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原副部長：回歸前，每年香港都被英國人拿走上千億元

1992年，一個陰雨天的晚上，北京西郊的一間會議室里，幾位長期參與香港問題研究的專家圍坐在一起。有人順手在黑板上寫下幾個數字：“99年”“1842”“1997”。一位年長的學者指著那串數字，緩緩說道：“這些，不只是年份，更是一套完整的殖民運作系統。”坐在一旁的周南沒有接話，只是在本子上又寫下一個數字——“上千億元”。

這幾個數字，折射的正是英國在香港百余年間的殖民統治邏輯。香港不是孤立的一塊土地，它是19世紀以來英國全球海權布局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一個長期被當作資本蓄水池的殖民節點。要理解“每年上千億元”是怎么被拿走的，就必須把視線從單純的“割地賠款”轉向更深層次的制度設計和經濟結構。

有意思的是，很多香港的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只是稅率不高、貨物豐富、港口繁忙，卻未必意識到，這套看上去現代、高效的運轉方式背后，隱藏的是一整套服務英國利益的殖民經濟系統。

一、從海權到口岸：香港為何被盯上

19世紀中葉，英國已經完成工業革命，鋼鐵、紡織、機械源源不斷，需要新的市場和航道。沿著好望角和印度洋一路向東，英國海軍和商船不斷試探中國沿海的各個港口。珠江口的一個小島——香港島，看似不起眼，卻恰好位于珠江水系與外海的咽喉位置。

1840年爆發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其直接導火索是鴉片貿易沖突，背后卻是英國要用武力打開中國市場的戰略考量。戰爭以清政府失敗和《南京條約》的簽訂告終。1842年，這份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條約規定，香港島被割讓給英國。自此，英國在華南沿海擁有了一個合法名義下的軍港和貿易港。

不過，當時的香港只是一座小島。英國軍政高層在研究地圖時發現，僅有香港島并不能完全滿足其在華南的軍事與貿易安排。于是，在1860年的《北京條約》中，九龍半島南部又被割讓。到了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新界地區由英國租借99年，界址一路推到深圳河以南，香港的地理輪廓這才基本定型。

如果單純看三份條約，會覺得只是一次次領土讓渡。但聯系英國當時的全球布局，就能發現另一條暗線：在地中海有馬耳他，在印度洋有新加坡，在太平洋與中國南海之間，就需要一個穩定的燃煤港、軍港和商港，香港恰恰填補了這一空白。

試想一下，當時從倫敦出發的商船，經過蘇伊士運河、印度洋、馬六甲，再往北航行，香港就是那條海上生命線上的關鍵節點。有了香港，英國在遠東就有了一個固定的“前進基地”；沒有香港，其在中國沿海的貿易和軍事行動都要打折扣。

二、自由港的表象：誰在為誰打工

英國取得香港控制權之后，并沒有照搬本土那套高稅收、復雜關稅的體系，而是將香港設定為“自由港”。所謂自由港，大致有兩層含義：貨物進出關稅極低甚至不征，資本可以高度自由流動。表面看，這是給商人和企業提供便利，事實上則是為英國資本搭建一個高效率的中轉平臺。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隨著蒸汽輪船和電報的普及，香港很快成了區域貿易網絡的中樞之一。各類貨物從中國內地、東南亞源源不斷地聚集到維多利亞港，再通過英國的航運公司、保險公司、貿易行運往世界各地。英國政府在香港推行的制度，看上去是“自由”的，卻巧妙地將核心環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有一位老港口工人曾回憶：“我們那時候只覺得船越來越多，碼頭越來越忙。每天扛貨扛到腰都直不起來，可是誰賺了大錢，沒人想過。”這種“看得見繁榮，看不清權力和利益分配”的狀況，正是殖民經濟運作的典型特征。

到了20世紀中葉，英國在香港設立和控制的大型銀行、保險公司、航運公司數量不斷增加。根據一些研究統計，殖民時期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英國背景的銀行數量約占香港銀行總數的五分之一左右，掌握著大量貿易結算和資金運轉權。香港被稱作“東方金融中心”，但在制度設計上，又是一個為倫敦金融城輸送利潤的“遠東延伸”。

周南在研究中曾做過粗略估算：按當時香港經濟總量和資金外流結構測算，在回歸前的某些年份，英國直接與間接從香港獲取的收益，折算成人民幣，每年可能達到上千億元規模。這種估算雖然無法精確到每一筆資金，卻揭示了一個大致方向——香港經濟越活躍，英國獲得的資本回報就越多。

三、隱形稅收：沒有寫在稅表上的那一欄

很多人印象里的稅收，是工資單上的個人所得稅，是商品上的消費稅。但在香港殖民時期，真正讓英國政府賺得盆滿缽滿的，并不全是這類“明面上的稅”，而是一整套精心設計的“隱形稅收”。

其中最關鍵的一項，就是土地出讓制度。根據殖民政府制定的規則，香港的土地大多以“批租”方式出讓，由政府統一掌控土地所有權，再通過拍賣、轉讓等方式獲得巨額土地出讓金。對普通居民來說，只看到地價高、房價貴，卻很少有機會了解那背后高額出讓金是如何進入政府賬目，又如何通過財政、項目和分紅等方式回流到英國本土及其資本方。

另一個重要環節，是各類特許經營權。例如電力公司、煤氣公司、港口設施、公共交通等基礎設施，一般由殖民政府授予少數企業長期經營權。這些企業往往擁有英國背景或與英國資本緊密相連，在收費標準和利潤分配上，享有極大自主權。表面上，市民是向公司繳費，實際上其中相當部分以特許權使用費、利潤匯回等形式，轉化為英國方面的長期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駐軍費用也不是完全由英國政府自掏腰包。駐港軍隊的部分開支，通過“防務費用”“公共開支”等名目，被計入香港財政支出。換句話說，香港本地的稅收、土地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為英國海外軍費提供了補貼。

有一次，幾位研究香港財政結構的學者討論這些隱性支出。一人半開玩笑地說：“這賬算下來，英國在香港的駐軍，還真算不上虧本。”另一人搖頭答道：“這哪是軍費，這是把整個城市當企業來經營。”

這種通過土地、特許權、駐軍費用等多重渠道構成的隱形稅收，使得香港在表面上保持低關稅、低直接稅的形象，卻在另一套系統中源源不斷向宗主國輸送財富。所謂“每年上千億元”，就是在多個渠道疊加之后的綜合效果。

四、權力金字塔：誰坐在頂端

經濟利益的長期獲取，必須有穩定的政治結構作為支撐。英國在香港建立的殖民統治體系，從一開始就帶有鮮明的權力集中特征。1842年之后，英國女王（后來是英國君主）任命總督作為香港的最高行政長官。總督不僅掌握行政權，還對軍事、司法乃至立法擁有關鍵影響力。

總督可以任免主要官員，可以在特定情況下宣布緊急狀態，可以批準或否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立法會的構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不是由普選產生，而是由少數選舉、功能界別選舉及行政任命的方式組合而成。這樣一來，多數香港居民在政治上處于被管理、被代表的位置，而不是制度設計者。

從社會結構來看，英國在香港形成了一種等級森嚴的“金字塔”。最上層是少數英國高級官員和大資本家，他們掌握核心政策和主要經濟命脈。中間層則是部分被納入殖民體系的華人精英，包括受過西式教育的專業人士、少數大商人等，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制度運轉的“緩沖帶”。最底層則是大量普通工人、小商販和基層職員，他們為整個城市的運轉提供勞動力，但在權力和收益分配上處于邊緣。

有一位參與殖民時期社會調查的研究者曾描述過一個場景：某次立法會會議結束后，一位華人議員在走廊里低聲對同伴說：“我們在會上說話聲再大，也要看看坐在主席臺上的臉色。”這句半是抱怨、半是無奈的感嘆，透露出殖民政治中權力結構的真實狀態。

有老師曾回憶，某次課堂上，一個學生抬頭問：“老師，香港算是誰的地方？”老師沉默片刻，只說了一句：“現在是英國管著。”這樣的課堂對話，并不罕見。它反映出的，是殖民教育在潛移默化中塑造的認知框架。

六、資本輸出的路徑：從維港到倫敦

香港作為自由港和金融中心，不僅是一個貿易中轉站，更是一個資本輸出和回流的中樞。從19世紀末開始，英國大量企業通過香港作為跳板，投資中國內地和東南亞。一筆投資很可能是在倫敦籌資，在香港設立公司，然后再投入到更廣泛的區域市場。

在這一過程中，香港的銀行和保險機構扮演了關鍵角色。香港的金融業看上去服務的是本地企業和居民，但在股權結構和利潤分配上，與英國本土金融體系緊密相連。利潤通過股息、管理費、利息等各種名目，最終回流到英國的金融中心。

20世紀后期，隨著全球金融自由化進程加快，香港成為吸納國際資本的重要平臺，英國資本與其他西方資本在這里交織運作。英國在香港的銀行和企業，不僅從貿易中獲利，也從金融服務、資產管理中獲得可觀收益。資金在表面上是“跨國流動”，但在實際結構中，英國仍然占據顯著位置。

周南所說的“每年上千億元”，其中很大一塊，正是通過這種長期資本回報體現出來的。他在一次內部討論時曾表示：“看香港不能只看財政預算，還要看整個資本輸出和回流的格局。”通過資本市場、銀行系統、保險網絡構建的隱性通道，使香港在長期內成為英國資本積累的重要來源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資本輸出并非單向度的掠奪。香港本身的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發展。但在利益分配層面，英國通過制度安排確保自己獲得了更大、更穩定的那一份。“城市發展”和“殖民獲利”，在香港這塊土地上長期并行不悖。

七、回歸前的博弈：權力轉移與利益鎖定

在隨后的十幾年里，英國一方面開始為權力移交做形式上的準備，另一方面則通過制度設計、經濟安排，試圖將自身在香港的利益盡可能“固化”。政治上，對選舉制度、行政架構進行調整，看似是在“推進民主”，實質上一些安排加大了特定勢力在政治中的比重，使得回歸后仍然存在可以影響香港政治生態的通道。

有一位參與談判的中方人士曾提到，某次會談間隙，英方代表半開玩笑地說：“香港是我們和你們共同的孩子。”對方立即回應：“主權只能有一個。”短短幾句對話，折射出雙方在根本立場上的差異：主權問題不容模糊，而英國更看重的是如何在新安排下保留盡可能多的實際利益。

從權力形態的角度看，這段時期英國在香港采取的，是一種“退出而不完全退出”的策略。名義上的統治在1997年終止，但在制度、資本和社會力量層面，其影響力并沒有立刻消失。這也使得香港回歸并不只是一次簡單的旗幟更換，而是一次復雜的制度接續與利益重組過程。

八、數字背后的結構：上千億元從何而來

回到開篇提到的那個數字——“每年上千億元”。周南的估算，并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基于當時香港經濟總量、金融流動、利潤匯回、隱性稅收等多個維度綜合推演得出的結果。具體到每一條渠道，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類：

一是金融和貿易利潤的匯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匯聚了大量跨國公司和銀行，其利潤中相當部分通過股息等方式回流英國。

二是土地和特許權收益。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讓金，特許經營企業的利潤，以及相關費用中的一部分，通過各種安排轉化為英國方面的長期收益。

三是駐軍和行政開支的間接支持。香港財政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英國在港行政運作和軍隊部署的一部分費用，相當于為英國的海外治理提供了資金支持。

四是各類隱性收費和制度性安排形成的長期收益結構。這些環節難以逐筆統計，卻在總體上形成了穩定的資金外流。

將這些不同維度加總，在經濟繁榮時期，折算成人民幣達到每年上千億元，并不夸張。更關鍵的是，這不是某一年、某幾年的偶然現象，而是一套殖民經濟體系長期運行的結果。

不得不說，這種體系具有極強的“隱蔽性”。普通市民感受到的是生活成本、工資水平、城市面貌，很少有人會去追蹤資金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流向。正如有學者比喻的那樣：“香港就像一臺運轉良好的機器，機器上寫著‘繁榮’兩個字，齒輪卻是為誰轉的，要仔細拆開才能看清。”

從1842年香港島被割讓，到1997年主權回歸，英國在香港構建并維護了一整套經濟和制度結構。這套結構一方面推動了香港的城市發展和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確保英國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里，從這塊小小的土地上持續獲得巨額回報。“每年上千億元”，只是對這種長期結構的一個量化切口。

香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又曾長時間被納入英國殖民體系；既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屈辱的印記，又在世界經濟版圖上扮演過重要角色。英國對香港的統治，不僅僅是殖民史上的一章，也是理解近代國際權力與資本運作方式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