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口”故事之譚余保險殺詩帥（上）

1937年10月11日一早，顧玉良乘坐江西省保安處提供的小汽車，來到贛粵邊紅軍游擊隊辦事處所在地大庾縣池江圩，在項英住處見到剛從野外跑步回來的項英。

項英也很快認出了身穿國軍制服的顧玉良。

顧玉良是1927年入黨的老黨員，先后擔任過中央內部交通員、內交科科長、中央交通局汕頭交通站負責人，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時和項英熟識。

顧玉良此行肩負重要使命：帶上博古給項英、陳毅的親筆信、有關文件和博古向項英口頭傳達的話，前往江西大庾找到項英。

前排左起：張云逸、葉飛、陳毅、項英、黃道、涂振農

后排左起：顧玉良、沈冠國、溫仰春、曾昭銘、李步新

1937年7、8月間，在贛粵邊區油山一帶領導游擊戰爭的項英、陳毅等通過各種渠道，先后獲知西安事變以及事變和平解決的消息，又從香港刊物上看到毛澤東于當年5月在蘇區代表大會上所作《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報告。

項英、陳毅主持召開贛粵邊特委和游擊隊干部會議，會后以贛粵邊特委和贛南人民抗日義勇軍的名義發表《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宣言。

9月上旬，陳毅以贛粵邊特委和紅軍游擊隊代表的身份，在贛州和國方談判，達成九項協議。

9月24日，中央分局書記項英應江西省當局之邀，前往南昌談判，下榻于月宮飯店。

項英從報刊上看到22日由中央社發布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得知中央代表博古、八路軍代表葉劍英正在南京同國方談判，頓時欣喜若狂，即請江西省保安處向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代發電報，以求建立聯絡。

項英沒等到博古的回電，于29日離開南昌，返回大庾。

行前，項英、陳毅以中央分局的名義發表《告南方游擊隊的公開信》，要求各地紅軍游擊隊迅速集中、聽候點編。

項英宣布在月宮飯店設立“南方紅軍游擊隊總接洽處”，由陳毅負責聯絡南方紅軍游擊隊談判改編等事宜，在吉安等地設立接洽處。

博古、葉劍英收到項英的電報，即轉報中央。

收到項英電報后，博古欣喜萬分，連夜寫好給項英的信。

得知項英已返回大庾，博古經與葉劍英商議，決定派顧玉良以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上尉副官身份，持葉劍英給江西省保安處參謀長熊濱的公函，前往大庾和項英聯系。

顧玉良于1933年被捕，此時剛從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保釋”出來不久，已通過組織審查，住在辦事處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

見過顧玉良后，項英主持召開贛粵邊特委和游擊隊負責人會議，傳達《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決定項英前往延安匯報工作，由陳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贛邊游擊區和皖浙贛邊游擊區，傳達中央關于國共合作的指示，聯絡游擊隊下山改編事宜。

會后，陳毅前往信豐縣小江，向信南縣委書記傳達中央精神，指示三南游擊隊開往池江整編。

隨后，陳毅前往贛州，洽談游擊隊改編后的給養問題，打算在談妥給養事宜后前往吉安，設立“紅軍游擊隊吉安接洽處”。

10月12日，項英辭別戰斗三年的贛粵邊游擊區，在顧玉良等陪同下，先乘車再換乘輪船，前往南京。

16日，項英一行抵達吉安。

抵達池江之前，顧玉良在途徑吉安時，已于10月8日在吉安一家旅館見過陳毅。

顧玉良輕車熟路找到陳毅，此時陳毅所住旅館已被設為“紅軍游擊隊吉安接洽處”。

項英給陳毅看過博古的信和有關文件后，和陳毅長談。

項英向陳毅交代：我走后，這里的工作由你全盤負責。另外，我想請你去湘贛邊游擊區，讓湘贛臨時省委書記、湘贛軍政委員會主席譚余保同志盡快帶隊伍下山。

項英還為陳毅寫下介紹信：“特派黨代表陳毅同志，來你們這里聯絡。項英”

譚余保

譚余保是湖南茶陵縣農運領袖，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參加了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

1934年1月，譚余保任湘贛省代表團團長，率團潛往瑞金出席中華蘇維埃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

陳毅也是參會代表，和譚余保一起被大會選為全蘇中央執行委員。

陳毅和譚余保在瑞金只有一面之交。

雖不算熟識，但譚余保是老同志，陳毅不覺得向他傳達中央精神、讓湘贛邊游擊隊下山會是難事。

確定國共合作的方針以來，不少游擊隊員對接受改編、穿上國軍制服有抵觸情緒，畢竟兩黨之間曾經惡戰十年，結下血海深仇。

但是，經過耐心的宣傳、說服、教育，游擊戰士大多能轉變思想，接受改編，就如三南游擊隊。

陳毅通過江西省保安處，找到譚余保的老搭檔、湘贛邊區“招撫專員”陳洪時，想請他聯系湘贛邊游擊隊。

此時，陳洪時已升任省保安司令部黨政工作團上校總干事。

陳洪時聽清陳毅的來意后趕緊擺手，以公務繁忙為由婉拒。

陳洪時表示，已和舊日同志分道揚鑣，再見難免尷尬，但是同時表示愿為陳毅前往湘贛邊游擊區提供協助。

陳毅想到，陳洪時是大叛徒，他不愿前往故地，也是人之常情，也就笑著接受了陳洪時的美意。

陳毅沒想到的是，陳洪時不是不愿、而是不敢重返故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怕被脾氣暴躁的“煞星”譚余保殺掉！

陳洪時

陳洪時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回國后前往湘贛蘇區，先后擔任縣委書記、代理省委書記。

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紅六軍團突圍西征后，陳洪時接任省委書記，和省蘇維埃主席譚余保、省軍區司令員彭輝明一起，領導湘贛邊游擊戰爭。

彭輝明戰死后，湘贛蘇區喪失最后一塊根據地，陳洪時嚇破了膽。

在帶領部隊轉移時，陳洪時把追隨省委機關轉移的上千名群眾當作包袱，喪心病狂地下令部隊朝群眾放槍。

這些群眾是游擊隊最鐵桿的支持者，他們之所以跟隨省委機關轉移，都是因為做過革命工作，或者是軍屬、烈屬。

幸好陳洪時及時叛變，不然，湘贛邊游擊隊遲早會餓死在群山中。

1935年6月，陳洪時托干爹與江西省第二行政區專員危宿鐘秘密聯系后，帶領親信人員輾轉下山，乘火車來到萍鄉縣城，“向政府投降”，發表《反共宣言書》，獻上省委文件、印章、地圖、電報密碼以及黃金、光洋等財物。

陳洪時被委任為“招撫委員”，負責在湘贛邊區招降納叛。

陳洪時告訴陳毅，譚余保游擊隊可能在永新縣九隴山活動。

陳洪時還幫陳毅聯系吉安第三專署。

經與吉安第三專署協商，專署保安司令部派出一位副官陪同陳毅進山。

因為陳毅腿傷未好、不良于行，專署保安司令部雇請兩名轎工，抬著陳毅前往九隴山。

陳毅進山、險被譚余保殺掉的“三岔口”故事，整個過程充滿張力和戲劇性沖突，是絕佳的戲劇題材，日后被編成話劇，也被拍成電視劇。

關于這段歷史，基本都有這樣一段記敘：陳毅進山前，已有一位聯絡員奉命前往湘贛邊游擊隊，不幸被自己同志誤殺。

關于被誤殺的聯絡員的身份，有多個版本，記敘者都是地方史志辦工作人員。

被誤殺的聯絡員的姓名，一說為曹樹良，一說為趙書良。

他的身份，一說為湘粵贛邊游擊隊第一支隊長（趙書良），一說為湘南游擊支隊長或湘南游擊一支隊支隊長（曹樹良）。

關于被誤殺的時間，統一為1937年10月，也有記敘為1937年冬。

關于誤殺的責任人，多數記敘為譚余保，也有記敘為九隴山游擊區湘贛獨立團參謀長段煥競和政治部主任劉培善。

贛、粵、湘交界處多為客家人聚居地，游擊隊指戰員除少數外來干部戰士外，基本都是客家人。

看到這里，肯定已有客家讀者已經會意，曹樹良和趙書良必有其一是誤聽誤記。

恭喜你已猜對，在客家話中，曹、趙同音不同調，趙書良是客家子弟的誤聽誤記。

據紅五軍團研究資料，曹樹良是山東人，曾任二十六路軍手槍旅營長，參加寧都起義后入黨，曾任紅三十四師副團長、團長。

1934年12月，曹樹良率部完成掩護紅軍主力西渡湘江任務后率部向東突圍，轉移到湘南東部山區，任湘粵贛邊游擊隊第一支隊支隊長，1937年冬于蓮花縣被錯殺。

紅三十四師是長征初期的全軍總后衛，軍委給他們的指令是完成掩護任務后追趕大部隊，若追趕不上就轉入湘南打游擊。

紅三十四師的幸存者屈指可數，指揮序列是確定的，并無曹樹良擔任副團長、團長的記錄，如屬實也應是臨危受命。

關于湘粵贛邊游擊隊和湘南游擊隊，周里的回憶文章記載如下：

贛南省軍區司令員蔡會文率領贛南省突圍部隊抵達油山后，經贛粵邊游擊總指揮部會議決議，由蔡會文率所部300多人轉到湘南的汝城、桂東一帶建立游擊區，成立湘粵贛特委和游擊支隊，蔡會文任游擊隊支隊長兼政委，周里任特委組織部長兼游擊支隊政治部主任。

蔡會文犧牲后，周里任湘粵贛特委代理書記兼游擊支隊代理司令員，不久轉任湘粵贛特委書記兼游擊支隊政委。

1936年4月下旬，周里和游世雄、李國興率領湘粵贛特委和游擊隊轉移到安仁縣潭灣，與陳梅連領導的游擊隊勝利會師。

因為湘南特委機關已轉移到潭灣，湘粵贛特委與湘南特委在潭灣會合。

5月，在潭灣召開兩個特委的聯席會議，決定撤銷湘粵贛特委，成立新的湘南軍政委員會及新的湘南特委，推選徐克全為軍政委員會主席，周禮為副主席兼湘南特委書記，游世雄為湘南特委軍事部長。

湘南赤色游擊隊大隊和湘粵贛邊區游擊大隊合編為一個支隊，游世雄為支隊長，下分兩個大隊：原湘粵贛游擊大隊為湘南赤色第一游擊大隊，趙書良為隊長；原湘南赤色游擊大隊為第二大隊。

徐克全脫隊逃跑后，湘南軍政委員會被取消，只剩下湘南特委，轄下游擊隊還有李林領導的“湘南紅軍游擊隊第一大隊”、劉厚總領導的“湘南赤色游擊隊第三大隊”。

后來，湘南赤色游擊隊第二大隊改由大隊長顏克儉、政委張松生領導。

趙書良轉任湘粵贛邊區游擊支隊長。

1937年9月，趙書良和通訊員劉敬生帶著國共合作的消息和上級首長的信，到潭灣找湘南赤色游擊隊第二大隊傳達國共合作精神。

張松生不信，誤將趙書良、劉敬生當叛徒殺掉，還將直言勸諫的大隊長顏克儉殺害。

此后，張松生帶領十幾名游擊隊員在茶陵、安仁邊境盲目流動，最終失敗，沒有加入新四軍。

周里原名周禮，湖南炎陵人。

周里配合新四軍，完成對李林領導的游擊隊、劉厚總領導的游擊隊的整編工作后，先后擔任湘南特委組織部長、特委書記、湖南省委代理書記，建國后歷任湖南省委組織部長、省委副書記、書記、省政協主席和中顧委委員。

周里一直在湘南堅持斗爭，是真正的湘南通，他的回憶是準確的。

至于為何對曹樹良領導的游擊隊，會有湘粵贛邊游擊隊和湘南游擊隊兩個說法，是因為兩個游擊區毗連，甚至有部分交錯，容易讓人誤認。

至于為何會把誤殺曹樹良的帳，記在湘贛邊游擊隊身上，則是因為譚余保險些誤殺陳毅的故事太過出名。

蔡會文曾任湘贛省軍區總指揮、總政委，他領導的湘粵贛游擊區和湘贛邊游擊區毗連。

在湘贛邊游擊區的最艱難時刻，段煥競和劉培善奉省委命令，帶領游擊隊主力向湘南轉移，尋找老首長蔡會文領導的游擊隊，未果后返回湘贛邊。

曹樹良被誤殺的故事令人扼腕。

曹樹良的犧牲，責任人不是譚余保，也不是湘贛邊游擊隊。

厘清這一史實，對陳毅是否冒險進山、是否失之孟浪、是否過于自信，可以得出正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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