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沐：人文經濟學——經濟新形態的理論建構（下）

人文經濟學：經濟新形態的理論建構（下）

西沐

內容提要：

數字技術與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正在催生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 —— 人文經濟。傳統經濟學基于 “理性人” 假設、以物質財富增長為核心的理論范式，已難以解釋精神消費崛起、人文資源價值化、數字資產新業態等當代經濟現象。人文經濟學并非傳統經濟學的分支延伸，而是立足新時代經濟形態躍遷的獨立學科體系，其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根本前提與核心立場，以數字化人文資源的轉化創新為研究核心，以人文資源的價值發現為根本目的，以價值管理為基本研究方法，以人文資源活化為邏輯起點，最終以重構數字時代人文精神為治理目標。本文系統梳理了從人文經濟、數字人文經濟到數智人文經濟的形態演進脈絡，闡釋了人文經濟學的范式革新意義，構建了涵蓋核心假設、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治理目標等全新的理論框架，為理解新時代經濟形態變革、推動文化與經濟深度融合、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指引。

關鍵詞：

人文經濟學；數字人文經濟；數智人文經濟；人文資源活化；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文精神

七、數字人文資源的價值發現是人文經濟學研究的根本目的

經濟學的核心命題之一是價值發現，即通過市場機制與制度安排，讓資源的價值得到充分識別與合理定價。對于人文經濟學而言，數字人文資源的價值發現是其研究的根本目的。人文資源的價值具有隱蔽性、多元性與主觀性，傳統市場機制難以實現充分的價值發現。數字技術為人文資源的價值發現提供了新的機制與路徑，研究這些機制的運行規律，推動人文資源多元價值的充分釋放，是人文經濟學的核心使命。

（一）人文資源的價值構成與價值發現困境

1.人文資源的多元價值構成

人文資源的價值是一個多元復合系統，不能用單一的經濟價值衡量。其價值體系主要包括四個維度： 一是本體價值，即人文資源自身固有的文化、歷史、審美與精神價值，這是人文資源的核心價值，也是其他價值的基礎。本體價值具有客觀性，由資源的歷史積淀、藝術水準、文化內涵決定。 二是體驗價值，即消費者在接觸、消費人文資源過程中獲得的精神體驗與審美滿足。體驗價值具有主觀性，因人而異，與消費者的審美能力、文化素養、情感狀態密切相關。 三是社會價值，即人文資源對社會文化、公共認知、社群認同產生的正向價值。例如，文化遺產能夠增強民族文化認同，優秀藝術作品能夠提升社會審美水平。 四是經濟價值，即人文資源通過市場交易實現的貨幣價值，是本體價值、體驗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市場變現形式。

在這四類價值中，本體價值是核心，體驗價值是消費端的直接體現，社會價值是外部效應，經濟價值是市場表現。四者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人文資源的完整價值體系。

2.傳統語境下的價值發現困境

在傳統市場環境中，人文資源的價值發現面臨諸多困境，導致其價值難以充分釋放： 第一，信息不對稱導致價值識別不足。人文資源的本體價值具有專業性，普通消費者難以準確判斷其文化內涵與藝術水準，信息不對稱導致優質資源難以獲得合理定價，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普遍。例如，藝術品市場的真偽問題、估值問題，長期制約著市場的健康發展。 第二，定價機制主觀化導致價值偏離。傳統人文資源的定價缺乏客觀標準，高度依賴專家經驗與市場共識，主觀性強、波動大。優質資源可能因認知度低而被低估，平庸資源可能因炒作而虛高，價格與價值偏離的現象普遍存在。 第三，流動性不足導致價值實現不暢。傳統人文資源的交易門檻高、周期長、流動性差，大量人文資源處于 “沉睡” 狀態，無法通過市場流轉實現價值。例如，大量民間收藏、館藏文物難以進入市場流通，價值無法有效釋放。 第四，多元價值難以協同釋放。傳統市場機制主要實現經濟價值，本體價值、社會價值的釋放缺乏有效機制。很多人文資源過度商業化開發，損害了本體價值與社會價值；而純公益保護的資源又缺乏經濟反哺，難以可持續發展。多元價值的失衡，是傳統人文資源價值發現的核心痛點。

這些困境表明，傳統市場機制難以實現人文資源的充分價值發現，必須借助數字化手段構建新的價值發現機制。

（二）數字化語境下價值發現的新機制

數字技術為人文資源的價值發現提供了全新的解決方案，形成了四大價值發現新機制，有效破解了傳統困境。

1.平臺化價值發現機制

數字化綜合服務平臺是價值發現的核心載體。平臺通過匯聚海量供需信息，打破信息不對稱，讓更多人文資源被市場看見與認知。同時，平臺整合了確權、鑒定、評估、溯源等專業服務，建立標準化的價值評估體系，為價值發現提供專業支撐。例如，微拍堂等藝術電商平臺，通過平臺公信力建設與專業服務體系，讓大量中小藝術家的作品被大眾發現，實現了價值的合理定價與高效流轉。平臺的網絡效應能夠快速放大優質資源的影響力，加速價值共識的形成。

2.場景化價值發現機制

數字化場景能夠通過沉浸式體驗，讓消費者直觀感知人文資源的本體價值，從而提升價值認同與支付意愿。例如，數字博物館通過沉浸式漫游，讓觀眾深度感受文物的歷史文化魅力，其衍生文創產品的價值認可度也隨之提升；元宇宙藝術展通過沉浸式觀展體驗，讓觀眾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藝術內涵，提升作品的價值感知。場景化機制通過強化體驗價值，帶動本體價值與經濟價值的協同提升，是價值發現的重要路徑。

3.數據化價值發現機制

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為人文資源的價值評估提供了客觀化、量化的工具。通過積累海量交易數據、用戶行為數據、市場行情數據，可以構建多維度的價值評估模型，對人文資源的價值進行動態測算，降低定價的主觀性。例如，藝術品大數據平臺可以通過分析同類作品的歷史成交、藝術家的市場表現、行業趨勢等數據，給出相對客觀的估值參考。數據化機制讓價值發現從經驗判斷走向科學量化，提升了價值發現的精準度與公信力。

4.社群化價值發現機制

數字社群是人文價值共識建構的重要場域。基于興趣圈層的數字社群，能夠通過交流討論、內容共創、身份認同，形成對人文資源的價值共識，從而實現價值發現。例如，數字藏品的價值很大程度上來自社群共識，社群成員對 IP 文化的認同、對社群身份的歸屬，共同支撐起藏品的價值。國潮產品的價值也來自文化認同社群的集體推崇。社群化機制將價值發現從專業定價轉向共識建構，更符合人文價值的生成邏輯。

這四大機制相互配合、協同作用，構成了數字化語境下人文資源價值發現的完整體系。人文經濟學需要深入研究這些機制的運行規律、優化路徑與風險防控，推動人文資源價值發現效率的持續提升。

（三）價值發現的根本指向：多元價值協同共生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人文經濟學所追求的價值發現，不是單一經濟價值的最大化，而是多元價值的協同共生。這是人文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在價值發現上的本質區別。

傳統經濟學的價值發現以經濟價值最大化為目標，可能為了經濟效益犧牲其他價值。而人文經濟學的價值發現，追求本體價值、體驗價值、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的協同提升：本體價值的挖掘為體驗價值與經濟價值提供核心內核；體驗價值的提升帶動經濟價值的實現；經濟價值的反哺又能進一步保護與活化本體價值；社會價值則在這一過程中自然釋放。

在實踐中，要避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 “唯經濟論”，將人文資源單純視為盈利工具，過度商業化開發，透支文化內涵，最終導致本體價值消解，經濟價值也難以持續；另一種是 “純公益論”，完全排斥市場機制，讓人文資源處于靜態保護狀態，無法通過價值實現獲得可持續的發展動力。正確的路徑是，以價值發現為抓手，構建多元價值協同共生的良性循環，讓人文資源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

實現多元價值協同共生，是人文經濟學價值發現研究的根本指向，也是人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求。

八、數字人文資源的價值管理是人文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手段與方法

如果說價值發現是人文經濟學的研究目的，那么價值管理就是實現這一目的的基本手段與方法。人文資源的價值不是靜態的、固化的，而是動態的、可管理的。通過科學的價值管理，可以實現人文資源價值的保值、增值與風險防控，保障價值發現的有效性與可持續性。數字技術賦能下的價值管理體系，是人文經濟學方法論的核心組成部分。

（一）人文資源價值管理的內涵與框架

價值管理是指圍繞人文資源全生命周期，對其價值進行維護、評估、增值與風險防控的系統性管理活動。與傳統資產管理相比，人文資源的價值管理具有更強的綜合性與專業性，不僅關注經濟價值，更關注文化價值、審美價值的維護與傳承。

人文資源價值管理的核心框架包括四大模塊： 第一，價值確權與溯源管理。這是價值管理的基礎，核心是明確人文資源的權屬歸屬，記錄其流轉歷史，保障資源的真實性與合法性。確權是資產交易與價值管理的前提，沒有清晰的權屬，就談不上規范的價值管理。 第二，價值評估與定價管理。這是價值管理的核心工具，核心是建立科學的評估體系，對人文資源的多元價值進行動態評估與合理定價，為交易、融資、托管等業務提供價值依據。 第三，價值增值與運營管理。這是價值管理的核心目標，核心是通過 IP 運營、場景開發、衍生授權等方式，持續放大人文資源的價值，實現價值的保值增值。 第四，價值風險與合規管理。這是價值管理的保障，核心是識別、度量與防控人文資源價值管理中的各類風險，包括市場風險、真偽風險、合規風險、操作風險等，保障價值管理活動的健康有序。

這四大模塊貫穿人文資源從確權到運營的全生命周期，構成了完整的價值管理閉環。

（二）數字化賦能價值管理的技術路徑

數字技術從根本上提升了人文資源價值管理的效率與精準度，形成了技術賦能的價值管理新范式。

1.區塊鏈技術：確權溯源的技術基石

區塊鏈技術具有不可篡改、可追溯、公開透明的特性，完美適配人文資源的確權溯源需求。通過 NFT 鑄造機制，可以為每一件數字人文資產生成唯一的鏈上憑證，記錄其創作信息、權屬信息與全部流轉歷史，實現 “一物一碼、全程可溯”。這從技術層面解決了數字資源的確權難題，也為實體資源的數字孿生確權提供了方案。例如，實體藝術品可以對應鑄造數字權屬憑證，交易時同步更新鏈上權屬，實現物理資產與數字憑證的一一對應。區塊鏈技術讓確權溯源管理從依賴人工信用轉向依賴技術信用，極大提升了管理的公信力與效率。

2.大數據與 AI：估值定價的智能工具

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推動價值評估從經驗主導向數據驅動轉型。通過整合市場交易數據、藝術家數據、作品屬性數據、宏觀經濟數據等多源數據，可以構建智能化的估值模型，對人文資源的價值進行動態測算與趨勢預測。AI 還可以對作品的藝術風格、技法特征進行量化分析，輔助價值判斷。智能化估值管理不僅提升了定價的客觀性與精準度，還能夠實現實時的價值動態監測，為資產管理、風險預警提供數據支撐。

3.數字孿生與元宇宙：價值運營的場景載體

數字孿生與元宇宙技術為人文資源的價值運營提供了全新場景。通過構建數字孿生場景，可以將人文資源置入沉浸式環境中進行展示、互動與衍生開發，拓展價值釋放的空間。例如，文物數字孿生可以開發虛擬展覽、數字文創、互動教育等多種運營形態，實現多場景的價值變現。元宇宙場景還可以引入社群運營，通過用戶共創、社群互動持續放大 IP 價值。數字化場景讓價值運營從單一渠道轉向多場景生態，極大拓展了價值增值的空間。

4.智能合約與風控模型：風險管控的技術手段

智能合約與大數據風控模型，提升了價值管理的風險防控能力。智能合約可以將交易規則、權益分配、履約條件寫入代碼，實現自動執行，減少人為操作風險與違約風險。大數據風控模型可以通過監測市場交易數據、價格波動數據、用戶行為數據，及時識別投機炒作、價格異常等風險，發出預警信號。技術化風控手段讓風險管理從事后處置轉向事前預警、事中監控，提升了風險管控的主動性與有效性。

（三）價值管理的實踐體系與工具體系

數字化價值管理的落地，需要構建完整的實踐體系與工具體系。從實踐主體看，價值管理體系分為三個層面： 一是平臺層面的基礎管理服務。數字化綜合服務平臺是價值管理的核心載體，提供確權登記、價值評估、交易結算、集保托管等基礎管理服務，是價值管理體系的基礎設施。 二是機構層面的專業管理服務。各類專業機構如藝術財富管理機構、藝術基金、資產評估機構等，面向特定客戶提供專業化的價值管理服務，如資產配置、財富管理、基金運作等，是價值管理的專業供給方。 三是監管層面的合規管理體系。監管部門通過制定規則、建設監管系統，對價值管理活動進行合規監管，防范系統性風險，是價值管理體系的制度保障。

從工具形態看，價值管理工具日益豐富，包括數字確權憑證、智能估值系統、數字資產托管賬戶、藝術基金產品、資產質押融資工具等。這些工具覆蓋了價值管理的各個環節，為不同主體提供了多樣化的管理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人文資源的價值管理始終要堅持 “系統資源、價值為本、技術為用” 的原則。技術是提升管理效率的工具，不能替代人文價值本身的判斷。價值管理的核心始終是圍繞人文資源的本體價值展開，技術手段服務于人文價值的保護與釋放，不能本末倒置，為了技術創新而損害人文內涵。

九、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人文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前提

人文經濟學的全部理論建構，都建立在一個根本前提之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經濟活動的終極目的。這不是一句抽象的價值宣言，而是貫穿人文經濟學全部研究的邏輯基石。無論是資源轉化、價值發現還是價值管理，最終都要服務于人的發展。確立這一根本前提，是人文經濟學區別于傳統經濟學的本質特征，也是其理論體系的價值根基。

（一）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當代傳承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組成部分。馬克思認為，人的發展的終極目標是 “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即人的體力、智力、個性、社會關系得到充分而自由的發展，人擺脫了異化勞動的束縛，成為自身社會關系的主人，實現創造性的自我實現。馬克思指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是 “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

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為人文經濟學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傳統經濟學將人視為生產要素與消費工具，人服務于經濟增長；而人文經濟學回歸馬克思主義的人本立場，認為經濟發展服務于人的發展。這不是理論上的復古，而是數字時代的理論升華。在物質匱乏的時代，人的發展受限于物質條件，經濟增長優先具有歷史合理性；而當物質生產能力極大提升，精神需求上升為核心需求，人的全面發展就從理論愿景走向了現實可能。

數字人文經濟的發展，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了現實路徑：一方面，人文經濟提供了豐富的精神產品與文化服務，滿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的審美素養與精神境界，促進人的精神層面全面發展；另一方面，數字技術賦能人的創造性，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創意生產與價值共創，釋放人的創造潛能，實現人的能力全面發展。

因此，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不是人文經濟學的外在附加，而是其內在的理論基因，是馬克思主義人本思想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具體體現。

（二）人文經濟活動的主體性回歸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根本前提，在人文經濟活動中集中體現為人的主體性回歸。傳統工業經濟中，人被異化：生產端，人是流水線的附屬，重復機械勞動，創造性被壓抑；消費端，人是被動的商品接收者，消費行為被廣告與營銷塑造。而人文經濟時代，人的主體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彰顯。

1.生產端：從勞動者到創意主體

傳統工業生產中，勞動者是勞動工具的附屬，執行標準化的生產指令，創造性空間有限。而人文生產的核心是創意創造，創作者的主體性、個性與創造性是價值的核心源泉。數字技術進一步賦能個體創作者，讓創作者可以繞過傳統中介，直接面向市場與受眾，自主掌控創作節奏與商業路徑。AIGC 等工具的普及，更極大降低了創作門檻，讓普通人也能參與內容創作，釋放創造潛能。在人文生產中，人不再是被動的勞動者，而是主動的創意主體，在創作中實現自我表達與價值實現。

2.消費端：從被動接受者到體驗共創者

傳統消費中，消費者被動接受標準化的產品，消費過程是單向的價值消耗。而人文消費中，消費者的體驗過程本身就是價值創造的一部分。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解讀，獲得不同的精神體驗，這種個性化的體驗就是消費價值的核心。數字時代的互動式、沉浸式消費，更讓消費者深度參與到內容的建構之中，觀眾的互動、用戶的二次創作、社群的交流討論，都是人文價值的組成部分。消費者從被動的價值接收者，轉變為主動的價值共創者，主體性得到充分體現。

3.分配端：從按要素分配到按價值貢獻分配

傳統分配體系中，資本、土地、勞動是核心分配依據，人的創意貢獻難以獲得合理回報。而人文經濟中，創意、審美、社群運營等人文能力成為核心價值來源，分配機制也向人的價值貢獻傾斜。創作者、IP 運營者、社群主理人等主體，憑借其人文價值創造獲得相應回報，人的價值得到更充分的認可與尊重。

人的主體性回歸，印證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不是抽象的目標，而是正在人文經濟實踐中逐步成為現實。人文經濟學將這一趨勢提煉為理論前提，既是對實踐的總結，也是對發展方向的引領。

（三）人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雙向建構

確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根本前提，并不意味著否定經濟增長的意義，而是要構建人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雙向建構關系。二者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促進、協同共生的。

一方面，人的發展是人文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人的審美能力、創意能力、文化素養的提升，會催生更高質量、更多元的人文消費需求，也會催生更豐富、更優質的人文內容供給，從而推動人文經濟持續增長。人的發展水平越高，人文經濟的發展質量就越高、增長動力就越足。 另一方面，人文經濟增長為人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與實現路徑。人文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更多優質的精神文化產品，提供了更多創意就業崗位，搭建了更多自我實現的平臺，讓人的全面發展具備了現實條件。

這種雙向建構關系，打破了傳統經濟學 “增長至上” 的單維邏輯，形成了 “人的發展 — 經濟增長 — 人的更高水平發展” 的良性循環。這正是人文經濟學所追求的理想發展模式：經濟增長服務于人的發展，人的發展反過來驅動經濟更高質量的增長。

從更深遠的意義看，確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根本前提，為數字時代的經濟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技術越發展、經濟越發達，就越不能迷失發展的目的。人文經濟學通過重申這一根本前提，讓經濟學重新回到 “人的解放與發展” 的初心，避免技術異化與資本異化對人的侵蝕，這正是其時代價值的重要體現。

十、重塑人文精神是人文經濟學治理研究的根本目標

任何經濟形態都需要相應的治理體系，而治理體系的構建離不開明確的目標指引。對于人文經濟學而言，治理研究的根本目標不是單純的市場秩序維護與風險防控，而是在數字時代重塑與共塑人文精神。這一目標的確立，讓人文經濟治理超越了傳統市場監管的范疇，具有了更深層的文化使命與精神內核。

（一）數字人文經濟發展中的異化風險與治理命題

數字技術極大推動了人文經濟的發展，但也帶來了新的異化風險，對人文精神構成了沖擊。如果缺乏正確的治理引導，人文經濟可能偏離其精神內核，淪為資本逐利的工具，最終消解人文價值。當前，數字人文經濟領域的異化風險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

1.資本邏輯下的人文價值消解

資本的逐利性容易導致人文經濟的過度商業化與快餐化。在流量邏輯主導下，人文內容生產追求短期熱度與快速變現，出現了內容同質化、審美低俗化、文化空心化的傾向。例如，部分數字藏品項目脫離文化內涵，單純炒作概念、投機套利，淪為金融投機工具；部分短視頻內容為博眼球，刻意惡搞傳統文化、消解經典價值。資本邏輯如果不受約束，就會擠壓人文精神的空間，讓人文經濟失去靈魂，只剩下空洞的商業外殼。

2.技術邏輯下的人的主體性迷失

數字技術在賦能人文經濟的同時，也可能帶來人的主體性迷失。算法推薦的信息繭房效應，固化了用戶的認知邊界，不利于人文素養的全面提升；沉浸式虛擬場景的過度娛樂化，可能導致用戶沉迷虛擬世界，脫離現實生活；AIGC 的過度應用，可能讓人產生技術依賴，削弱人的原創能力與審美感知力。技術本應是服務人的工具，但如果不加引導，反而可能異化為人的主宰，消解人的主體性，這與人文精神的追求背道而馳。

3.數字鴻溝下的人文權利失衡

數字人文經濟的發展不均衡，可能加劇人文權利的失衡。具備數字素養與經濟能力的群體，可以便捷地享受優質數字人文服務，獲得精神成長；而老年群體、欠發達地區群體，可能因數字鴻溝被排除在數字人文紅利之外，進一步拉大精神文化層面的差距。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文關懷，關注每一個人的精神發展。如果數字人文經濟只服務于少數群體，就違背了人文精神的普惠性原則。

這些異化風險表明，數字人文經濟不能完全放任市場自發調節，必須建立科學的治理體系。而治理的核心目標，不是簡單地管死市場，而是引導人文經濟回歸人文本質，在數字時代重塑與弘揚人文精神。

（二）重塑人文精神的治理內涵

“重塑人文精神” 不是抽象的文化口號，而是具有具體內涵的治理目標，主要包括三個維度：

1.堅守價值理性，平衡工具理性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價值理性，即關注人的意義、價值與尊嚴，追求真善美的統一。而資本與技術更多體現為工具理性，追求效率與利益最大化。治理的首要目標，就是平衡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讓技術與資本服務于人文價值，而不是反過來支配人文價值。要確立 “人文價值優先” 的治理原則，所有商業模式、技術應用都不能以損害人文價值為代價。鼓勵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的創新，遏制唯利是圖、消解人文的投機行為。

2.建構文化共識，傳承文化根脈

人文精神具有民族性與傳承性。對于我國而言，重塑人文精神很重要的內涵，是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構數字時代的民族文化共識。數字人文經濟不能成為西方文化的傾銷場，也不能成為歷史虛無主義的傳播地。治理要引導數字人文產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文化基因，用數字手段活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民族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通過優質的數字人文產品，凝聚數字時代的文化共識，筑牢民族精神根基。

3.培育人文生態，促進人的發展

人文精神不是靜態的理念，而是活在生態之中。治理的長遠目標，是培育健康向上的數字人文生態：鼓勵優質人文內容創作，形成百花齊放的創作生態；普及人文素養教育，提升全民審美水平與文化素養；保障普惠性人文服務供給，讓全體人民共享數字人文紅利。最終通過健康的人文生態，促進每一個人的精神成長與全面發展。

這三個維度共同構成了 “重塑人文精神” 的治理目標。它超越了傳統市場治理的秩序目標，將市場規范與文化使命相結合，體現了人文經濟學治理研究的深度與高度。

（三）人文導向的治理路徑

以重塑人文精神為目標，數字人文經濟治理需要構建多維度的治理路徑，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

1.價值引領：確立社會效益優先的治理導向

治理的根本是價值導向。要將 “社會效益優先，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 作為人文經濟治理的基本原則，貫穿于政策制定、平臺監管、行業自律等各個環節。完善內容審核與價值引導機制，鼓勵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傳承優秀文化的人文產品，抵制低俗、媚俗、惡俗的內容。建立人文價值評估機制，將文化價值、社會價值納入市場主體的評價體系，引導行業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

2.多元共治：構建四位一體的治理共同體

數字人文經濟治理不能僅靠政府監管，需要政府、平臺、行業、公眾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構建治理共同體。政府負責頂層設計、規則制定與監管執法，發揮引導與規范作用；平臺承擔主體責任，落實內容審核、用戶保護、合規運營等職責，發揮平臺治理的基礎性作用；行業組織推動行業自律，制定行業標準，引導從業者自律自強；公眾發揮監督作用，暢通舉報與反饋渠道，積極參與治理過程。多元主體協同發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3.技術向善：以技術賦能人文價值傳承

治理不是否定技術，而是引導技術向善發展。要鼓勵技術研發服務于人文傳承與人文普惠，比如用 AI 技術修復文物、用數字孿生技術保護文化遺產、用 VR 技術普及藝術教育。同時，加強對算法、AIGC 等技術的倫理規范，防范技術濫用帶來的人文風險。推動技術創新與人文傳承深度融合，讓技術真正成為弘揚人文精神的工具。

4.普惠兜底：保障全民人文權利

治理要堅守人文關懷的底線，著力彌合數字鴻溝。加大公共數字人文資源的供給力度，推動博物館、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資源免費開放；加強欠發達地區與老年群體的數字素養培育，提升其獲取數字人文服務的能力；鼓勵平臺開發普惠性人文產品，降低人文消費門檻。通過普惠性治理，讓數字人文經濟的紅利惠及全體人民，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權利。

以重塑人文精神為根本目標的治理體系，既規范了市場秩序，又守護了人文內核，是人文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這也是人文經濟學治理研究區別于傳統產業治理研究的核心特征。

十一、人文資源活化是人文經濟學研究的基本邏輯起點

一門學科的邏輯起點，是其理論體系展開的最初始、最基本的出發點。對于人文經濟學而言，人文資源活化是其基本邏輯起點。人文資源是人文經濟的價值源頭，但靜態的、沉睡的人文資源無法產生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只有通過活化，進入經濟循環與社會生活，才能釋放其多元價值。整個理論體系從人文資源活化出發，依次展開資源轉化、價值發現、價值管理、人的發展、人文精神重塑等議題，形成邏輯自洽的理論鏈條。

（一）人文資源活化的內涵與本質

“活化” 是相對于 “沉睡” 而言的。長期以來，大量人文資源處于靜態保護、封閉保存的狀態，比如博物館庫房里的文物、圖書館里的古籍、民間傳承的非遺技藝等，它們具有很高的本體價值，但與大眾生活脫節，價值無法有效釋放，處于 “沉睡” 狀態。

人文資源活化，就是通過創意轉化、科技賦能、市場運作等方式，讓靜態的人文資源擺脫封閉狀態，融入當代社會生活、進入產業循環，實現文化價值、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的協同釋放。活化的本質不是簡單的商業化開發，而是在保護本體價值的前提下，讓人文資源 “活” 在當代，活在人們的生活中，既實現文化傳承，又創造經濟價值，還滿足大眾精神需求。

正確理解人文資源活化，需要澄清兩個誤區： 其一，活化不等于商業化。活化包含經濟價值的實現，但最終目的是多元價值的協同釋放。不能為了商業利益過度開發、破壞本體價值，那樣不是活化，而是透支與破壞。真正的活化，是在保護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的價值釋放。 其二，活化不等于娛樂化。活化可以采用大眾化、時尚化的表達形式，但內核必須堅守人文價值。不能為了迎合流量而惡搞經典、消解內涵，那樣的 “活化” 是對人文資源的褻瀆。真正的活化，是用當代人喜聞樂見的形式傳遞人文內核，實現形式創新與價值堅守的統一。

（二）人文資源活化的邏輯鏈條

人文資源活化是一個完整的價值鏈條，從資源挖掘到價值實現，再到反哺保護，形成閉環。整個鏈條分為五個核心環節：

1.系統性資源梳理是活化的基礎

活化的第一步是系統梳理人文資源家底，對資源的類別、數量、價值、保存狀態進行全面普查與建檔。尤其是要對資源的本體價值進行專業評估，明確其核心文化內涵與保護邊界，為后續活化劃定底線。沒有系統的資源梳理，活化就會無的放矢，甚至出現破壞性開發。

2.創意轉化是資源活化的關鍵

創意轉化是活化的核心環節，即通過創意設計與技術賦能，將人文資源轉化為當代人喜聞樂見的產品與服務。創意轉化的關鍵是 “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一方面，提取人文資源的核心文化符號、精神內涵與審美特質；另一方面，結合當代審美、消費習慣與技術手段，進行現代表達。比如，故宮文創提取故宮的文化元素，設計成符合當代審美的生活用品，讓傳統文化走進日常生活；數字敦煌通過高清建模與數字技術，讓千年壁畫在數字世界重生。創意轉化的水平，直接決定了活化的效果與價值。

3.市場對接是資源活化重要路徑

活化的價值需要通過市場與社會渠道實現釋放。市場對接就是將轉化后的人文產品與服務，通過合適的渠道觸達目標受眾，實現價值變現。既包括線上電商、內容平臺、數字藏品平臺等線上渠道，也包括線下文創店、沉浸式展覽、文旅景區等線下渠道。市場對接不是單純的賣貨，而是通過產品觸達實現文化傳播與價值認同，讓消費者在消費中接受人文熏陶。

4.價值實現是資源活化的目標

價值實現是活化的成果體現，包括多元價值的協同釋放：文化價值層面，人文資源得到傳播與傳承，文化影響力擴大；社會價值層面，大眾獲得精神滋養，文化認同增強；經濟價值層面，獲得合理的經濟回報，形成產業效應。多元價值協同實現，才是完整的價值實現。

5.反哺保護與生發是資源活化的閉環

活化獲得的經濟收益，要反哺人文資源的保護與研究，形成 “保護 — 活化 — 收益 — 更好保護” 的良性循環。這是活化可持續性的關鍵。如果活化收益全部被商業主體拿走，資源保護得不到支持，活化就會失去根基，難以持續。建立合理的收益反哺機制，讓活化真正服務于人文資源的永續傳承，是活化的應有之義。

這五個環節環環相扣，構成了人文資源活化的完整邏輯鏈條。人文經濟學的研究，正是沿著這一邏輯鏈條展開，深入研究每個環節的規律、機制與方法。

（三）人文資源活化的實踐模式

在實踐中，人文資源活化形成了多種成熟模式，這些模式是人文經濟學理論的實踐來源，也驗證了活化邏輯的可行性。

1.文創衍生模式

這是最常見的活化模式，以人文 IP 為核心，開發各類文創衍生品，包括實體文創與數字文創。通過生活化的產品載體，讓人文資源走進日常消費。故宮文創、敦煌文創是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既實現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也傳播了傳統文化。

2.數字沉浸模式

依托數字技術打造沉浸式體驗場景，讓觀眾身臨其境感受人文資源的魅力。如沉浸式藝術展、數字博物館、實景光影秀等。這種模式強化了體驗價值，能夠極大提升人文資源的感染力與吸引力。

3.IP 運營模式

圍繞核心人文 IP 進行全產業鏈開發，涵蓋內容、產品、場景、授權等多個維度，構建完整的 IP 生態。例如，經典文學 IP 可以開發影視、游戲、文創、文旅等多種產品，實現 IP 價值的持續放大。

4.社群共創模式

依托數字社群，發動用戶參與人文資源的共創與傳播，形成社群化的活化生態。例如，國風社群通過自發創作、傳播國風內容，推動國潮文化的流行；數字藏品社群通過共創、共治，共同培育 IP 價值。社群共創模式充分調動了大眾的參與性，讓活化從專業行為變成大眾共同的文化實踐。

這些模式各有側重，適用于不同類型的人文資源，但核心邏輯都是活化 —— 讓人文資源從靜態走向動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殿堂走向生活。

（四）活化作為邏輯起點的理論意義

將人文資源活化確立為人文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第一，它確立了人文經濟學的問題導向。人文經濟學不是從抽象概念出發的空中樓閣，而是從 “如何讓人文資源活起來” 這一現實問題出發，展開理論研究。問題導向讓理論始終扎根實踐，具有現實生命力。 第二，它串聯起了人文經濟學的完整理論體系。從活化出發，自然延伸出資源轉化、價值發現、價值管理等研究議題，最終指向人的發展與人文精神重塑。整個理論體系邏輯連貫、層層遞進，形成有機整體。 第三，它體現了傳承與發展的統一。活化的前提是保護人文資源的本體價值，目標是實現當代發展與價值釋放。這體現了 “在傳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傳承” 的辯證邏輯，符合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

總之，人文資源活化是人文經濟學理論大廈的基石，是全部研究的邏輯起點。把握住這一起點，就把握住了人文經濟學的實踐根脈與理論初心。

十二、通過人文資源系統性生發建構業態與生態豐富人文經濟新形態

人文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本質上是人文資源價值持續釋放、產業形態不斷進階的動態過程。不同于傳統模式下對人文資源的單點式、碎片化開發，數字時代的人文經濟發展以人文資源的系統性屬性為基礎，通過要素耦合、價值傳導與場景催化實現資源的系統性生發，逐步催生出多元融合的新型業態，并最終演化形成主體共生、價值循環、自我迭代的產業生態。這一從資源系統到業態創新再到生態建構的演化路徑，不僅拓展了人文經濟的產業邊界與價值空間，更塑造了兼具人文底蘊與經濟活力的人文經濟新形態，成為數字時代人文經濟學研究與實踐的重要方向。

（一）人文資源系統性

人文資源并非孤立、零散的文化要素集合，而是具有內在結構與關聯邏輯的復雜系統，其系統性是人文資源能夠實現多維度價值釋放的本質屬性。從構成維度看，人文資源系統涵蓋多層級要素：一是實體性人文資源，包括文物古跡、歷史建筑、工藝美術品等物質文化遺存；二是非實體性人文資源，包括民俗技藝、文學藝術、價值理念、歷史記憶等非物質文化內容；三是制度性人文資源，包括文化規約、社群組織、傳承機制等保障人文資源存續的規則體系；四是場景性人文資源，包括城鄉文化空間、節慶儀式場景等承載人文內涵的時空載體。四類要素相互依存、互為支撐，共同構成了人文資源的完整系統結構。

從運行邏輯看，人文資源系統具備三大核心特征：一是整體性，系統整體價值大于各要素價值的簡單加總，單一人文資源的價值釋放往往依托其他要素的協同支撐，例如非遺技藝的傳承離不開民俗場景與社群基礎的配套；二是關聯性，不同類型、不同地域的人文資源存在文化脈絡上的內在關聯，可通過主題串聯、價值互補形成更具吸引力的資源集群；三是動態性，人文資源系統并非靜止的遺存集合，而是隨著社會發展、技術迭代不斷吸納新元素、演化新形態的活態系統，數字技術的介入更是極大增強了系統的流動性與演化能力。傳統人文經濟開發往往聚焦單一資源要素的變現，忽視了系統的整體關聯性，導致資源價值挖掘不充分、產業發展后勁不足，而立足系統性視角開發人文資源，是實現人文經濟提質升級的前提與基礎。

（二）人文資源系統性生發

人文資源的系統性生發，是指尊重人文資源的系統屬性與演化規律，以價值協同最大化為目標，通過要素整合、關系重構與場景賦能，推動人文資源系統從靜態留存狀態轉向動態活化狀態，實現人文價值、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協同增長的過程。它區別于傳統的 “資源開發” 模式：傳統開發是對已有資源的被動挖掘與單向變現，側重經濟價值的提取；而系統性生發是對資源系統的主動激活與有機生長，側重系統整體的價值增值與可持續演化。

人文資源系統性生發的內在機制包含三個核心層面：其一，要素耦合機制，即打破不同類型人文資源之間、人文資源與技術、資本、人才等生產要素之間的壁壘，通過數字化轉譯、主題化整合、產業化銜接實現要素的深度融合，例如將歷史文化 IP 與數字技術、創意設計結合，衍生出多元內容產品；其二，價值傳導機制，即依托系統內部的關聯邏輯，實現價值在不同要素、不同環節之間的傳導與放大，核心人文價值通過內容、產品、服務等載體逐層傳遞，同時經濟收益反哺資源保護與傳承，形成正向價值循環；其三，場景催化機制，即通過打造線下實體場景、線上數字場景與虛實融合場景，為人文資源系統的要素互動與價值釋放提供空間載體，場景的豐富度與適配性直接決定了資源生發的效率與深度。數字技術是推動人文資源從 “靜態系統” 走向 “動態生發” 的核心驅動力，它打破了物理時空對資源系統的限制，讓跨地域、跨類型的人文資源得以高效連接，極大拓展了系統性生發的邊界與可能性。

（三）基于人文資源系統性生發的新業態

人文資源的系統性生發過程，同時也是人文經濟新業態不斷涌現的過程。不同于單一資源支撐的傳統業態，新型業態建立在多重要素協同、多層價值疊加的基礎之上，呈現出融合化、數字化、場景化的核心特征。

第一類是全鏈條融合型業態。這類業態覆蓋人文資源從保護、轉譯、創作到傳播、運營、衍生的全生命周期，整合了資源端、技術端、內容端、渠道端的多重要素，形成完整的價值鏈條。典型如數字文博全產業鏈業態，既包含文物數字化采集、修復、存檔的基礎服務，也涵蓋數字策展、云游博物館等公共文化服務，還延伸出 IP 授權、數字文創、文博研學、沉浸式展覽等商業化板塊，將文物資源、數字技術、創意設計、文旅消費等系統要素深度融合，實現了文博資源價值的多維度釋放。

第二類是沉浸場景型業態。這類業態以人文資源的文化內核為靈魂，以空間場景為載體，融合數字技術、演藝藝術、互動設計等多元要素，打造可體驗、可參與、可共情的消費場景。例如沉浸式歷史演藝、非遺主題數字體驗館、城市文化元宇宙場景等，不再是單一的展品展示或文藝演出，而是整合了歷史敘事、民俗文化、藝術表達、科技交互等多類人文資源要素，讓消費者在場景體驗中完成人文價值的感知與消費，是人文資源系統在場景維度生發的典型產物。

第三類是共創共享型業態。這類業態依托數字平臺打破生產與消費的邊界，吸引多元主體參與人文資源的創作、傳播與運營，形成 “專業主體 + 大眾用戶” 的協同生發模式。例如非遺數字化共創平臺、歷史文化 UGC 內容社區、人文 IP 二次創作生態等，將原本分散的個體創意納入人文資源系統，豐富了資源的表現形式與傳播渠道，也讓人文資源的生發過程從少數主體的專屬行為轉變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文化實踐。

第四類是專業賦能型服務業態。伴隨人文資源系統性生發的深化，價值評估、確權授權、合規咨詢、技術解決方案等配套服務逐步獨立為細分業態，包括人文資源價值評估機構、數字文化版權服務平臺、人文 IP 運營服務商等。這類業態為人文資源系統的高效運行提供專業支撐，是系統生發過程中分工細化的必然結果，也是人文經濟產業體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四）基于新業態的新的生態

多元新業態的持續涌現與協同聯動，最終推動人文經濟從單一產業形態升級為有機共生的產業生態。這種新生態并非各類業態的簡單堆砌，而是以人文資源價值循環為核心，由多元主體、多重規則、多維技術共同構成的復雜系統，具備自我調節、自我演化、自我增值的能力。

從構成框架看，人文經濟新生態包含四大核心層級：一是核心資源層，即經過數字化轉譯的系統性人文資源，是生態運行的價值源頭；二是產業主體層，涵蓋資源保護機構、內容創作團隊、技術服務商、平臺運營方、終端消費者等多元主體，其中消費者同時兼具內容傳播者與二次創作者的身份，成為生態價值創造的重要參與者；三是規則制度層，包括知識產權保護規則、人文價值評估標準、市場監管機制、利益分配機制等，為生態的有序運行提供制度保障；四是技術底座層，包括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基礎設施，為生態各環節的高效協同提供技術支撐。

從運行特征看，新生態呈現出三大核心屬性：其一，價值循環的閉環性，生態內部形成 “人文資源生發 — 業態價值創造 — 收益反哺資源保護與再創作” 的閉環，經濟價值的增長同步推動人文價值的傳承與創新，破解了傳統模式中 “開發與保護” 的二元矛盾；其二，主體關系的共生性，各類主體并非傳統產業鏈中的線性上下游關系，而是基于價值共創形成的網狀共生關系，不同主體之間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利益共享，例如文博機構開放 IP 資源，科技企業提供技術支持，創意團隊進行內容創作，平臺方負責流量運營，共同分享增值收益；其三，系統演化的自生性，生態具備持續吸納新要素、催生新業態的能力，隨著技術迭代與消費需求升級，新的資源形態、商業模式會不斷融入生態系統，推動生態持續迭代升級，無需依賴外部的強制規劃。

（五）豐富人文經濟新形態

從人文資源的系統性認知，到資源的系統性生發，再到新業態涌現與新生態建構，完整的演化路徑最終指向人文經濟新形態的塑造與豐富。這種新形態是數字時代人文與經濟深度融合的產物，區別于傳統以資源消耗、單點盈利為特征的人文經濟模式，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與發展優勢。

其一，從資源依賴型轉向價值共創型。傳統人文經濟高度依賴實體人文資源的稟賦差異，發展邊界受限于資源的物理屬性；而新形態以系統性生發為核心，通過數字技術激活資源潛能，引導多元主體參與價值創造，實現了人文資源價值的增量拓展，擺脫了對實體資源的被動依賴。其二，從單一產業型轉向融合生態型。傳統人文經濟多局限于文化、旅游等單一產業范疇，產業邊界清晰；而新形態打破了產業壁壘，推動人文價值向制造業、服務業、數字經濟等多領域滲透，形成跨產業融合的生態系統，極大拓展了人文經濟的產業空間。其三，從區域封閉型轉向開放互聯型。傳統人文經濟受地域限制明顯，資源與市場均局限于局部區域；而新形態依托數字網絡實現了人文資源的跨區域流通與全球化傳播，形成開放互聯的發展格局，為中華優秀人文資源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行路徑。

進一步豐富人文經濟新形態，需要始終立足人文資源的系統性屬性，堅持以系統性生發出發，持續強化數字技術的賦能作用，完善制度規則與標準體系，引導多元主體協同參與。既要深入挖掘人文資源的文化內核，守住人文本底；也要不斷創新轉化路徑與商業模式，激發經濟活力，最終推動人文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深厚的人文動力與持久的價值支撐。

結 語

數字時代的經濟形態變革，呼喚著經濟學理論的創新與躍遷。人文經濟學的興起，不是理論界的主觀建構，而是數字人文經濟新形態發展的客觀要求；不是傳統經濟學的分支延伸，而是立足新經濟形態的范式革新。

本文系統闡釋了人文經濟學作為新時代經濟新形態之學的核心內涵：從形態演進看，人文經濟經歷了傳統依附形態、數字獨立形態向數智新質形態的躍遷，數智人文經濟已成為具有完整生態與獨立邏輯的經濟新形態；從范式屬性看，人文經濟學突破了傳統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與物質資源研究邊界，以 “自由全面發展的人” 為核心假設，以人文資源為研究對象，是獨立的新興學科；從時代邏輯看，精神消費的崛起、新消費形態的涌現，是人文經濟學產生的時代土壤與必然依據。

在此基礎上，本文構建了人文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框架：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根本前提與終極立場，以人文資源活化為基本邏輯起點，以數字化人文資源的轉化創新為研究核心，以人文資源的價值發現為根本目的，以數字化價值管理為基本研究方法，以重塑數字時代人文精神為治理目標。這一框架涵蓋了邏輯起點、研究核心、研究方法、根本前提、治理目標等關鍵維度，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

當然，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建構仍處于起步階段。未來，隨著數智技術的持續迭代與人文經濟實踐的不斷深化，人文經濟學還將面臨更多新議題、新挑戰：通用人工智能的普及將如何重塑人文生產方式？元宇宙的成熟將催生哪些新的人文經濟形態？數字人文資產的監管與合規體系如何完善？人文經濟如何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與文化強國建設？這些議題都有待學界持續深入研究。

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我們正見證一場經濟形態與文明形態的雙重變革。人文經濟學不僅是一種新的經濟理論，更是一種新的發展理念 —— 它讓經濟重新回歸人的尺度，讓技術重新服務于人的精神成長，讓發展最終指向人文精神的豐盈與升華。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文經濟學的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更具有深遠的文明意義。它將指引我們在數字時代守住人文根脈，在經濟發展中守護精神家園，最終走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美好未來。人文經濟學的發展，未來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