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大轟炸后，最慘的為何是城里人？政府培訓種地，被鄉下人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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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即戰場，也有日本傳統中“常在戰場”的武士信仰做基礎。江戶時代的武士階層經歷了社會經濟繁榮時期，成天吃吃喝喝、不習武藝者遍地都是，所以才會有提倡“常在戰爭”，要求武士把和平時期當成戰爭時期來過，并且以勤于練武、身材精干、不貪美食為榮。

江戶時代是武士作為統治階級，武士擁有的剝削平民特權是他們能夠提倡一種看似高尚的道德標準的基礎。但戰爭是日本軍人發動的，到最后階段他們哄騙日本全體國民都做“武士”，要在田間和廚房“戰斗”，也要拿起竹槍去抵抗美軍。

日本國民不可能從自己變身“武士”的迷夢中清醒過來。自明治維新之后，至少對于日本男子的“食物教育”就是從小開始的，“吃甜食”、挑食之類的“壞習慣”不斷出現在政府發行的德育修身教科書中，成為被批判的對象，這些教材所舉的正面例子就是“忍饑挨餓的清瘦武士擁有美德”。

從根源上批判所謂“武士道”的虛假與陰暗面，不要說戰爭時期的日本，就算在如今看似非常開明與自由的日本，都絕不可能成為社會思潮的主流。

1、種地培訓班的背后

3月東京下町大空襲之后，日本國內各大都市中因房屋被燒毀而淪為無家可歸者的數量急速攀升。拆毀房屋制造防火隔離帶的舉措，也在制造出更多的無家可歸者，日本國內的人口大移動開始了。

產自中國、朝鮮的糧食已經極難輸入了，日本當局的目光只能轉向一方面迫使民眾進一步節約食物，另一方面開拓國內種植。日本是一個自古進行深度農業開墾的國家，本州、四國、九州三個主要島嶼上幾乎沒有閑置空地，但是明治維新后才完全成為日本領土的北海道還有不少待開墾地。

大量無家可歸人口的產生，正好被日本當局視為可以利用的北海道開拓人力資源。“大日本產業報國會”于3月24日在報紙上發出“農耕義勇隊緊急募集”通知，號召“戰災受害者”前往內原訓練所接受開墾訓練，隨后將在北海道提供帶有防空壕的半地下住宅和一定面積的開墾地。3月24日的《朝日新聞》社評，標題為“廢墟的教訓”。

這篇文章要點如下:

這么下去行嗎?——國民有識之士的諫言已經重復了許多次，而在政治上卻遲遲得不到解答，結果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巨大答案就這樣出現在我們面前，即日本城市的廢墟......這廢墟不但令無數國民的生活受苦，也使至今為止日本政治愛使用的形容詞......都成了無意義的廢話。廢墟，就是“這樣下去不行”的聲嘶力竭的答案。如果我們能夠先于現實一步，早早推行大規模疏散和糧食的完全地下儲備，這次災害的后果就能大體上抵消。如今我們需要再加一把力，只要再加一把力，就可以超越現實。
政府派遣了災后救助委員會，但是在議論之中，下次空襲、下下次空襲就到來了，恐怕一輪都不會停止。現在能夠拯救遭災者的就是他們自己的腳。國民現在對政府抱以期待不過是收拾殘局而已，要超越現實一步，需要立即采用迅速而強有力的政治手段。

所謂“超越現實”的手段，就是驅趕被空襲毀滅了家園的城市居民依靠自己的雙腳，去往鄉村，甚至去往遙遠的北海道，用自己并不熟悉的農業勞作手段養活自己，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救助。這樣的宣傳乍一看在邏輯上是完美的，市民疏散、糧食地下儲存這些措施如果及早采取，能夠大幅度降低美軍空襲造成的慘重傷亡以及伴隨而來的食物供應壓力。

問題是，如此言之鑿鑿的“大日本產業報國會”乃至《朝日新聞》這樣的媒體，在空襲造成大破壞之前的論調不是這樣的，而是配合日本政府與軍部的宣傳，強調城市每家每戶都應該挖防空壕，應該在空襲火災發生后不逃跑，努力救火。

3月10日東京下町火災證明的恰恰是日本政府與軍部對于形勢判斷的完全錯誤，但要他們認錯是不可能的，錯就錯在沒有“超越現實”。

真正的現實是日本的戰爭之路在1945年已經是必敗的局面。真正的“超越現實”應該是立即宣布投降，而不是等到8月兩顆原子彈投下之后。然而在1945年3月，面對熾烈的毀滅之火與無盡的廢墟，日本國民確實大多數認同及早疏散、去鄉下種田才是“巨大的答案”。畢竟，“天壤無窮，唯有必勝之一途而已”。

不過，打發中斷學業的孩子、城市失業人口去鄉下種田，仍然需要尊重“科學規律”，一個從來沒接觸過農業技術的人不可能一下子變成一個農人，而必須進行訓練培養。例如，1945年3月1日日本文部省發行的第三十五號告示，宣布盛岡農林專門學校第一拓殖訓練所和三重農林專門學校第二拓殖訓練所將于4月招收30名至40名學員，目的是日后將學員派去“滿蒙北支”從事農業開墾工作。訓練期為一年。

在日本投降的4個月前才開學的農業開墾訓練所，其學員當然不可能完成一年訓練，但在日本投降的4個月前才開學的農業開墾訓練所，其學員當然不可能完成一年訓練，但這至少反映了直到戰爭末期，日本當局仍然將解決糧食問題的中心放在海外。道理很簡單，日本是一個農業用地充分開發的國度，臨時性地將非農業人口打發去農村，只不過給農村地區增加了很多張需要喂養的嘴，對于增加日本的農業產量不會有多少幫助。

2、鄉下人歧視城里人

5月東京都最后一次大規模空襲后，日本的國內難民數量極為龐大，他們已經不再需要政府和軍部的號召，而是自動向農村地區移動，尋找落腳之地和果腹食物。但他們立刻就被農村人視為來吃白食的嘴，是“來自東京的豬玀”。

以下是戰后通過媒體問卷調查得到的當時被疏散到農村地區的日本人的回憶:

我們家在疏散地，缺乏食物是最大的煩惱。我們臨時居住的地方是千葉縣一幢小樓的二樓，往外看可以將整個東京灣一覽無余，但當時是被劃為“要塞地區”的，根據軍部的命令禁止從二樓窗戶往外看。在附近山上，當地人都在挖松根，目的是榨松根油。而我們這些疏散者連工具都沒有，時常被當地人用怨恨的眼光注視。--東京市民松本，住家被燒后與祖母、弟妹一起疏散到千葉縣。
我原本希望從教師養成所畢業并成為一名教師，但在1945年4月因為形勢緊迫，中斷學業前往一所小學赴任，并立即擔負帶領學生疏散的任務，疏散地是秋田縣。對于到那時為止，還留著長發自詡摩登的我來說，突然就成為“孩子王”，還要帶領他們到鄉村艱難度日，簡直就是恍若隔世的感覺。我平生第一次下到田間，一天到晚做插秧、鋤草的事，讓水蛭爬滿腳上，走好幾公里的路送東西到町學校，都是難以忘懷的經歷。秋田縣盛產柿子，走到哪里都有柿子，而每頓飯也必然把柿子當菜吃，吃到后來真的非常厭惡。我今天絕不吃柿子。與其說是討厭味道，不如說那個“柿子時期”真是沒有任何好的回憶。
我去往農村倒不是因為戰災，而是1944年就因為父親疏散前往距離千葉縣八街町還有好幾公里遠的一個村子。進了村子以后，我和母親被分配面積三反(約一千坪)的土地，種植蔬菜。對從來沒有任何農業經驗的我們來說，實在是太辛苦了。母親身上從東京帶來的和服，后來也都換成了米或者鹽。
還有壞心眼的人把我們叫作“東京來的豬”。不過也有好心人幫助我們，才讓我們撐過了那段歲月。
我們一家從大城市疏散到了有野豬出沒的農村(和歌山縣日置川町志原)，過上了過去根本想象不到的生活。屋子里只有一盞電燈，生活用水得一大早從附近的河里挑過來，做飯時燒木柴，還得自己編草鞋，做苦力來混個溫飽。做苦工一個時間單位獲得的麥子比大米要多一倍。
蔬菜是自己種的，魚可以一個月吃幾次，肉則得依靠自家養的雞。到了冬天需要自己縫棉被子。那段歲月讓我學習了很多很多事，也感受到了母親的偉大。雖然那時我很有干勁，但實在是體力不足，插秧結束之后就立刻趴到床上動彈不得，基本就是這么生活的。
我們在東京的家是在昭和20年4月被燒毀的，后來就疏散到母親的娘家長野縣下諏訪的村莊。母親的娘家雖然有很多人，但那時在村子里只能吃到極為粗陋的食物，留下了很多難過的回憶。
記得有一次去買糧食買不到，站在農家門口哭泣。還是個小學生的妹妹被當地人欺負，我辛苦地去保護她，真是太難了。

欺凌是人類社會中丑惡但幾乎無法擺脫的現象，而在日本，無論是戰前還是戰后，欺凌更是遍地都是。在和平時期，日本鄉村地區的人進入城市后幾乎都會受到歧視，而在戰時被迫疏散往鄉村的日本城市地區的人也遭到農村人的欺凌，只要開口說話是“東京腔”，就是某種“原罪”。

對于那些以學校為單位疏散到農村地區的中學生來說，他們在疏散地上課往往持續不了很長時間，因為無論是日本政府還是所在的疏散地，都不可能提供充足口糧，這些以老人、婦女、兒童為主的城市疏散人口，到最后無一例外都得下地干活。

以下引用岡野女士的回憶。

我們學校在疏散地的集中授課，連一個星期也沒堅持到，就開始了下田去“勤勞奉仕”的每一天。這是我頭一次經歷，與被動員去工廠干活不一樣的勞動辛苦。感覺最辛苦的是忍著腹中饑餓開墾田地，拿著沉重的三齒耙將作物根莖一個個刨出來。我對于這項工作特別不順手，看著周圍的人刨出好多，我就是沒法把那個根刨斷，干著急，而手腕疼痛得感覺要斷了似的。

在開墾作業結束后，需要兩人一組用扁擔將肥料桶抬過斜坡運到田地上去。稍微晃動一下，糞尿就濺到身上了。所以得讓身高差不多的人編成一組，與我編組的是長野縣人橋爪。她雖然不高，但體格很健壯，自小在城市生活的我是完全比不上的。所以她對我說，登坡的時候她在后面，因為重量大部分都由后面的人承擔。于是我在前面抬的時候，感覺意外地輕，回頭看，只見橋爪為了不讓沉重的肥料桶滑落下來，一邊拼命承擔著肩上的重量，一邊死死抓著把手。

那天我們住宿在步兵隊的宿舍中，從借給我們的軍用毛巾里面，出現了不少虱子、跳蚤。

日本城里人疏散到農村之后，很多確實受到了欺凌，但不能一概而論，也有不少原本并不相識的人結為友人。

一段時間之后，食物配給情況更加惡化了。全體住宿生都只能依靠嚴重不足的配給勉強支撐，在這里我們連自己種植的菜園子也沒有。

吃飯基本上就是以配醬湯的高粱飯為主食，沒有任何副食。對于總是空著肚子的我們來說，無論是戰爭還是學習的事，都拋到九霄云外去了。但即便如此，“勤勞奉仕”的田間勞動仍然在繼續。一天，來了一輛卡車，車身上大白字寫著“文部省”，車上堆積著一座小山似的卷心菜。另外，從學友平岡映子的家中送來了不少大蔥和味噌。我們都非常高興，不過這樣的幸福時刻也就這么一回。

岡野戰后保存著當時學校教師留下的一份記錄，反映了教師們為了吃飯問題而付出的艱辛。

昭和二十年7月29日(晴)現在此處有48名學生，盡管并沒有達到50名學生的預定人數，但當地的糧食配給情況已經糟糕至今，生活非常困難。副食配給已經完全斷絕，我們總算從東京本校運送過來200斤卷心菜和馬鈴薯，這實在讓我們對本校感恩戴德。

另外，我們從塚本商店購入了一些海帶以維持生活。繼續看岡野的回憶，除了每天饑餓狀況下的重勞動，她記憶中深刻的還有洗澡問題。在這個疏散地，公用浴室只有一間，極其擁擠。因為要節約燃料，所以在家里燒水洗澡的人減少，很多人選擇去公用浴室。

但這個公用浴室也缺乏燃料。因此聽說這個浴室立了個規矩，去這個澡堂的人，都必須隨身攜帶幾根柴禾當燃料。但學生們沒有見到當地人去的時候拿柴禾。

顯然，這是對外鄉人的又一種欺凌。這些學生每天“勤勞奉仕”，但當地人沒有任何給予優待的想法。岡野為了進入這個公共浴室，也帶了幾次柴禾，浴室門口的人就默默收下了。后來學生們就跑到河邊用河水擦擦身就結束了。當然，也有人過著“奢侈”的生活。岡野的一位同班同學，每天傍晚到遠離宿舍的河邊，用肥皂拼命洗頭。

她家里經營藥局，手上有不少藥用肥皂。對于其他人來說，肥皂早已是奢侈品。岡野和同學們當時居住的地方是原先屬于軍隊的宿舍，但在戰爭的最后幾周，美軍艦載機也開始在天空中出現，用機槍掃射地面上任何看來有軍用價值的目標，因此軍隊宿舍就不安全了。幾十名學生在8月初搬到了一座頗有年頭的寺廟“寶持院”，在寺廟本堂的大佛塑像面前的地板上打地鋪睡覺，教師則住在原先屬于寺廟住持的房間。

搬入寺廟之后，生活困難的情況仍無改善。主食不斷加水，怎么也吃不飽，各種植物的莖塊切得越來越細。得到指示，洗臉和做飯用的水從庭院中一口古井中取，但那口井中的水是臟水，害得眾人多次一起拉肚子。另一個苦惱是幾乎每個人的頭發上都開始有虱子。有些同學的發梢上開始出現猶如白米飯粒的東西，很難弄掉。原來那是虱子產的卵。

在戰爭的最后幾周，酷熱籠罩著日本，搬入寺廟的幾十名學生都陷入了萎靡狀態，總是橫七豎八地躺在本堂地板上。

這是嚴重的營養失調導致的，饑餓已經超過了界限，大家也沒別的法子可想，只能繼續啃著作為緊急食物的炒豆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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