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地 | 展望休謨情感理論研究

剖析休謨情感理論，不僅有助于厘清其對人性哲學的奠基作用，更能透視休謨哲學體系的整體性與內在統一。

原文 ：《展望休謨情感理論研究》

作者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鐘家渝/博士生

圖片 |網絡

休謨《人性論》分三卷，第一卷《論知性》和第二卷《論情感》于1739年出版，第三卷《論道德》則于1740年出版，它們分別涉及的是對我們的觀念、情感和道德的起源的探討。在《人性論》出版后，休謨分別對書中的三卷進行了改寫，分別呈現在《人類理解研究》《道德原理研究》《情感論文》中。《人性論》第二卷是休謨情感理論的主要呈現地。學界對休謨情感理論的研究態度經歷了從貶斥到逐漸重視的過程。

對休謨情感理論的消極評價

自《人性論》出版至20世紀上半葉，休謨哲學多被視為懷疑主義的代表，休謨對外界物體獨立存在、人格同一性等的懷疑，使論者多強調其哲學的消極面，這影響了人們對休謨情感理論的看法。以托馬斯·希爾·格林為例，他認為休謨用情感而非理性解釋欲望與意志，是對道德世界的溶解。且休謨忽視了理性的創造性力量，其體系最終“走到了盡頭”，他號召年輕學者將注意力從休謨“落伍的體系”上轉移開。

自1905年肯普·史密斯發表兩篇休謨哲學研究史上里程碑式論文以來，學界開始重塑休謨更具建設性和原創精神的形象。史密斯駁斥了以格林代表的徹底懷疑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解讀，指出其忽略了休謨哲學的自然主義思想。1941年，史密斯出版專著《大衛·休謨的哲學：對其起源和核心學說的批判性研究》，確立了自然主義詮釋在20世紀休謨研究中的主導地位。史密斯認為，受哈奇森道德感理論的影響，休謨的認識論受制于道德學說，“休謨正是通過道德之門才進入其哲學體系的”，他甚至推論“《人性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初稿完成時間早于第一卷所處理學說的構思階段”。可見，在史密斯看來，《人性論》第二卷（即休謨的情感理論）的價值在于為道德理論服務。

史密斯對《人性論》第二卷的評價并不高，認為它是“構成《人性論》三卷中的最不令人滿意的一卷”。讀者原以為第一卷的學說會在第二卷中得到進一步闡述，卻發現“自己面臨的是一堆新的問題，這些問題與知識問題只有很少的關聯，與倫理也只是以一種附帶的、偶然的方式有關”，占第二卷超三分之一篇幅的間接情感與倫理問題缺乏直接聯系，解釋這些間接情感的雙重聯結原則也只會“使讀者感到困惑”。可見，在史密斯看來，除了與道德學說有關的部分，休謨的情感理論大多是無用且費解的。

休謨情感理論的正面價值

史密斯以后，休謨學界展開了對休謨情感理論正面價值的研究，形成了“休謨學界自己的分支研究部門”。這一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受史密斯的影響，結合《人性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探討休謨的情感理論對其道德學說的價值；二是試圖探討《人性論》第一卷與第二卷的相關性。這兩個研究方向都得到了一定的文本支撐。

首先，對于試圖建立第二、三卷關聯的研究者而言，休謨的情感理論可被視為其道德理論的序言。這類研究者在休謨1740年匿名寫作的《〈人性論〉摘要》中找到了文本依據。休謨指出:“邏輯的唯一目的在于說明我們推理能力的原則與運作以及觀念的本性；道德學與評論則關涉我們的趣味與情感；政治學把人視為社會中的聯合體，彼此相互依存。因此，這部關于人性的論著似乎意在構成一套科學體系。作者已完成與邏輯有關的論述，并在對情感的論述中為其余各部分奠定了基礎。”可見，休謨認為自己的情感理論是為道德與政治理論奠基的。帕爾·阿爾達爾在《休謨〈人性論〉中的情感和價值》中以此為基礎，深入探討該理論對道德學說的價值，認為第二卷中大費筆墨處理的間接情感與道德情操密切相關。

探討休謨情感理論意義的第二條路徑是重視其與認識論的相關性。在為《人性論》第一、二卷撰寫的通告中，休謨聲稱“論知性和論情感這兩卷是單獨構成一系列完整的推理連鎖的”；在第三卷的通告中，休謨也說：“盡管這本書是《人性論》第三卷，但它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于前兩卷的，讀者不必完全理解前兩卷中的所有抽象推理……需要注意的只是，我將繼續使用與前述相同意義的兩個術語，即印象與觀念。”可見，休謨的情感理論和認識論有天然的密切聯系。許多論者試圖發現這種“自然的劃分”的意義所在，找出構成第一、二卷統一性的要素。

部分論者認為第一、二卷的統一性在于方法論層面，即實驗推理方法在心靈運作上的應用，而休謨的情感理論則證實這種應用的可能性。約翰·帕斯莫爾和尼可拉斯·卡帕爾迪是這種路徑的代表人物。前者認為“人性科學本身利用了聯結原則……這便是《人性論》第一卷和第二卷必須作為一部單一作品發表的原因”，后者指出“《人性論》第二卷在諸多方面堪稱最能體現休謨哲學核心思想的重要篇章。通過對聯結機制的探討，該卷為休謨關于因果信念運作機制的闡釋提供了有力佐證”。

還有部分論者認為兩卷的統一性是一種敘事或目的上的統一性。安妮特·拜爾的《情操的進化：對休謨〈人性論〉的反思》將休謨的情感理論視為解決其在第一卷中陷入的懷疑主義困境的關鍵，使一個位于社會和物理世界中的具身性自我得以可能。

近來，詹姆斯·哈里斯提出了一種頗具影響力的觀點，《人性論》第一、二卷的統一性在于，它們共同處理了哲學史上“最古老的問題”，即“理性和情感的關系問題”。休謨在第一卷的任務是摧毀理性的權威性，在第二卷則通過“同情的社會性”實現情感的自我調節，通過這種方式，兩卷“限定并定義了一個獨立的哲學主題”。

未來研究展望

其實，無論是關注休謨情感理論與其認識論的相關性，還是強調其對道德學說的重要性，我們都不得不承認，休謨的情感理論在《人性論》的哲學體系中扮演著樞紐性角色。而這種樞紐性可以通過行動視角予以揭示，探討情感和行動的關系問題應是未來研究的學術方向。國際《休謨研究》期刊聯合主編伊麗莎白·拉德克里夫將實踐性視為休謨“情感的標志性角色”。以行動視角探討休謨的情感理論，既需要考察休謨是如何將其因果關系理論用于分析行動的必然性問題，從而揭示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相關性；又能澄清休謨道德情感主義的心理學基礎，進而闡明第二卷與第三卷的密切關聯。這一探討不僅有助于進一步認識到休謨情感理論對其人性哲學的重要性，更能讓我們深刻把握休謨哲學的整體性。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04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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