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經濟地理重構——從江右商的買辦化談起

文/劉剛

不盡厘金滾滾來

戰于長江流域，一如治水，妙在疏堵之間。不但水戰之妙在疏與堵，且財與兵的運籌，亦以疏堵致財守財。

談用兵，曾國藩略遜于石達開。論理財，則遠勝之，其以厘金開辟財源，亦妙如杜甫詩云“不盡長江滾滾來”。

厘金，首創于1853年，時為刑部侍郎的雷以??為對抗太平軍，在揚州仙女廟始設厘卡，對米行“百錢抽一”。以此，催生了戰時稅制，曾國藩將厘金推廣至湘、鄂、贛、皖等湘軍控制區，建立“厘金-湘軍”共生體系。

湘軍與厘金，乃中國近代軍事財政史上的一次革命。這支體制外的軍隊，通過創新性稅制重構，顛覆了清廷中央集權的財政體系，催生出“以厘養兵、以兵護厘”的軍厘復合體。

厘金作為商品稅，按征收主體劃分，當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官府厘金，另一類是湘軍厘金，大頭在湘軍。

官府厘金，由地方官府征收，其稅率名義為1%，實征5%-10%。其稅源為米、布等大宗商品。其用途，用于地方財政；而湘軍厘金，軍隊繞過官府征稅，由湘軍糧臺直接掌控，稅率增高至20%，如江西茶葉。稅源擴大至日用百貨，稅網恢恢，專供湘軍兵餉軍需，占比超70%，開創“以商養兵”新模式。

然其初心，據曾國藩奏稱，乃“取商賈之毫厘，解國家之倒懸”，由是，咸豐帝諭曾國藩“準設厘卡濟軍”。以此，曾國藩委派湘籍士紳掌稅——辦厘卡。厘卡之于湘軍，月輸白銀30萬兩，曾國藩以厘擴軍，至12萬人，其于清廷，已然財政獨立。

湘軍治厘，設“三重厘卡網”。第一重，于商品產區，設“產地厘卡”，抽1%；第二重，于商品流通，設“途中厘卡”，抽2%；第三重，于商品銷售，設“銷售地厘卡”，抽1.5%。

以此形成兵厘共生機制，使厘卡征收與軍事控制為一體，表現為厘卡即兵站的空間形式，卡隨軍移，湘軍打到哪里，就在哪里設卡。1858年，克九江，設沿江厘卡12處；1861年，占安慶，新增皖南厘卡23處。還以武裝護卡，每卡駐勇丁30-100人，既收稅又防太平軍襲擾，如湖南東征局，擁兵2000護卡。

還有軍商利益捆綁，采取商人承包，由大商賈承包區域厘金征收權，向湘軍繳納定額后，超額部分歸己，形成“軍-商分利”結構，并放任將領涉商，投資鹽運年獲利數十萬兩。

厘金影響之于商幫，與之畸形共生，對江右商影響最大。商幫所處地域不同，受厘金的盤剝率也不一樣，如徽商23%，江右商為35%，晉商為18﹪，故其生存策略，各自因地制宜，如徽商轉投鹽業，因淮鹽厘輕，江右商借洋行“免厘旗”避稅，加速買辦化，以此導致江南經濟地理重構，表現為商路扭曲，不但贛江商道萎縮，而且長江水道厘卡林立，上海租界成為避稅天堂。

一項旨在為王朝續命的財政工具——厘金，反而通過扭曲商業生態，加速傳統經濟結構的瓦解和半殖民地化進程。數據上的盤剝率差異，引發連鎖反應。厘金的非對稱盤剝，導致商幫因地制宜畸形求生，直至經濟地理重構。

其差異，取決于地緣政治以及商業結構等因素。

晉商背靠權力，其核心業務是票號和北方邊境貿易。他們與清廷關系密切，承擔了部分國庫職能，具有權力尋租的優勢，厘金在南方興起，因其遠離重災區，而受影響較小。

徽商歷來“賈而好儒”，與官僚體系結合緊密，面對厘金，利用其政治資源，向受保護程度更高的鹽業轉移，因淮鹽等官鹽領域的厘金相對固定且可控，實質上是一種特許經營下的“合法”剝削，但比流通過程中無數關卡的不確定盤剝要好。

而江右商則瀕臨“沉默大多數”的絕境，其核心通道，是貫穿江西的贛江-大庾嶺商路，這是傳統上連接長江與珠江、華北與嶺南的黃金水道，故成為“厘卡林立”的重災區。他們缺乏晉徽商人的高層政治庇護，成為厘金制度最理想的剝削對象，35%的盤剝率，足以吞噬其大部分商業利潤，將他們逼入絕境。

在絕境中，商幫的求生本能引發了意想不到的宏觀后果——“經濟地理重構”，重塑了江南經濟地理版圖。

江右商，既沒有晉商那樣的地理位置——居山西而非江西，故戰火未及；也沒有晉商那樣的主業模式——以票號非以制造，以信用非以商品，故設厘卡無益；更不像徽商那樣，能于“厘卡林立”中，以“淮鹽厘輕”的路徑依賴而自救；故其向死而生，絕境轉型，采取最激進的方式——到上海去，掛“免厘旗”。誰能想到，最早買辦化的商幫，既非沿海江浙，亦非通洋閩粵，而是以贛江流域溝通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的江右商——江西商人。

此一洞察，堪稱石破天驚，徹底顛覆了我們對近代中國商業史和買辦階層的傳統認知，它不僅陳述了歷史事實，更指出了一個被長期忽視的、由內陸催生的中國近代化悖論。

掛免厘旗——到上海去

江右商瀕臨“絕境”，表現為“三個維度”：

地理位置的“詛咒”：承平時的黃金水道，但在亂世卻成了“稅收攔劫”的最佳場所，無處可逃；主業模式的“脆弱”：晉商的核心資產是匯票和銀票，以其高流動性、隱蔽性和權力依附性，輕易地繞過實物厘卡，而江右商主要經營景德鎮瓷器、茶葉、木材、夏布等大宗商品，體積大、價值顯眼，在運輸途中就是一個個移動的“活靶子”，成為厘金官吏最理想的盤剝對象；路徑依賴的“斷絕”：徽商可以退回鹽業領域，依靠“淮鹽厘輕”的官方特許權，茍延殘喘，而江右商的核心商品并無此類國家級的壟斷保護傘，其貿易，本質上是完全市場化的，故其面對軍政掠奪時，毫無還手之力。

但天無絕人之路，命運開出“一線天”——上海，將“柳暗花明”的前途，指向那些絕望者：到上海去，掛“免厘旗”。當所有生路皆被堵死，通往洋行，就成了唯一的光。

“免厘旗”是唯一的求生符，子口稅，為陷入絕境的中國商人提供了一個制度漏洞。掛上洋旗，繳納2.5%的子口稅，就能擺脫35%甚至更高的厘金盤剝；上海是唯一的諾亞方舟，租界的治外法權，使其成為清王朝厘金觸角無法伸入的“法外之地”，所有的避稅需求、安全需求和新的商業機會，都指向了上海。

誰是“最早買辦化”的商幫？傳統敘事通常認為，買辦階層自然誕生于最早開埠的廣州和后來的上海、寧波等沿海口岸，而實際的情形，則是深度而具規模且系統性的買辦化，恰恰是受內部制度性壓迫最深的內陸商幫，這意味著，中國近代經濟結構的顛覆性變革，并非僅僅來自外部海洋文明的沖擊，更來自內部制度的壓迫與驅離，是清王朝用自己的財政工具——厘金，親手將其經濟支柱——內陸商幫，一個個推向外部力量——洋行。

江右商的激進轉型，是一場悲壯的“制度性逃亡”。它告訴我們，買辦化還有另一副面孔，不僅是“趨利”的主動選擇，還是“避害”的被迫轉型。它不僅是沿海的“糖衣炮彈”，更是內陸的“救命稻草”；經濟地理的重構是殘酷的，從贛江到黃浦江，不僅僅是商路的轉移，更是經濟主導權的轉移，從傳統士紳-商人共同體主導的內陸經濟，轉向了殖民權力與商業資本結合的沿海經濟，江西的衰落與上海的崛起，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江右商的故事，是商人在“國家的失敗”中，何以求生的史詩，本非近代化先鋒，卻被舊制度驅逐而成了先驅。

江右商的買辦化與商路轉移，這一行為導致雙重效應：對商人自身，從獨立商人淪為洋行的買辦或代理人，加速了其買辦化；對于經濟地理，商品流不再必然經由傳統的贛江商道，而是直接向通商口岸匯集，因為，只有在那里，才能最方便地找到洋行，獲得“免厘旗”。這便直接導致了“贛江商道萎縮”。

上海成為“避稅天堂”，租界享有殖民特權，是洋行的大本營，自然成為最大的“免厘”飛地。不僅外國商品，連中國本土商品也要想方設法流入上海，掛上洋名，再行銷內地，這使得上海從一個普通港口，速升為國際貿易樞紐和金融中心，其繁榮，相當程度地建立在厘金制度對內地經濟大抽血的基礎之上。

清政府視長江為厘金稅收的命脈，設卡無數，致使長江水道這條經濟大動脈因厘卡林立而“梗塞”而扭曲，向我們展現了一幅晚清經濟崩潰的微觀動力圖：厘金制度（內因）→非對稱盤剝（現象）→商幫策略異化（應對）→傳統商路萎縮 +通商口岸畸形繁榮（結果）→ 中國經濟半殖民地化加深（影響）

江右商幫的悲劇，不僅僅是一個地域商幫的衰落，更是整個中國的經濟脈絡被強行扭轉和肢解的縮影。經濟地理，從來不只是山川河流，更是制度、權力和資本共同書寫的輿地。

江西遍布厘卡，其密度為全國之冠，五里一卡，十里一局，瓦解了傳統商路。贛江-大庾嶺商道，為南北貿易主干道，成為厘卡重災區，贛江流域設卡超80處，其卡點占全國總量近10%。最高時，全國有3000余卡，1860-1864年間，江西僅厘金一項，就為湘軍提供3850萬兩白銀，占同期湘軍軍費的一半。

厘卡過度存在，使江西商品失去原有的價格優勢，如鉛山紙張因稅負過重，售價較浙江同類產品高出15%，與此同時，徽商、晉商憑借更低的稅負，不斷蠶食江右商的傳統市場。

至清末，江右商全面潰敗，景德鎮瓷器出口量，不足此前1/3，河口紙張作坊倒閉率超過70%，樟樹藥材市場也被陜西商人瓜分，從此，一個“稱雄中華工商業900年”的商幫衰落。

曾國藩的“陽儒陰法”

關于江西厘卡，核心在于曾國藩如何將臨時稅收變為系統性財政工具。1855年，他在南昌設首座省際厘卡，表面是“奉旨抽厘”，實為繞過江西巡撫的創舉，其“越境抽稅”，引發沈葆楨的激烈反對。江右商的反應則具戲劇性，樟樹藥商1862年集體罷市抵制高厘金，三個月后，卻主動捐銀十萬兩換取免稅特權，宜春麻布商人，則偽造“粵商”身份，利用湘軍對洋貨的稅率優惠。

比江右商更富于戲劇性的是曾國藩，他在公文中，稱江右商“急公好義”，私信里卻罵他們“奸猾甚于粵匪”。

這是不是如老子所言“智慧出，有大偽”呢？理學呢？心學呢？在經濟學面前，都讓步了。

這一問，把我們一下子就拉到了充滿人性與政治算計的歷史現場，如同一臺戲劇，上演晚清政商之間的博弈。沒有“讓步”一說，有的只是“法家式的理性”對“儒家道德”的碾壓，是生存邏輯下，一套全新的“國家行為經濟學”的赤裸裸的誕生。

于此劇中，曾國藩演出其“兩面”，戴著理學名臣面具，掩蓋其法家酷吏靈魂，以“公”為修辭——“急公好義”，成其話語外殼，將其近乎勒索的籌餉行為，化為忠君愛國的表演。然其“私”語——“奸猾甚于粵匪”，則流露法家式的冷酷判斷。作為前線統帥，他面臨最現實的財政壓力：如何養活軍隊？在他看來，商人的抗爭（罷市）和算計（尋租、造假），與太平軍一樣，都是阻礙他達成平定天下目標的“麻煩”。他對商人“奸猾”的痛罵，反映的不是道德憤怒，而是對“控制變量”失去絕對掌控的惱怒。

理學，是曾國藩的“旗”，而法術——創建厘金系統，則是他的“槍”。在“平亂”的槍桿子面前，一切道德教條和財政規范，都必須向原始而殘酷的“戰時財政經濟學”讓步。

于是，江右商“智慧出”，其應對策略罷市、尋租、造假等，對老子的“有大偽”一說做了個實然的注腳。

樟樹藥商，從“集體行動”的“真”——罷市，這是傳統商幫基于地域和行業認同的集體抗爭，是試圖用市場力量對抗行政權力的“真”反抗，到被迫轉向“尋租合作”的“偽”。三個月的罷市失敗，證明了在國家暴力機器面前，經濟抗爭徒勞。

于是，最理性的選擇，不再是對抗，而是主動介入并利用這個腐敗系統。“捐銀”十萬兩，本質是向權力繳納一筆巨額的“保護費”，以購買局部壟斷權。這標志著獨立的商業團體，蛻變為依附于厘金制度的尋租分利集團。這是制度化的“偽”。而宜春麻布商，則以其制度套利的“智慧出”，利用湘軍對洋貨的稅率優惠，改以“粵商”身份，而“有大偽”。

這都表明，商人們已經看透了厘金政策和厘卡系統的漏洞——這個系統，不是基于公平法治，而是基于身份特權。于是，他們的“智慧”不再用于改進生產或開拓市場，而是全力用于身份造假和制度套利，這也是制度逼出的。

而這一切的根源，在于厘卡本身就是一個“大偽”系統，曾國藩名義上“奉旨抽厘”，作為臨時軍費，實則以“越境抽稅”，兼并江西財政，他宣稱救國，卻不惜摧毀民間商業。

因此，理學“失效”了，在“如何迅速搞到錢打仗”這個具體的問題上，它提供不了任何具有可行性的制度安排及其操作方案，其作用，僅限于事后以話術包裝，如“急公好義”。

心學“致良知”，“人心”不同，則“良知”有異，如曾國藩的“良知”是為國平亂，其術可權，行之以鐵血手段。而商人的“良知”，是其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可以靈活手段應變。而其結果，就是“人人皆可致良知“，同時，“人人皆可行大偽”，心學反而為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辯護依據。

無論是理學追求“天理”，還是心學追求“本心”，在面對“如何養活一支軍隊”這樣具體、殘酷的財政問題時，都無法提供現成的且不違背其核心道德的解決方案。當“存天理”需要靠“病商厲民”的厘金來實現，當“致良知”在面對軍餉短缺時，它們的道德理想主義便在現實的鐵壁前撞得粉碎，其理論架構，已無法挽救頹清的那種結構性、系統性的崩潰危機。

不是務虛的道德哲學在務實的經濟學面前讓步，而是一整套舊的基于道德倫理的政治哲學——“儒表法里”，在應對前所未有的危機時，以其自身的左右互搏術，把自己打垮了。

理學與心學的退場，標志著傳統中國價值體系在現實危機下的無奈與無力，而中國商人階層及其國民導向，正是在制度性的損耗與扭曲中，走向那條通往奴役而又追求自由之路。

江右商的悲劇，表現出“由內陸催生的中國近代化悖論”，以及由此悖論引導出的“最早買辦化商幫”的史論。

該史論，指向內部制度性失敗，為近代化首要動力，表明中國近代化轉型的關鍵特征，其最初、最強烈的動力，非單純來自外部的沖擊-反應，更源于其制度內生的壓迫-反應，但非以“擠壓模型”取代沖擊-反應，并以此消解西方沖擊的主導性，而是展現為一個更加復雜的“內部擠壓-外部逃逸”的復合式模型。

晚清厘卡，如一巨大財政壓力鍋，扣壓在中國商人頭上，這時，通商口岸和“免厘旗”，就充當了鍋蓋上的“安全閥”，當內部壓力大到無法承受時，就轉化為買辦從閥門逃逸。

“制度競爭”失敗，導致商人用腳投票，擇其生衍的制度環境，此與其曰“賣國”，不如說是對劣治環境的理性逃亡，以此來看上海租界，便崛起于對失敗的劣治制度的汲取上。

江右商作為“被動先行者”，其“最早買辦化”，改變了近代化以地理先后為序的“沿海優先”的線性史觀，轉而以“趨利避害”的動機以及對制度安排的逃離作為轉型的標準。

沿海買辦，多是與國際貿易伴生的“中介”，他們的買辦化，是外向的拓展性和互利性的。而江右商的買辦化，則是內向的斷裂性和逃難性的，他們不是為了賺取更多利潤而依附洋行，而是為了不被厘金制度扼殺而“托庇”于此。這種源于絕望的依附，其文化心理和精神結構上的異化程度，可能更為深重。

江右商，曾是中國內部市場流通的“血管和神經”，然而，厘卡林立，卻使之成了“破碎的精英”，其瓦解，是民間社會精英階層的一次被迫的規模化的“資產階級化”嘗試。

然其“資產階級化”被束縛于殖民秩序，以喪失自主性為代價，成了“破碎的精英”，未能順利轉化為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反而成了舊制度解體過程中的犧牲品和中間物。

不但社會階層重構，還有經濟地理重構，尚未準備好的內陸商人——江右商，被專制權力猛然一擊，撲通一聲跌倒“下海”了——從“江河時代”往“海洋時代”驚險一躍，使中國核心區從“內陸江河導向”向著“沿海海洋導向”逆轉。

大庾嶺-贛江商道，曾是明清時期中國內部經濟體系的“任督二脈”，連接長江水系與珠三角，它的萎縮，象征著以朝貢體系和國內市場為基礎的“大陸帝國”經濟邏輯的終結。

而上海的爆發式增長，形成“飛地”經濟，卻不僅僅是洋務全球化的勝利，也是中國主權破碎化的體現。作為一個“飛地”，其繁榮與廣袤內陸的凋敝相伴生，這種“核心-邊緣”的二元結構，至今仍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區域發展格局。

厘金制度，打斷了中國內陸省份基于水運的“路徑依賴”——斷了財路，致使商人“懷金四顧心茫然”，上海抓住這一機遇，建立了一套全新的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接軌的路徑。

這一破一立，決定了此后百余年國運的走向。

因此，江右商的買辦化，不止是一段商業興衰史，它還是一則關于國家如何以其劣治而“自我解構”的故事，它告訴我們：制度質量決定文明韌性，歷史的代價支付極不均衡。

江西等內陸省份的衰落，是為整個國家的艱難轉型所支付的沉重代價之一，其代價的傷痕，至今依稀可辨。

將近代化的視角，從沿海拉回內陸，從對“買辦”的道德批判，拉回到其產生的制度語境，可以開拓我們對中國近代史復雜性的理解，給予我們又一次激烈的“思想的碰撞”。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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