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幫扶干部如何淪為“惡勢力成員”

引子

孫尚紅這輩子最怕的事，就是接到監獄的電話。

每次手機一響，她的心跳就漏半拍。她怕弟弟孫尚利在電話那頭說：“姐，我挺好的，別擔心。”——越是這樣說，她越心疼。

她的弟弟，北票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一名普通科員，一個一輩子沒跟人紅過臉、連一只甲蟲都舍不得傷害的好人，在掃黑除惡的洪流中，被卷入了一場他從未想象過的風暴。

2021年8月5日，孫尚利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2022年11月，北票市人民法院一審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2024年12月，朝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刑期不變。

三年。

一個政府派駐企業的幫扶干部，一個被近三百名群眾聯名簽字摁手印證明“憨厚善良、樂于助人”的好人，一個從未有過任何犯罪記錄的公職人員，因為一場他根本不知情的“掃黑除惡”，在監獄里度過了三年。

而這場風暴的源頭，是一個盤踞北票數十年的流氓團伙頭子柴某玉——綽號“豺狼”——對當年與他有過節的企業家張福東的誣告。

豺狼沒有被定為惡勢力。孫尚利被定了。

這就是孫尚紅拼了命也要為弟弟討回清白的原因——不是因為弟弟是好人，而是因為她親眼看到，一個好人是怎么被裝進“黑惡”的筐里的。

一、一個好人，是怎么被選中的

孫尚利是北票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科員。2009年，北票市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其中一條是：政府向重點企業派駐幫扶人員，協助企業辦理政府手續、調解矛盾糾紛。

孫尚利被派到了莊頭蔬菜批發市場。不是去當經理，不是去管人，是去“服務”——幫企業跑腿、辦手續、調解糾紛。他的工資是政府發的，和市場沒有一分錢關系。

他在這家企業一待就是四年。四年里，他做了什么？

協助政府相關部門征地拆遷；幫企業辦理政府手續；企業和商戶有糾紛的時候，出面調解。

這些事，任何一個人在體制內工作的人都能理解——這叫“職務行為”。

可是四年后，這些行為被重新定義了。調解糾紛，成了“尋釁滋事”；協助政府工作，成了“惡勢力集團”的活動；一個政府派駐的公務人員，成了“黑惡勢力”的骨干成員。

翻遍全案，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孫尚利在市場領過一分錢工資，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擁有市場的管理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指使過任何人做任何違法的事。

但他被定了罪。

憑什么？

憑一些人的“聽說”和“猜想”。

二、聽說和猜想，也能定罪嗎

一審法院認定孫尚利是“經理”，是“惡勢力集團”的主要成員。

可是在法庭上，市場的實際控制人張福東四次庭審都明確說：“孫尚利不是市場經理，他是政府派駐的幫扶人員，我沒有權利給他安排任何職務，市場不給他發工資。”

市場負責人魏某斌、王某蒼也說：“孫尚利從來沒有給我們安排過工作，我們的工作是張某玲安排的，工作向她匯報。”

那法院憑什么認定他是經理？

憑幾個基層員工的證言：“我們覺得他像個領導，因為他經常出面調解糾紛。”

這就是全部的證據。

我作為張福東的辯護人，在庭上幫孫尚利說了一句公道話：“職務的認定要有法律依據或者客觀證據來證明，不應該上下嘴一碰就定性了。如果他們管孫尚利叫爹，法院是不是還要做一次親子鑒定？”

話糙理不糙。

在刑事案件里，定罪需要“證據確實、充分”。而在孫尚利案里，“確實、充分”變成了“聽說、猜想”。

這就是作為姐姐的孫尚紅最想不通的地方——一個被政府派去做好事的人，怎么就成了罪犯？一群基層員工隨口說的“覺得像”，怎么就成了定罪的鐵證？

三、從“不知道是誰打的”，到“就是孫尚利打的”

在所有指控中，張某生案最讓孫尚紅憤怒。

2009年，張某生在事發當年的報警記錄中，清清楚楚地告訴警察：“不知道是誰打了我。”

這是案發當時的真實記憶，誰也做不了假。

可是13年后，在豺狼開始誣告張福東的背景下，張某生突然“恢復了記憶”。他準確辨認出：是孫尚利領著十多個人追打他。

一個人13年前都不知道是誰打了他，13年后反而知道了？這不是記憶，這是交易。

而且，這起指控只有張某生的合伙人武某軍一人作證——典型的孤證。武某軍和張某生是利益共同體，他的證言能信嗎？

還有更荒唐的。高某山進市場鍋爐房偷煤，被認定為“撿煤”，成了尋釁滋事的受害人。一個醉酒后拿著菜刀到市場辦公室鬧事的人，也被定性為尋釁滋事的被害人。

為定罪不顧是非。

這些案件，孫尚紅說：“不但與客觀事實嚴重不符，簡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可是法院采信了。

四、“惡勢力集團”只有一個人在場

一審法院認定，張福東、孫尚利、魏某斌、王某倉四人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四個人，長期糾集，多次共同實施犯罪。

可是這四個人，從來沒有同時在場過。

張福東2010年末就離開市場回大連了。魏某斌2009年末到2012年10月工作，之后也回大連了。王某倉2013年才來市場幫忙，2014年就走了。孫尚利2013年就回政府上班了。

四個人，時間線上幾乎沒有交集。

一個在時間上根本不存在的“集團”，被法院硬生生捏在了一起。

孫尚紅說：“我文化不高，但我也能算明白這個時間賬。張福東走了，魏某斌還在；魏繼斌走了，王某倉才來；而孫尚利，他從來就不是市場的人，他只是個被政府派去的服務員。把這四個人定性為涉惡集團，是在愚弄百姓，還是在褻瀆法律？”

更諷刺的是，真正的“豺狼幫”老大柴某玉——一個盤踞北票數十年、婦孺皆知的黑惡勢力頭子——因為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反而沒有被認定為涉惡集團成員。而孫尚利，一個幫企業調解糾紛的公務員，卻被定了。

孫尚紅說：“豺狼誣告張福東有情可原，因為他們畢竟還有經濟往來。可是孫尚利和他無冤無仇，怎么就成了涉惡集團成員？這是為什么？”

五、程序的門，從來就沒開過

這起案件的程序問題，多到數不過來。

疫情期間，一審線上開庭，連線效果差到各被告人和辯護人都聽不清公訴人說了什么。辯護人提出：聽不清怎么質證？怎么辯護？

主審法官說：“就這樣的條件了，2020年以來都是這么審的，有沒有效力和你沒關系。”

北票市檢察院檢察官楊某威，在起訴階段是承辦人，在行賄罪部分又作為證人出證。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該回避不回避。

發回重審后，辯護人提出管轄權回避的三個理由，合議庭當庭駁回，但不同意回避的理由——沒有出示。辯護人申請在宣讀起訴書之前先宣讀庭前會議報告，也被駁回。

最讓孫尚紅震驚的是：偵查機關出具了一份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無法證明鎬把是譚某國買的”。這份證據被折疊起來，在右下角用鉛筆標注了三個字：“不出示”。

公訴人沒有出示，法官也沒有審理。

孫尚紅說：“這份證據如果出示了，公訴人指控的‘預謀’就不成立。可是他們不讓它出現。”

程序正義，在很多人眼里是“虛的”。但孫尚紅知道，程序正義不是虛的——它是實體正義的保險絲。程序一斷，正義就燒了。

六、三百人的簽名

孫尚利被關進去之后，孫尚紅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她開始學法。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為了給弟弟申冤，從頭學起，硬是把幾千頁的材料翻了一遍又一遍。她旁聽了四次庭審，每一次都在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記。

第二件，她挨家挨戶敲門，征集弟弟的人品證明。

她用了兩天時間，找到了近三百個人——鄰居、同學、同事、市場周邊的貨棧老板、種植戶——請他們為孫尚利的人品簽字作證。

近三百人，簽字、摁手印、留電話、留身份證號。沒有一個人拒絕。

莊頭市場附近有三十多家與市場收費有關聯的貨棧，其中二十七家主動為她弟弟出具了人格證明，說他“正直、善良、樂于助人”。八十多戶種植戶也出具證明，證實孫尚利從來沒有對任何種植戶有過攔截辱罵、強拿硬要等行為。

一個被老百姓交口稱贊的好人，怎么就成了“為非作歹、欺壓百姓”的惡勢力？

孫尚紅讓律師在法庭上，把這些材料一份一份地遞上去。

法官沒有采納。

七、時代的灰塵

2024年12月30日，朝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維持原判，孫尚利犯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從入獄到釋放，孫尚利在監獄里待了整整三年。2024年8月8日，他走出看守所，刑期已滿。

他是“服完刑”出來的，不是“無罪釋放”出來的。

孫尚紅不覺得這是勝利。“他還是有罪。他還是背著這個罪名。一個清清白白的人，憑什么要背著‘尋釁滋事’四個字過一輩子？”

他的妻子患有罕見的喬本氏病，最怕精神刺激。丈夫被抓后，她病勢沉重，生命岌岌可危，每天以淚洗面。

他的孩子才上初中，小小年紀就變得語無倫次，經常半夜一個人跪在菩薩面前自言自語。

孫尚紅自己的身體也不好，父母離世后，她的癌細胞本來就偏高，弟弟入獄的打擊讓她的癌細胞激增了數倍。

“時代的一粒灰塵，落在一個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孫尚紅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是抖的。

她不是在感慨別人的故事。她是在說她自己。說她弟弟。說她弟弟的妻子和孩子。說她自己的病。說她三年里沒睡過一個安穩覺。

這粒灰塵，壓在她一家的頭頂上，壓了三年，可能還會繼續壓下去。

八、公平正義，怎么就這么難

孫尚紅說，電影《第二十條》她看了無數遍。每一次看到檢察官韓明說那段話，她都哭。

“法律的權威來自哪里？難道不是老百姓心中最樸素的期待嗎？公平正義對老百姓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難以做到。難道讓老百姓用自己的命運，家庭的命運，甚至幾代人的命運去承擔公平正義的代價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一共四百五十二條法律，五萬六千六百八十一個字，從頭到尾不就是寫著四個字——公平正義嗎？”

孫尚紅把這段話背了下來。她說，這就是她三年里想說的話。

她不是法律專業，不是什么大人物。她只是一個姐姐，一個普通的、有點文化的、在弟弟蒙冤之后決定死磕到底的中年女人。

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贏。她知道的是，如果她放棄了，就再也沒有人為孫尚利喊冤了。

尾聲

2026年的夏天，孫尚紅還在寫信。

寫給法院，寫給檢察院，寫給信訪局，寫給巡視組。

每一封信的開頭都是“尊敬的領導”，每一封信的結尾都是“泣血叩上”。

她不敢停下來。因為她停下來，那座山就真的壓下來了。

我不知道孫尚利最終能不能等到一個“無罪”。我不知道孫尚紅的身體還能撐多久。我不知道那個半夜跪在菩薩面前自言自語的孩子，什么時候才能像正常孩子一樣長大。

但我知道，如果連孫尚利這樣的人都能被定罪，那么每一個服從政府安排、老老實實上班、給企業調解糾紛的公務員，都可能是下一個孫尚利。如果連這樣明顯的冤案都無法糾正，那么“法治”就真的只是一個詞了。

孫尚紅在信的最后寫道：“不求法外開恩，只求公平正義。”

這句話，她說了很多遍。

這句話，值得一個回答。

本文根據孫尚利案刑事判決書、上訴狀、申訴狀、情況反映材料及孫尚紅公開陳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