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總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上海勞動婦女服務團幫助我參加新四軍

服務團幫助我參加新四軍

鄭 堅

我在人民軍隊里已55年了，回首往事，我深深感謝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是服務團的黨組織幫助我參加了新四軍。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激發我的抗日熱忱，早期我在家鄉即參加一些救亡活動。1938年冬，讀到了斯諾寫的《西行漫記》，更向往共產黨和紅軍以及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和新四軍。1939年7月7日，在抗戰兩周年紀念日時，我和同學小宋毅然離開上海，乘輪船經寧波奔皖南。行至浙江東陽，旅費告罄，無奈只能到麗水我表兄邱子卿處。表兄給了小宋一筆旅費讓小宋走了，把我留在他那里工作。我準備干上兩個月，積攢一定的旅費后再走。在此期間，我寫信給在服務團工作的姐姐鄭惠珍，請她想法幫我。月余，惠珍姐來信，并匯來旅費，要我到她那里去。這樣，我只身一人就去了江西。

我到服務團時，她們駐在分宜縣城西北落星湖畔的一個村子里。團長胡蘭畦去重慶尚未返回，團里工作由胡瑞英大姐負責。因為我在途中患病，惠珍姐要我先養病休息。在服務團的那些日子，我至今十分懷念。

清晨，秀麗的落星湖上飄起如紗薄霧，服務團員的嘹亮歌聲在湖邊飄蕩，我漫步在湖畔的垂柳道上，心已隨著抗戰歌聲而激揚。白天，我如饑似渴地讀著惠珍姐給我看的進步書刊，獲益良多；有時，我隨同服務團員，沿著落星湖邊的小道走向各個鄉村，聽她們深入淺出地向民眾進行抗戰到底抗戰必勝的宣傳；有時，我站在屋子一角，看她們排練揭露日寇殘暴、喚起民眾抗日、激勵人們斗志的戲劇，從中得到啟示。入夜，她們又以自己的經歷，同我談人生的哲理。在服務團，我知道了抗日有積極和消極之分，有全面和片面之別；懂得了人的一生不應虛度，應該貢獻給人類的解放事業。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事業，我已由過去那種熱情而又樸素的向往轉變為堅定的追求。我一定要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為徹底的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而奮斗！

在和服務團同志的接觸中，我敬佩她們待人熱情、誠懇而磊落大方，處事嚴肅、鎮定又從容不迫。她們吃的是糙米，睡的是統鋪，刻苦耐勞，紀律嚴明，團結互助，朝氣蓬勃，一個個英姿颯爽。盡管在國民黨部隊工作的環境日益險惡，但能應付自如，工作做得仍很出色，深受戰地軍民的愛戴和擁護。

上海勞動婦女服務團團長胡蘭畦（圖源網絡，下同）

1939年秋，胡蘭畦團長從重慶回到服務團，經地下黨支部研究后，惠珍姐把我介紹給她，幫助做些抄寫工作。春節后，胡團長因患惡性瘧疾，到衡陽住院治療，接著又去了重慶。一天，惠珍姐告訴我準備介紹我參加新四軍，說同去的還有胡瑞英大姐的外甥姚玉琮和服務團醫助韓紹愈。我異常興奮，夢寐以求的愿望要實現了。去新四軍的具體安排是：由支書胡瑞英大姐寫信介紹我們去新干縣三湖鎮的國民黨一O九兵站醫院劉仁濤院長處，請他介紹我們前去。元宵節后，我們3人高高興興地離開服務團，穿分宜，經新喻，直奔三湖。

到了三湖，劉仁濤滿口答應，但他也不是直接介紹我們去皖南，而是介紹我們去金華找女作家葛琴。在三湖住了兩天，我們又興致勃勃地東行，在金華找到葛琴。葛琴看了劉仁濤的信，面有難色。她說已接到通知，皖南新四軍軍部暫不接收知識青年去參軍，所以不能介紹我們去了。對此意外，我們毫無思想準備。我們一再向她請求，依然遭婉拒。當時我們百思不解。直到后來我在皖南事變突圍后，經無為到淮南半搭集，鄧子恢向突圍同志作報告，才知道當時是因為項英怕影響統一戰線，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不敢放手吸收國民黨地區來的知識青年。

新四軍去不成，我們打算在金華找個臨時工作，待機再去皖南。為了找工作，我們3人都照了一寸的相片。我寄了幾張給服務團同志，照片背后寫了“厚望不成功，可是不灰心”10個字，表明我的心跡。解放后，在北京見到胡瑞英大姐，她把這張照片還給了我。這是我僅剩的一張能留作紀念的在17歲時照的相片。

在金華，我們每天翻閱報紙廣告，穿街走巷，問詢打聽，得到的總是失望。10天以后，旅費將盡，我們決定回劉仁濤處另想辦法。

1940年4月初，我們回到三湖。劉仁濤聽了我們金華一行的講述，要我們暫待三湖。三湖是贛江邊上比較熱鬧的小鎮，國民黨一O九兵站醫院設在鎮邊的祠堂里。劉仁濤在醫院后面的青青桔林中用募集來的錢建了兩座亭子，一座里面豎一個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一座里面置大漢奸汪精衛和陳璧君夫婦的跪石像。在他那里已有幾名無處投奔被他收留的進步青年。我們住在一起，一間房子住了七八個人。我們這些年輕人上午跟著醫院的看護兵去醫院為傷員換藥，下午在一起讀書學習，談天說地，談理想，說抱負，海闊天空，什么都說。要抗日，不愿在國民黨部隊干；要救亡，雖然祖國大地上烽火連天，又容不得我們，空有一腔熱血，灑向何處？！煩悶之時，我們引吭高歌抗日歌曲。有時，我獨自一人來到贛江邊，看波濤洶涌，江水奔騰，以此砥礪自己決不隨波逐流。有時，我來到桔林中，對著跪著的汪精衛夫婦石像怒聲斥責，以出胸中悶氣。每逢集日，我看到人們絡繹不絕地來到石像前唾罵汪精衛夫婦，感觸很深。

7月，劉仁濤調往國民黨江西省政府衛生廳工作。臨走前，他問我們怎么辦？除了姚玉琮愿跟他同去外，他把韓紹愈和其他幾位青年都介紹到中國紅十字會戰地服務隊去。我不懂醫，對醫也無興趣，決定仍回服務團。

我第二次來到分宜時，服務團的大部分團員去了前方，團里只有胡瑞英等人留守。胡大姐要我暫住下，待惠珍姐從戰地回來再說。

惠珍姐從前方回來后，告訴我服務團來了40個經過國民黨特殊訓練的戰干團員，已很難在國民黨部隊中開展工作。團里決定先安排幾個病號提前撤離羅總部，其他老團員準備在建團三周年時請探親假撤離。任秀棠的弟弟任于因病從新安旅行團到服務團任秀棠姐姐處療養，待機到新四軍去，惠珍姐要我也這樣做。10月5日，服務團召開戰地工作3周年紀念會，會后老團員除個別未走外，都以探家名義請假走了?；菡浣阋辉俣撐夷托牡却Ｎ液瑴I點頭。

服務團老團員撤離以后，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實際已經名存實亡。

我暫住一戶農家，在天井邊的屋檐下放了一張床，作為睡覺之處。時值深秋初冬，寒風逼人，夜雨淅瀝，我衣被單薄，常常半夜凍醒，再難入眠。那時，我憂心如焚，度日如年，朝思暮盼，等待服務團和惠珍姐的音訊。加之時局變幻莫測，我還擔心她們的安全。我常獨坐河邊，西望落日，思緒萬千，直到山影迷茫，寒鴉歸巢，才悵然而回。等待，我只能耐心等待，等待是個磨練。道路既已選定，我必須毫不動搖地走下去。我堅信，服務團的同志們不會使我失望，定有佳音。

1940年秋，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合影。

1940年11月，正在我望眼欲穿之際，收到了惠珍姐從廣西發來的電報：“父病危，速到吉安凌霄處一起回家?！钡鹊搅耍医K于等到了，朝思暮想的愿望要實現啦！回家，就是去皖南新四軍。第二天一早，我背起簡單行李，獨身一人又踏上征途。

凌霄原是服務團的醫官，這時在吉安開私人診所，服務團的同志由桂林去皖南，途經吉安，凌霄的家成了她們的中途落腳點。當我趕到凌霄家時，遇見秦秋谷、張定堡、施禎3位大姐。她們告訴我，12人分3批走，前面已走了王浩良、霍和鳳、李惠英、王瑜潔4人，她們是第二批，鄭惠珍、金敏玉、李亞芬、郭立言是第3批，還在后面。惠珍姐要她們轉告我，碰上哪批就隨哪批走，不必等她。于是，我就隨同第二批走了。

當時，正處在皖南事變的前夜，“山雨欲來風滿樓”，沿途國民黨軍警盤查很嚴。我們二、三批8人先后到達金華，得知第一批4人在歙縣被國民黨軍警攔截，轉道浙東，經上海去蘇北。我們當即決定去新四軍駐上饒辦事處。途經衢州惠珍姐下車辦事。我們到達上饒時正趕上辦事處有車子去皖南，其他同志先走，我留下等惠珍姐。隔了一天，我在車站接到惠珍姐。我們進辦事處住下后，幾乎每天都有從國民黨統治區撤出的人員來到辦事處。過了幾天，辦事處胡金魁主任率領撤離上饒的最后一批人員，包括我們這些從國民黨地區撤出的人，分乘兩輛卡車往皖南進發。

車到太平，公路已斷。我們走了一夜，翻越上下20公里的大山銅嶺，進到茂林，不久到達目的地一一著名的新四軍軍部所在地云嶺。

途中，惠珍姐告訴我，她們從服務團撤出后，經桂林八路軍辦事處批準，胡瑞英、任秀棠、尹卜駒、陳蘭湘4人去延安，另12人去皖南新四軍，其中包括我。在服務團黨組織的關懷和幫助下，我終于走進了人民軍隊的大門，戰斗和工作了幾十年，直至離休。

順便說一下，“文化大革命”期間，我遭到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邱會作的殘酷迫害。被囚禁期間，專案組要我交待在服務團的一段經歷，我如實寫了對服務團的認識，卻被誣為美化服務團，美化國民黨反動派。外調人員要我交待兩名服務團同志的情況，我又如實寫了，也被誣為美化她們，把我寫的材料棄之于地。粉碎“四人幫”后，中央組織部為服務團徹底平反。今天，介紹和宣揚服務團在抗戰前期走過的歷程，完全必要，這對歷史是個交代，對后人也是個教育。（選自全國婦女聯合會辦公廳、福建省婦女聯合會編《青春在戰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