被當成嫌疑對象。
朱椿是乾隆二十八年的進士，在官場摸爬滾打多年，深諳此道。他此前在廣西布政使任上就以辦事嚴苛著稱，升任巡撫后更是處處想表現。甘肅出事后，廣西遠離西北，本沒什么新教勢力，朱椿正愁沒機會在皇帝面前露臉，海富潤的案子剛好送到了眼前。
他親自提審了海富潤，弄清了書籍的來源：這些書是海富潤在漢口養病時，一位叫袁國祚的南京回民贈送的，包括十卷本的《天方至圣實錄年譜》，以及《天方字母解義》《清真釋疑》《天方三字經》各一部。袁國祚在漢口開著一家裕興帽店，同時也是位熱心刊刻伊斯蘭典籍的學者，這些書都是清初著名學者劉智的著作，在南方回民中流傳了幾十年，本是尋常的宗教讀物。
從嶺南到江南，從云貴到湖廣，凡是海富潤游學經過的地方，凡是與袁國祚刻書有牽連的人，都沒能逃過這場風波。著書的、作序的、贈書的、刻版的、藏書的，甚至只是買過一本《天方三字經》的普通回民，都遭到官府上門搜檢。各地禮拜寺被翻箱倒柜，回民家庭人人自危，很多人僅僅因為家里藏有一冊宗教書籍，就被抓去衙門拷打問訊，逼問同黨下落。
朱椿還嫌聲勢不夠大，特意在奏折里危言聳聽，說海富潤從陜西過來，難保不是新教余黨，帶著經書南下傳教，意圖不軌。他滿以為這道奏折遞上去，乾隆定會嘉獎自己辦事得力、查察嚴明，自己說不定能憑此調往富庶省份，更進一步。
可他萬萬沒想到，這一次馬屁拍到了馬蹄子上。
乾隆很清楚，蘇四十三起義是新教鬧事，而流傳這些書籍的都是舊教回民。舊教向來順從官府，和新教不是一回事。如果連舊教的普通經書都要查禁，把所有回民都當成逆黨防范，那只會把原本安分的人也逼反。西北剛打完仗，人心未定，南方要是再因為查書鬧出亂子，后果不堪設想。
六月初三日，乾隆明發上諭，毫不客氣地訓斥了朱椿。他在諭旨里說，舊教回民各省都有，平日里誦讀的都是世代相傳的宗教經典，內容都是相沿舊本，并非實有謗毀、顯為悖逆之語，斷無查辦治理的道理。朱椿這么做，純屬辦事過當、不識大體。
朱椿本想邀功，結果反被皇帝當眾打臉，顏面盡失。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朝廷正式下旨，以朱椿不諳事理輕重、辦事孟浪過當為由，將其革職留任，降二級調用。其余各省參與查辦的官員，也分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申飭。此案過后，各地地方官肆意擴大化、借查教為名滋擾回民的風氣，確實收斂了不少。
這是一步險棋，也是一步妙棋。乾隆既然已經公開說這些書沒有悖逆內容，大概率不會出爾反爾。乾隆四十七年秋，袁國祚輾轉抵達京城，通過內務府的渠道將書籍呈遞了上去。乾隆翻閱之后，確認書中內容均為正常宗教記述，并無違礙之處，便正式批準該書公開刊印流傳，還賞賜了袁國祚一些財物以示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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