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最近，看到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接受訪談中的一個觀點：“我們把America翻譯成‘美國’，從一開始就輸了話語權！”
王文在這檔名為《大變局》的節目中稱：“……中國有的理說不出，有的話傳不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在話語層面的不自主”。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把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翻譯為‘美國’，光一個國名，話語就不自主——我們在看待它的時候，使用美的這個視角去看待它的”。
“我們可不可以未來能夠對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這個詞翻譯改一改，不要叫美國”。
“日本把它翻譯成‘米國’，為什么不能叫‘米國’呢？或者把它直譯，就叫“阿美利加國”呢……這些翻譯名，至少比‘美國’要翻譯得更加直白，更加音譯吧”。
“為什么非得用‘美’這個詞來形容？它為全世界造成如此多麻煩、災難的國家，用‘美’這個詞去形容它，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這個時候，我覺得更加提醒我們：話語即思想，話語即力量，所以，我覺得我們在話語的創新和自主層面上，我們要付出的努力還要更多！……”
“語言即世界”——維特根斯坦老兄的這句話，看來讓王文教授感覺是“深得吾心也”。
確實，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重要一點，即是掌握了語言這一工具——語言，也從此成了人類一切經驗、知識、文化與思想的載體，甚至可以說，正是語言重塑和左右了人類的一切。
在此基礎上，則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獲得了主動塑造自身和塑造世界的能力與可能，誰就會有了更多自由、獨立發展的路徑與權利，或就能因此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不敗之地。
這或許，就是王文教授為何強調話語權的重要原因吧——“話語即思想，話語即力量”，教授這話，說得沒錯。
不過，王文教授舉例稱：我們翻譯成“美國”這一國家名，從一開始就讓我們失去了話語權，這就真的不敢茍同了。
難道說，從一開始如果將其翻譯成一些網友所稱的“丑國”，咱們就能來個歷史大翻轉，便能從此將話語權摟進我們的懷里了？
那么，要是將掠奪、分離走我們3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俄羅斯”，從一開始就翻譯成“餓螺死”，它是不是就無力奪走我們的外東北了？
或者，把傷害我們最深的“日本”，早就翻譯成現在網友們咬牙切齒的“小日子”，它就從一開始便難以侵略我們，歷史的話語權就會一直操之于我手了？
清末之時，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于是，有人便將America用“信達雅”的標準，給譯成了“美國”，一如對于其他國家——法國、英國、德國等的翻譯一樣，大致保持了這一準則，并因此傳用至今。
這些歷史上產生的國名中譯，是適應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客觀產物，其沿用至今，也早已成為約定俗成的規范與習慣，其承載的是語言交流的便利性，而非是所謂的“話語權妥協”。
如果按照王文教授這一思維中隱藏的邏輯——就是給他人起名或譯名時，好的詞匯決不能用，這樣就能反向利于自己，那么，以后起名師們大都可以給他人起一般或難聽之名，豈不就能如王教授所想：因此利己，讓自己拿到了“話語權”等權益了？
這要么就是一種封建迷信的心態；要么，便是阿Q的基因代代傳所致！
若是王教授的這等邏輯如同神學、玄學般應驗，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給各國重新譯名：
將美國改成“阿霉利夾”；法國改成“發爛稀”；德國改成“得椅子”；日本改成“結盤”；越南改成“越難”；俄羅斯改成“餓螺死”……
把別人的國名翻譯得越難聽，豈不是越能順承了王文教授這一話術的內在邏輯嗎？——是不是這樣，就能借此弄臭、弄臟他人國名，便可反向提升我之國運了？
其實，鄉下人有句話糙理不糙的俗語：“拉不掉屎，別怨地球沒有吸引力”——用在此處，王教授您說是不是也能體現話語的力量？
提升我們的話語權，并不是靠著搞臭別人名聲的方式，才能反過來提升我等英名——其實，就像別人過得好不好，它跟我們能有多大的關系？
反之，“打鐵只須自身硬”，只有我們自身過好了——強大、富裕、文明了，則管它別人叫什么“驢蛋、狗剩或混球”呢？
別人之名，管你如何翻譯，還能動了人家的祖脈與仙氣不成？——即使你真的能如此神通廣大，假設能讓別人感覺不爽或晦氣，可是，難道這還能反向吸走它人之精華，因此讓自己變神成仙了不成？
還是別裝神弄鬼了吧！——無論你將America從一開始或未來改成怎樣的中文譯名，其實，跟它的發展或退步真沒有一毛錢的關系，人家該強大還會強大，該衰落還是衰落，并不會以你翻譯的中文國名而有任何轉移！
而真正想要拿到自己的話語權，就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不是想什么歪點子，在他人身上打主意，還是先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吧。
那需要自己走正路，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奮發圖強——只要沿著我們制定好的準則和目標：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公平、文明等理想而努力，讓我們國家不斷強大的同時，更能真正讓人民富裕和幸福，則我們的話語權永遠都不會丟失與旁落！
當然，他人的抹黑、污蔑與破壞，我們當然要用自己的話語權予以堅決回擊——但關鍵并不在于，你如何玩弄語言文字游戲！
比如，王教授出的這個沒丁點兒用的“餿主意”：改掉“美國”譯名，而是一定要建立于三大基礎之上：一是堅決實事求是原則；二是符合真實邏輯；三是運行于文明理念之上。
實踐，才是語言的終極源頭——有了成功的實踐，語言塑造的形象、解釋的科學、創造的思想等等先進性事物，必會自然而然呈現，則何須苦心孤詣地玩弄文字游戲呢？
另外，還請王教授分清“國家”與“政府”的區別——美國，當然不完全等同于美國政府及其統治者；而我們難道不應對于任何國家及其人民報以友善態度嗎？翻譯一個“信雅達”的國名，這不正是中國人民最好的善意與文明表現嗎？
況且，像美國、美國人民甚至是美國政府，也并非總是一無是處吧？
比如，“庚子賠款”涉及的國家中，美國是第一個退款為中國建立大學、醫院等的國家；美國還在二戰中成了幫助中國抗日的最大力量；以及美國對于中國改革開放所起的正向作用，顯然也無法抹殺吧？
所以，難道其對我們友好時，我們就改其國名為“美國”？不好時，再改成其他名字？——這不是有點兒戲了嗎？其實，這反而暴露了自己該是有多么的自卑和不自信啊！
塑造我們的話語權，當然可以有，但還是要將心思放在正地上！
比如，學者們多些獨立思考、獨立思想下的獨立創造，既不要鸚鵡學舌，也不能故弄玄虛，否則，一如這個改掉“美國”譯名，不過徒增笑料耳！
說到底，話語權的爭奪，從來不是文字表面功夫的較量，而應是軟硬實力與文明進步的積極比拼。
國家和人民則應腳踏實地走好自己的路，只要我們越來越富強、越文明，那么，別說給其譯名“美國”了，哪怕改成“美美噠國”，其又能奈我何？
重復也是力量——還是那句老話：拉不掉粑粑，就不要怨地球沒有吸引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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