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外交的文明底蘊與實踐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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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近期，《國際問題研究》2026年第1期刊載了鄭永年教授撰寫的文章《中國外交的文明底蘊與實踐邏輯》。文章立足中國外交轉型的歷史演進與現實方位，深入闡釋中國外交從“有所作為”邁向“大有可為、大有作為”的戰略邏輯，系統回應部分西方國家所謂“中國沖擊論”“國強必霸論”等對華消極敘事與誤讀。文章指出，理解中國外交往何處去，必須擺脫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框架的“思想殖民”，回歸文明地緣和實踐邏輯。

鄭永年 教授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國際問題研究》2026年第一期（總第231期）。《國際問題研究》創刊于1959年，雙月刊，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主管、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主辦的學術期刊，是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

文章提要

中國外交從“有所作為”邁向“大有作為”的戰略轉型，引發部分西方國家的戰略焦慮，新一輪“中國沖擊論”隨之甚囂塵上。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多以西方經驗為基礎，其解釋框架難以充分涵蓋中國和平崛起的核心宗旨與政策實踐。中國外交的實踐邏輯可概括為：以主體性應對外部結構性變局，以單邊開放拓展雙邊關系的互惠互利，以發展為主線降低合作門檻，并以倡議與平臺供給國際公共產品、推動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

中國外交步入“大有可為、大有作為”的新征程，一些發達經濟體對此感到恐懼，將其稱為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中國沖擊第二波”。部分西方國家把自身“國強必霸”的邏輯強加給中國，篤定中國也會隨著崛起而重復西方往日走過的霸權擴張道路。

中國外交到底往何處去？——如何看待中國外交戰略思想及其實踐，如何基于中國國家利益和實踐需要開展新時期外交工作？

回答這一問題，無法依賴現有基于西方意識形態與實踐經驗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然而，許多觀點依然在使用西方的國際關系和外交概念與理論解釋中國的外交實踐。國際關系和外交理論領域依然是受西方影響最深的領域之一，筆者一直把這種現象稱為“思想殖民”。如果不走出這種被“思想殖民”的狀態，不回歸到中華文明的價值觀尋找答案，就很難回答“中國外交往何處去”這個問題。

一、中國外交轉型的歷史演進

自近代以來，中國外交走過了從“求生存”到“站起來”再到“富起來”的艱難歷程，黨的十八大之后則走上了“強起來”的進程。無論何種外交進程，其背后所折射出來的不僅僅是國家的艱難崛起，更是展現中華文明和文化核心價值觀的過程，即開放包容、生生不息、內謀發展、外求和平，最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兩次鴉片戰爭以降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是“弱國無外交”的典型。盡管外交領域作了不少代價高昂的努力，但一直局限于維持國家生存的層面，中國外交的主題是“求生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徹底改變了這種格局。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外交逐步探索“獨立自主”。改革開放使中國“富起來”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在總結中外歷史經驗之后得出結論：封閉（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為了適應世界，中國主動開放，主動和世界先進的規則規制對接，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不僅輔助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更是促成了國家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但更為重要的是，盡管中國加入了世界體系并且成為其中重要的一員，但中國并沒有變成一些西方國家所期望的一個類似西方的國家。中國在擁抱世界的同時走自己的路。二戰以來，能夠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保持主體性的國家和經濟體少而又少，中國是最典型的成功案例。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綜合國力上升，中國外交從“有所作為”邁向“大有可為、大有作為”時代。2014年、2018年和2023年三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明確了這一轉型的戰略定位：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使命，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營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盡管這個轉型是自然的過程，但在一些西方國家看來，中國外交變得具有“進攻性質”，這是其既有敘事框架的延伸。自改革開放以來，不管中國做與不做什么，都被西方視為“威脅”，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長期存在并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敘事形態呈現。隨著中國的崛起，外交政策就需要逐步調整。對崛起所帶來的外部效應，中國不能置之不理，而是應當直面這些效應。如果是負面效應，中國應當想辦法加以控制或者解決；如果是正面效應，中國應當加以利用，既賦能自己，也賦能他國。

“大有作為”的外交戰略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繼續擁抱世界，并且成為聯合國體系最堅強的支持者之一。中國始終做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堅持走合作發展的道路，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1] 黨的十八大之后，為了緩解資源和環境等方面的壓力，中國政府主動對經濟增長速度進行了下調。盡管如此，中國多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都超過其他任何一個經濟體。二是繼續鞏固和強化中國積極參與的區域組織，包括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合作機制等。三是自主的國際倡議，包括“一帶一路”倡議和“四大全球倡議”。

二、中國外交的文明底蘊

文明和文化一直影響著中國外交的思想、思考和思維。中國自古就提出了“國雖大，好戰必亡”的箴言。和衷共濟、和合共生是中華文化的精髓，蘊含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2]

作為新時代中國對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習近平外交思想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分吸收其中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的底蘊。

（一）中華文明價值觀是中國外交的文明底蘊

一個國家在國際舞臺上是否能夠扮演以及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至少取決于如下三個因素：一是經濟基礎和基于經濟之上的軍事力量，即國家能力；二是政治領導的意志；三是核心文明價值觀。

從國家能力的角度出發，弱國無外交，如果沒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什么樣的外交戰略都沒有意義。近代的中國就是一個例子。再者，盡管經濟和軍事力量存在本身就具有國際影響力，但能否把經濟和軍事力量用好用足則取決于政治領導層的意志；作為客觀存在的力量既可以是防御性的，也可以是進攻性的。如何使用力量和力量使用的目的則取決于這個國家的核心文明價值觀。

例如，“國強必霸”反映的是西方列強的核心價值觀，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中國的核心價值觀。“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傳統的“大同世界”“天下大同”等價值觀是高度契合的，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華文明中“天下大同”理念運用到當今全球治理與外交實踐的思想延續。依托我國發展的生動實踐，立足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全面闡述我國的發展觀、文明觀、安全觀、人權觀、生態觀、國際秩序觀和全球治理觀。[3]這三個層面的要素是理解今天和未來中國外交的核心。

（二）中華文明底蘊中的“開放主體性”與現代性邏輯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國是一個在國家治理與社會秩序維度上沒有中斷的世俗文明。之所以沒有中斷，是因為世俗文明開放包容，與時俱進，生生不息。就和外部關系來說，中國世俗文明兩個最大的特點是：

第一，開放包容，但堅守關鍵政策選擇與制度安排的主體性。開放包容，就是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實行積極主動的開放舉措，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4]中國在擁抱世界和融入世界的同時走自己的路。近代以來，因為現代化先發生在西方，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非西方國家，在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中，現代化常被視為“西方化”。

經驗地看，無論是非西方國家輸入式的現代化還是西方國家輸出式的現代化，在國際實踐中成功的少而又少，而失敗的居多。其中，既成功實現現代化又能夠保持獨立的案例則更少。在諸大國中，中國是唯一既獲得了發展也保持了獨立的大國。

第二，中國踐行“達則兼濟天下”的價值觀，即在發展起來之后，關懷世界的發展。這一源自儒家思想的精神內核，強調個體或者國家在自身實力不斷增強的基礎上，應主動承擔相應責任，以自身發展惠及他人或者兼濟天下。這一精神在中國古代對外交往實踐中有著鮮明體現。中國古代在對外交往中秉持“厚往薄來”的政策，外國使臣通過向中國進獻禮品，不僅可以獲得比其所送禮品價值更大的回送禮品，更可以獲得與中國貿易往來的權利。[5]在文明交流互鑒方面，古絲綢之路不僅將絲綢、瓷器、茶葉等物產輸送至沿線各地，更將中國先進的農耕技術、醫藥知識、天文歷法等文明成果向外傳播，促進沿線各國經濟社會發展。

中國在富裕起來之后，努力推動實現世界的共同富裕。或者說，在成功實現現代化之后，中國還要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伸出去，鼓勵和幫助其他國家也爬上來。例如，在中非合作中，中國主張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張開懷抱歡迎非洲搭乘中國發展快車。[6] 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中國加大單邊開放力度，賦予全球化新的動力。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將繼續以中國的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7]這一表態展現了當代中國對“達則兼濟天下”的生動詮釋。更重要的是，中國不會把自己的現代化模式強加于他國；在對外合作框架中強調“自主選擇”，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推動文明交流互鑒。[8]

三、實踐邏輯：

制度化外交斗爭、賦能發展與重塑秩序的復合外交大戰略

中國文明的核心精神體現在當代外交政策上，有如下幾個重要方面。

（一）以制度化外交斗爭維護國家主體性

在國際層面和外交領域，堅守主體性就必然意味著需要進行國際斗爭。這尤其表現在對現代化的理解和對現代化模式的追求上。如前所述，在為數不多的成功案例中，中國堅守住了獨立的思想、思考和思維，并形成了符合本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模式。

現代化首先發生在歐美國家的歷史事實，使得討論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就不得不討論這個國家和歐美國家的關系。基于此，從現實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總結出幾種主要的經驗現象。一是那些不能擁抱西方世界的國家，無論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都很難實現現代化。或者說，這些國家被歐美國家孤立之后，很難在被孤立的狀態下實現現代化。二是那些高度依賴歐美國家但又沒有被它們所接受的國家，也就是體制外依附西方的國家，也沒有能夠實現現代化。雖然一些國家早期通過和西方的關聯獲得了發展，但此后失去了發展的自主性，而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三是那些在擁抱西方世界的同時不能堅持主體性的經濟體也出現了嚴峻的問題。如近幾十年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

二戰后，美國有兩項外交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一是針對歐洲的“馬歇爾計劃”，通過實施這一計劃，美國在幫助西歐國家實現經濟復興的同時也獲得對這些國家極大的影響力。二是美國的東亞政策，一方面幫助日本和“四小龍”發展經濟，另一方面也通過各種機制很大程度上攫取了對這些經濟體的干預能力。

不過，在獲得經濟發展的同時，接受美國這種現代化方式對上述經濟體也形成了諸多掣肘。對這些經濟體來說，當美國有能力為它們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比如市場開放）的時候，這些經濟體就獲得了發展；但是一旦當美國沒有能力或者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為它們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時候，它們的發展就會受到嚴重的制約。今天，無論是歐洲還是日韓等經濟體都面臨這個問題，因為美國已經沒有能力像歷史上一樣為它們提供近乎不受限制的市場開放這一最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了。

中國的實踐路徑則與上述美國的現代化模式存在本質不同。中國通過擁抱世界，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體的有機部分，并在其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自主角色。這背后的根源就在于中國始終堅守主體性。如果要問為什么其他國家沒有能夠像中國一樣，在獲得發展的同時堅守主體性？部分原因可歸結于中國的市場規模。因為中國體量龐大，歐美國家不能放棄這個龐大的市場，也不能強迫中國變成一個類似西方那樣的國家。從這一維度來說，中國有足夠的能力抵制外部的各種演變。

但更主要的因素在于中國的文明底蘊有能力在吸收、消化西方實踐中優點的同時恪守主體性。這尤其表現在中國領導層堅定的政治意志上。就現代化進程而言，中國近代初期也走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彎路，當時把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做了不少西方化的實踐，但基本都以失敗告終。但是現如今，中國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將現代化的概念等同于“西方化”，中國式現代化是根植于本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不僅如此，中國近年來已經開啟了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進程。客觀來說，在現代化進程中，在物質層面可以學習其他國家；但一旦失去知識上的獨立性，則必將誤入歧途、迷失方向，最終導致現代化建設失敗。

中國的國際斗爭尤其體現在和美國的斗爭進程中。因為中美關系的重要性，導致一些人看到中國要和美國斗爭就變得憂心忡忡。針對這種現象的關鍵問題在于，不通過斗爭是否能夠求得一個穩定的中美關系呢？經驗地看，21世紀的中美關系是“斗而不破”，并且在斗爭中推進中美關系的穩固發展。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美國即發動針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對等關稅”戰爭，中國是第一個也是最主要一個進行公開反制的國家。在2025年10月30日的中美兩國元首會晤之前，中國針對美國的芯片戰略毅然推出了稀土等關鍵礦產反制政策。[9]

2025年中美之間共計五輪談判，兩國經過斗爭反而斗出了初步共識。在這五輪談判中，中國通過斗爭取得四點關鍵成果。

一是有效弱化了特朗普在談判中的強硬姿態。自特朗普政府發動“對等關稅”戰之后，美國在絕大多數雙邊談判中普遍取得優勢，但在和中國的談判中則遇到了強大的反擊力量。西方社會的現實主義者總說“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單上”。而在特朗普“對等關稅”戰中，正是因為精準有力的反制，中國不僅在餐桌上，而且占據了好幾個席位（即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和尊重）。

二是打破了特朗普政府的單方面幻想。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施加限制（“卡脖子”），另一方面又要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并且相信兩者可以同時推進。中國稀土新規的頒布等同于直接對特朗普政府說“不”。

三是中美之間找到了對等原則。中國通過稀土新規對美國實施了精準有效的反制，對美形成了不對稱戰略壓力，為今后中美之間的談判找到了更多的武器。四是向國際社會展示了中華文明底蘊中“止戈為武”的古老哲學，即找到這些武器，不是為了使用它們，而是為了威懾并阻止美國濫用其所擁有的武器。理性與和平是中國從古至今最堅定的追求。和而不同、以和為貴、和衷共濟等理念反映了中國文化崇尚和平、主張平等的一貫追求，體現了中國人民尊崇多元包容、攜手合作的博大胸懷。[10]

正因為這樣，在風云激蕩的關稅戰、貿易戰之下，中國向世界展示了從容自信，“打出了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彰顯了我們的硬核實力，贏得了國際社會尊重”。[11] 通過斗爭而獲得的勝利果實是實實在在的。人們對今后的中美關系較前些年相比更加樂觀了。今天，中美關系正在逐漸形成一種“階梯式遞進”的趨勢。今后，斗爭依舊不可避免，但不是為了斗爭而斗爭，而是為了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為了塑造一種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二）以發展合作賦能世界發展

中國在貧窮的時候，“窮則獨善其身”，反思為什么會落后。但在富裕起來之后，中國則踐行“達則兼濟天下”，這意味著幫助其他國家共同發展。在內部，中國追求共同富裕；在外部，中國追求共同實現現代化。中國要推動更加包容的全球發展，打造人人重視發展、各國共謀合作的政治共識，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為科技創新營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有利環境，反對以鄰為壑、“小院高墻”、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12]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一段時間，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曾達到50%，迄今依然維持在30%左右。[13]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通過各種扶貧事業，幫助本國8億多人口脫離絕對貧困，這為世界扶貧事業作出了最大份額的貢獻。[14]

中國要推動更加普惠的全球發展，堅持各國共同發展才是真發展，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避免對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外溢影響，維護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穩健運行。[15]

今天，中國在包括綠色和數字經濟等諸多領域都擁有了先進技術，中國也樂于和西方社會分享。盡管相關技術也是西方國家所追求的，更是受西方社會歡迎的，但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和政治力量把其視為是風險，甚至是威脅。對此，中國沒有必要過于在意，因為只要保持先進，部分西方國家的封閉只能導致其最終的落后。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努力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中國和全球南方的關系既不像部分西方國家所說的“拉幫結伙、針對某些國家”，也不像全球南方內部的一些國家那樣搞排他性的政策，而是聚焦全球南方國家共同關注的發展問題。盡管全球南方面臨諸多挑戰，但核心問題是圍繞發展的。中國在發展方面擁有全球南方國家所需要的成功經驗。

今天，現代化正在成為全球南方國家的核心追求，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可以助力全球南方的發展。作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員，中國始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是中國對外關系不可動搖的根基。[16]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不會像一些西方國家那樣，把本國的經驗強加于他國之上。中國成功經驗的核心在于：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如果要成功，那就必須找到符合本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模式。在技術層面，中國擁有從低端到高端的幾乎所有的發展所需的技術。盡管在少部分技術領域，中國還處于追趕世界最先進的階段，但中國目前所擁有的技術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極有建設意義的。

（三）以倡議平臺供給國際公共產品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體現大國擔當，堅持弘揚獨立自主精神，堅持引領和平發展，堅持促進世界穩定和繁榮。[17] 中國外交并非為了斗爭而斗爭，而是為了更大更遠更高的目標，至少包括三個層面。

一是實現可持續的內部發展。內部的可持續發展是基礎，沒有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任何外部的作用都無從談起。根據“十五五”規劃，到2035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18]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實現崛起，未來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一目標更需要進一步深度參與全球化。沒有人會認為中國可以通過孤立主義來實現這一目標，也就是說，中國要通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實現這個目標。

二是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度型開放是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最能促進經濟發展的國際公共產品之一。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不僅是中國可持續發展所需，也是履行大國責任所在。在這方面，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領域，中國已經形成了高水平的開放系統。

第一，包容性多邊主義。和一些國家排他性的多邊主義不同，中國的制度型開放秉承包容性多邊主義。中國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積極參與包括人權在內的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19] 一些國家實行“多邊主義”是為了針對第三國，中國的多邊主義是針對所有國家面臨的問題。

第二，制度型開放，即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開放。在上述領域，中國一方面維持和世界標準高水平對接，另一方面也積極參與舊規則的修訂和新規則的制定，同時也根據中國的經驗貢獻新的規則。

第三，單邊開放。單邊開放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單邊開放目標有二：1.通過單邊開放來獲取自身可持續發展的資源；2.通過單邊開放主動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中國將積極擴大自主開放，擴大單邊開放領域和區域。[20] 今天，中國的單邊開放政策正在從免簽政策、對最不發達國家的零關稅、制造業準入等向更多領域擴展和延伸。制度型開放強調規則層面的對接，單邊開放則強調在特定經貿或科技領域以非對稱制度安排降低準入門檻；二者相結合共同呈現了前文框架中“能力、意志與價值觀”的完整實踐機制。

三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二戰之后確立起來的以聯合國體系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今天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由于美國的霸權回撤和肆意單邊行動，當前的國際體系已進入舊體系解體和新體系待形成之際，這一體系格局的最終形態走向還未可知，如果各個大國能夠圍繞新秩序體系達成共識并共同推進積極改革，新的國際秩序則有可能發展定型。而如果各大國各行其是、不積極維護和改革現有國際秩序體系，則現有國際秩序的作用發揮希望渺茫。

現有國際秩序面臨新一輪的調整改革，這也是我們思考問題的起點。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要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全球治理規則體現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離不開對人類各種優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繼續豐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21]

這些年來，中國已經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議”，既描繪了中國對國際秩序的展望，也是改革國際秩序的總體方法論，為破解全球發展難題、應對國際安全挑戰、促進文明互學互鑒、加強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力量，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引領。[22] 應當指出的是，中國提出這些倡議，并不意味著要單方面主導這些倡議，或者把這些倡議強加于他國之上。恰恰相反，這些倡議是中國給國際社會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所要構建的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各國都可以通過這些平臺進行互動，找到共同的利益，達成共識，共同參與推動國際秩序的調整與重塑。簡言之，中國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需要各國的共同參與才能實現。

四、結語

偉大的實踐產生偉大的思想，偉大的思想指導偉大的實踐。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擘畫和領導黨的十八大以來波瀾壯闊的中國外交實踐，在解決我國外交工作面臨的一個又一個重大問題過程中形成了內涵豐富的戰略思想。這些思想是對中國外交實踐的高度概括和升華，又是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的行動指南。總結實踐經驗，同時兼顧“虛實結合”、做到“知行合一”，中國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愈演愈烈之時，堅定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公正的“穩定錨”。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底蘊，中國外交的獨特性在于將價值理念制度化、將戰略選擇工具化、將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平臺化的能力。

構建外交領域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任務，需形成結合實際的學術體系、可檢驗的因果機制與可復用的政策評估工具。一方面，以核心文明價值觀為外交政策作引領；另一方面，以制度型開放、發展賦能與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為實踐載體，呈現中國外交主動作為、勇于擔當的戰略風范。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人民出版社、學習出版社 2025 年版，第47頁。

[2]《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第111頁。

[3]《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第94頁。

[4]《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第38頁。

[5]參考徐波：《對古代東亞朝貢體制的再思考》，《國際政治研究》2017 年第 3 期。英文文獻可參考John K.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Eastern Quarterly, Vol.1, No.2, 1942, pp.129-149；Lin Shaoyang, “Ruminations on the Meaning andNature of Ritual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a—A Theoretical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TributeSystem as a Ritual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0, No.2, 2023, pp. 703-719。

[6]《習近平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講話（全文）》，中國政府網，2018年 9月3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9/03/content_5318979.htm。

[7]《習近平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全文）》，中國政府網，2021 年 9 月 22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9/22/content_5638597.htm。

[8]《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第 38 頁。

[9]《商務部公告 2025 第 61 號公布對境外相關稀土物項實施出口管制的決定》，商務部網站，2025 年 10 月 9 日，

https://www.mofcom.gov.cn/zwgk/zcfb/art/2025/art_7fc9bff0fb4546ecb02f66ee77d0e5f6.html。

[10]《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人民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25年版，第121頁。

[11] 杜尚澤、許諾：《微鏡頭·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人民日報》2025 年 12 月 14 日，第 1 版。

[12]《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第 155 頁。

[13]《“十四五”時期——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保持在 30% 左右》，中國政府網，2025 年 7 月 10 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7/content_7031345.htm。

[14]“Lifting 8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 New Report Looks at Lessons fromChina’s Experience,” World Bank Group, April 1, 2022,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2/04/01/lifting-800-million-people-out-of-poverty-new-report-looks-at-lessons-fromchina-s-experience.　

[15]《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第155 頁。

[16]《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第147頁。

[17]《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第199頁。

[18]《李承健：人均 GDP 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我國明確 2035 年奮斗目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網站，2025年10月29日，https://www.drc.gov.cn/DocView.aspx?chnid=379&docid=2909291&leafid=1338。

[19]《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第159頁。

[20]《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第46頁。

[21]《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第150頁。

[22]《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第63頁。

原文刊載于《國際問題研究》2026年第一期（總第231期），2026年1月15日出版。英文題目為《The Civilization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s Diplomacy》。

鄭永年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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