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玉武|刑法四要件理論溯源：蘇聯社會主義和德國古典自由主義、類推原則和罪刑法定原則的比較視角（上）比較法刑辯

刑法四要件理論溯源：蘇聯社會主義和德國古典自由主義、類推原則和罪刑法定原則的比較視角（上）比較法刑辯 ——兼論三階層理論的歷史生成與中國刑法學的理論轉型 導論：問題意識與研究進路

近三十年來，中國刑法學界最具持續性的理論爭論之一，莫過于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與德日三階層犯罪論體系之爭。

在傳統中國刑法教科書中，犯罪構成通常被界定為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與犯罪主觀方面四個要件的統一。該理論自20世紀50年代引入中國以來，長期構成刑法學研究與司法實踐的基本分析框架。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德國、日本刑法教義學的大規模譯介，三階層犯罪論逐漸進入中國學界，并引發關于犯罪論體系重構的廣泛討論。

遺憾的是，現有討論往往局限于技術層面的比較。例如，三階層體系能否更好解釋正當防衛、違法阻卻事由、責任能力或者共同犯罪等問題；四要件體系是否具有結構性缺陷；兩種體系何者更符合司法實踐需求等。

然而，如果僅僅從教義學技術層面理解這一爭論，則難以把握其真正意義。

因為四要件理論與三階層理論并非單純的兩種犯罪構成模式，而是兩種不同刑法哲學傳統的產物。

三階層體系形成于19世紀以來德國自由主義法治國家的發展過程，其核心任務在于限制國家刑罰權，并通過罪刑法定原則保障個人自由。

四要件體系則形成于20世紀蘇聯社會主義法學體系之中，其核心任務在于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并以社會危險性概念作為犯罪認定的實質根據。

因此，二者之爭不僅是犯罪論體系之爭，更是自由主義刑法觀與社會防衛刑法觀、形式法治與實質秩序、法律確定性與社會保護之間的競爭。

本文擬從思想史與制度史雙重視角出發，考察四要件理論的形成過程，并進一步討論其與社會危險性理論、類推制度、罪刑法定原則以及三階層犯罪論之間的內在聯系。

中、蘇、德三種刑法范式比較總表（犯罪論結構與法哲學基礎）

比較維度

德國刑法體系（自由主義法治模式）

蘇聯刑法體系（社會防衛模式）

中國刑法體系（混合型法治模式）

核心法哲學基礎

個人自由優先、國家權力受限制

社會秩序優先、國家防衛優先

罪刑法定 + 社會危害性并存

國家觀

國家是被限制的權力主體

國家是階級統治與社會防衛工具

國家是法治國家 + 社會治理主體

犯罪本質定義

違反刑法規范的行為（違法性中心）

社會危險行為（危險性中心）

法定犯罪 + 社會危害性雙重結構

犯罪判斷起點

法律規范（法條中心主義）

行為危險性（實質中心主義）

法律 + 社會危害性雙入口

犯罪成立結構

三階層：構成要件→違法性→責任

四要件雛形/社會危險性統一判斷

四要件（基礎）+ 三階層（解釋方法）

構成要件功能

第一過濾層（形式入口）

行為特征集合（非層級結構）

教學/司法基礎分析工具

違法性地位

獨立層級（核心過濾機制）

被吸收或弱化

理論上獨立，實踐中弱結構化

責任體系

獨立判斷（歸責中心）

混合于社會危險性評價

與主觀要件部分重疊

社會危害性/危險性

邊緣概念（主要用于解釋法益）

犯罪本體標準

第13條保留（重要規范入口）

罪刑法定原則地位

絕對核心原則

早期弱化，晚期恢復

絕對原則（第3條）

類推制度

嚴格禁止

1922/1926允許，1960后禁止

原則禁止

法官權限結構

被嚴格限制（依法裁判）

較強裁量（危險性判斷）

規范限制 + 解釋彈性并存

犯罪論功能定位

限制國家刑罰權

識別社會危險與防衛

平衡法治控制與社會治理

體系邏輯形態

縱向層級結構

橫向要素結構

雙結構并行（層級+要素）

代表性理論人物

貝林、麥茲格、羅克辛等

帕舒卡尼斯、特拉伊寧等

高銘暄、陳興良、張明楷等

理論目標

法治約束國家

社會防衛與秩序維護

法治化社會治理體系

規范確定性

極強

較弱（早期）

強（第3條）+ 彈性（第13條）

解釋方法論

體系解釋+目的解釋

政策導向解釋

規范解釋+實質判斷混合

現代發展趨勢

風險刑法擴張但仍罪刑法定主義

已全面罪刑法定化轉型

風險治理化 + 體系融合化

第一編 自由主義刑法的誕生：罪刑法定原則與德國犯罪論體系第一章 從專制刑法到法治刑法 一、近代以前刑法的基本特征

現代刑法學的許多基本原則，對于今天的法律人而言似乎理所當然。

例如：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

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禁止類推定罪；

禁止溯及既往。

然而這些原則并非人類社會自古存在。

在歐洲中世紀及近代早期，刑事司法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首先，犯罪概念極其模糊。

許多罪名來源于宗教規范、習慣法乃至君主命令。

其次，法官擁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

同樣的行為，不同法官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評價。

再次，類推適用廣泛存在。

即使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法官仍然可以根據行為的“性質相似”或者“社會危害”進行處罰。

因此，在傳統專制國家中，刑法并不是限制國家權力的工具，而是國家權力本身的延伸。

刑法的主要任務不是保障自由，而是維護統治。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近代刑法革命開始出現。

二、貝卡利亞與刑法革命

1764年，意大利思想家切薩雷·貝卡利亞發表《論犯罪與刑罰》。

該書通常被視為現代刑法學的起點。

貝卡利亞提出：

“只有法律才能規定犯罪與刑罰。”

這句話看似簡單，卻徹底改變了刑法的發展方向。

因為它意味著：

第一，犯罪不再由法官決定，而由立法機關決定；

第二，刑罰不再來源于君主意志，而來源于法律授權；

第三，法官不得創造犯罪。

現代刑法學中的罪刑法定原則，其思想根源即來源于此。

因此，貝卡利亞革命的真正意義并不在于創設某種技術規則，而在于完成刑法功能的根本轉變：

從國家統治工具轉變為限制國家權力的制度安排。

第二章 費爾巴哈與罪刑法定原則 一、費爾巴哈公式

德國刑法學家費爾巴哈進一步將貝卡利亞思想制度化。

其著名公式為：

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

即：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

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此后成為現代刑法的基本原則。

二、罪刑法定原則的真實含義

中國教材往往將罪刑法定原則解釋為：

保障人權。

這一表述并無錯誤。

但如果追問：

為什么保障人權？

則必須進一步分析。

罪刑法定原則保護的核心并非善良公民，而是法律秩序的可預測性。

即使一個人準備實施違法行為，他仍然有權事先知道：

哪些行為會受到處罰；

處罰到何種程度；

國家權力的邊界在哪里。

換言之：

罪刑法定原則保護的并不是具體行為，而是個人對法律秩序的信賴。

因此，自由主義刑法學認為：

寧可放縱部分危險行為，也不能允許國家突破法律邊界。

這構成后來德國刑法學發展的基本價值立場。

第三章 貝林與現代犯罪論的形成 一、構成要件理論的出現

1906年，德國刑法學家恩斯特·貝林提出構成要件理論（Tatbestand）。

其貢獻在于：

將犯罪判斷轉化為一種規范分析過程。

在貝林之前，犯罪往往被理解為一種道德評價。

而在貝林之后，犯罪首先成為法律評價。

法官必須首先回答：

行為是否符合刑法條文規定？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則討論結束。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才進入后續分析。

二、構成要件理論與禁止類推

構成要件理論最重要的功能在于：

限制法官解釋權。

在傳統司法中，法官往往根據行為的危險程度決定是否處罰。

而在構成要件理論下：

法官必須首先尋找法條依據。

因此，構成要件實際上成為禁止類推的重要制度工具。

現代德國刑法學所謂“構成要件符合性”，本質上就是一道防止國家刑罰權無限擴張的制度屏障。

第四章 三階層體系的形成

經過麥耶、麥茲格、威爾策爾等人的發展，德國最終形成現代三階層結構：

構成要件符合性

違法性

有責性

這一結構并非單純的技術安排。

其背后蘊含著深刻的自由主義邏輯。

構成要件解決的是：

國家是否有權進入刑法評價。

違法性解決的是：

行為是否真正違反法律秩序。

責任解決的是：

行為人是否值得譴責。

只有三者同時滿足，國家才有權發動刑罰。

因此，從法哲學角度觀察：

三階層體系并非犯罪成立條件的簡單排列，而是一套逐層限制國家刑罰權的制度結構。

其最終目標在于：

防止國家以社會利益之名無限擴張刑罰權。

第一編結論

德國犯罪論體系并非單純的學術理論。

其形成過程與近代法治國家的發展密切相關。

從貝卡利亞到費爾巴哈，再到貝林和現代三階層體系，貫穿其中的核心問題始終是：

如何通過法律限制國家刑罰權。

因此，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原則以及三階層犯罪論體系，實際上構成同一自由主義法治傳統的不同表現形式。

而這一傳統，也正是后來蘇聯法學革命所要批判和改造的對象。

（下文見本文的“中篇”）

作者：

莊玉武律師，畢業于中國政法?學，是?龍江?播電視臺歷任?慶、牡丹江、齊齊哈爾記者站站長，前著名調查記者，曾在?東盛唐律師事務所執業；是?龍江省海國龍油?化股份有限公司獨?董事、微博法律頻道嘉賓律師、哈爾濱市南崗區青聯法律界別主任、黑龍江省營商環境建設監督局法律專家顧問。正在或者曾擔任中食農業發展公司、外資丹富仕飼料公司、甘南縣國稅局、哈爾濱道外區征收服務中心、中國?地保險公司等法律顧問；曾為浙商資產公司、工大集團、工大后勤集團、深圳華控賽格公司、深圳時代裝飾股份公司、美國約翰迪爾公司、哈爾濱市阿城區人民政府、哈爾濱市租車協會、深圳市福田區街道辦等提供法律服務。

莊?武律師是法律評論家，致力于為私權吶喊，并辦理了大量重大熱點案件、刑事無罪案件、征收補償賠償、撤銷行政處罰等案件；執業領域為高端經濟刑事犯罪辯護，征地拆遷及行政處罰案行政訴訟，重?商事訴訟等。部分案件有：齊齊哈爾王某涉嫌四起敲詐勒索全部無罪案、昆明馬某涉嫌請托型詐騙罪無罪案、新疆杜某涉嫌合同詐騙罪無罪案、農墾系統曲某某涉嫌貸款詐騙罪無罪案；深圳寶安區某廠房征收拆遷案、江西某公路數十家居民征收拆遷案、綏芬河某公司農民工保證金行政處罰違法被撤銷案、深圳某上市公司違法建筑行政處罰違法被撤銷案、黑龍江某地閑置土地處罰案等；深圳某上市公司4 億元股權糾紛案、貴州某擬上市公司股權協議糾紛案等。除此之外，還代理過大量刑事案件減輕處罰、緩刑，或者刑事控告成功，或者行政拘留暫緩執行或減輕處罰等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