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中東政策的失敗與巴以和平愿景的毀滅

作者 ：Alex Hobson 密西西比州立大學 教授，著 有《 復仇之鏈：美國、中東和恐怖主義戰爭，1967-2021》 Chains of Vengeance: T he United State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ars of Terrorism, 1967-2021

翻譯：徐三肨- 編輯：CC

消息來源：Newlines Magazine April 2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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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92歲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懇請時任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任期屆滿前必須邁出“關鍵一步”，“給予巴勒斯坦國美國外交承認”。卡特急切地表達了自己的信念，稱“在總統換屆前，美國仍可左右巴以沖突的未來，但時間所剩無幾……我為戴維營精神感到擔憂，”卡特寫道，“我們絕不能錯失這個機會?！?/p>

卡特給奧巴馬寫這封公開信，不只是因為他是促成1978年《戴維營協議》的總統，還因為對他而言，“我一生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標就是助力為以色列及其鄰國帶來和平”?？ㄌ貙懙?，最為關鍵的是，對于這一目標實現構成威脅的，是“在戴維營協議簽署38年后”，以色列“正在修建越來越多的定居點，使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并鞏固自身對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領”。

引人注目的是，除了“38年后”這一表述外，卡特很可能在1979年或1980年就給自己寫下了同樣的建議（只不過當時承諾的僅僅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想法），盡管那時他不會聽從這些建議?；蛟S更讓卡特感到不安的，是在2016年承認《戴維營框架》可能助長了以色列定居點的擴張、巴勒斯坦政治主權的持續缺失以及一段與“中東正義且持久和平”背道而馳的歷史。

1977年1月卡特入主白宮時，他在中東問題上的首要任務是協助促成以色列與其鄰國埃及、敘利亞和約旦之間的全面和平協議。與就任總統前的美國政策一致，卡特希望圍繞聯合國安理會第242號（1967年）和第338號（1973年）決議來構建這一和平協議，這意味著以色列要從西奈半島、加沙地帶、戈蘭高地以及約旦河西岸（包括東耶路撒冷）的“被占領土”撤軍，同時各國要完全承認彼此的政治獨立以及擁有安全且公認邊界的權利。

與白宮前任們不同的是，卡特公開承認了巴勒斯坦的民族愿望，并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建立“家園”。對卡特來說，巴勒斯坦人的困境是中東最明顯的人權問題，而且他曾承諾要將人權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他打算讓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以及蘇聯、敘利亞和約旦的代表參與談判，以確保各方都能參與進來。他期望美國與伊朗國王的緊密關系有助于確保達成和平協議，尤其是因為這位君主可以用波斯灣的石油運輸來彌補以色列在西奈半島石油供應方面的損失。

1977 年，吉米·卡特總統在白宮的國宴上款待伊朗國王。（Corbis 來自Getty Images）

然而，主要行動預計不會發生在波斯灣，而是在以色列及其鄰國之間展開?？ㄌ卣J為，如果能按照這些思路達成全面和平，不僅將緩解該地區未來發生戰爭的可能性，而且還極大地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正如國務卿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所言，“穩定、溫和、親西方的中東政權以及阿拉伯石油的極端重要性意味著（在解決阿以沖突方面）美國重回消極姿態是不現實的”。

但事情并未按計劃進行。首先，1977年的以色列大選使極右翼的貝京上臺執政；他長期公開堅稱以色列對“朱迪亞和撒馬利亞”（即以色列東部及其他所有被占領土）擁有圣經賦予的權利。隨后，埃及總統薩達特單方面接受邀請前往耶路撒冷，向貝京和以色列議會表達他對和平的渴望。這削弱了其他阿拉伯談判方的立場。薩達特在以色列仍占領阿拉伯土地的情況下承認以色列，此舉引發了阿拉伯世界的廣泛憤怒。

阿拉伯世界對薩達特主動行動的憤慨，加上貝京在被占領土問題上的頑固態度，讓卡特和萬斯意識到他們無法達成所期望的和平。盡管失望，卡特仍繼續努力試圖與貝京和薩達特拼湊出一個由美國斡旋的協議。其他阿拉伯參與方（更不用說蘇聯了）被排除在外后，反對這一進程，并認定美國領導層有失公允。與此同時，盡管卡特知曉伊朗國王政權存在侵犯人權的行為卻仍全力支持他，而這位國王在國內開始面臨動蕩局勢。在伊朗國內反對者的不滿情緒中，尤為突出的一點就是憤慨于國王明顯向美國和以色列的利益屈從，流亡伊拉克的異議神職人員霍梅尼更是將這一觀點變成了號召民眾反抗的口號。

到1980年，和平協議中全面解決問題的部分徹底停滯。貝京政府繼續在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擴大以色列定居點。伊朗國王的政府倒臺，取而代之的是霍梅尼領導的政府，在伊朗的美國人突然成為攻擊目標。蘇聯（正如卡特政府的一些官員曾希望的那樣）入侵阿富汗?？ㄌ貙υ摰貐^的計劃化為泡影，相應地，他的連任前景也一落千丈。

1979年伊朗革命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80年1月，卡特在國情咨文中宣布了一項原則，即美國將把波斯灣面臨的任何威脅視為對“切身利益”的侵害，因此將動用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一切手段來保衛該地區。這一原則被稱為“卡特主義”。歷史學家安德魯·巴切維奇（Andrew Bacevich）稱這一原則的頒布標志著“美國在大中東地區的戰爭”拉開序幕，這導致美國介入黎巴嫩、利比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地事務。所以，卡特在總統任期伊始懷著實現中東公正持久和平的愿景，卻在任期結束時開啟了一場橫跨該地區長達數十年的戰爭。

在此我們必須要問：卡特本人在其中東計劃的破滅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一種看似合理的解釋會認為那些導致卡特在1980年采取好戰立場的事情完全無法預料，超出了卡特的控制范圍，而且與他在該地區的其他努力毫無關聯。但這樣就會忽略更宏觀的情況?？ㄌ氐闹袞|戰略之所以失敗，部分原因在于他所能互相交流以及政治觀點能夠得到他認真對待的人物圈子太有限了。事實證明，卡特自稱想要與亨利·基辛格相關的理念和政策決裂，但后者的影響力比卡特的意愿要強得多。與此同時，卡特對人權的普遍關注與他缺乏對該地區多數人所關心的權利的持續關注之間的矛盾成為了一項戰略負擔。

從一開始，這些缺陷就阻礙了卡特讓美國成為中東事務核心的決策。他的選擇疏遠了美國的潛在合作伙伴，使地區政治兩極分化，最終導致卡特接受了美國中東政策的軍事化。他的政策面臨的困境越多，卡特就越傾向于支持任何反對該地區民族主義、激進主義和民眾運動的勢力?？ㄌ匦度慰偨y后，往往愿意與比他在任時更廣泛的地區行為體的政治訴求和理念進行接觸（其繼任政府也是如此）。當我們回顧卡特非凡的一生及其留下的政治遺產時，我們應該思考為何他在卸任后的40年里花了大量時間試圖接受自己對中東的期望已然破滅這一事實。

在卡特結束佐治亞州州長任期后出人意料地競選總統時，他試圖將自己與尼克松和福特執政時期基辛格擅長的那些看似不道德的策略和欺騙手段區分開來。正如卡特在他的競選自傳《為什么不選最好的？》（Why Not the Best?）一書中所說：“一個國家的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應該源自與該國普通公民所具備的相同的道德、誠實和正直標準?！笨ㄌ爻兄Z的領導方式源自“我們努力做到正確、誠實、真實和正派這一事實”。但如果說這意味著要成為反基辛格式人物，那么在中東地區，這將會格外困難。

在之前的七年里，基辛格作為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爾德·福特總統任內的國家安全顧問及國務卿，在美國中東外交政策方面有著重大影響力。在如何開展美國在該地區的外交以及與哪些對象打交道方面，他比任何人都更有話語權。與任何承諾要開辟新道路的新政府一樣，卡特面臨著艱難抉擇，要決定在多大程度上偏離原有路線?；粮駱嫿ǖ目蚣堋⒆龀龅某兄Z以及他在該地區的工作成果對卡特的約束比卡特預想的要大得多。

卡特想要摒棄基辛格在1973年以色列與敘利亞、埃及戰爭后大肆宣揚的“一步一步”式穿梭外交方法(the “step-by-step” approach of Kissinger’s ballyhooed shuttle diplomacy)，這一想法幾乎剛一提出就陷入停滯。按照基辛格在1973年日內瓦會議首次會議后制定的游戲規則，蘇聯要被邊緣化，和平要緩慢、分別且雙邊地發展。但正如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關于擔任卡特國家安全顧問歲月的回憶錄《權力與原則》（Power and Principle）中所說：“根本就沒有什么‘一步一步’可走了?！币虼?，卡特將蘇聯納入了他的計劃，而美蘇共同制定的會議框架強調要達成一項全面協議。

1977年美蘇聯合發布有關這些原則的聲明后，在美國引發了冷戰分子的強烈公開批評以及美國猶太組織的憤怒，他們懷疑卡特在偏離支持以色列的立場。這種充滿敵意的反應讓卡特感到意外，因為他認為那份聲明僅僅是程序性的初步舉措?？ㄌ叵萑氡粍又畷r，薩達特抓住了機會。長期參與這一進程的薩達特比卡特更了解游戲規則。他單方面宣布愿意無條件前往耶路撒冷，這給卡特的日內瓦會議計劃帶來了致命一擊。薩達特破壞日內瓦會議的動機很復雜。無論如何，他的這一舉動迫使卡特要么接受埃及和以色列單獨媾和的“逐步推進”方案，要么眼睜睜看著中東和平協議的所有希望破滅。

對卡特計劃更具破壞性的是基辛格對美國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關系所設置的限制，當時該組織的總部設在黎巴嫩。隨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作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代表的地位在國際上得到廣泛認可，基辛格（在他起草并由福特簽署的信件中）向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承諾，在巴解組織承認以色列“生存權”并宣布放棄恐怖主義之前，美國不會承認該組織，也不會與之談判。承認猶太國家生存權這一規定提高了門檻，超出了聯合國第242號決議的條款范圍，而且在國際法中也并無依據。它實際上是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必須同意巴勒斯坦人被剝奪土地的合法性，以此作為能夠與美國對話的條件。即便對于希望與美國建立關系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來說，要在其組織的中央委員會內部推動這一點也是極為困難的。

卡特在1977年就任總統時面臨一個選擇：他是要將基辛格對拉賓的承諾條件強加給自己的政府，還是鑒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中有人表示希望朝著兩國方案的方向開展外交活動，從而改變方向呢？卡特、萬斯和布熱津斯基本想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參與命運多舛的日內瓦會議，但最終決定遵循基辛格的做法?！拔覀冇X得必須尊重那個承諾，”布熱津斯基后來在《權力與原則》中寫道。這樣一來，卡特政府就削弱了自身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開展有意義對話的能力。事實上，正如卡特的一位顧問在1980年卡特競選連任期間為其辯護時所寫的那樣：“正是卡特總統接過了福特—基辛格不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談判或承認該組織的承諾，并將其擴大到禁止美國官員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接觸，只要該組織不接受以色列免受恐怖主義威脅的生存權?！?/p>

或許更陰險的是美國與伊朗國王之間關系的運作模式，這同樣也是由基辛格確立的。根據尼克松主義，華盛頓將伊朗國王指定為中東地區的“治安維護者”之一。因此，國王在很大程度上要負責確保美國在波斯灣的利益得到維護。“保護我，”尼克松在1972年于德黑蘭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對國王說道。按照這種保護安排，尼克松政府自然增加了對伊朗的美國武器銷售，而且在20世紀70年代，軍事援助和武器供應并未減少。據卡特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伊朗問題專家加里·西克（Gary Sick）稱，基辛格打通了官僚渠道，這樣一來，國王提出的任何武器需求都能很快得到批準。

卡特初次會見國王時，表示知曉伊朗存在侵犯人權的情況，并敦促國王考慮進行改革。但除了口頭鼓勵外，政府并未采取任何具體措施。1977年12月，卡特說出了一句將成為美國外交史上頗為不光彩的話，體現出基辛格式的現實政治風格，他稱伊朗國王統治下的伊朗是“世界上麻煩重重的地區中一座穩定的孤島”。卡特和基辛格一樣，幾乎將國王等同于伊朗，對該國的其他勢力幾乎毫不關注。他和第一夫人羅莎琳·卡特與伊朗國王及其妻子法拉（Farah）建立了友好關系。他們相互舉杯致意?；粮翊_立的這種關系模式在卡特任期內一直延續，直到再也無法維持下去，而卡特也目睹了美伊關系不可逆轉的惡化。 盡管卡特在中東的選擇受到了基辛格在該地區所確立的框架、運作模式和關系的限制，但他并非毫無選擇余地。雖然他想通過將外交政策轉向關注人權來使其有別于前一時代的外交政策，但在關鍵情況下，卡特大多選擇在基辛格的框架內行事，而非突破框架。他認為徹底背離基辛格的運作模式代價太高，尤其是對自己的連任機會而言。然而，最終這些選擇既破壞了他實現全面和平的目標，也破壞了實現地區穩定的目標。

1978年夏天，卡特邀請薩達特和貝京前往位于馬里蘭州山區的總統度假地戴維營，就中東和平協議進行長時間的非正式討論。薩達特和貝京都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卡特的邀請。從9月4日到17日，卡特及其外交政策團隊與來自埃及和以色列的代表團就兩國間和平條約的框架進行了討價還價。雙方同意了這一框架，有待各自議會(parliaments)批準。此外，他們還同意，根據聯合國第242號和第338號決議的原則，雙邊和平將是以色列與其鄰國之間更廣泛和平的第一步。許多人愿意相信，在卡特精心且明智的斡旋下，棘手的阿以沖突以及相關的“巴勒斯坦問題”終于有望得到解決。

“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在國際社會中發揮真正的領導作用，”卡特在就任總統前寫道，“那就是美利堅合眾國?！笨ㄌ乇人暗娜魏我晃豢偨y都更加將美國置于尋求“中東公正持久和平”（如聯合國第242號決議所述）的核心位置。他認為美國具備解決中東爭端、保障和平所需的實力和道德權威。這一愿望與卡特更宏大的使命感相契合?？ㄌ爻嗽且幻ㄉr和佐治亞州州長外，還當過主日學校教師。他入主白宮時曾反問，如果美國在世界上盡力而為，能取得什么樣的成就。他承諾美國的外交政策將植根于原則和美國的公民價值觀。

作為圣地——亞伯拉罕和耶穌誕生、生活和逝世的地方，中東對虔誠的南方浸信會教徒卡特有著情感上的吸引力?？ㄌ卣J為，遵循上帝的旨意，美國處于獨特的地位，能夠將歷史上相互交戰的地區各方（可以提醒他們信仰的是同一位上帝）為了更廣泛的利益而匯聚到一起。然而，許多地方勢力以及全球南方（當時的說法是第三世界）的其他各方會覺得卡特所構想的中東和平是有失偏頗、不公正的，而且很可能引發更多沖突而非解決問題。事實證明，卡特將美國置于和平進程的核心位置加劇了美國在該地區以及國際論壇上的孤立。

可以肯定的是，《戴維營協議》確實帶有明顯的美國印記。相較于20世紀60年代而言，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美國政治文化與中東大部分地區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政治和社會觀點的聯系變得更弱了。讓美國處于和平進程的核心意味著，基于20世紀70年代美國政治文化對中東潛在問題的理解將對沖突的解決方式產生決定性影響。例如，盡管卡特最初承認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但從他所設計的中東框架來看，只要美國處于核心，歷史、憤恨和強烈情緒都不必然成為和平的障礙。

他那種公開的樂觀態度以及想要克服——甚至抹去——令人困擾的歷史的愿望·，與20世紀70年代后期美國的政治和文化思潮相符，當時美國也試圖忘卻越南戰爭時期的創傷。卡特在1976年作為局外人當選總統，部分原因是他未受越南戰爭牽連，部分原因是他承諾要擺脫過去，且不認為美國應對東南亞發生的事情負責。這種克服創傷歷史的幻想就體現在下面這一副勝利的畫面中：卡特騎著自行車在戴維營的貝京營地和薩達特營地之間來回穿梭，逐漸減少雙方立場的不相容性，從而向著達成協議前進。

不僅美國政治文化影響了卡特的和平愿景，而且美國國內政治的波折對和平進程的命運以及中東更廣泛的發展也產生了更大的影響。這一點在卡特無力在和平談判期間有力反對在被占領土上修建新的以色列定居點一事上體現得最為明顯。私下里，卡特、布熱津斯基和萬斯明白，如果想要有機會實現更廣泛的和平，就必須向貝京施壓，讓他改變在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定居點問題上的立場。他們原本希望美國猶太組織能更體諒卡特的意圖，在支持貝京的極右翼政策方面不會那么團結一致。然而，到了1980年，政府官員們為了避免惹惱貝京，甚至哪怕只是在國際論壇上重申美國在定居點問題上的長期官方立場時都要絞盡腦汁。在遭受大量批評后，卡特撤回了美國對一項譴責在被占領土上修建新定居點決議的投票，因為該決議包含了有關東耶路撒冷定居點的措辭，這是美國歷任總統中首次事后撤回其政府在安理會所做的投票。在不影響自己選舉前景的情況下能追求何種和平？這一沖突一直在卡特的總統任期期間困擾著他。與此同時，這類權衡必然使美國在國際上陷入孤立。

將美國置于中東和平進程的核心，實際上意味著將聯合國邊緣化。雖然以色列及其鄰國之間的和平框架是由聯合國安理會在1967年和1973年兩場戰爭之后（分別通過第242號和第338號決議）確立的，但聯合國內部的非殖民化政治使其在以色列的眼里變得更加可疑。1974年，聯合國大會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許多其他國家也紛紛認可。197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將猶太復國主義等同于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這一舉措產生了長期的影響。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國際上日益獲得合法性，以及以色列不斷被與“殖民和種族主義政權”相提并論，這使得以色列在國際社會中被孤立。

2016年12月11日，布熱津斯基（左）和基辛格（右）在挪威奧斯陸的諾貝爾和平獎論壇

鑒于這種情況，卡特認為美國可以在促成和平方面發揮關鍵的推動作用。但這一主張也意味著美國可能要為和平協議中存在的不公、失敗以及暴力后果承擔主要責任。通過這種方式，戴維營協議加劇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孤立。即便是像沙特阿拉伯和約旦這樣歷史上與華盛頓關系密切的“溫和”阿拉伯政權，也不敢公開支持戴維營協議。1978年和1979年在巴格達舉行的阿拉伯首腦會議，盡管私下有相反的承諾，但卻成了那些參與卡特和平進程的阿拉伯人蒙羞、受辱的舞臺。而且這種羞辱不僅局限于阿拉伯世界。在諸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哥本哈根婦女計劃以及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等國際論壇上，針對以色列和美國的憤怒情緒日益高漲。

實際上，卡特永久性地將美國——以及他自己的政治遺產——與一種存在嚴重缺陷且極不受歡迎的“中東和平”獨特愿景捆綁在了一起。卡特自己很快就察覺到了這一現實帶來的一些不幸后果。1981年1月，在與以色列駐美大使的最后一次會面中，卡特表示：“貝京在放棄西奈半島一事上展現出了勇氣。他這么做是為了保住約旦河西岸?！痹?980年大選“卸任”（用他自己的話說）公職后，卡特繼續訪問中東，并與他在總統任期內結識的各方人士合作。1983年，卡特訪問了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據卡特描述，兩人就埃以和平協議對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以及該地區造成的后果進行了激烈的交流。阿薩德宣稱，其中一個后果就是，以色列此前是敘利亞的主要敵人，而現在這一角色落到了美國頭上。

然而，埃以和平條約標志著美國在中東冷戰舞臺上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美埃關系的鞏固完成了在薩達特前任納賽爾統治時期蘇聯在阿拉伯中東地區最重要的附庸國的陣營轉變。從這個角度來看，后-冷戰局勢在中東提前到來，而卡特見證了這一轉變。人們可能會認為，卡特或許本可以放松美國對該地區各社會和政治變革力量那種本能的反對態度。但事實并非如此。如果說有什么變化的話，那就是美國的中東外交政策在卡特執政期間對變革之風變得更加敵對了，因為他與那些反對該地區變革力量的個人和領導人站在了一起，比如薩達特和貝京。于是，卡特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為后冷戰格局重塑了冷戰思維。當然，在當時，薩達特和貝京作為“和平”推動者的身份比他們作為反共產主義者的身份更為重要。但戴維營進程所體現的軍事安全聯盟的鞏固，是為了阻止中東出現不受歡迎或無法控制的社會和政治變革而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

薩達特領導的埃及、貝京領導的以色列與伊朗國王統治的伊朗一道，在中東構成了旨在保護美國利益、維護地區秩序的雙邊美國軍事聯盟結構。然而，在戴維營協議談判期間，這一結構就已經搖搖欲墜了，盡管參與者當時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例如，在1978年9月的談判期間，被民眾示威反對浪潮包圍的伊朗國王實施了戒嚴令。9月8日，當華盛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戴維營時，伊朗軍隊向抗議者實彈射擊，造成58人死亡，1000多人受傷。卡特和薩達特都通過電話向國王表達了支持。伊朗國王政權隨后的崩潰令人大為震驚——尤其對卡特政府來說。但這并沒有促使其對曾服務于國王的軍事聯盟結構是否可靠這一問題進行重新評估。相反，美國與薩達特和貝京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結構。

在阿拉伯世界，戴維營協議的框架自然引發了對民族主義、激進主義和民眾運動這些被視為反對“和平”的力量的抵制。與此同時，戴維營協議鞏固了伊拉克在阿拉伯政治中的地位，當時正值反復無常的薩達姆·侯賽因開始嶄露頭角。隨著1978年和1979年的阿拉伯聯盟首腦會議在巴格達舉行，薩達姆聲稱自己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真正捍衛者，理由是他與被華盛頓誘騙背叛阿拉伯民族的薩達特截然相反。在1979年3月的阿拉伯聯盟首腦會議上，聯盟發表公報嚴厲譴責薩達特“脫離阿拉伯陣營”，“與美國勾結，站在猶太復國主義敵人一邊”，同時侵犯了“阿拉伯國家的權利”。

薩達姆·侯賽因

同樣，原本支持卡特的日內瓦計劃的阿薩德，成為了阿拉伯民族主義反對戴維營協議的有力發聲者。在1980年3月接受阿爾及利亞《人民報》（Al-Shab）采訪時，這位敘利亞獨裁者闡述了阿拉伯民族主義對和平的理解與卡特的不同之處。阿薩德說：“對我們來說，和平意味著阿拉伯旗幟應飄揚在解放的領土上空。而根據戴維營協議，和平意味著以色列國旗要在開羅的官方儀式上升起，然而以色列仍占領著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領土，并且堅決否認巴勒斯坦人的權利。”

阿拉伯民族主義情緒如此強烈，使得卡特在戴維營協議之后很難與該地區的大多數領導人找到任何共同立場。

而且在戴維營協議之后，卡特要與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無論是流亡海外的還是在被占領土上的）找到共同立場就更難了。巴勒斯坦各派別都嚴厲批評他們眼中戴維營協議的背叛行徑。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領導人喬治·哈巴什博士在其位于黎巴嫩的基地公開承諾，將以一切手段反對戴維營協議。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將協議中提出的巴勒斯坦“自治”計劃（該計劃承諾給予以色列占領下的巴勒斯坦人個人權利，但不給予民族權利）斥為“不過是管理下水道而已”。

就連在被占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他們本應是最能從“自治”中受益的群體）也斷然拒絕了這一想法。例如，希伯倫市副市長穆斯塔法·阿卜杜勒·納比·納特沙伊（Mustafa Abd al-Nabi al-Natshay）在1981年指出，自治“是一種用來實施永久占領的欺騙手段，會使軍事占領永久合法化。這是我們完全不能接受的”。

卡特將美國的和平愿景與貝京聯系在一起，也就等于與一個決意不惜動用武力壓制這些反對聲音的人捆綁在了一起。按照貝京的設想——卡特也明白這一點——與埃及在西邊達成和平，為東邊的定居點建設以及東邊和北邊的暴力活動創造了機會，這一點在1981年伊拉克核設施遭轟炸以及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等事件中可見一斑。地區各方都知道以色列是用美國的武器裝備開展軍事行動的，而由于戴維營協議的條款，這些武器裝備變得更容易獲取了。從這些后果中，我們可以看出中東地區對美國政策的敵對情緒的根源，而這種敵對情緒在后冷戰時期成為了主導特征。

在伊朗問題上，卡特政府試圖盡可能長時間地阻止革命變革。當這變得不可能時，白宮又試圖扭轉局勢。因此，1979年1月，在伊朗國王被推翻并逃離該國后，卡特政府曾討論發動軍事政變以重建其心儀的政權結構的可能性。1979年2月霍梅尼回國時，層譴責卡特政府“拼命”試圖建立某種“等同于”國王政權的“政府形式”。“他們必須知道已經太晚了，”霍梅尼吹噓道。

美國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改善關系或許本可以幫助美國與霍梅尼打交道。這是阿拉法特向美國官員傳遞的一個觀點：他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層中的其他人在伊朗被當作英雄，能夠與霍梅尼說得上話。

陽光下的亞西爾·阿拉法特

事實上，阿拉法特確實曾代表美國進行干預，以協助解救1979年11月下旬在伊朗被扣押的13名美國人質。1980年春天，阿拉法特還幫助美國找回了在“沙漠一號”行動中喪生的8名美國軍人的遺體。阿拉法特這么做是因為他一直對改善與卡特政府的關系抱有希望。但到了1980年夏天，阿拉法特不再進一步努力爭取美國大使館人質的獲釋，顯然他認為候選人羅納德·里根的競選經理威廉·凱西（William Casey）與伊朗方面達成了協議，要將人質扣押到選舉之后，從而阻止出現“十月驚喜”。如果當時卡特政府承認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阿拉法特或許就不會覺得有必要做這樣的權衡了。

與此同時，由于霍梅尼反對美國在中東的大多數外交政策，卡特政府試圖抹黑他。起初卡特政府將霍梅尼視為蘇聯的工具，后來又將他描繪成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支持者，原因是他拒絕推動釋放美國大使館的人質。這種敵對情緒非常深，以至于就連薩達姆·侯賽因（他本是戴維營協議的反對者）隨后與美國的關系都得到了改善，因為他在1980年9月對伊朗發動了戰爭。

在1983年的回憶錄《艱難抉擇：美國外交政策的關鍵歲月》(Hard Choices: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中，萬斯在回顧卡特總統任期時寫道：“對卡特來說，在（中東）采取積極、平衡的政策存在重大的政治風險……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以色列，他都可能被當成在偏向阿拉伯一方并向以色列施壓要求其做出危險的領土讓步……在這一點上，就像在他執政初期的許多其他決策上一樣，”卡特的國務卿總結道，“吉米·卡特無畏地拒絕在尖銳敏感的政治外交政策問題上選擇容易的路走?！?/p>

但卡特本可以冒更多風險，與中東更廣泛的民眾力量展開對話。此外，他本可以對貝京政府施加更多壓力，要求其支持聯合國第242號決議（他要求其他各方都要支持該決議）。他或許可以放下控制波斯灣石油的冷戰要務。即便如此，他可能還是會輸掉1980年的大選，甚至輸得更慘。但他在中東留下的政治遺產將會更符合他就職時所倡導的原則以及他卸任后一直宣揚的理念。

美國在中東的孤立以及隨后美國在該地區外交政策的軍事化，是否是“‘和平’與‘溫和’就是不進行政治變革”這種思維方式的必然結果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卸任后的幾十年里，卡特逐漸明白，以色列定居點的持續存在以及以色列反對巴勒斯坦建國的斗爭（以色列與埃及之間的和平對此毫無改善作用，甚至可能還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根本上注定了卡特所期望的更廣泛和平無法實現。

意識到這一點后，我們可以發現在卡特給奧巴馬傳遞的信息中存在一種微妙的轉變?，F在，是卡特呼吁奧巴馬在中東的和平與正義問題上與世界其他國家站在一起：將主導權交還給聯合國，并承認巴勒斯坦為一個國家——這意味著或多或少要將巴勒斯坦人當作平等的伙伴來對待。在21世紀，卡特談論的是“和平與正義”，而不僅僅是“正義的和平”。奧巴馬不管內心作何想法，都選擇沒有聽從卡特的建議?？杀氖牵瑠W巴馬的選擇或許更符合“戴維營精神”，而不是這位年逾九旬的卡特所倡導的理念。

事實上，“戴維營精神”或許最明顯地體現在2019年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的女婿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協調促成的《亞伯拉罕協議》中，該協議和《戴維營協議》一樣，將巴勒斯坦人排除在外。

本文中表達的觀點是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國防部或美國政府的觀點。

https://newlinesmag.com/essays/the-unraveling-of-jimmy-carters-middle-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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