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全面的經濟危機蔓延日本，決定了抗戰的最終走向

與經濟壓力斗爭的日本

? (美) 尼古拉斯·穆德 康奈爾大學

本文節選自《經濟制裁：封鎖、遏制與對抗的歷史》一書

和德國與意大利一樣，日本對自給自足的興趣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研究了這場大戰之后，日本的軍事精英們確信，在未來的某一天，德國——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是日本的國家典范——在協約國封鎖之下的命運也會成為日本的遭遇。受總體戰經驗的影響，以石原莞爾為代表的青年一代軍官希望能獲得足夠的物質保障與領土保障，以確保日本能夠在未來的“持久戰”(長期的消耗性戰爭)中生存下來。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并成為日本的保護國，石原莞爾以及其他的“統制派”試圖將偽滿洲國打造為一個資源密集型的工業基地。因此，東亞大陸有望為日本本土島嶼無法實現的“戰略性自給自足”提供基礎。

盡管極端民族主義者的關注重點在偽滿洲國，但日本仍然繼續實行著相對自由的貿易政策，同時依舊高度依賴海外市場以及海外供應。這一時期日本的經濟政策主要受財政大臣高橋是清的影響，他主導下的通貨再膨脹以及國家驅動的投資刺激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本的經濟繁榮。在某種程度上，日本的經濟開放已經成為其重要的增長模式了：日本的工業主要集中于鋼鐵、紡織與絲綢業，這些行業需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的鐵礦石、棉花、羊毛以及生絲。日本的私營船隊是世界上規模第三大的商船隊，其幾乎壟斷了亞洲內部的大部分貿易運輸業務。此外，日本并非自然而然地成了德國或意大利的盟友。事實上，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期間，很多日本人都同情受意大利帝國主義侵犯的埃塞俄比亞人。同時，人們普遍認為，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的戰爭標志著全球各大國之間的斗爭日漸加速，日本可能需要在東亞建立一個以東京為中心的經濟圈。

1936年2月，當歐洲人還在等待國聯有關石油制裁的決定時，極端民族主義的日本軍官暗殺了高橋。在他死后，年輕的改革派官僚們掌握了權力，他們開始更加快速地重整軍備。由此，一個緊張的局面浮現了出來，因為一方面，日本的經濟日益國家化、軍事化，另一方面，日本依舊高度依賴國際貿易。軍事方面的擴張導致大量的原材料流向了軍事領域，進而使得原先的貿易平衡被打破，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進口煤炭與鐵礦石的價格上漲了許多，使得原先很多不存在資源匱乏問題的地方也都出現了資源短缺的情況。更危險的是，為了滿足不斷增長的原材料需求，日本不得不進一步依賴美國以及大英帝國的供應，而英美是最有可能反對日本在東亞擴張勢力的國家。1936年，美國與大英帝國為日本供應了72%的鐵礦石、92%的廢鐵、90%的錳、97%的銅、85%的鋅、86%的原棉、70%的石油以及74%的橡膠。

一方面，從經濟上看，日本與西方世界深度綁定；而另一方面，從政治上看，日本與西方世界的分歧越來越嚴重，這使得日本極有可能成為制裁的對象。但日本的精英階層尚未就當前日本面臨的主要威脅達成共識。石原莞爾與其他統制派將目光聚焦于蘇聯，因為在這一時期，蘇聯仍然堅決反對日本在亞洲大陸上的擴張行為。相比之下，日本的海軍人士則更擔心美國，因為美國在菲律賓與太平洋島嶼上的存在使得日本無法進一步向南擴張。蘇聯與美國都可能對日本施加經濟壓力，前者可以借助其在國聯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國身份，利用國聯的平臺實施經濟制裁，后者則可以與其在歐洲以及中國的盟友一道制裁日本。為了應對可能到來的制裁，日本方面認真研究了墨索里尼的反制裁運動。日本的商業與工業部派遣了一個秘密代表團前往意大利，以更好的研究意大利采取的反制裁措施；日本國內的技術官僚對瓜奈里節約外匯的手段尤其感興趣。

對日本來說，學習意大利抵御制裁的防御措施不僅是在未雨綢繆，這些措施還有著更為直接的用途。正當日本經濟的發展逐漸摸到天花板時，高橋是清的死，使得財政部沒有辦法再反對軍方增加開支的要求了。1936年，日本在海外進行了大規模的采購，使得日本進口激增，經濟進一步過熱，還迅速推高了日本國內的通貨膨脹水平。為了管理國內的工業生產，日本不得不對外貿進行管控。為了抑制大額的支出，日本政府于1937年1月實行了控制外匯的許可證制度。在軍方的資助之下，日本也開始在帝國的邊緣地帶試驗自給自足所需的技術。日本的工業家以及偽滿洲國的官員希望能吸引德國的法本化學工業公司(IG Farben)投資偽滿洲國，他們希望借助德國的燃料氫化技術，進而充分利用中國東北以及朝鮮半島上豐富的煤炭資源。到1937年夏，統制派以及改革派的官僚們正在努力實現日本自給自足的目標，并希望相關自給自足的計劃能得到國會批準。

然而，在日本領導層內部，就如何處理中國問題意見分歧嚴重。聚焦于偽滿洲國的統制派希望能通過較長的時間實現自給自足，為此，他們要求維持中日之間的和平。石原莞爾本人推動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但到1937年，他反對在中國采取進一步擴張行為，他警告稱，一旦如此，日本就會陷入“無盡的沼澤之中……就像西班牙之于拿破侖那樣”。最終，強硬派與溫和派達成了妥協：派遣三個師團到中國北部進行一次短暫的局部行動，時間不超過三個月，目的在于迫使蔣介石求和。

到8月時，盡管雙方都沒有正式宣戰，但中日之間已經進入全面戰爭。中國方面動員了50萬人來保衛上海，上海成為雙方激戰的戰場。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期間，西方就是否要采取進一步的制裁措施猶豫不決，這使得蔣介石確信他不應該指望從國聯或華盛頓方面獲得任何形式的援助。而這也進一步讓他下定決心，不向日本妥協。8月7日，蔣介石在國防會議上表示：“現在英美在道義上、在精神上，對我們可以有相當的幫助。物質上我們不能作一定始終靠得住的打算，意大利的事件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由于已經不能指望來自國外的積極經濟援助了，國民黨的領導人可以根據當時中國的情況決定與日本進入全面戰爭，以免亡國滅種。盡管如此，蔣介石依舊希望能獲得外國的支持。當月，日本海軍開始對中國南部海岸實施和平封鎖，日軍方面稱，之所以要采取這一措施，是因為向國民黨運輸武器的中國船只“濫用他國國旗”,因此日方要實施報復。在執法的幌子之下，日本成為第一個在不宣而戰的戰爭中施加有組織經濟壓力的非西方國家；日本對中國的封鎖一直持續到了1945年，成為20世紀最漫長的封鎖之一。

在華盛頓，羅斯福十分猶豫要不要宣布中日之間存在戰爭狀態，因為一旦認定戰爭狀態存在，就會觸發《中立法案》中規定的武器禁運條款，當年4月，該法案的第三個版本獲得通過。羅斯福本人更傾向于中國一方，不希望對雙方都宣布實施武器禁運，因為一旦如此，依賴從海外進口德國以及捷克武器裝備的國民政府就會受到極大打擊，而依賴本國生產的武器的日本人則不會受到什么影響。法國方面則認為，只要還有機會靠談判解決沖突，就不要輕易“適用第16條這一制裁的幽靈”。

羅斯福越來越同情中國。10月5日，他在芝加哥宣布：“在全球范圍內，目無法紀的傳染病正逐漸蔓延開來。”他隱晦地表示：“當某些傳染病開始大流行時，全社會的人都會贊同把患者隔離起來，不光如此，他們還會用實際行動將那些病患隔離出去，以維護整個社會的健康，防止傳染病的蔓延。”這一“隔離演說”讓全世界的觀察家們都感到相當震驚。國會中的反干預主義者意識到，美國已經偏離了他們竭力捍衛的中立地位。一位支持新政的進步派人士寫道：“日本總參謀部不是傻瓜，毫無疑問，他們已經囤積了足以維持幾年的戰略物資……如果羅斯福先生試圖帶領美國加入針對日本的國際制裁，那么他可能就會發現自己會和威爾遜一樣，喪失自由派人士的支持，而受托利黨人的擺布，他所推進的國內改革也會因此而名譽掃地，直到下一代人才能重新恢復這些改革措施。”就連《紐約時報》也認為，“從長遠來看，經驗表明，抵制與制裁，或威脅實施抵制與制裁，會讓很多國家在自給自足的道路上走得更遠，進而進一步削減國際貿易量。”

然而，在歐洲人看來，“隔離演說”表明美國正準備對日本施加經濟壓力。英國戰時貿易與封鎖事務咨詢委員會迅速分析了日本的戰爭經濟模式。盡管日本極度依賴國際貿易，但在意大利的前車之鑒之后，英國人不再相信那些停留在紙面上的制裁措施能發揮多大的作用了。殖民地部的公務員杰拉爾德·克勞森(Gerald Clauson)警告稱，不要“試圖……給出一個等式……即只要過多少個月，日本的國庫就能被掏空了”——這是對財政部制裁理論的直接批評。但霍特里仍然支持利用財政消耗這一手段進行制裁。1937年年中，日本的外匯儲備有12.2億日元(合3.51億美元)。霍特里解釋道，禁止日本出口商品能夠減緩其外匯儲備積累的速度，而為了支持在中國的戰爭，日本的戰爭工業會全速運轉，進而導致進口數量增加，進一步消耗其外匯儲備。由于情報顯示，日本已經囤積了足夠消耗6到9個月的物資，因此從短期來看，對日本實施原材料禁運的效果有限。

英國的決策者在糧食封鎖能發揮多大作用這一問題上發生了分歧，他們不清楚以大米為主要食品的日本是不是更能經受得住糧食封鎖。1933年起，日本不再從海外借款，使得金融制裁沒法發揮很大的作用；而如果要對日本規模龐大的商船隊實施制裁，就會對英國海外的自治領造成十分消極的影響。煤倉控制以及商業上的施壓都很難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同時，如果沒有美國的參與，沒有荷蘭、法國、比利時、埃及、蘇聯以及阿根廷的參與，那么對日本的制裁也不會起作用。即使能夠成功組建這樣一個聯盟，試圖動用制裁來提高日本的失業率，那么這一制裁是否真正能發揮作用，最終還是要歸結為一個“心理學上的問題”。英國戰時貿易與封鎖事務咨詢委員會的規劃人員懷疑日本是否會以他們認為的從經濟角度上看合理的方式做出反應，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東方國家，其國民的習慣、性格與英國大相徑庭”,因此“不可能預測出制裁會對日本人造成哪些物質上與心理上的影響”。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支持打擊日本的侵略行動，特別是到了1937年12月，日軍飛機在長江上擊沉了美國帕奈號(USS Panay)炮艇，造成船上5名乘客死亡，48名乘客受傷。西方的公眾輿論開始強烈譴責日本。羅斯福政府要求對肇事者施加懲罰，盡管此時，總統仍不準備派美國海軍進入華東地區，但他開始重新審視經濟制裁這一選項。私下里，羅斯福與他的顧問們討論了如何將民主國家團結起來，對法西斯國家發動一場不宣而戰的經濟戰爭。如果意大利與日本能不宣而戰，那么為什么美國不能?羅斯福告訴摩根索，他也想“不宣而戰”。這意味著美國不會“稱其所采取的措施為經濟制裁，而是稱其為隔離”。他堅持認為，“我們要和日本、意大利一樣聰明。我們希望以一種現代的方式來做這件事”。財政部法律顧問赫爾曼·奧利芬特(Herman Oliphant)將這種新形式的動用武力的手段描述為“締造和平”。

當摩根索與英國人約翰·西蒙談及對日本采取的經濟行動時，英國財政部官員研究了如何利用外匯管制降低日本的出口收入，這一措施與國聯禁止從意大利進口商品一樣。而這一措施很難付諸實踐的原因在于，美國與大英帝國對日本都有著大量的貿易順差。因此，財政部與戰時貿易與封鎖事務咨詢委員會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在一到兩年之內，制裁不會產生什么嚴重的影響。如果制裁的目標是速戰速決，而不僅是“在經濟上給日本人制造一些煩惱”,那么這一措施就沒什么用。

盡管在日本人支付了賠償金，也進行了道歉后，帕奈號事件得以解決，但侵華戰爭的烈度仍然有增無減。如何在不開戰的前提下遏制日本一直是一個問題。1938年整個春天，中國前總理顧維鈞都一直在懇求西方國家，無論是動用第16條第3款，還是采取直接援助的形式，來對中國進行財政援助。李維諾夫表示，蘇聯贊同英法蘇聯合起來對中國進行援助的方案。但這一時期，歐洲各國都在重新武裝起來，英法兩國政府聲稱，他們沒有如此龐大的工業實力來為中國軍隊生產足夠的武器。因此，重點仍然是消極制裁，而非積極的經濟援助。塞西爾從倫敦發出的信件中對日本能夠繼續在美國購買飛機這一事件表示很關切；難道羅斯福不了解“這一罪行的嚴重性”嗎?

考慮到西方世界沒有給中國提供實質性的援助，我們可以說中國方面的抵抗取得了相當了不起的成就。從戰略上來看，中國的抵抗使得日本沒能建立起一個包括日本、偽滿洲國、朝鮮、中國華北以及臺灣地區在內的、以日元集團為基礎的東亞經濟自給自足區域。蔣介石放棄了上海，撤退至中國內地，然而日本也沒能有效控制這些占領區，中國軍民在這些地區長期進行游擊戰，使得日本軍隊陷入了泥潭之中。近衛文磨最初僅僅授權3個師團發動一場為期3個月的懲罰性遠征，預算為1億日元，但等到1938年春，這場戰爭已經牽扯了日軍20個師團，同時占用了25億日元的緊急預算，占政府日常開支的90%。為了優先保障這支部隊的供給，日本嚴格限制了民用工業占用的資本以及進口商品，這使得日本幾乎沒有辦法通過出口來獲得外匯了。

時間并不站在日本這一邊。在日本軍方試圖與蔣介石的部隊進行決戰之時，日本的經濟因其龐大的軍事支出而步履維艱，日本越來越依賴(而非越來越不依賴)從大英帝國以及美國進口的產品。軍方領導層中有一派人士敦促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但在1938年1月，近衛文磨打算徹底擊垮中國，他宣布絕不會與國民政府打交道。與此同時，從莫斯科拿到了2.5億美元援助金的蔣介石也不打算妥協。

在華盛頓，經過1937年12月的激烈討論，摩根索脫穎而出，他極力支持利用經濟力量打擊侵略行為。1938年，他開始利用黃金購買政策對受侵略國進行財政援助，財政部從國民黨政府手中購買白銀，從西班牙共和派手中購買黃金。從官方角度來看，這一行為的目的在于穩定美元匯率，但實際上，這一政策是為了資助中國與西班牙購買武器。摩根索還批準了復興金融公司向中國提供2500萬美元貸款的方案。在1938年9月蘇臺德危機期間，摩根索說服了羅斯福，一旦歐洲發生戰爭，就應當向法國提供財政支持，同時切斷對德國的供應鏈，以對其施加壓力。

由于日本沒能通過一場決戰消滅中國軍隊的主力，日本隨即開始發動了一場更加殘酷的戰爭。為了能在西方世界決定與日本攤牌之前徹底擊垮中國，日本內閣于1939年1月通過了本國的四年計劃。這一動員計劃涵蓋了從日本、朝鮮、中國臺灣地區、偽滿洲國到華北的日元集團的所有原材料。前一年對民用工業的打壓情況有所好轉；通過“進出口連鎖制”,出口商賺取的外匯比進口原材料所花費的外匯更多。由此，日本沒有像瓜奈里在意大利那樣走上通貨緊縮的道路。

1939年夏天，英國與日本在天津的英國租界內爆發了一場沖突，兩國逐漸走到了戰爭邊緣。首相張伯倫命令皇家海軍準備對日本(而非德國)采取行動。然而，英國的決策者仍然不確定能否通過施加和平的經濟壓力迫使日本回心轉意。問題不在于他們沒有能力實施這一措施，而在于他們如何估計這一措施能收獲的效果。像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加拿大這樣的帝國自治領會抗議經濟制裁，因為這樣會使得對他們而言至關重要的貿易被迫中斷。事實證明，英國所掌控的帝國既可以成為實施制裁的保障，也可以成為實施制裁的阻礙。盡管見效慢，但戰時貿易與封鎖事務咨詢委員會認為，針對日本出口的制裁是施加壓力的最佳方式，因為這樣一來。“人們就沒法指責(我們)濫用手中對原材料的掌控了”。

9月，歐戰爆發，國際經濟形勢突變，因為在戰爭中，英國要首先考慮讓大英帝國的原材料優先供應英倫三島。英國的動員工作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印度以及澳大利亞對日本的出口大幅下降，加拿大也削減了對日本的鎳出口量。由于來自大英帝國自治領的供應大幅下降，日本的新經濟戰略陷入了混亂之中。要想維持生產，日本就必須更加依賴美國供應的鎳、銅以及機械設備。但美國的供應也越來越不可靠。1938年7月，羅斯福首次以個人身份對美國制造商發出呼吁——即所謂的道德禁運，建議他們停止向日本交付飛機。1939年12月中旬，由于美國公司不再向日本供應鋁、鎂以及鉬，并終止向日本轉讓制造高辛烷值航空燃料的相關技術，日本的進口壓力進一步增大。霍恩貝克鼓動美國廢除1911年簽署的美日商貿條約，最終，該條約于次年1月失效。

所有這些措施對日本造成了哪些影響?日本的陸軍與海軍多年來一直在囤積庫存，因此，在短期內，日本沒有受到極大沖擊。偽滿洲國的官員幻想著即將實現的“東方自給自足”，這一時期，在日元集團內，煤炭、鐵礦石、硫黃、鋁、鹽以及木材都實現了自給自足。但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日本已經陷入了一個十分危險的境地中。伴隨著對外的侵略擴張，日本國內的民主機制也遭到了破壞，而日本的經濟則被無限制、無休止的侵華戰爭所拖累。這場沖突使得中國東部的經濟與社會遭到了巨大破壞，以至于東亞地區長期自給自足的目標被進一步破壞了。同時，到1940年時，在石油、銅、鎳以及橡膠等工業原材料方面，日本比1935年時更為依賴美國與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供應。征服并不是一個可持續性的實現自給自足的手段。但一旦施加經濟壓力，則可能導致戰爭進一步升級。

最為敏銳地注意到這種不穩定局勢的人是伊麗莎白·布迪·熊彼特(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這位經濟史學家在之前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一直在研究日本在亞洲的帝國。在她看來，“經濟壓力、制裁的威脅、自給自足政策以及領土侵略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因為這幾個因素相互促進，共同導致了最終的結果。”到了這種地步，再多施加額外的壓力也不會讓他們改變方向了。熊彼特寫道：“我們不能像許多人那樣簡單假設，禁運或其他形式的經濟壓力會壓垮日本軍隊，從而讓他們打包行李，離開中國，這一制裁也不會讓日本人突然不再支持其軍隊。除非到了最后一刻，否則從人性角度出發，他們絕不會做如此反應。”在國務院，斯坦利·霍恩貝克批判了熊彼特的主張，他認為熊彼特做出的是一個“政治結論”。熊彼特的經濟分析確實建立在對維護國際和平這一問題的政治理解之上。在原則上，熊彼特并不反對制裁。但她確實批評了美國的制裁主義者，因為他們沒有考慮到另外一種徹底消滅制裁所要制止的沖突根源的全球秩序的可能性：

如果想讓制裁成為保障集體安全的有效手段，那么就必須打造一個隨時準備用武力實施經濟制裁的國際組織。這個國際組織絕不只是通過動用集體力量對抗個別國家的力量來維持現狀。它還必須認識到，社會、經濟安全與領土完整同樣重要。如果其成員承諾不進行領土擴張，那么他們就必須被允許在工業與商業領域進行擴張。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建立起真正的集體安全。

熊彼特的分析觸碰到了20世紀40年代的核心議題。在接下來的十年當中，社會與經濟安全確實成了新一代國際主義的基石。但只有經歷了一場毀滅性的世界大戰后，這一積極的方案才得以誕生。此外，熊彼特曾嚴厲警告，稱美國的經濟制裁會進一步推動日本的侵略行為，很快，這一預言就成真了。

《經濟制裁: 封鎖、遏制與對抗的歷史》

【內容簡介】

經濟制裁主導著當今世界政治格局。作為一種利用全球化的潮流來捍衛自由國際主義的方式，它們最初是在20世紀初發展起來的，其吸引力在于它們可以替代戰爭。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其核心的黑暗悖論：旨在防止戰爭的經濟制裁，是以毀滅性的戰爭技術為基礎的。

尼古拉斯·穆德(Nicholas Mulder)對政治、經濟、法律和軍事歷史進行了廣泛的檔案研究，揭示了強制性戰時工具是如何被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采用為維持和平的工具的。這項及時的研究揭示了為什么制裁被廣泛認為是一種戰爭形式，以及為什么它們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此巨大。

【作者簡介】

［美］尼古拉斯·穆德 (Nicholas Mulder)，康奈爾大學現代歐洲史專業助理教授。他定期為《外交政策》和《國家》等供稿。經濟制裁是他的研究重點之一。《經濟制裁：封鎖、遏制與對抗的歷史》是他的第一本書。

【目錄】

導論：比戰爭更可怕的東西

第一部分經濟武器的緣起

第一章封鎖機器（1914—1917）年

錳與全球化

建立封鎖線

經濟總體戰

封鎖與未來的強制執行措施

金融封鎖

第二章從封鎖中誕生的制裁，（1917—1919）年

同盟國被迫實現的自給自足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的經濟后果

民主與經濟武器

戰時制裁計劃

《國聯盟約》第16條的起草

第三章和平中的戰爭（Peacewar）（1919—1921年）

對匈牙利的封鎖

封鎖的國內政治面向

結束對蘇俄的封鎖

第二部分經濟武器的合法性

第四章經濟武器的標準化（1921—1924年）

國際封鎖委員會

《凡爾賽條約》中的制裁措施

拯救阿爾巴尼亞

魯爾與科孚

第五章作為世界警察的國聯（1924—1927年）

《日內瓦議定書》

德國與國聯的制裁

大戰略與英國戰時貿易與封鎖事務咨詢委員會

東方的封鎖與制裁

言辭中的經濟武器與實踐中的經濟武器

第六章制裁主義與中立主義（1927—1931年）

《財政援助公約》

《巴黎和平公約》與海洋自由

中立的衰落

第三部分戰間期危機中的經濟制裁

第七章對抗侵略的集體安全體系（1931—1935年）

“九·一八”事變與制裁的希望

螺旋上升的不安全感

禁運的模糊性

蘇聯與制裁

威懾的困難之處

第八章現代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場實驗（1935—1936年）

相互依存與大蕭條

有關制裁的“海軍部理論”與“財政部理論”

東非大地上的戰爭

能源與基礎設施

第九章封鎖恐懼癥（1936—1939年）

從政治“自我統治”到經濟“自給自足”

作為抵御制裁的意大利自給自足計劃

納粹的封鎖防御政策

與經濟壓力斗爭的日本

第十章積極經濟武器（1939—1945）年

冬季戰爭與第16條

經濟戰再現

作為反侵略措施的租借法案

制裁與援助

新多邊主義中的制裁

結論從解藥到替代品

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