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自述：剛到重慶第一年的遭遇戰，爛尾樓、高息貸，還有一件事我氣得拍了桌子

當企業積弊深重，難以用常規辦法解決時，人們往往會想到重組。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在其五十余載的工作歷程中，參與、主導了一系列重組，從中他深刻領悟到重組的真諦與妙趣：其真諦在于資源優化配置、體制機制創新，其妙趣在于「隨心所欲不逾矩」「柳暗花明又一村」。

來 源：財經會議圈摘編自《重組與突破》

作者：黃奇帆

今天給大家分享黃奇帆上任重慶市副市長時遇到的一系列難題，從中你能看到二十多年前一個政府高級官員解決民生問題的細節，也會看到一些至今仍然存在的發展難題。

《重組與突破》引言：

寫在前面——從上任之初的遭遇戰說起

2001年10月12日，星期五，是我到任重慶市副市長的日子。當時的重慶，GDP（國內生產總值）僅1900多億元，財政收入不到200億元，正處在底子薄、矛盾多、任務重的發展「破冰期」。上任后的一年里，許多急事、難事接踵而來，考驗著我這個「新官」。

得益于多年形成的重組思路和實踐經驗，我不回避矛盾，迎難而上，見招拆招，將矛盾一一化解。至今回憶起來，過往種種情形仍歷歷在目，令人回味。

01

點金爛尾樓

一座爛尾樓，36次上訪

重慶市委、市政府毗鄰辦公。報到當天，我路過市委大院，只見門口圍著兩三百人，黑壓壓一片，明顯是上訪的。把自己安頓好后，我順口問了一句：「這些上訪群眾是從哪里來的？」馬上有人回答：「是地鐵中心花園的上訪者。」

過了大約一個月，一天下午，我正在單位辦公，忽然聽到市政府門口吵吵鬧鬧，起身一看，又是一堆人圍著。一打聽，還是地鐵中心花園的上訪者。

事情已經過去一個月了，怎么還沒解決？于是，我把當時分管穩定的辦公廳副主任叫到辦公室。

他說：「這個地鐵中心花園是1992年開建的房地產項目，包括高層住宅、寫字樓和商鋪。1997年，由于開發商資金鏈斷裂，成了爛尾樓，1000多戶居民的錢套在了里面。為了討說法，隨后4年里，他們36次到市委、市政府上訪。市政府有關副市長、秘書長，大大小小的協調會開了不下20次，大家都感覺很棘手，拿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因此只能暫時把老百姓勸回家。可問題得不到解決，過一段時間老百姓又會來，如此反復，成了老大難。」

聽了他的簡要介紹，我初步判斷，這是一起爛尾樓壞賬造成的信訪積案，就接著問：「按照你掌握的情況，這個項目是否存在嚴重的資金‘跑路’，就是開發商有沒有拿銀行貸款去炒股、賭博，造成項目虧空？構不構成刑事案件？」

這位同志回答：「開發投資量與實物量大體平衡，開發商的資金基本沉淀在項目上了。」

我當即決定：「你通知項目相關單位，包括銀行、施工單位、房管局、重慶市建設委員會（簡稱市建委），還有法院、公安等方面的同志，今晚七點半開會，我先聽聽情況。」

晚上七點半，我一進會議室，就看見房間里滿滿當當坐了70多個人。我之前只是說「相關單位」，怎么會有那么多相關單位？原來這件事前后協調了20多次，各方面的單位、部門都攪了進來，全成了相關單位。

見狀，我就讓大家分別發言，報告地鐵中心花園糾紛的來龍去脈。

開發商玩的是「空手道」

原來，地鐵中心花園的開發商是個小老板，玩的是「空手道」，其本身資本金不足，完全靠負債造樓。這個項目位于解放碑，建筑總面積近10萬平方米。1992年，重慶工程造價比沿海地區低得多，每平方米僅2000多元，整個項目建完要花2億多元。那么這個小老板是怎么運作的呢？

首先，征地動遷要補償。他跟居民說：「暫時先不補償，你們到親戚朋友家里借住，等3年后房子造好了，我給你們分新房。3年過渡期里，我每年再給你們動遷費15%的高利息。」既然有錢拿，將來還能住新房，那么動遷居民自然樂意。而且，最初3年，大家確實拿到了高利息，所以相安無事。

其次，工程建設要花錢，他就用土地作為抵押向銀行貸款。銀行答應貸給他1.64億元，但要求利息必須是15%，而且放款之初就扣一年利息，即2400多萬元，這就是俗稱的「砍頭債」。他饑不擇食，當即答應，從銀行拿到了1.4億元。

最后，還差6000多萬元，他就搞售房返租，承諾20%的回報率，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非法集資。于是，800多戶購房者上了套。

等勉強湊夠了2億元，他就開工搞建設。但房子剛剛建到七八層時，建筑施工就用了1億多元，而支付給動遷群眾、售房返租戶和銀行的高利息，又用去幾千萬元，因此資金很快就見底了。

1997年，銀行見開發商連續兩年都不能還本付息，遂起訴到法院，申請凍結資產。這樣一來，開發商徹底變成了窮光蛋。老百姓的高利息沒了著落，就找他算賬。后來發現找他沒用，就開始到政府上訪。這個項目涉及1000多戶老百姓，3000多人，每次只要出動10%，就是300多人，足夠「包圍」市政府了。因此，1998年以后，關于地鐵中心花園的集訪就沒間斷過。

慣常辦法行不通

其實，這件事性質很明確，就是項目業主騙了百姓、坑了銀行。按照慣常思維，有兩種辦法。

一是把開發商控制住，強制開發商還錢。但現在開發商沒有錢，抓了也沒用，死扣還是解不開。

二是為了社會穩定，政府出錢兜底。但當年市級預算內財政收入還不到100億元，財政本來就吃緊，沒錢兜底。再說，政府有錢也不能這么做，因為這么做毫無道理。

既然兩條路都走不通，事情就僵住了。大家都想解決，但都束手無策，開了20多次協調會也沒能破局。各方膠著，都沒有辦法。

打破僵局只能靠重組

我邊聽大家發言，邊思考。地鐵中心花園位于重慶最好的地段，如果10萬平方米的房子能建造好，當時可以賣出4億多元，是物有所值的。

但問題是，開發商東拼西湊的2億多元，其中一半以上付了各種高利息，現在還拖欠銀行貸款本金1.64億元、拆遷戶補償款和售房返租戶購房款1.2億元、施工單位工程款3000萬元，加上1997年以后拖欠的銀行利息和老百姓的利息、租金6000多萬元，總共是約3.7億元。同時，要建好房子，后續還得花6000萬元。如果有人接手，總計需要投入4.3億元，而房子賣完大體可以回收4億多元，基本沒得賺，哪有人肯干？

重組追求的是多方共贏，任何一方的利益嚴重受損，重組都推不動。

具體到這個項目，戰略重組者是「救生員」，即便不求賺大錢，起碼也要有利可圖；銀行貸款是國家資產，也不能血本無歸；老百姓掙錢不易，更不能讓他們承擔壞賬。按照這樣的邏輯，我提出了解決方案。

第一，銀行貸款本金要收回，但高利息取消。面對空手套白狼的房地產商，銀行違規放高利貸，搞的還是「砍頭債」，本身運作就不規范，理應予以糾正，使其受到懲罰。而且，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拍賣爛尾樓所得的款項要優先清償老百姓和工程隊的欠賬。那樣的話，銀行1.64億元貸款的本金清償率可能低于10%。所以，我告訴銀行，這個企業是個「要飯」的企業，如果重組，銀行還有可能收回本金和國家法定的正常利息，就別指望收取高利息了。那天，經過認真的討論，銀行接受了100%還本保息的方案。

第二，拖欠施工單位的3000萬元工程款必須如數償還，否則就會出現欠薪連環套。對此，施工單位當然滿意。

第三，足額償還老百姓的1.2億元補償款和購房款，但15%~20%的高利息不能作數。按照中央治理金融「三亂」的清償政策，對售房返租戶只能還本。拆遷戶則按照補償款加銀行法定利息來清償。因此，如果老百姓曾經有3年收到過15%~20%的利息，那么必須從補償款里抵扣回來。總體上，歸還老百姓的部分，連本帶息大概是1億元。

這三個減法算下來，項目債務就由3.7億元「消腫」為2.1億元。戰略重組者只需支付2.1億元就能拿到產權，之后再花6000多萬元把房子建好，總成本也不過2.7億元。而建好的房子出售時，應該可以賣到3億~4億元，總體上有利可圖，重組者自然就有動力。

這個「燙手山芋」國企要先接

重組思路定了，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找人接盤。

按理說，處理爛尾樓有利可圖，如果有民營企業老板愿意挑頭，肯定首先讓民營企業來做。但當時沒人相信爛尾樓里有「黃金」，都認為這是「燙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否則，問題早就解決了，老百姓也不用經年累月地上訪，市政府更不用一次次開會協調。

其實，這樣一個矛盾多、問題復雜的爛攤子，也只有讓國有企業來接盤才能「普度眾生」。當時，重慶市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城投公司）的負責人就坐在我對面。他也是剛到城投公司不久。

我對他說：「這2.1億元你出，明天就把樓盤接過去，春節前先還掉欠1000多戶老百姓的1億元。」這位負責人聽了我的指令，看起來很驚訝，明顯不愿意蹚這趟渾水。他說：「黃市長，你不了解情況……」我打斷他的話：「過去不了解，現在了解了，你按指令辦就行了！」

他本來還想說什么，聽我這么一說，面對我這個新來的副市長，也不好再開口。其他人也不再說話了，只是暗自交頭接耳。

短短一個多小時，我就做出這樣的決定，現在回想，當時很多人肯定覺得這個決定是輕率的，甚至是荒唐的。

結局皆大歡喜

這件事是2001年11月中旬定下來的。在隨后的一個多月里，欠老百姓的1億元被陸續分發到了1000多戶老百姓手中。

到了2002年1月，我印象中正好是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閉幕的時候，地鐵中心花園的拆遷戶再一次來到市政府。他們送來了一塊匾，感謝市政府幫他們討回公道，了卻了多年心愿！這是他們最后一次來訪，這件事從此風平浪靜。

后來的事情還有一點戲劇性。

實際上，城投公司并沒有真的掏出2.1億元現金。清償老百姓的1億元，當然是城投公司直接掏腰包。然而，欠銀行的8000多萬元，由于債務主體變更了，銀行對城投公司這個新業主很有信心，不急于馬上收回貸款本金，甚至還愿意再借給城投公司幾千萬元，幫助其把樓建造好，城投公司可以等房屋銷售變現以后再還錢給銀行。拖欠建筑施工單位的3000萬元工程款，由于施工單位不著急要錢，只要求繼續承建工程，這樣施工單位最后拿到的錢遠不止3000萬元。

所以，城投公司真正需要立馬掏腰包的，就是給老百姓的1億元。城投公司通過處置這個爛尾樓項目，還賺了一筆錢。最后，這成了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

這樣一個具體的重組操作，解決了一個久拖未決的信訪積案，既給市委、市政府分了憂，又指揮國有投資平臺救苦救難，表現出了應有的擔當。

由點及面的大突破

其實，當時像地鐵中心花園這樣的爛尾樓，重慶主城就有70多座，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在120多個「四久工程」里占大多數。它們積累了200多億元的銀行壞賬和大量的社會矛盾。

2001—2002年，當你站在重慶萬豪酒店的樓頂時會發現，在重慶最繁華的解放碑地區，幾乎每座高樓周圍都有四五座爛尾樓。地鐵中心花園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普通案例，但它的成功處置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自此，國有企業開始介入爛尾樓處置。

當看到國有企業處理了10多座爛尾樓以后，民營企業也發現，爛尾樓并不都是「燙手山芋」，處置過程中也有「黃金」，于是紛紛跟進，后來就連一些外資企業如摩根士丹利也介入進來。

在此后的兩三年里，重慶的爛尾樓通過債務重組被快速消化，最后變成了一處處亮麗的城市風景。

02

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提標

配套費標準15年未調整

我剛到重慶時就聽說，全市財政體量很小，2000年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僅約為87億元，機動財力也很弱，土地出讓金和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加起來一年只有3億元。

當時，重慶每年房產在建量約為1000萬平方米，城市配套費只收1億元，與上海每年上百億元的規模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我當時認為這里面有兩個問題：一是重慶的配套費標準過低，大概44元/平方米，即便全額征繳，一年也就4億多元；二是配套費減免權的管理失之于寬，操作不夠規范，相關委辦局常常以減負的名義無序操作。結果，2000年實際征收的配套費才1.16億元。

我到重慶半個多月后，即2001年11月初的一天，時任市建委主任找我匯報工作。

他抱怨說：「重慶的城市配套費標準定于1986年，之后15年一直沒調整過，已經明顯偏低了。市建委兩年前提出調整標準，可是各個方面反復研究，就是沒有定論。」

我問：「為什么一直定不下來，癥結在哪里？」

他說：「大家普遍認為調標會影響發展環境，推高房價，因此多數人不贊成。同時，還有人認為，應該在原來8個單位的基礎上，再加入幾個單位參與分配。于是，大家就陷入了爭吵，拖了兩年都沒動靜。」

我跟他說：「城市配套費大概44元/平方米，本來標準就低，你不通過提標來增加收入，反而眼巴巴地盯著一塊既有的‘小蛋糕’，大家切來切去，怎么可能分得均？這么一點錢都不夠8個單位分的，竟然還要再加幾家，這真是匪夷所思。」

配套費定價要遵循市場邏輯

其實，這是搞錯了城市配套費的定價邏輯。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按建設項目建筑面積計征，專項用于城市道路橋梁、公共交通、供水供氣、園林綠化、環境衛生等設施建設，是地方政府籌集市政公用設施建設資金的重要渠道。

如果配套費標準過低，那么城市水電交通、消防安全、學校醫院等配套設施跟不上，建造出再好的房子也賣不上好價錢；反之，如果適當提高標準，把城市基礎設施搞好，那么開發商和老百姓都能受益。

其中是有市場邏輯的，配套費定價應該遵循這個邏輯，而不是背道而馳。按照房地產業的規律，城市配套費一般應相當于房價的6%。

1986年，重慶房價每平方米才幾百元，配套費標準定成大概44元/平方米當然沒問題，也符合現實規律。但現在是2001年，全市房價已經漲到了1700元/平方米，按6%的標準計算，配套費應該在100元/平方米左右。考慮到未來發展因素，標準定成110元/平方米都是合理的。

聽了這套理論，這位同志茅塞頓開，連忙跑回去研究。不久就送來一份報告，請求把配套費標準調整到110元/平方米，并提請市政府常務會審議。

11月4日，配套費提標方案啟動討論，物價局局長首先提出異議，他的理由是配套費上漲，房價也會跟著漲。

我分析說：「按經濟邏輯，目前重慶城市配套費本來就該收110元/平方米。重慶周邊的大城市，如成都、長沙、武漢、西安的配套費都大概為100元/平方米，唯獨重慶還是15年前的標準，即1986年的大概44元/平方米，這很不合理。如果你不提標，那么本該政府多收的大概66元/平方米，就會落入房地產商的腰包。房地產商即使多賺了錢，也不會壓低房價。但是，如果政府手里沒錢，那么想為百姓做事也是有心無力的，城市配套就做不到位，老百姓即使住進新房也無法正常生活，從而怨聲載道。如果提高標準，讓房地產商把該交的錢交上來，也不會貿然提高房價，市場有市場的規律。再說，如果政府拿到這筆錢，那么會100%用于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有效改善城市環境和群眾生活。」

物價局局長一聽有道理，轉而支持調價方案。

這樣的討論持續了一周，到了11月10日，大家統一了意見，初步確定了調價標準、新的分配原則和加強配套費減免管理的相關意見。11月13日，市政府常務會審議通過了這個方案。

在大家表決后，我特意說了一段話：「配套費提標屬于重大價格調整，應該今天通過，明天就宣布生效。否則拖上一兩個月，房地產商聽到風聲，就會在提價前扎堆報批開發項目，勢必會造成政府規費損失，甚至可能出現灰色交易，誘發腐敗。」市長非常支持我的意見，當天簽批后就報送市委簽批。

2001年11月14日，調標方案正式實施，重慶城市配套費由大體44元/平方米調到了110元/平方米，每平方米漲了大概66元。與此同時，加強了政府相關部門不得隨意減免配套費的管控制度。

次年，全市配套費收入猛增到近10億元，極大地支持了當時的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由于「蛋糕」做大了，重新切分就變得更順利，原本想參與分配的單位也都如愿以償，各單位分配比例也得到了很好的平衡。

2015年前后，重慶每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就有2000多億元，可能感覺增收10億元不算什么稀罕事。可是，2002年重慶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只有100億元左右，可謂「吃飯財政」，因此當時通過城市配套費的合理調整增收10億元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市政府手頭頓時寬裕不少。

03

李家沱大橋債務重組

榮智健討債來了

2001年11月12日，正當我研究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問題的時候，中信泰富集團主席榮智健給我寫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1997年他在重慶出資1億美元，折合人民幣8億元，以BOT（建設—經營—移交）模式修建了李家沱大橋，當時他跟重慶市政府商定20年經營權，每年稅后固定回報率為14.5%。項目開始的頭兩年，市政府正常付款，可是自2000年起他就沒有收到錢了。

我在上海工作時跟榮智健打過交道。他聽說我調任重慶，就寫信過來提醒。看完榮智健的信，我不由得眉頭一皺。

當年，這種約定固定回報率的BOT融資項目，在地方基礎設施建設中很流行。政府和企業簽約時，往往按照銀行基準利率加上20年貼現率3.5%，再加上2%~3%的投資利潤，來承諾固定回報率。一般而言，每年10%~12%的固定回報率算是比較合理的。但李家沱大橋BOT項目的條件有些苛刻，每年稅后的固定回報率達到14.5%，即稅前在17%左右。也就是說，重慶每年要支付給中信泰富1.3億元，而且是連續支付20年。

當時，亞洲金融危機剛過，中國人民銀行已連續8次降息，中長期貸款利率僅為5%。這樣算來，重慶太吃虧了。

于是，我找來市建委主任詢問事情的來龍去脈。原來，李家沱大橋建成于1997年，之后每年大約收取過橋費1400萬元，其中400萬元用于支付員工工資和各項維護成本。1998年，市政府向中信泰富支付首筆1.3億元時，就拿不出錢，只好向銀行貸款償付。1999年，挪借了其他資金來償付。到了2000年，資金徹底沒了著落。算下來，到2001年底，重慶市政府欠了2.6億元。

弄清細節后，我當即把市財政局等部門的同志也找來，一起做內部專題分析。

假如向銀行貸款8億元，期限20年，那么按5%的年利率計算，每年還本付息約7000萬元。假如貸款10億元，將中信泰富的8億元本金和2.6億元欠息一次性還清，那么今后20年每年還本付息也不過8000多萬，遠低于向中信泰富承諾的每年1.3億元。既然如此，寧愿向銀行貸款，以低息貸替換高息貸，20年能省下10億元的融資成本。

如果能夠實現債務重組，城投公司就可以接盤做李家沱大橋的業主。

于是，我找來城投公司的負責人說：「現在派你到香港跟榮智健談判，給他兩個選擇：第一，我們愿意遵守原來承諾的利息，但要將8億元本金和2.6億元欠息一次性還清，終止BOT協議，收回李家沱大橋的權益；第二，如果保持原投資模式，就得把固定回報率降下來，現在銀行利率是5%，加上20年貼現率3.5%，再加2個百分點的利潤率，我們能夠接受的稅后固定回報率是10.5%。」

隨后，城投公司赴港談判。中信泰富最終選擇了第一個方案，接受連本帶息一次性償還，但要求必須在年底前還清。

貸款十億，節省十多億

收到消息，我馬上找銀行借錢。當時找的是建設銀行重慶分行。由于貸款數額較大，分行行長向總行緊急報告，報告里提到，重慶市新上任的副市長黃奇帆，提出貸款10億元償還李家沱大橋的債務重組方案。

建行總行經研究后認為，該債務重組方案風險可控，較為可行，很快批準了這個貸款請求。

雖然貸款資金到位了，但還得換匯，我直接跟國家外匯管理局打電話匯報了溝通事由，得到了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支持，特事特辦。就這樣，2001年12月底前，重慶結清了跟中信泰富的債務。

這件事讓這位城投公司負責人印象深刻，后來他經常念叨：「通過李家沱大橋項目的債務重組，重慶前前后后節省了10多億元的城建資金，還有效避免了政策風險，確實是一記妙招！」

04

公交集團轉企改制

2001年12月上旬的一天，我收到一份報告，是關于重慶公交集團轉企改制的。市委主要領導跟我提過這件事，說公交集團事業轉企業改革推進得不夠順利，拖了兩三年，也沒有達成共識，要求我抓一抓。

三大分歧阻擋改革

隨后10天里，我把近兩年關于公交集團轉企改制的報告通讀了一遍，尋找問題的癥結。實際上，對于公交集團由機關事業單位轉為企業的這個改革大方向，各方面沒有異議，分歧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原有虧損怎么處置？由于城市公交具有公益性，重慶公交集團當時已連續虧損5年，政策性虧損額達到5.5億元。對于這筆壞賬，公交集團的意見是由財政兜底，等補足注冊資本金后再推動改革。但市財政沒有錢，所以反對，認為虧損不該由財政承擔。雙方各執一詞，爭論不休。

第二，轉制后票價是否調整？具體包括月票要不要漲價，對老人、殘疾人、學生、軍人的優惠是否繼續，等等。一方認為，重慶公交10年沒調價了，理應調整；另一方認為，重慶經濟落后，老百姓很窮，不能調價，如果要調價，就必須開聽證會。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調價一事就陷入了僵持狀態。

第三，下崗職工如何安置？安置下崗職工要花費一兩億元，但這筆錢該由誰來出也無法明確。此外，公交集團轉企改革以后，依然存在政策性虧損，那么財政是否應該繼續補貼？大家也莫衷一是。

由于無法厘清這三個問題，公交集團轉企改革一拖再拖，延誤了兩年多時間。

把復雜問題分解為簡單問題

把阻礙公交集團改革的前因后果梳理一遍后不難發現，這個復雜問題可以分解為三個簡單問題，再經過仔細琢磨，發現這三個問題其實都算不上大問題。事情想清楚后，2001年12月20日，我主持召開專題會議，針對三個問題談了意見。

第一，關于處置5.5億元虧損，我認為，這不是改制的前提條件。當時，公交集團賬面凈資產有12億元，既然虧損了5.5億元，那就減掉5.5億元，新注冊一家資本金為6.5億元的公司。這樣也可以正常運行，何必非要等財政補上虧損再注冊呢？

第二，關于票價調整，重慶的公交票價近10年都沒有調整過，確實該調整了，但必須通過聽證會，社會接受了再報市政府審定。同時，原有的惠民政策堅持「三不變」，即60歲以上退休職工免費乘車政策不變，復員軍人免票政策不變，學生、殘疾人等享受的優惠政策不變，不能因票價調整造成優惠政策縮水。

第三，關于職工下崗安置問題，政府該給的政策、該拿的錢，照規定執行，而且公交集團可以轉讓變現部分資產，用于沖抵壞賬和填補社保缺口。同時，公交專營權包括公司牌、線路牌等國家資源，可以作為無形資產免費注入公交公司，今后城市發展中新增的公司牌、線路牌統一拍賣，所得可以用于公交場站建設。至于大家擔心的轉制后的政策性虧損補貼是否會因重組而中斷，則可以先給一個過渡期，繼續執行原定的5年扭虧目標，剩下3年里繼續執行原定每年補貼7000萬元的政策。

就這樣，運用重組思維，一個拖了兩三年的問題迎刃而解。隨后一周，大家就達成了改革共識，形成了重組方案。

重組成效立竿見影

2001年底，重慶公交集團轉企改革正式啟動。2002年3月，重慶公交控股集團掛牌成立。2003年，集團扭虧為盈，補齊了職工養老保險等福利欠賬，步入了良性發展軌道。

經過10多年的發展，重慶公交集團的面貌煥然一新，已由成立時凈資產不足7億元、資產負債率90%以上、只有2000輛破舊不堪的車輛的小企業，成長為一家凈資產達上百億元、資產負債率不到40%、每年盈利過億元、擁有上萬輛新車的大集團。改革的順利推進，使其成了一家排名全國前列的公交公司。

05

實施「生命工程」

一年5輛大客車翻下懸崖

2002年是重慶交通事故多發之年，當年發生了5輛長途客車翻下懸崖，造成上百人死傷。

每發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市里就開一次會，通報批評、安全檢查、治理超限超載，然后處分一批干部。這邊還沒喘口氣，那邊又發生一起事故，接著又是開會、大檢查、查處干部……如此惡性循環。

2002年8月，為了完成市委主要領導交辦的「8小時重慶」收尾工作，我深入區縣調研。半夜里，車子在通往巫溪縣的路上行駛，兩邊全是幾十米甚至幾百米深的懸崖峭壁。

我強烈地感覺到，重慶轄區87%是山區，幾千公里的道路修在懸崖峭壁上，每天幾十萬輛車在這樣的路上行駛，如果沒有很好的防護設施，那么稍有不慎，就會發生翻車事故。僅僅依靠制度設計、思想工作，或者管理要求，很難根治這個問題。因為這不是主觀責任的問題，所以要想解決問題，就必須在基礎設施硬件方面下功夫。

于是，我跟隨行的重慶市交通委員會（簡稱市交委，2018年更名為重慶市交通局）負責人說：「高速公路的防撞護欄可以有效減少交通事故，現在，高等級公路旁邊的水泥防撞墩基本是擺設，只能起到警示作用，應該考慮在危險路段安裝類似于高速公路上的防撞護欄。我上個月下基層，到黔江區調研，發現一些重要的二級公路上設有這種防撞護欄，應下決心推廣這項措施。」

他認為這確實是個好辦法。

用重組思想解決資金難題

回到主城，我立即召集有關部門研究這個問題，并提出用兩年時間，在全市域范圍內高等級公路的所有危險路段都安裝防撞護欄，將其作為「生命工程」來抓。但是，抓好這件事的關鍵在于錢從哪兒來？

當時我們測算，修建一公里防撞護欄的成本約為14萬元，如果高差超過6米的懸崖陡坡路段全部裝上，全市大約要修建5000公里，預計需要投入七八億元。那么錢從哪里來？

我當時決定從四個方面予以籌集。

每公里防撞護欄的修建費用，由市政府補貼4萬元，負責修路的重慶高等級公路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簡稱高投司）承擔4萬元，區縣政府負擔4萬元。在修建防撞護欄方面，區縣政府很有積極性，因為重大交通事故處理遵循屬地原則，一旦出事，區長和縣長是要受處分的。

但是，還有每公里2萬元的費用沒有著落，怎么辦？我們考慮由保險公司來承擔，理由是：長途客運車輛和乘客都購買了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簡稱交強險），如果發生一起重大事故，保險公司往往要賠償幾百萬元到幾千萬元，遇上重大惡性事故，甚至要賠償上億元，保險公司出少量的錢參與修建防撞護欄，是「花錢買平安」，從成本收益看也劃算。而且，政府也不是強迫企業出錢，而是按市場規則辦事，即在組織重慶公路客運保險業務招標時，把承擔每公里2萬元的防撞護欄費作為前置條件，企業愿意承擔的話再參與競標。

就這樣，從基本面上思考問題，從根本上分析原因、尋找辦法，再輔之以資產重組的思想化解資金難題，一個長周期、大范圍廣泛存在的問題就得以順利解決。這種工作方法，也是我在重慶能夠舉重若輕地解決問題的關鍵。

由于方案設計合理，防撞護欄安裝工作推進順利，兩年內，5000多公里危險路段的防撞護欄即安裝完畢。后來，這項措施轉變為重慶的公路安全標準，重慶所有的新建高等級公路，甚至通鄉通村公路的危險路段，相繼普及了防撞護欄，安裝總長度超過1萬公里。由此，重慶杜絕了懸崖翻車事故，即便有車輛撞上護欄，也會被彈回來，不至于翻下懸崖。

當然，如果撞上護欄，車輛所屬公司和司機要賠償護欄維修損失，實踐中，這筆救命錢沒有出現過賴賬的情況，他們都樂意支付，因為護欄救了他們的命。

關于防撞護欄，還發生了一件巧合的事。

巫山與奉節交界處有個叫龍王淌的路段，海拔1200多米。在安裝防撞護欄前一年的農歷臘月二十九，一輛從深圳開回來的車在這段公路上翻下懸崖，發生了傷亡事故。安裝「生命工程」后，在同一個位置又出了一次事故，但防撞護欄把客車擋在了懸崖邊上，因此救了一車人的性命。

后來，針對在山區二級公路大規模安裝防撞護欄的做法，交通部專門組織在重慶召開現場會，進行全國推廣，這成了全國內陸崇山峻嶺地區改善交通系統安全的一個經驗。

06

消除鬧心的堵點

一間破房子把路堵了4年

一個個棘手的問題，讓我這個新任副市長忙得不亦樂乎。2001年12月30日，再過一天，就是我到重慶的第一個元旦了。我決定自己開車出去轉轉。

汽車駛上黃花園大橋，準備往江北開。大橋是雙向六車道，起初，車子跑起來很順暢，但沒多久就堵在了橋上。馬路對面，來車方向也堵得一塌糊涂。看樣子半小時都動彈不了，索性我就把車停靠在路邊，出來看看情況。

原來盡管黃花園大橋和江北的路都是雙向六車道，但是大橋與江北的路的連接部分，居然有500米左右的路段少了兩車道，只有四車道，形成了一個「瓶頸」。

我問過旁邊的司機朋友才知道，這里天天堵、月月堵，已經堵了4年了！

走到堵點附近，我發現「卡脖子」的是一個凸起的小山包。上到半山腰一看，上面有間小房子，一邊是廁所，另一邊是儲藏室。就是這間小房子把路堵了整整4年。小房子跟旁邊一所學校相連，一看就知道是動遷留下的「尾巴」。

摸清情況以后，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12月31日，我把建委主任、規劃局局長、國土局局長和江北區的負責人，一股腦全叫到了辦公室。我說：「你們知不知道那個地方堵了4年了？」

他們都說：「知道。」

我說：「眼看著路堵成那樣，你們怎么不協調？」

他們說：「房子屬于市商委下面的一個高職學院，是拆遷留下的‘尾巴’。對于這個小房子，市國土局的意見是就近選址安置，再補償1600萬元，但學校要價6000萬元，雙方開了幾次會都談不攏。這件事，有分管商業的領導和商委給學校撐腰，城建口的同志很為難。于是，就這樣協調了幾年，成了現在這樣。」

我氣得拍了桌子

這番話氣得我把桌子一拍：「你們學過‘三講’沒有？都學到了什么地方？學習‘三講’是要入腦入心見行動的，絕不是說一套做一套！什么叫講政治？老百姓堵了4年，不是偶然堵，而是天天堵，干部卻熟視無睹，這就是不講政治！什么叫講大局？領導干部應該有點起碼的系統工程理念，整條路都是雙向六車道，就那個地方是四車道，少了兩條車道，有沒有一點系統工程的基本常識？有沒有一點大局觀？什么叫講正氣？一個事業單位，全然不顧大局，要挾政府、坑害百姓，政府內部還互相扯皮，罔顧老百姓被堵了4年的事實，哪有正氣可言？」

這件事的情況很清楚，原有補償方案也科學合理，不必再開會討論。于是，我當即指示，規劃局當天下午發布動遷公告，國土局按原定的「占多少補多少、就近選址安置」原則對學校給予補償，江北區負責具體落實。

同時，我也交代市建委通知學校，如果在元旦放假期間就把堵點的房子拆除掉，市政府除了按正常標準補償1600萬元外，另加500萬元加班費。其他不合理要求，一概不予考慮。

最后，我還補充了一句：「如果到1月5日還沒動遷，你們集體做檢討！」

元旦假期結束后，1月5日，我乘晚班飛機回到重慶。回宿舍要經過那個路段，我就專門去看了看。工地上燈火通明，原來的小房子和小山包全部拆除了。

學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國有事業單位，如果因為學生要在那里上課，暫時不能搬遷，可以另當別論。但是，用一個儲藏室和一個廁所，以團體利益為籌碼敲國家竹杠，這絕不容許。處理這種事，不能瞻前顧后，該干就得干。

這件事本身并不屬于重組，但在重組過程中，經常會碰到類似不講道理的利益主體。此時，政府要果斷決策、快速行動，否則扯來扯去，很多有益于公眾的事情就會被這類扯皮和要挾拖得不了了之。

07

三峽博物館地下通道始末

2001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陪同書記、市長去人民廣場附近，檢查三峽博物館的建設施工進度。

三峽博物館的前身為1951年成立的西南博物館——在渝中區枇杷山，1955年更名為重慶市博物館。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三峽工程的上馬和三峽移民的推進，三峽庫區淹沒搬遷過程中形成了大量文物，要集中搬到一個博物館去，原來的博物館顯然不夠用。

1999年4月，重慶市政府決定新建一個博物館，2000年9月，國辦發文定名為中國三峽博物館。

三峽博物館的館址定在人民大禮堂的中軸線上，人民大禮堂、人民廣場、博物館三位一體，像一把巨型的琵琶。博物館與大禮堂正對著，中間是人民廣場，寓意兩個不同時期的標志性建筑的歷史對話，而人民廣場又是老百姓休閑娛樂的好去處。這種設計理念，融入歷史和社會的人文情懷以及老百姓對未來的美好憧憬，的確很有眼光、很大氣。

這個博物館，是中央和地方共建的國家一級博物館。項目總占地45畝，總建筑面積4萬多平方米，地下1層、地上4層，共5層。總投資6億多元，國家發展改革委撥了1.1億元，三峽文物保護結余資金出了1.2億元，剩下的3億多元全部由市政府掏。2000年，重慶一年的財政收入為100多億元，可機動使用的財力只有10多億元，花這么多錢建設一個博物館，負擔的確很重。

博物館腰部的大圍裙

在博物館施工現場，擺放了三塊展板，其中一塊是專門介紹博物館設計方案的。

按當時的設計，三峽博物館并沒有下穿道，而是門前有條通行汽車的主干道，二層加了一個大平臺作為進出口。也就是說，博物館出入口并不在一樓的地面上，而是在二樓的大平臺，老百姓進出博物館，需要通過三峽廣場，再走很高的一段臺階。

這樣，三峽博物館遠遠看著就像腰部圍了一個「大圍裙」，既不美觀，也不方便老百姓進出。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設計呢？原因就是博物館門前地面下緊靠著一條四車道的公路，為了給過往車輛留出空間，只能增加一個二層平臺作為出入口。

當時，我就感覺這個「圍裙」設計得不太好，問包敘定市長為什么不設計一條地下通道。他嘆了一口氣說：「三峽博物館最初搞建筑設計的時候，幾個招標的設計方案都有下穿道。后來，經過幾個部門的測算，搞下穿道這邊六七百米，那邊六七百米，兩邊加起來就有1500米，會涉及周邊密集居民區的動遷，下穿道整體要花1.5億元，但預算只有5000萬元，錢不夠，最后就只能路徑不變，架空搞個進出口平臺，穿上了這么個‘大圍裙’。其實，這個方案在招標評審的時候，包括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在審議時也提出應該是下穿道，但政府實在沒錢，只能如此了。」

他還跟我講，如果有什么辦法按預算只花5000萬元就能把下穿道搞出來，他是非常愿意采用下穿道的設計方案的，畢竟這是大家最想看到的結果。

下穿道的斜率成了解決問題的鑰匙

對于這樣一個在我來重慶工作之前就既定的事實，如果我不當回事、聽之任之，倒也沒責任，但我既然了解了事情的原委，那么作為分管城建的副市長，我感到有責任把它協調好，了卻包敘定市長心中的遺憾。

當天下午，我把建委主任、規劃局局長叫到辦公室，一起研究三峽博物館下穿道的事情。

我問他們：「為什么搞下穿道要這么多錢？」

建委主任說：「根據城市規劃設計，道路的斜率只能在3%以內，也就是說一條路如果有100米長，兩頭的高差最多有3米。下穿道的空間高度有十幾米，如果按斜率3%來算，十幾米拉出來，進出兩邊就差不多各需要六七百米，總共就有1500米。」

他接著說：「如果下穿道做成1500米，就會涉及兩處大體量居民區的動遷，就要多花1億元。」

我問他們：「為什么不能采用6%~7%的斜率，稍微斜得多一點，下穿道就短了，就能避開密集居民區的動遷了。」

他們都說：「這是國家規范的標準，我們不能動呀！」

我說：「重慶是個山城，城市中30%的上行和下行道路的斜率都在10%以上。尤其是市政府門口的幾條路，斜率20%都有，車子照樣開，為什么三峽博物館不可以采用6%~7%的斜率呢？國家3%的斜率標準，是針對全國平原城市的一般規定，遇上我們這樣的山城，到處都是坡坡坎坎，百分之十幾甚至百分之二十的斜率比比皆是，三峽博物館的下穿道采用6%~7%的斜率，就可以避開動遷密集的居民區。我們做事情，要實事求是，不能教條主義，不能刻舟求劍，這方面可以靈活一點。」

就這樣，大家統一了認識，即用6%~7%的斜率，使這條下穿道的整個長度兩邊各200多米，整體500米就行了。按照500米長度計算，兩邊的居民區動遷的問題就避開了，錢也夠了。

這個方案一舉三得：一是博物館出入口從二樓改到一樓，老百姓進出博物館可以走平臺，不需要爬高坡；二是原來在博物館兩邊攔腰搞個「大圍裙」的形態消失了，使博物館與大禮堂、人民廣場三位一體、相得益彰；三是沒有超預算，5000萬元以內就解決問題了。

這個方案形成以后，報給包市長，他非常高興，立馬讓市政府常務會審議通過并按此實施。

在實際工作中，有不少同志容易犯教條主義的毛病，往往被一些條條框框卡得太死，而不會根據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處理。這件事只是從實際出發，將方案設計的邊際條件調整重組了一下，就解決了問題。這說明講究實事求是、講究原則性和靈活性的辯證統一，是多么重要！

以上是我剛到重慶第一年迎面遇上的一些棘手事項，在協調解決這些問題的工作之余，我隨手寫了一些案頭筆錄、工作札記。現在回頭來看，這些文字沒有太多理論性，但還挺有趣。特置于此書前面，作為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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