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和母親，一篇課文感動了幾代中國人

文/張家康

朱德的母親，一位平凡而勤勞的農家婦女，她含辛茹苦、堅韌不拔的品格，深深影響了朱德，為他今后頑強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堅忍不拔的革命意志的形成打下了基礎。這份精神財富成為朱德在舊時代拋官棄祿、萬里尋黨、投身中國革命的內在動力。母親是朱德永遠的懷念，他把懷念深藏于心，轉化成“盡忠于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盡忠于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以此報答母親的恩德。

母親印象

朱德母親鐘氏出生于貧苦人家，朱德在接受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采訪時說：母親生他的時候，“不過二十剛過的年齡。她比一般婦女要高大一些，強壯一些，褲子和短褂上，左一塊右一塊都是補丁，兩只手上伏顯著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勞過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頭發在后頸上挽成一個發髻，兩只大大的褐色眼睛充滿了賢惠，充滿了憂愁。”

母親一家是當地的民間藝人，遇有婚喪嫁娶，他們便被雇去為主人吹吹打打，參辦紅白喜事。他們有時還會去鄉下，在臨時搭的戲臺上，拼湊出一場戲。他們很窮，但卻都爽朗而快活。朱德和兄弟們受母親家的影響，一個個也都是樂天派，閑暇時，不是唱唱民歌小曲，就是擺弄手中的樂器。

那年代，農村挑選兒媳婦的標準，不僅僅是傳宗接代，更實際的是要給家里補充勞動力。朱德的母親就是如此，她嫁到朱家后，除了田里的活，一日三餐，樣樣家務活都是她一個人承擔。朱德說：“母親把飯煮了，還要種田、喂豬、養蠶、紡棉花。因為她身材高大結實，還要挑水挑糞。”朱德回憶說，母親臨產時，“正在做飯。還沒等飯燒好，我就呱呱落地了。母親生了我就立刻起身，接著做飯。”

母親操持家務是把好手，朱家家境雖然貧寒，可由于母親聰明能干，也能把窮困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一家人穿的衣服的布料用的是母親手紡的線織成的，這種土布很糙，有一枚硬幣厚，染上顏色，做成衣服，也有簇新亮眼的感覺。一般來說，這件新衣都是老大先穿，有所謂“新老大，舊老二，縫縫補補是老三”。

◆朱德母親鐘太夫人。

母親任勞任怨，性格和藹。朱德的兒時記憶中，母親從沒打罵過他們。母親生活節儉，父親也很懂得持家過日子，只是吸點旱煙，有時也喝點小酒。母親非常理解，可對孩子們就不一樣了，她不允許他們沾染上抽煙喝酒的習慣。

朱德年少時便跟著母親去田地里，漸漸地長大了，也能幫助母親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次，少年朱德往山上的田地挑糞，不小心摔了一跤，灑了一身的糞。一般人家的父母看到了，一定會又氣又罵。可母親卻幫他將衣服揩干凈，告訴他挑著擔子上山如何省力，如何才能走得穩。

朱德年少的那一年，四川連年旱災，莊稼顆粒無收。饑腸轆轆的災民們不得不成群結隊地去“吃大戶”。地主老財叫來了清兵，刀槍棍棒之下，災民們血肉橫飛，啼天哭地。母親同情這些啼饑號寒的窮人，埋怨社會的不公不平等，朱德由此萌發了反抗壓迫剝削的信念。

每當回憶自己的幼年時，一副溫馨的畫面就會浮現在朱德腦際，母親哄他入睡時，輕柔舒緩地唱著搖籃曲：“月如眉，月如弓，月如鐮，不似眉毛常皺。”“不似眉毛常皺”，而是舒展眉毛，這當然是母親的美好期望，可佃農租種的是地主的土地，交了租糧后所剩無幾，生活分外艱難，朱德說：“我從小就是餓著肚子長大的，因此，后來搞革命時，我就不大怕餓，好像根本不知道餓。講起干活也是一樣。我從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來做體力勞動時，我從來不覺得面子難看。走路也是一樣，成年以后，雖然有時有馬騎，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經常幾個月、幾年長距離行軍，同我所指揮的戰士們一起走來走去。”

離開父母

朱德的祖上原是廣東省韶州府的客家人，明末清初，朝廷為增加四川人口，恢復生產，實行了大規模的“湖廣填川”的移民政策，朱家就是那個時候遷入四川。他們最初在川北的廣安、營山一帶做些流動的小買賣，后來從營山遷到儀隴縣馬鞍場大灣。由于人口增多，這里成了朱家的聚居地，人們習慣將這里稱為“朱家大灣”。

朱家以租種地主的土地為生，佃戶的生活十分艱難。一家人住的是地主存放糧食的舊庫房，從春到冬，光線昏暗。一年到頭，全家難得吃過一頓白米飯，多半是豌豆飯、菜飯、紅薯飯等雜糧飯，油鹽少之又少。過年時雖然宰一頭豬，但卻把它腌漬了，留作逢年過節或遇有什么大事時用。鞋子是母親做的布鞋。照明用的是豆油燈，而且還得省著用。

朱家祖祖輩輩沒有一個識字人，父母深思熟慮后決定，朱家在朱德這一輩一定要出一個讀書人。朱德說：“我是一個佃農家庭的子弟，本來是沒有錢讀書的。那時鄉紳地主的欺壓，衙門差役的橫蠻，逼得母親和父親決心節衣縮食培養一個讀書人來‘支撐門戶’。我念過私塾，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考了科舉，以后又到更遠的順慶和成都去讀書。這個時候的學費都是東挪西借的，總共用了二百多塊錢，直到我后來當護國軍旅長時才還清。”

朱德6歲那年，父母把他和兩個兄弟送到藥鋪埡私塾讀了一年書。兩個兄弟中途回家種地去了。朱德因過繼給了伯父，經濟條件好一些，又改讀丁姓私塾兩年。1895年除夕這天，朱家因沒有能力交納地主額外的加租，不得不退租搬家。全家被迫分居兩處，生父的家遷居到陳家灣，朱德隨養父母搬回大灣，朱德在這里居住了14年。

朱德后來回憶說：“我們一家人哭泣著連夜分散。從此我家被迫分兩處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災，莊稼沒收成，這是我家最悲慘的一次遭遇。母親沒有灰心，她對窮苦農民的同情和對為富不仁者的反感卻更強烈了。母親沉痛的三言兩語的訴說以及我親眼見到的許多不平事實，啟發了我幼年時期反抗壓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決心尋找新的生活。”

朱德10歲時，到距家8里地的席家砭私塾讀書，從10歲讀到18歲。1905年2月，朱德帶著一吊錢，步行60多里，到儀隴縣城參加科舉考試，縣試二千余名考生中，考試成績名列前20名。9月，清廷廢止科舉考試，他也就失去了科舉取仕的機會。這之后，他先后就讀于南充縣官立高等小學堂、順慶府官立中學。1907年，朱德畢業于四川通省師范學堂附設體育學堂。次年春，朱德應聘到儀隴縣高等小學堂任體育教習兼庶務。離家近了，一年之中“回家兩三次去看母親”。這是一段菽水承歡、舐犢情深的短暫的美好時光。

◆席家砭私塾舊址。

一個青年學生，第一次走向獨立謀生的道路，社會上新舊思想新舊社會力量的沖突，使青年朱德備嘗舊思想舊社會力量的壓迫和排擠，也看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腐敗和黑暗。同時，他的知識和眼界也開闊了，體會到“教書不是一條生路”。1909年春剛過，朱德長途跋涉70余天，報考云南陸軍講武堂，并秘密地加入了同盟會。朱德對這次與父母不辭而別的秘密出行很內疚，曾去信家中，可從回信中知道，母親很開明，非但不反對，回信中還說了許多慰勉的話。

求助朋友

1911年10月3日，朱德參加云南革命黨起義，因這一天是重陽節，故又名“重九起義”。自此，他追隨蔡鍔奮身軍界，由副目（副班長）而連長，由連長而營長，由營長而團長。1917年7月，朱德任靖國軍第二軍第13旅旅長。戎馬倥傯，飄忽不定。朱德自離家后就從沒回過家，深感愧對父母。生活較穩定后，朱德思親之心迫切，便給父母買了一處宅院，把父母從家中接了過來，以盡自己的一份孝心。但是，父母“勞動慣了，離開土地就不舒服，所以還是回了家。父親就在途中死了。母親回家繼續勞動，一直到最后”。

◆20歲的朱德。

朱德也自此與母親失去聯系，后來投身中國革命，成為紅軍總司令，更不敢和母親聯系。1933年，國民黨軍挖了朱家祖墳，親屬們被逼得隱姓埋名東躲西藏。1935年，國民黨還鄉團反攻倒算，朱家不得不四處躲災避難。母親和小弟弟逃到瀘州后，幸得好友戴與齡的接納，這才躲過了一劫。

戴與齡比朱德小2歲，他們是同鄉、同學和戰友，一同參加科舉考試，一同參加護國戰爭，一同參加南昌起義。后因負傷而被朱德勸離了部隊。回到家鄉后，他在瀘州開了一家大東西藥房，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戴與齡把朱德的母親和弟弟安置在家里，視為自己的親娘和胞弟。

居住了一段時間后，戴與齡擔心會走漏消息，便又要他們轉移到郊區的一戶人家居住，戴與齡每月都送來錢糧和衣物。后來，又將他們送到南溪縣陳玉珍（朱德的前妻）的親戚家居住。1937年8月25日，朱德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的身份公開化、合法化，戴與齡這才將他們接到瀘州，并備足充裕的路費，安全地把他們送到儀隴老家。

朱德牽掛和思念母親，于9月5日至11月6日，曾給陳玉珍去了三封信。第一封信詢問：“我兩母親是否還在人間？”兩母親即生母鐘氏和養母劉氏。9月27日，第二封信說：“我的母親仍在南溪或回川北去了，川北的母親現在還在否，川北家中情況如何？望調查告知。”養母在南溪，生母在川北，也就是朱家大灣。

朱德還告訴陳玉珍，自己雖是八路軍總指揮，但“我從來沒有一文錢，來時（指侄子朱理書）需帶一些錢來我用”。“我們軍隊是一律平等待遇，我與戰士同甘苦已十幾年，快愉非常。”“十年來艱苦生活，無一文薪水，與士卒同甘苦，決非虛語。現時雖編為國民革命軍，仍是無薪水。”

◆1937年，朱德在延安留影。

不久，朱德從來延安與他見面的親友口中，詳細地了解到家中的實際情況，他在給陳玉珍的信中說：“十年來家中的破產、凋零、死亡、流亡、旱災、兵災，實不成樣子。……惟兩老母均八十，尚在餓飯中，實不忍聞。望你將南溪書籍全賣及產業賣去一部，接濟兩母千元以內，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終余年，望千萬辦到。”

1937年11月28日，朱德的親屬和朋友鄧輝林、許明揚、劉萬方等來山西，與已在華北八路軍總部的朱德見面，朱德詳細地詢問了兩位母親的情況。得知母親為缺糧乏食所困擾，著急焦慮，于第二天給戴與齡去信求助，信中說：“我家中近況頗為寥落，亦破產時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顧及他們。惟家中有兩位母親，生我養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歲乏食，恐不能度過此年，又不能告貸。我數十年實無一錢，即將來亦如是。我以好友關系向你募貳佰元中幣寄家中朱理書收。此款我亦不能還你，請作捐助吧。”

感謝母親

朱德在擔任靖國軍旅長時，用自己的薪俸給母親在家鄉置了三十畝地，朱德說：“母親就靠那三十畝地獨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戰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親知道我所做的事業，她期望著中國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們黨的困難，依然在家里過著勤苦的農婦生活。”正是由于熱愛勞動的習慣，朱德的母親從未得過病，耳聰目明，神志清醒，口齒清楚。

1937年到1944年的7年間，朱德曾給母親寄回幾百元錢和自己的照片，他知道“母親永遠想念著我，如同我永遠想念她一樣”。朱德常去信給子侄們，了解母親的身體狀況。1943年，他從來信中得知，母親仍然放不下手中的活，特別喜歡紡棉花。但身體和精神狀態大不如前，飲食起居也差多了，只是想在有生之年見上兒子朱德一面。

朱德何嘗不想去看望母親呢？可自1940年5月26日由華北抗日前線回到延安后，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朱德留在延安協助毛澤東分管軍事工作，指揮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的斗爭。他根本抽不出時間回去與母親團聚，心里非常著急，只能希望抗戰早日勝利，早日與母親歡聚一堂。

◆1944年4月10日，延安追悼朱德母親大會會場外門坊。

1944年2月15日，朱德的母親在儀隴縣馬鞍鎮家中去世。這天晚上，86歲的老太太還在灶臺做晚飯，突感不適而暈倒，經家人照料后安詳離世。老人彌留之際多次念叨朱德的名字。老人生前立了遺言，后事從簡，埋于屋旁的松樹下，不立墓碑，以防國民黨破壞。老人去世的消息傳出后，遠近數百人前來朱家吊唁，懷念這位偉大的母親，懷念她的善良可親。那些得到過她的幫助的人，都說她有顆菩薩一樣的慈悲心。

過了半個月，朱德才得知母親逝世的消息。康克清回憶說：“他給我看了家鄉的來信，好半天沒有說一句話。”過了好久，朱德向康克清深情地述說著母親的一生，談到了母親對他的影響。他對康克清說：“這一生中如果說我有什么遺憾的話，最大的遺憾就是母親去世，我未能在她老人家身邊。”這以后的一個多月，朱德不刮胡須，留得很長很長。大家都明白，他這是為了悼念親愛的母親。

◆1944年4月10日，延安追悼朱德母親大會會場。

1944年4月10日，中央辦公廳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追悼朱德母親大會，各界代表一千多人參加追悼大會。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賀龍等前來參加追悼大會。毛澤東獻的挽聯上寫道：“為母當學民族英雄賢母，斯人無愧勞動階級完人。”周恩來、劉少奇、陳云等中央領導人都獻了挽聯。謝覺哉代表朱德宣讀了朱德寫的已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懷念文章《母親的回憶》，朱德在這篇文章中滿懷深情地說：

“我應該感謝母親，她教給我與困難作斗爭的經驗。我在家庭中已經飽嘗艱苦，這使我在30多年的軍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沒感到過困難，沒被困難嚇倒。母親又給我一個強健的身體，一個勤勞的習慣，使我從來沒感到過勞累。

◆1944年4月5日朱德在《解放日報》上以《母親的回憶》為題發表的文章，1983年收入《朱德選集》時改為《回憶我的母親》。

我應該感謝母親，她教給我生產的知識和革命的意志，鼓勵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這條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認識：只有這種知識，這種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寶貴的財產。”

這篇文章后來被收入在小學語文課本，感動了幾代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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