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六批人民法院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典型案例

為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充分發揮典型案例指引作用，加強種業知識產權保護，以高水平司法推動種業創新，最高人民法院從全國法院2025年審結案件中評選出第六批人民法院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典型案例10件，現予發布。

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具有如下特點：一是案件類型以民事和行政案件為主。其中民事侵權案件9件，植物新品種行政處罰案件1件。民事案件涉及“套牌”侵權、“白皮袋”侵權、存儲侵權、進口侵權等多種侵權行為。二是覆蓋地域廣泛。這些案例的一審判決來自全國9個省、自治區的9家法院。三是涉及品種更加多樣。案例所涉品種既有水稻、小麥、玉米、大豆等主要農作物品種，又有番茄、蘋果、石榴等蔬菜水果品種。這些案例反映了過去一年人民法院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實踐的不斷豐富和持續拓展，體現出如下司法導向：

一是加大保護力度，切實維護品種權人的合法權益。人民法院堅持嚴格保護、全面保護，加大侵權賠償力度，依法適用懲罰性賠償，顯著提高侵權代價和違法成本。此次發布的10件案例中有4件適用懲罰性賠償。在“NP01154”玉米品種侵權案中，基于侵權品種多、侵權時間長、侵權面積大，適用2倍懲罰性賠償，判賠經濟損失5334.7萬余元，創我國植物新品種侵權賠償額新高。在“農麥88”小麥品種侵權案中，基于侵權人采用無標識“白皮袋”包裝銷售侵權種子、侵權時間長、銷售數量大，適用3倍懲罰性賠償，判賠157.5萬元。在“吉宏6”水稻品種侵權案中，基于侵權人以套牌形式實施侵害品種權的行為，適用2倍懲罰性賠償，判賠50.6萬元。在“齊黃34”大豆品種侵權案中，基于侵權人銷售無標識、無來源追溯的“白皮袋”種子且儲存規模較大，適用2倍懲罰性賠償，判賠41.2萬元。這些案例進一步豐富、拓展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充分彰顯了人民法院在植物新品種案件中加大保護力度的鮮明司法導向。

二是創新保護舉措，不斷完善種業糾紛案件裁判規則。人民法院認真貫徹落實種子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面對案件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創新保護措施，持續細化裁判規則，完善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規則體系。在“NP01154”玉米品種侵權案中，明確運用分子標記法認定品種同一性時采取擴大位點加測的條件，并通過細化停止侵權的具體要求和明確非金錢給付義務遲延履行金的計付標準，確保判決得到及時全面履行。在“農麥88”小麥品種侵權案中，明確“儲存”行為的構成要件，并對于實施侵權行為的不同主體根據過錯不同分別承擔懲罰性賠償和補償性賠償責任。在“齊黃34”大豆品種侵權案中，明確可通過侵權種子單位價格扣除商品糧單位價格，對所得差額適當上浮后推算侵權營業利潤。在“WG646”玉米品種侵權案中，明確品種權人有證據證明被訴侵權品種與授權品種特征特性相同的，侵權人僅以被訴侵權品種是其他授權品種為由主張其不構成侵權的，原則上不予支持。在“天使紅”石榴品種侵權案中，細化了無性繁殖侵權苗木的滅活標準和具體方式，從源頭上杜絕侵權苗木的再次擴散。在“WH818”玉米品種侵權案中，明確權利人完成親子關系初步舉證后，被訴侵權人需提交證據證明未使用授權品種，否則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在“R900”水稻品種行政處罰案中，明確民事和解不能阻卻基于社會公共利益的行政處罰，并細化種業侵權案件中社會公共利益的判斷標準，促進行政執法和司法標準統一。

三是拓展保護范圍，有力促進全方位全鏈條保護。人民法院堅持對“真創新”給予“真保護”，全流程、全方位、全鏈條保護育種家和品種權利人的智力成果。一方面，司法對于品種權的保護更加周延。在“吉佳”番茄品種侵權案中，明確侵權人的進口行為早于涉案品種權授權，但侵權人的銷售行為在涉案品種權授權后的，其銷售行為仍構成侵權。在“普瑞A280”蘋果品種侵權案中，明確申請日前非法獲取授權品種繁殖材料并種植繁育的，不能據此產生可以對抗品種權的在先權利。另一方面，司法保護的品種越來越豐富多樣。近年來，人民法院審理的種業糾紛案件不僅涉及小麥、水稻、玉米、大豆等事關糧食安全的主要作物品種，還涉及蘋果、葡萄、石榴、番茄、蝴蝶蘭等事關群眾美好生活的蔬果花卉品種。人民法院種業知識產權司法審判工作在依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促進種業創新發展的同時，也為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采取了有力行動。

人民法院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典型案例（第六批）

目 錄

1.“NP01154”玉米植物新品種侵權案【恒某公司與金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2.“農麥88”小麥植物新品種侵權案【某豐種業公司與鄭某、程某明、張某、呂某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3.“吉宏6”水稻植物新品種侵權案【全某種業公司與富某種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4.“吉佳”番茄植物新品種侵權案【北京世某種苗公司與寧夏紅某種子公司、寧夏楠某農業公司、西北天某農業公司、廣東金某農業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5.“普瑞A280”蘋果植物新品種侵權案【艾某公司與明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6.“齊黃34”大豆植物新品種侵權案【圣某公司與某鑫公司、孔某穿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7.“WG646”玉米植物新品種侵權案【五某公司與禾某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8.“天使紅”石榴植物新品種侵權案【某果樹研究所與承某經營部、李某成、淘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9.“WH818”玉米植物新品種侵權案【恒某公司與伯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10.“R900”水稻植物新品種行政處罰案【科某公司訴寧化縣人民政府、寧化縣農業農村局植物新品種行政處罰案】

1.“NP01154”玉米植物新品種侵權案【恒某公司與金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二審：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終337號

【基本案情】

恒某公司對該案所涉玉米植物新品種“NP01154”享有獨占實施權。恒某公司主張金某公司生產、銷售的“鄭品玉491”等七個雜交玉米審定品種均系未經許可使用“NP01154”品種作為親本生產而來，遂向法院起訴。一審中，恒某公司提交4份檢測報告證明被訴侵權品種的親本“YZ320”與“NP01154”差異位點數為1，據此主張七個品種為侵權品種；金某公司提交2994號測試報告主張加測的5個位點中有4個位點存在差異，據此主張兩者為不同品種。一審法院采信金某公司提交的2994號測試報告，認定被訴侵權品種的親本“YZ320”與授權品種“NP01154”為不同品種，判決駁回恒某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恒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主張金某公司構成侵權，應當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裁判結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采取擴大檢測位點加測必須以待測樣品與對照樣品的差異位點小于但接近臨界值為前提，以加測位點具有足夠的遺傳多態性、穩定性，關聯基因與表型之間存在強相關性，且這種關聯的可靠性已得到科學上的充分評估和驗證，并已開發出與性狀緊密連鎖的功能標記為條件。金某公司提交的2994號測試報告在不滿足擴大檢測位點加測前提的情況下作出，不具有證明力。本案證據能夠證明被訴侵權的七個雜交玉米品種的親本（父本）與授權品種具備同一性，金某公司的行為構成侵害“NP01154”品種權；金某公司存在故意侵權，且涉及7個審定雜交品種、侵權時間長達五年、侵權生產面積高達8243.4畝，屬于侵權情節嚴重，應適用懲罰性賠償。最終二審判決撤銷了一審判決，責令金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NP01154”品種權的行為，賠償恒某公司經濟損失5334.7萬余元及維權合理開支20萬元。二審判決還細化了針對金某公司停止侵權的措施：一是停止使用“YZ320”等親本生產7個審定雜交玉米種子，停止銷售相關侵權種子；二是在法院監督或恒某公司見證下，消滅侵權種子繁殖活性；三是將本判決及停止侵害要求通知其股東、關聯公司等相關主體，并要求其簽署不侵權承諾書。同時，二審判決明確，如金某公司未按指定的期間履行上述三項義務，應當分別以每日10萬元、5萬元、2萬元的標準支付遲延履行金。

【典型意義】

本案通過準確判定行為性質并依法適用懲罰性賠償，傳遞了切實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鮮明司法導向。首次明確運用分子標記法認定品種同一性時采取擴大位點加測的條件，對如何審查擴大位點加測的必要性、加測位點的科學性作出了指引。同時，判決通過細化停止侵權的具體要求和明確非金錢給付義務遲延履行金的計付標準，確保判決得到及時全面的履行，讓當事人既能打得贏官司，又能及時實現勝訴利益，真正實現了對權利人的有力保護。

2.“農麥88”小麥植物新品種侵權案【某豐種業公司與鄭某、程某明、張某、呂某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二審：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民終417號

【基本案情】

某豐種業公司系小麥植物新品種“農麥88”的品種權人。2022年起，鄭某與程某明分工配合生產、銷售“白皮袋”包裝的“農麥88”種子。為獲取侵權證據，某豐種業公司代理人與鄭某聯系，并在鄭某指示下從程某明處購得3萬斤以“白皮袋”包裝的“農麥88”種子，支付貨款51900元，所購種子存儲于張某、呂某所有的倉庫內。某豐種業公司向法院起訴，主張鄭某、程某明生產、銷售侵權種子，張某、呂某提供倉儲場地構成共同侵權，請求判令四被告停止侵權、共同賠償經濟損失200萬元及維權合理開支58900元，并主張適用懲罰性賠償。程某明辯稱其僅受鄭某委托代為交貨，涉案種子為“鎮麥15”商品糧，某豐種業公司系釣魚取證；張某、呂某辯稱，其僅無償出借倉庫給程某明存放商品糧，未參與侵權。一審法院認定鄭某、程某明構成共同侵權，未支持某豐種業公司對張某、呂某的訴訟請求及懲罰性賠償主張，酌情判決鄭某、程某明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共計30萬元。某豐種業公司、程某明均不服，提起上訴。某豐種業公司主張張某、呂某應承擔連帶責任且本案應適用懲罰性賠償；程某明主張其不構成侵權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裁判結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根據2021年修正的種子法規定，生產、銷售及為實施侵權行為儲存授權品種繁殖材料等行為均構成直接侵權；共同侵權中故意與過失行為結合造成損害的，行為人應承擔相應連帶責任；故意侵害植物新品種權且情節嚴重的，應適用懲罰性賠償，過失侵權人僅對補償性賠償部分承擔連帶責任。程某明與鄭某自2022年起長期合作，分工配合生產、銷售、儲存“白皮袋”包裝的“農麥88”種子，主觀故意明顯，且以無標識包裝銷售侵權種子、侵權持續時間長、銷售數量大，構成情節嚴重，應適用3倍懲罰性賠償；張某曾從事種業相關經營，具備專業認知，其與呂某作為倉庫所有權人，對倉庫內長期存儲無合法標識的種子未履行審慎核查義務，存在重大過失，客觀上為侵權提供倉儲場地，與鄭某、程某明構成共同侵權，但僅應對補償性賠償部分承擔連帶責任。據此，二審改判鄭某、程某明、張某、呂某立即停止侵權，鄭某、程某明賠償某豐種業公司經濟損失157.5萬元及維權合理開支58900元，張某、呂某對其中52.5萬元承擔連帶責任。

【典型意義】

在種子法最新修正之前，依據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可適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條的規定將提供儲存條件的行為認定為幫助他人實施侵權行為。本案系適用修正后的種子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直接認定儲存行為人與生產、銷售者構成共同侵權，將種子法擴展保護環節的立法目的落到實處。同時明確對于數人共同實施侵權行為的，在侵權情節嚴重的情況下，可由故意侵權的行為人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過失侵權的行為人對其中的補償性賠償數額承擔連帶責任，實現責任承擔與主觀過錯及行為性質相適應。

3.“吉宏6”水稻植物新品種侵權案【全某種業公司與富某種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二審：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民終686號

【基本案情】

全某種業公司通過轉讓取得“吉宏6”水稻植物新品種權。全某種業公司發現富某種子公司生產、銷售的“富霞3號”疑似為“吉宏6”，遂以公證方式從富某種子公司處購買該種子，并單方委托江漢大學檢測中心進行品種真實性檢測，檢驗結論為二者差異位點數0、遺傳相似度100%，屬極近似或相同品種。全某種業公司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富某種子公司停止侵權并賠償經濟損失100萬元。富某種子公司辯稱，“富霞3號”系其聯合培育且早于“吉宏6”獲審定，享有先用權；涉案檢驗報告系單方委托、取證程序存在瑕疵，不能作為定案依據，其行為不構成侵權。一審法院認定被訴侵權種子與“吉宏6”為同一品種，富某種子公司未經許可生產、銷售的行為構成侵權，酌情判決賠償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開支共計18萬元，未支持全某種業公司的懲罰性賠償主張。全某種業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主張一審賠償數額過低、未適用懲罰性賠償顯屬不當，請求改判賠償100萬元。

【裁判結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富某種子公司作為“富霞3”審定品種的申請者和育種者之一，對該品種特征特性具有明確認知，卻在被訴侵權種子包裝上標注與自身審定品種不符、與“吉宏6”特征特性高度一致的信息，具有明顯的侵權故意；其行為違反種子標簽管理強制性規定，以套牌方式隱匿侵權種子真實信息、規避種業監管，侵權行為持續5年且有穩定生產銷售規模，危害后果較大，符合“情節嚴重”的情形，應當適用懲罰性賠償。同時，一審判決確定的賠償數額缺乏合理依據，本案可通過侵權獲利合理推定賠償計算基數，且綜合侵權情節可適用2倍懲罰性賠償。遂改判提高賠償數額為經濟損失和合理開支共計50.6萬元。

【典型意義】

本案明確以套牌形式實施侵害品種權的行為，本質是“標簽與種子實質不符”的故意造假行為，可直接認定其具有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的主觀故意；套牌侵權行為既擾亂種業生產經營秩序，又侵占品種權人合法市場份額，還可能引發農業生產風險，符合種子法第七十二條第三款規定的“情節嚴重”的情形，可依法適用懲罰性賠償。本案充分體現了人民法院加大對套牌侵權行為的懲罰力度、加強品種權保護的鮮明司法態度。

4. “吉佳”番茄植物新品種侵權案【北京世某種苗公司與寧夏紅某種子公司、寧夏楠某農業公司、西北天某農業公司、廣東金某農業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二審：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終3168號

【基本案情】

北京世某種苗公司系“吉佳”番茄品種權人，該品種權申請日為2018年8月27日，授權日為2020年12月31日。2020年9月，寧夏紅某種子公司為在境內銷售目的，聯系、組織案外人北京金某公司進口“嘉納”番茄種子。2020年10月至11月，北京金某公司聯系廣東金某農業公司辦理進口事宜。2020年12月25日，廣東金某農業公司從韓國某公司進口“JIANA3”番茄種子后，于同年12月28日交付給北京金某公司。寧夏紅某種子公司在上述公司的幫助下取得被訴侵權種子后自行組織分裝，將同批進口的名稱為“JIANA3”番茄種子分裝成“嘉納一號”“嘉納三號”，并通過寧夏楠某農業公司、西北天某農業公司等對外銷售。2021年3月，北京世某種苗公司從寧夏楠某農業公司購得“嘉納一號”種子，經檢測，“嘉納一號”“嘉納三號”與“吉佳”為近似品種。北京世某種苗公司向法院起訴，請求停止侵權，四被告連帶賠償其經濟損失810萬元、合理開支88549.46元。一審法院認定寧夏紅某種子公司、寧夏楠某農業公司、西北天某農業公司、廣東金某農業公司構成侵權，判決上述被訴侵權人停止侵權并各自承擔相應民事責任。當事人均不服一審判決，分別提起上訴。北京世某種苗公司上訴認為侵權情節惡劣，賠償數額過低；寧夏紅某種子公司等上訴否認侵權或主張無侵權故意、種子來源合法、賠償額過高。

【裁判結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進口時我國未授予品種權但銷售行為發生時該植物新品種已獲授權的，后續銷售該品種繁殖材料的行為須經品種權人同意，否則構成侵權。涉案侵權種子進口行為發生于2020年12月25日，雖早于“吉佳”品種權授權時間，但寧夏紅某種子公司等行為人的分裝、銷售、育苗的事實均發生在品種權授權后且未獲品種權人許可，該后續銷售及相關協助行為符合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的構成要件，依法應認定為侵權。寧夏紅某種子公司作為涉案侵權種子進口的組織方、分裝銷售的主導方，明知番茄品種為需登記的非主要農作物，仍以“嘉納一號”“嘉納三號”為名進行銷售，主觀上具有侵權故意；寧夏楠某農業公司與寧夏紅某種子公司存在股權關聯，西北天某農業公司未舉證證明育苗種子的合法來源及交易價格的合理性，其合法來源抗辯不成立；廣東金某農業公司作為進口方，未按檢疫審批要求對進口種子隔離試種，未盡到審慎注意義務，客觀上為他人的后續侵權銷售提供了幫助，應承擔相應責任。各行為人構成共同侵權，結合涉案品種市場價值、侵權情節及維權合理開支，二審改判寧夏紅某種子公司承擔主要責任，寧夏紅某種子公司賠償北京世某種苗公司經濟損失50萬元及合理開支5萬元，寧夏楠某農業公司等分別在一定數額范圍內承擔連帶責任。

【典型意義】

本案明確植物新品種權保護的地域性規則，認定進口行為早于品種權授權但銷售行為在授權后的，仍構成侵權，完善了種業進口環節的侵權認定規則。同時，厘清種業上下游共同侵權行為人的責任劃分，認定組織進口、主導分裝銷售的主體承擔主要責任，關聯銷售、育苗、進口環節主體按過錯程度承擔連帶責任，細化了種業侵權鏈條中各侵權主體的責任分配標準。

5.“普瑞A280”蘋果植物新品種侵權案【艾某公司與明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二審：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終1542號

【基本案情】

艾某公司系蘋果新品種“普瑞A280”排他實施被許可人并取得品種權人授予的維權權利。艾某公司經公證取證，從明某公司種植的果園中提取“龍威”蘋果枝葉，經鑒定與“普瑞A280”為疑同品種。艾某公司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明某公司停止侵權、賠償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開支共300萬元，并請求后續按每年支付每畝2500元品種權使用費至停止種植之日。明某公司辯稱涉案檢測報告程序違法、檢材來源不明，其種植的“龍威”即“云引蘋果2號”，由某園藝研究所完成培育并取得《品種鑒定證書》，該品種早于“普瑞A280”品種權的申請日，其具有合法來源和在先權利，故其種植行為不構成侵權。一審法院認定《品種鑒定證書》為權利性憑證，明某公司種植的苗木來源合法且無主觀故意，其行為不構成侵權，判決駁回艾某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艾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主張《品種鑒定證書》并非權利憑證，某園藝研究所系違約獲取“普瑞A280”繁殖材料并予以推廣，明某公司的不侵權抗辯不能成立。

【裁判結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在案證據足以證明“龍威”與“普瑞A280”具有同一性；蘋果屬無性繁殖木本植物，明某公司以商業目的大規模種植被訴侵權苗木的行為，應認定為生產、繁殖授權品種繁殖材料的行為。“云引蘋果2號”是某園藝研究所經艾某公司關聯方許可試種“普瑞A280”后，違反保密約定對外披露、繁殖并通過品種鑒定命名而來，其繁殖材料來源不合法；云南省的非主要農作物品種鑒定制度僅為行政管理手段，《品種鑒定證書》并非民事權利憑證，不能據此對抗合法的植物新品種權。明某公司作為生產、繁殖者，直接實施了生產、繁殖授權品種繁殖材料的行為，不符合適用合法來源抗辯的主體要件，其合法來源抗辯不能成立。結合侵權規模、品種生長周期及經濟價值，改判明某公司賠償艾某公司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開支共計538750元，并按8元/株/年的標準支付后續品種權使用費。

【典型意義】

本案堅持誠信保護，明確申請日前非法獲取授權品種繁殖材料并種植繁育的，不能據此產生可以對抗品種權的在先權利。同時，結合不同研發人員各自獨立選育出相同品種概率極低的一般規律，明確植物新品種領域原則上難以適用在先權利抗辯，切斷了侵權人以此為由逃避法律制裁的可能。

6.“齊黃34”大豆植物新品種侵權案【圣某公司與某鑫公司、孔某穿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二審：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民終199號

【基本案情】

圣某公司系大豆植物新品種“齊黃34”的獨占實施被許可人。圣某公司經公證取證，在某鑫公司廠區倉庫內向孔某穿購買200斤標注為“齊黃34”的大豆種子，支付貨款800元，經鑒定該種子與“齊黃34”為疑同品種。圣某公司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某鑫公司、孔某穿停止侵權，賠償經濟損失80萬元及維權合理開支19038元。某鑫公司辯稱涉案種子系孔某穿個人存放并銷售，與公司無關，其并非適格被告；孔某穿辯稱圣某公司系釣魚取證，其銷售行為已受行政處罰，圣某公司主張的賠償數額過高。一審法院認定孔某穿構成侵權，未認定某鑫公司參與侵權，亦未支持懲罰性賠償，適用法定賠償判決孔某穿賠償經濟損失5萬元及維權合理開支12000元。圣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主張某鑫公司與孔某穿構成共同侵權，應承擔連帶責任，且二被告侵權情節嚴重，應適用懲罰性賠償。

【裁判結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涉案交易發生在某鑫公司經營場所內，時任某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孔某根與孔某穿共同接待購種人員、介紹品種并完成交易，孔某根的行為系代表某鑫公司的職務行為，某鑫公司與孔某穿形成共同侵權的意思聯絡與協同行為，構成共同侵權，應承擔連帶責任。某鑫公司作為具備種子生產經營資質的專業企業，明知未取得“齊黃34”品種授權仍參與銷售，孔某穿無相關資質卻擅自銷售侵權種子，二被訴侵權人主觀故意明顯；且其銷售無標識、無來源追溯的“白皮袋”種子，倉庫內儲存規模較大，符合“情節嚴重”的情形，應當適用2倍懲罰性賠償。可結合侵權大豆種子與大豆商品糧的價格差額確定侵權種子利潤，參考倉庫儲存規模確定銷售總數，計算得出侵權獲利為20萬元。據此，二審改判某鑫公司、孔某穿立即停止侵權，連帶賠償圣某公司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開支共計41.2萬元。

【典型意義】

本案針對侵權人以個人行為、臨時存放為由規避侵權責任現象，精準破解種業侵權主體認定難題，依法認定共同侵權并適用懲罰性賠償；同時，明確在以侵害品種權的獲利確定侵權損害賠償時，可通過侵權種子單位價格扣除商品糧單位價格，對所得差額適當上浮后，推算營業利潤，為植物新品種侵權賠償數額計算提供了有益參考路徑。

7.“WG646”玉米植物新品種侵權案【五某公司與禾某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二審：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終763號

【基本案情】

五某公司是玉米植物新品種“WG646”的品種權人。五某公司發現禾某源公司未經其許可，在甘肅省白銀市景泰縣使用“WG646”非法繁育玉米種子，種植面積達500余畝，遂向法院起訴，要求禾某源公司停止侵權、賠償經濟損失100萬元、維權合理開支6萬元。經申請一審法院證據保全并對保全的被訴侵權種子與“WG646”授權品種進行真實性檢測，比較位點數40，差異位點數1，結論為近似品種。禾某源公司辯稱被訴侵權地塊使用的繁殖材料是“HJ8702”，與“WG646”屬于不同品種，故其未侵害五某公司的植物新品種權。禾某源公司也向一審法院申請證據保全，并將保全樣品與“WG646”進行擴大位點檢測，比較位點數2，差異位點數2；同時將保全樣品與“HJ8702”進行真實性檢測，比較位點數40，差異位點數0，結論為極近似或相同。一審法院認定涉案被訴侵權繁殖材料與“WG646”存在3個位點的差異，禾某源公司生產雜交種所使用的親本與“WG646”系不同品種、不構成侵權，故判決駁回五某公司的訴訟請求。五某公司不服，以一審錯誤認定被訴侵權種子的親本為“HJ8702”品種等為由提起上訴。

【裁判結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品種權人有證據證明被訴侵權品種與授權品種特征特性實質相同的，可以初步認定兩者屬于同一品種；被訴侵權人主張兩者不屬于同一品種的，應當提供反駁證據；至于被訴侵權品種是否為其他授權品種，原則上與本案侵權判定并無直接關聯。本案判斷禾某源公司的制種行為是否構成侵害“WG646”品種權，不需要對被訴侵權品種是否為“HJ8702”這一事實進行審查。五某公司申請法院保全并作出的檢測報告表明，檢測40個核心位點、差異位點數1，足以得出被訴侵權品種與授權品種“WG646”“近似”的結論；禾某源公司申請擴大位點檢測所選取的位點均未列入玉米品種鑒定SSR標記法規定的40個核心位點，屬于隨意選取的非標準位點，不符合加測位點應遵循的相關標準和規范，該加測報告并無證明力。現有證據足以證明禾某源公司侵害“WG646”植物新品種權，故改判禾某源公司停止侵權，賠償五某公司經濟損失和維權合理開支共計103萬元。

【典型意義】

本案明確品種權人有證據證明被訴侵權品種與授權品種特征特性相同的，即可以初步認定屬于同一品種；侵權人未提供反駁證據，僅以被訴侵權品種是其他授權品種為由抗辯其不構成侵權的，并不能直接否定被訴侵權品種與授權品種具有同一性，對該種抗辯原則上不予支持。本案判決阻斷了被訴侵權人試圖以魚目混珠的方式逃避侵權責任的路徑，為品種權人更好維權提供了有力保障。

8.“天使紅”石榴植物新品種侵權案【某果樹研究所與承某經營部、李某成、淘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二審：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終925號

【基本案情】

某果樹研究所系石榴植物新品種“天使紅”的品種權人，其發現承某經營部未經授權，在淘某公司平臺“山東清某果樹助農店”銷售標注“天使紅”名稱的石榴苗木，遂委托公證處對購買過程及收貨情況進行證據保全，并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承某經營部停止生產、繁殖、銷售侵權苗木并對侵權苗木作滅活處理，淘某公司停止提供平臺服務并刪除侵權鏈接，承某經營部、投資人李某成及淘某公司共同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共計20萬元。承某經營部為李某成投資的個人獨資企業，其店鋪不僅展示石榴繁殖基地照片、宣稱“基地直銷”，客服還自認苗木來源于自有果園，且無法舉證證明所售苗木具有合法來源，亦未對苗木來源作出合理解釋。一審法院認定承某經營部僅存在銷售侵權行為，判令其停止銷售并賠償1萬元，駁回某果樹研究所其他訴訟請求。某果樹研究所不服，以一審未認定繁殖行為、李某成責任認定錯誤及賠償數額過低為由提起上訴。

【裁判結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承某經營部網絡平臺店鋪詳情頁面展示繁殖基地照片、客服自認苗木來源于“自己的果園”，且作為專業苗木經營者未能舉證證明苗木合法來源，結合其具備繁殖資質的事實，足以認定其存在生產、繁殖侵權苗木的行為；“天使紅”為無性繁殖品種，僅停止銷售不足以杜絕侵權擴散，應判令侵權人對侵權苗木作滅活處理，并按苗木生長階段采取針對性措施。根據本案證據表明的固定許可費可折算出年度許可使用費為5萬元，綜合侵權情節、品種價值及維權合理開支，應按許可使用費3倍確定賠償數額。故二審改判承某經營部立即停止生產、繁殖、銷售“天使紅”石榴繁殖材料，15日內對侵權苗木作滅活處理；承某經營部賠償某果樹研究所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開支共計15萬元；李某成作為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在承某經營部財產不足以清償上述債務時，應以個人財產補充清償。

【典型意義】

本案明確若侵權苗木來源無法查證，侵權人具有繁殖能力且自認有繁殖基地的，可結合在案證據認定生產繁殖的侵權事實；細化了無性繁殖侵權苗木的滅活標準和具體方式，確立“徹底喪失再生能力”的核心原則并結合作物生長階段區分處理，從源頭上杜絕侵權苗木的再次擴散；準確界定了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的補充責任，厘清了補充責任與連帶責任的法律邊界。本案裁判有利于強化對種業源頭性侵權行為的打擊，推動種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精細化。

9.“WH818”玉米植物新品種侵權案【恒某公司與伯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一審：海南自由貿易港知識產權法院（2022）瓊73知民初40號

二審：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終194 號

【基本案情】

恒某公司是玉米植物新品種“WH818”的品種權人之一，且獲另一品種權人授權可單獨維權。伯某公司是具有特許生產經營玉米資質的公司，“伯洪”“微風”商標均由伯某公司申請注冊。恒某公司發現伯某公司生產、銷售的“伯洪彩甜糯”和“微風彩甜糯”系使用“WH818”玉米品種作為親本繁殖的雜交種，遂在單方委托檢測后向法院起訴，請求伯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并賠償經濟損失50萬元及為維權所支付合理開支2萬元。審理過程中，恒某公司向法院申請種子親緣關系鑒定。鑒定機構經對“WH818”與“伯洪彩甜糯”“微風彩甜糯”進行檢測，結論顯示“伯洪彩甜糯”“微風彩甜糯”兩種玉米種子均與“WH818”疑似具有親緣關系。伯某公司否認檢測結論，但并未提供用于生產被訴侵權種子“伯洪彩甜糯”“微風彩甜糯”的親本種子信息。

【裁判結果】

海南自由貿易港知識產權法院一審認為，伯某公司在被訴侵權品種上使用其注冊的商標并在包裝袋上注明公司名稱等信息，在伯某公司未充分說明被訴侵權品種來源的情況下，推定其是被訴侵權品種的生產者。結合伯某公司未舉證證明被訴種子親本來源，可認定其未經許可使用“WH818”品種生產、銷售被訴種子構成侵權，遂判決伯某公司停止侵權并賠償恒某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費用共計20萬元。伯某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以品種親子關系鑒定意見為參考，通過降低證明標準、使用事實推定等方式，合理減輕親本品種權人的舉證責任，為司法實踐中處理雜交作物親本品種權侵權糾紛提供了有益參考，強化了對植物新品種權的全鏈條司法保護。

10.“R900”水稻植物新品種行政處罰案【科某公司訴寧化縣人民政府、寧化縣農業農村局植物新品種行政處罰案】

一審：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4）閩01行初110號

二審：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行終195號

【基本案情】

袁某公司系“R900”水稻植物新品種權人，未曾許可科某公司使用該品種。2021年，科某公司在福建省寧化縣委托制種“科兩優9218”水稻種子，其父本涉嫌侵害“R900”品種權，袁某公司向農業主管部門舉報。寧化縣農業農村局經調查查明，科某公司2021年6月委托當地合作社制種370畝，查獲侵權種子75800公斤，經SSR標記法檢測及田間種植比對鑒定，均顯示涉案種子父本與“R900”屬極近似或相同品種。2021年11月，科某公司與袁某公司簽訂和解協議，自認侵權并賠償280萬元，袁某公司出具諒解書。2024年3月，寧化縣農業農村局對科某公司作出罰款1819.2萬元的行政處罰，科某公司申請行政復議被維持后提起訴訟，以無主觀過錯、已達成民事和解、行政執法程序違法等為由，請求撤銷行政處罰決定和行政復議決定。

【裁判結果】

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寧化縣農業農村局的處罰決定及相關復議決定合法，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程序合法，應予維持，判決駁回科某公司的訴訟請求。科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侵權行為是否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認定，需統籌考量侵權制種規模、對種業生產經營秩序的破壞程度以及對國家農業用種安全的潛在影響等因素。本案科某公司未經品種權人許可，委托他人使用“R900”品種作為父本生產雜交水稻種子，侵害“R900”植物新品種權，該事實有兩次鑒定意見及科某公司在和解協議中的自認作為依據，科某公司制種規模較大，其行為侵害種業市場秩序等社會公共利益，符合種子法規定的行政處罰條件。行政責任與民事責任分屬不同法律責任范疇，雖然科某公司與袁某公司已達成和解，但民事責任的承擔并不能當然成為免除或替代行政責任的理由。寧化縣農業農村局綜合其違法情節及從輕情形以法定的罰款計算標準下限作出5倍罰款，符合過罰相當原則，故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明確民事和解不能阻卻基于社會公共利益的行政處罰，但可以作為從輕或減輕情節予以考慮，并細化“社會公共利益”的判斷，對監督和支持種業行政執法、落實過罰相當原則具有參考意義。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