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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接今天的第一和第二篇文章)
8
2019年秋天,我們辦了離婚手續。
劉慧帶走了女兒和兒子,我留下了建材店,每個月給撫養費。
從民政局出來那天,她頭也沒回地走了。我看著她的背影,馬尾辮還在,但已經白了很多。我想說句什么,終究沒說出口。
我想說什么呢?說對不起?這三個字太輕了,輕到說不出口。
離婚后我搬到了建材店樓上住,吃住在店里,方便照顧生意。劉慧帶著孩子在外面租了房子,我每個月去送撫養費的時候,會在樓下站一會兒,但很少上去。
女兒對我越來越冷淡,后來電話都不接了。去年春節我給她打電話,響了很久她才接,說了一句“爸,我現在很忙”,就掛了。
兒子倒是偶爾跟我聯系,但也是要錢的時候才找我。有一回他給我發微信,說學校要交資料費三百塊,我轉了五百過去。他又轉了兩百回來,說只要三百。
這個細節我記得特別清楚,因為我覺得兒子至少不是那種占便宜的人。但他也只會在要錢的時候跟我說話,其他時候,從來不主動聯系我。
我有時候想打電話給他們,拿起手機又放下。說什么呢?說我這些年對不起他們?這種話說一次兩次人家還覺得你有誠意,說多了就跟放屁一樣。
后來疫情爆發,建材店的生意受到了很大影響。口罩、封控、供應鏈斷斷續續,半年的營業額還比不上以前一個季度的。我咬著牙撐了一年,實在撐不住了,關了店。
那段時間我特別難,但我不敢跟家里人說。不,應該說我不敢跟“他們”說——我還能管誰叫“家里人”?
劉慧和孩子們已經不需要我了,而我的母親和弟弟妹妹那邊,我總覺得我出了那么多錢、出了那么多力,他們總該會記得我的好。
事實證明,我太天真了。
9
2022年,我搬回了老家,住在鎮上那棟三層樓里。我以為這是我的家,是可以用力關上門大喊一聲“我回來了”的地方。
但住了不到一個月,我就發現不對勁。
弟媳婦開始嫌我礙事。她當著我的面跟弟弟抱怨:“你哥怎么還不走?他一個離了婚的人住在咱家像什么話?”
弟弟沒有反駁。
母親也開始對我有意見。她說我在家什么事都不干,不像弟弟每天還幫忙做點家務。我說媽我也想幫忙,但弟媳婦嫌我礙手礙腳,我不知道做什么。母親說:“那你少在家里待著,出去走走嘛。”
我出去走走?這是我的家,我建的房子,我花了三十多萬建起來的家,我的房子登記在我母親名下的家,我住了二十多年的家——我要出去走走?
那段時間我跟弟弟的關系越來越僵。他覺得我管太多,我覺得他不爭氣。他那個飯館開了不到半年就黃了,虧了十五萬,十五萬里有我出的全部。我跟他說做生意不能光憑一腔熱血,要做市場調研,要找好位置,他嫌我嘮叨,嫌我看不起他。
妹妹也回來了,在家里的三樓住了幾天,嫌房間小,嫌空調舊,說她在歐洲住的地方比這好多了。我在旁邊聽著沒吭聲,心想這個三樓是你哥我親手建的,當年你出國留學二十萬是我出的,你現在跟我嫌空調舊?
但這些話我一句也沒說。
我就是說不出口,總覺得說出來就顯得小氣了,顯得我跟家里人計較了。
我終于明白了一件事:我這輩子最擅長的,就是當冤大頭。
出了錢還不敢說話,出了力還不求回報,最后把自己活成了別人眼里的麻煩。
10
矛盾在2023年徹底爆發了。
導火索是什么?
說來可笑,是因為我說了一句弟媳婦的閑話。弟弟的飯館關門后又去跑滴滴,一天掙不了多少錢,弟媳婦在家當全職太太,孩子上幼兒園,花銷很大。我跟母親說了一句:“弟媳婦是不是也該出去找個工作?家里開銷這么大,光靠弟弟一個人也不行。”
這話不知道怎么傳到了弟媳婦耳朵里,她當場就炸了。說我在他們家指手畫腳,說我看不慣她,說我一個離了婚的單身漢有什么資格教育別人。
我那天也上了火,回了她幾句。
然后弟弟站出來了。他沒站在我這邊,他站在他老婆那邊。
我的親弟弟,我供他讀了四年大學的親弟弟,我給他交了十萬塊買房首付、十五萬開店資金的親弟弟,站在他老婆那邊,對我這個親哥哥說:“哥,你走吧,別在這里鬧了,讓媽難做。”
我看向母親,指望她能說句公道話。
母親說:“建國啊,你先出去住一陣子,等你弟弟他們氣消了再回來。”
出去住一陣子。
這個家,是我撐起來的。
這個房子,是我花錢蓋的。
這個家登記在你的名下,媽,你是我的親媽,你讓我出去住一陣子?
我那時候才終于明白了劉慧當年那些話是什么意思。我終于明白她為什么每次我跟家里寄錢的時候眼睛里會有那種表情。我終于明白她為什么說“你能確定他們不會坑你”?
我什么都明白得太晚了。
2024年初,我在鎮上的中介那里看到一則消息:那棟三層樓房正在辦理產權變更。我打電話去房管局問,被告知我母親和弟弟已經提交了材料,要把我的名字從共有權人中徹底去掉。
我根本就沒在任何東西上簽過字,我不知道他們用的什么辦法。我只知道,那個我花了三十多萬、用了半年時間、一磚一瓦建起來的家,在法律上跟我再也沒有任何關系了。
我去找母親理論,她說:“建國,你別鬧了,你弟弟一家還要住這里,你一個單身漢住哪兒不一樣?”
我去找弟弟理論,他說:“哥,你少在這裝可憐,這些年你在家里也沒少拿好處,爸走的時候那3萬塊錢你不也拿了?”
3萬塊。父親用命換來的3萬塊,我在二十一歲那年全部交給了母親。他說我拿了。
我看著弟弟的臉,那張臉像極了父親年輕時的樣子。我想起當年在工地上搬磚的日子,想起那年冬天那件軍大衣,想起我把第一份工資五百四十塊寄回家時的驕傲,想起我站在大學門口辦理休學時心里的不甘,想起女兒作文里的那句話:“我不知道爸爸什么時候能掛掉電話跟我說話。”
二十八年的付出,3萬塊就買斷了。
那天晚上我走出了那棟房子,站在門口看了很久。三樓的燈亮著,那是妹妹的房間,她還在歐洲,燈是弟媳婦開的。
我沒有回頭。
今年春節,我是在縣城的一間出租屋里過的。一個人,一碗餃子,一臺開著但沒有聲音的電視。劉慧帶著孩子們回了娘家,聽說過得很好。女兒在省城找了個工作,兒子在技校學修車,他們都不會給我打電話,我也沒臉打。
我現在四十九歲了,沒房沒車沒存款,離了婚,孩子不認我,家人不要我。每天早上醒來的第一件事是想我今天該干什么,因為我已經沒有任何必須要做的事了。不需要去店里,不需要接任何人的電話,不需要給任何人打錢。
自由了。
可是這種自由太沉重了,沉重到我寧愿回到當年那個工地上搬磚。
前幾天劉慧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這是離婚后她第一次主動聯系我。她說女兒要訂婚了,按理說我應該出席,但她問我:“你想來嗎?”
她說得很客氣,“你想來嗎”,而不是“你應該來”。這個措辭讓我心碎了一地,因為這說明她已經不確定我還是不是女兒的家人了。
我說:“我去。”
掛了電話我想了很久,想我該帶什么禮物去。想來想去,發現自己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這些年給弟弟妹妹買過無數東西,卻從來沒給自己買過一件好衣服。
我打算把當年那件軍大衣找出來穿上。不是故意去博同情,是覺得那件衣服最能代表我這輩子最真實的模樣:一個二十一歲就扛起整個家的男人,扛了二十八年,終于被壓垮了。
女兒會讓我上臺講話嗎?不知道。但她訂婚,我一定要去,遠遠地看著也行。
這輩子對得起所有人,唯獨對不起你和兩個孩子。
劉慧在電話里沉默了一會兒,說了一句:“建國,你也別太苛責自己了。”
就這一句話,我在出租屋里哭了半個小時。
我終于明白,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從來不是我的母親、我的弟弟、我的妹妹,而是那個在我最窮的時候嫁給我的女人,和那兩個在期待中出生、在失望中長大的孩子。
我終于明白,犧牲不是高尚,而是一種逃避。我犧牲了自己,也犧牲了愛我和我該愛的人。我把自己當做英雄,卻沒人需要我這種英雄。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會賺錢的機器,而我心甘情愿地當了二十八年的機器。
我也終于明白,這個世界上沒有誰會永遠站在原地等你。劉慧等了三年,女兒等了我整個童年,兒子甚至沒有等,他一開始就知道等不到。
我今年四十九歲,一無所有。
但我不想這樣結束。明天我要去找劉慧,不是為了復婚,是想跟她說聲對不起,認認真真地說。然后去看看女兒,如果她愿意見我的話。最后,我要為自己活一次。不是自私,是終于學會了分清遠近親疏,學會了把該放在第一位的人放在第一位。
二十八年前我跪在父親的墳前說:“媽,別哭了,有我呢。”那時候的我不知道,“有我呢”這三個字,會讓我失去那么多。
如果再選一次,我還會不會做同樣的選擇?
我不知道。
但至少,我不會再忘了關上電話,去聽我的孩子說了什么。
我真是后悔,可是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沒有后悔藥。
我不知道以后該怎么辦?我又該如何去彌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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